1957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商业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充分准备坚持说理
驳得右派体无完肤 锻炼群众战斗意志
据新华社26日讯 商业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向右派分子进行了系统、深刻的说理斗争,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驳斥得体无完肤,迅速提高了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热情。
商业部办公厅职工对右派分子林迁的斗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右派分子林迁在整风开始时,他首先抓住“肃反”运动中对他的审查,喊冤叫屈,辱骂“肃反”运动的方法是“军阀式的、霸道的、粗暴的、先入为主的”“不叫人说话”等,他污蔑商业部的干部政策说:“用人问题,掌握人事工作的,沾染了裙带作风,个人亲戚,感情好的才提拔。”办公厅的职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予以驳斥。林则普质问林迁:“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把旧政府、旧企业的人员包下来,只要他们不与人民为敌,就给他们工作。建国以来,各级政府机关里,都有非党人士参加领导工作;就私营工商业改造来说,政府也提出了统筹安排的政策,把私营工商业者包下来。这怎么是裙带关系?”林则普接着举出商业部1956年提拔干部的资料,进一步驳斥林迁。1956年商业部行政人员提级人数共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共产党员五百四十四人,共青团员三百一十五人,群众六百三十八人。林则普说:这个数字说明群众提级的数量还略高于党员,而且林迁本人到商业部几年来就提了两级。所谓“裙带作风”“宗派主义”,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诽谤。
在肃反中曾经被审查的张秉璜、吴宝龙二人就以亲身体会说明肃反的必要性,认为肃反运动对他们的教育、帮助很大,而且他们现在都在积极愉快的工作。
和召开会议同时,商业部在机关黑板报上公布了林迁丑恶、反动的历史。原来这个大喊“冤枉”的林迁,从1939年以后,他就在天津、北京、山东等地当汉奸,帮助日本侵略者进行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还帮助一个日本特务作过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当上了军统特务,参加过殴打进步人士;开过进步学生的黑名单,还在东北管理过国民党政府的集中营,从事“保密防谍”工作。而这些罪恶活动中,有的直到肃清反革命运动时,还隐瞒没有交代。
经过几次说理斗争和公开了林迁的历史,这个右派分子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就原形毕露了。原来有些对林迁认识不清或者抱着温情主义的职工,现在都擦亮了眼睛,认识大大提高了。例如办公厅有几个工作人员开始还不同意开较大范围的说理斗争会,或公布林迁的反动历史,认为在小组批判一下就行了,经过说理斗争大会听了大家的揭露和有力批驳后,他们都觉得这不仅是反驳了林迁而且也教育了自己,提高了认识,有的人在会上也就积极起来投入说理斗争。
商业部办公厅对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能够深入的开展起来,是他们经过了细致的准备工作。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职工,都仔细研究了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加以分类,然后分工按问题调查研究材料,集体研究,准备反驳右派分子的意见,在准备说理斗争时,职工们一方面搜集报章上公布的资料和研究有关政策,同时也注意运用机关内部和右派分子本人的具体事例,这样就驳斥得又狠、又准,使右派分子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低头认罪。
中共商业部委员会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办公厅的职工们,给我们提供了对右派分子说理斗争的经验。通过这个斗争,这个单位的职工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对右派分子的斗志高昂,右派分子已经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了,臭了。商业部的反右派斗争,吸取这个单位的经验,现在正逐渐深入地展开中。


第2版()
专栏:

阎义采为美蒋喝采
化工部职工看穿了他的黑心肠
据新华社26日讯 化学工业部的工作人员自7月9日起举行了多次座谈会,揭露与驳斥党内右派分子阎义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阎义采原来是中共预备党员,在化工部勘察公司保卫科工作。“五一”节前,他的预备期满,支部认为他的觉悟水平不够,没有通过他转为正式党员,他极为不满。后来,正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又借故大闹勘察公司经理室,高呼“打倒共产党”,并且连续四次逞凶打人,先后打了公司职工、副经理、民警、居民组长等十四人。7月上旬,他写了“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的政权是不巩固的,我们的人站出来你们看”两篇反动透顶的文章,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
阎义采在文章中,颠倒黑白,向党的政策肆意污蔑。把农业合作化政策、统购统销政策说成是党“向农民的战略进攻”,“向农民抢劫土地、粮食、牲畜”。他把农村描绘成一片惨凄景象。他对镇反、三反、肃反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绩闭口不谈,而为反革命分子“伸张正义”,说他们是“含冤被斗、被关,无辜的遭到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同时,他认为美帝国主义、“蒋总统”对中国人民有莫大好处,堪与共产党相比较,还说蒋介石也在进行经济建设,号召人到台湾去参观。
阎义采在他的文章中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和比喻,来辱骂党的高级干部、积极分子和一切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人,而把一小撮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誉为“大智大勇”。他还挑拨党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关系。说工人阶级还是“处在饥寒交迫的奴隶地位”,“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向工人阶级灌米汤,是毛泽东的一套手段”,说“共产党对农民采取了‘拉完了磨杀驴子’的政策”。还说知识分子的遭遇也极为可怜,“凡是工作上的疏忽都会被扣上‘利用技术制造破坏事故’的帽子”。他还讥笑那些没有向党攻击的工程技术人员,说他们是“胆小怕事”。
阎义采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作了极端荒谬的估计。他以为“在农村中反对共产党的人日益增加”,“天下分崩,英雄四起,共产党的政权是不巩固的,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准备大干一场。他声称拥护章伯钧的目的在于取消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党制”,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接着号召一切反对党和政府的人联合起来,“组织新的统一战线”,“打倒共产党”。他还要求和他具有同一“理想”的人向群众宣传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至于究竟什么人和他具有同一“理想”,他并没有老老实实交代,反而捏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名单,陷害好人。目前这些被他污蔑的人已经提出控告。
当阎义采的文章在大字报上公布以后,激起化工部工作人员的极大义愤。化工部勘察公司曾根据群众的要求,召开座谈会,准备就他的一些观点进行辩论。但是他在第一次会上只是支吾其辞,搪塞了事。第二次再请他参加会议时,他又拒不参加。目前化工部和所属单位已经出了一百多张大字报驳斥他的反动言行。各司局、设计院、研究院等二十八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都举行座谈会进行驳斥。今后对他的反动言行,化工部还将继续深入批判。


第2版()
专栏:

反革命集团猖狂杀害廉江七名干部和居民
五千群众围捕 凶犯全部落网
新华社广州26日电 新华社记者何星报道:广东省廉江县雅塘墟发生一件严重的反革命凶杀案件,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居民七人惨遭杀害。
事情发生在7月12日。这一天是雅塘的墟期(赶集日)。主犯罗纪润、李绍汉率领其他凶手,在下午四时乘墟上一些国家干部正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行凶。一个凶犯跑进粮站内,先用刀切断电话线,跟着就刺死了在场的一个干部。粮站会计郭福如被凶犯枪伤后,还挣扎着跑出去准备组织人来反击,但他遭到了反革命分子的凶杀,他全身被刺十七刀后死去。粮站主任戴义兴负伤后也和凶犯们搏斗,最后被杀害。税站干部家属罗秀英正带一个小孩在吃饭,凶犯向她腹部刺了一刀,鲜血直流,她还挣扎着给啼哭的小孩吃奶,凶犯残酷地再用刀杀害了这个母亲。另一个正在收拾物件的饭店女工也被杀死。同时被杀害的还有食品公司和供销社的两个干部。
这一批反革命分子杀人后还就地抢去了一些人民币和公债券、粮票等。
当时,雅塘墟附近?山村的民兵发觉了这一反革命杀人案件,他们立即紧急集合,追击这批反革命分子。凶犯们看到情势不好,便狼狈溃逃。附近村庄的群众闻讯后也从四面八方向出事地点围了上来。?山村民兵勇敢地跟踪追击这伙凶犯,不久捕获了三个凶手。一个农民挑着两个空箩和一个凶犯迎面相遇。他听到凶犯后面一群人喊“捉土匪”的声音,放下竹箩,拿起扁担一喝,就捉住了一个凶犯。凶犯们跑到那里,都遇到了愤怒的群众围攻。革命老根据地烟塘村的群众倾村出动,爬山涉水进行追捕,中共支部书记廖发珍和群众一道同凶犯们徒手搏斗,当场捉住了六个凶犯。据廉江县有关机关估计,当天下午追捕反革命凶犯的群众达五千人。到13日,全部反革命杀人犯都被逮捕,无一漏网。
现在廉江县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正在审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凶杀案件。


第2版()
专栏:

天津工商界
同毕鸣岐面对面展开斗争
又揭发了一批毕鸣岐反动言行的新材料
新华社天津26日电 昨天,天津市工商业者同章乃器的同路人——毕鸣岐展开了第一次的面对面的斗争。毕鸣岐在北京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联席会议上受到全国许多工商业者的批判后,会议确定让他回天津认真地检讨和交代。可是毕鸣岐在昨天举行的天津市工商联和民建常委联席会议上,只是空洞地承认“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没有认真地检查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具体的言行,因而遭到与会者极大的不满。在他的检讨全部作完以后,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有二十四人争先揭发和指责他的反动言行。唐宝心揭发了毕鸣岐和章乃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的又一批新的材料。唐说:“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时,毕鸣岐耍两面派手法,当场同意批判章乃器,最后却对我说:‘章乃器太不智,要是我就在会上检讨一番,保管大家满意,会后我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民建中央在起草的一个文件中曾决定批判章乃器的论点,在大家讨论过程中,毕鸣岐找唐宝心等人说:‘叫他们讨论去吧,我们来改’。他竟把批判章乃器的主要地方都改掉了。”
万国权揭发了毕鸣岐污蔑党的政策的事实,毕鸣岐曾说:“总路线是灯塔,等走到灯塔底下钱就光了。”又说:“这个灯塔是大沽口外的灯塔,一会着一会灭。”宪法公布时,毕鸣岐说:“今天有宪法,但没刑法,领导上说一句话就抓人,宪法有什么用?”王芷洲、王金标揭发毕鸣岐在五反的时候,毕曾造谣说:“五反的材料是怀疑来的,扣个帽子就办了,政府也不调查。”在五反以后,天津市民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毕鸣岐和大家一一握手说:“你们在五反中受屈了。”


第2版()
专栏:

到处搜罗“旧部”物色“人才”
陈铭枢在上海组织阴谋小集团
本报上海讯 右派重要头目陈铭枢在上海组织阴谋小集团,企图篡夺民革市委领导权;企图恢复“神光出版社”的活动,已在24日民革市委扩大会上被揭发出来。据民革市委候补委员张胞与揭发的材料,陈铭枢在大放大鸣期间,带着私人秘书到上海,到处搜罗“旧部”,物色“人才”,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有罗海沙、余若南、刘海亭、赵继舜,还有吴艺五、陆晶沽等人。陈铭枢住上海期间,曾先后八次与罗海沙、余若南等在上海大厦研究民革上海市委的领导权问题。他们将民革市委负责人一一排队,具体分析某人可以利用,某人应该打击,斟酌再三。人选确定后,陈铭枢便向民革市委副主任委员赵祖康荐举余若南的“好友”赵继舜,夸奖赵是一个“人才”。他在接触民革下层人员时,又指示说:“海沙是你们的负责人,有问题可以多向他请教”,千方百计地在民革成员中树立以罗海沙为首的核心分子的领导威信,为进一步夺取民革市委的领导作准备。
与此同时,陈铭枢又竭力拉拢前神州国光社的“旧部”,企图掌握出版阵地,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他煽惑俞巴林说:“现在出版工作一团糟,错误百出,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还没有你做的好。”他又对俞表示:“我打算把‘神州’恢复起来,由我任社长,余若南任副社长,其他都是原班人马,恢复原工资。”对资金问题,他还说:“我香港有人,可以想办法,三个月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陈又指示苏一立到新知识出版社去策动“独立”,甚至要职工把过去“神州”的标准字体找出来,准备“择吉开张”。


第2版()
专栏:

桂系军阀“智囊”的幕后活动
民革、民盟桂林市委要万仲文交代
本报讯 连日来,民革、民盟桂林市委先后召开座谈会,揭发和批判民革桂林市主委、民盟盟员、广西师范学院总务长万仲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万仲文在解放前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智囊团中“六君子”之一,替他们设谋筹划数十年。解放以后,万仲文在民革组织中经常兴风作浪,挑拨离间。在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万仲文表面上很少发表意见,但暗地里却写信要民革桂林市委的专职干部给他整理基层组织党与非党合作共事的材料,准备给民革省委带到北京放箭。
省委宣传会议后,万仲文对民革桂林市委的专职干部说,今后凡是召集社会人士开座谈会时,不要尽谈民革的历史、性质、任务,要多谈放鸣问题。在最近一次民革桂林市委的大会上,万仲文竟猖狂叫喊道:过去都说共产党好,现在我们要扭转过来,只说共产党的不好。他又说:过去我没有代表成员利益,缩手缩脚,现在我要代表成员利益了。万仲文是怎样“代表成员利益”的呢?正当文汇报宣扬资产阶级方向最厉害的时候,他一再推崇文汇报,说它如何好。他还主张把学校中的人事、财务、教学工作,交给院委会来办,实际上,就是要学校的中共党委的领导局限在社会活动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万仲文还曾极其恶毒地公开提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六条标准”。他还经常对人说共产党对待党外人士是用显微镜来看的,对共产党员则用放大镜来看。他想借此挑拨党群关系。
在各个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表示,万仲文必须老老实实地检查和交代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第2版()
专栏:

章乃器买卖古董
林建
北京要算是古董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了,而粮食部长章乃器是解放后北京古董市场上独占鳌头的大主顾,他经常坐着小汽车出入于“东安市场”、“琉璃厂”等古玩市场。星期假日,还常常有些古玩商人来到这位部长的公馆,在那琳琅满目地陈列着上千件古玩的客厅里,看货论价;再加上那几间堆得满满的古董“仓库”,使这个“公馆”仿佛变成了古玩交易所。
据古董商们计算,解放以来章乃器收买的大小古董有五、六千件,价值五万多元。章乃器为什么买这么多古董?是这位部长对我国古代文物有特殊爱好吗?章乃器自己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要“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正如民建中央委员资耀华的分析,章乃器是以为人民政府的行情靠不住的,万一人民币成了废纸,他的财产和古董还是完整值钱的。
章乃器的囤积古董,从解放初期就开始了。当时北京市场萧条,古董价格很低,章乃器就常常以一千元(旧币)的低价在市场上收买古董,所以古董商人背地里都叫他“章一千”,意思是说,章乃器专买便宜货取巧赚大钱。古董商们还谈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星期天,同章乃器交易最多的古董商斐顺山到“章公馆”去,在传达室里看到另一个古董商拿了一件小铜器古董,很好,就出五元(新币)买下了。后来,这件事被章乃器知道了,大怒,他质问斐顺山:怎么能在我家里贪便宜货,快给我拿来!裴顺山慑于章乃器的威风,不得不把这件小古董拿给了章乃器。章乃器分文未给白白地敲了裴顺山五元竹杠。
章乃器不仅是买古董的大主顾,而且也是抛售古董的奸商。去年他就把价值一千四百多元的瓷器、铜器共三百多件分三批卖给了古董商人裴顺山,还派人到税务机关去谎称这三笔买卖是“私人卖旧货”,偷漏了税款一百二十多元。
章乃器作为一个部长,一个月也不过几百元的工资,怎么能成千上万元地买卖古董呢?原来他买古董的钱也是吞并别人的资金,来得不清不白的。众所周知,章乃器在解放前就是以敲诈起家的,他以敲诈的钱再吸收一部分股份组织了一个上川企业公司,解放后,这个公司在上海、北京都有业务活动。在解放前的1948年他还以上川企业公司的一部分资金和另一个企业共同投资在香港设立港九地产公司,章乃器担任总经理,每月薪金高达港币一千元,这笔薪金,直到1950年5月章乃器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等要职后,依然每月由香港领取;这个地产公司出租房屋的租金,每月约一千多元,也按月汇入国内,上了章乃器的腰包;再加上上川企业公司的香港办事处结束时,还有余款一万多元,也汇给了他。这些收入本来都是上川企业公司的财产,但章乃器却占为私有,用来购置大批古董。
人们仅仅从章乃器买卖古董的这件事情上,就不难看出这个自命清高,自称“不同流合污”的伪君子的真面目了。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罗隆基强要请帖编辑同志:
这里揭露的虽然是罗隆基作风方面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这个右派分子的本质。
过去每逢体育馆有比较精彩的球赛时,罗隆基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发脾气。为了照顾也是为了减少麻烦,体委会常主动的给他送张票去。就这样,仍然得不到这位难伺候的部长的满意。去年6月间法国劳联篮球队与我国联队的一场比赛,罗隆基打电话来要票,体委就给他送去了一张北台前排的票。因为不是主席台的票,罗隆基就大发脾气说:“不叫我看就算了!给我北台的票,我的汽车放在那里,我的安全谁来负责!”其实,有许多外交官员和各部的首长,也都是坐在北台。
去年8月间,罗马尼亚的篮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时,为了照顾各部首长,体育馆特印发了优先购票的通知,当然也无例外的给罗隆基部长发去了一份。这位习惯等人家送票的部长,对于这个通知很不满意,马上给体委办公厅打来个电话,说:“我没有接到通知,部里是否接到了我不管”、“就是部里接到,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去看球赛呢?”“购票时间见报纸,我那有时间去注意报纸上那些小广告呢”、“就是我接到通知,又那有时间去买票呢”等等。总之,愈说愈明白:不买票,要赠票,最好给他发张主席台的请帖。
在罗隆基看来,像他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坐在主席台上,是丢面子的事;不发给他主席台的请帖,体委也是太不识时务。罗隆基的这点心事,除了通过秘书替他表达说,“他是四级部长,应当发张主席台的请帖”以外,他也直接的打电话透露过几次了。一次说什么他看到有个党员部长坐到主席台上了,为什么他不能坐;一次说什么他在飞机场上见到高崇民拿着一张请帖,为什么就不发给他;一次干脆直接了当的说他要一张主席台的请帖,还要给黄绍竑也要一张。其实,据我们临场所见,时常拿着普通票,死皮赖脸的硬到主席台上坐的,却只有他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罗隆基的这种非坐主席台才舒服的欲望,由于主席台的坐位太少,不能给他解决,这便在他心里一次一次的积下了难以遏制的怒火。去年10月14日晚上举行的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一场篮球比赛,报上登着明明白白,持优先购票证者于13日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五时,到体育馆购票,过时不候。这位罗部长偏在14日下午票已售光的时候,才派人来买票,这当然是很难解决了。罗部长大怒,抓起电话质问体委:“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卖票给我!不给部长留票是谁的主张,是贺龙还是蔡树藩!你们把前排的票都卖给谁了,主席台的请贴发到那里去了!你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简直是腐败作风,体委领导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检查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马上将全部情况向我报告。”(这时他问了一下接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子,以便于检查)“告诉你们今天我一定去看,没有票也要进去!”“光”的一声,摔下了电话。
以上所揭露的材料,只是罗隆基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恶劣行为的一部分。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
王克己 刘丕辉 郭淑明


第2版()
专栏:

缴下叛徒戴凤的“短刃”
四川医学院怒斥右派分子
本报讯 四川医学院学生预备党员戴凤,在整风中叛党,成为向党进攻的“短刃”。
他在一首诗中杀气腾腾的狂叫“短刃啊,快擦亮,短刃啊,别收藏,刀锋就要瞄准党的胸膛!”并宣布自己已“擦亮短刃”挺身跃进,他并组织了“火炬报”大量刊出反党的报道,有意煽动师生对党的不满。他把党号召的整风运动说成是群众自发的运动,骂党委“只知作出僵死般的决定,不管下面的呼声”,又骂党的领导是“珍肴美酒独自尝,日日夜夜卧高床”,是腐朽透顶的“官僚王”。并呼吁全院共青团员重新组织“鸣放办公室”。他还代表一群人“以愤怒的心情”抗议党报不登大学生鸣放消息。
医学院师生最近已开始对这个党内右派分子进行有力的驳斥和坚决的斗争。


第2版()
专栏:

自称“党内反对派”的赵国璋 受到科学影片厂职工的反击
本报上海讯 23日下午,上海电影公司所属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职工,揭发了一贯以反党反领导为荣的党内右派分子赵国璋的严重罪行。会上揭发的许多材料都说明身为共产党员的赵国璋,不但不能履行党员的义务,相反的无孔不入地夸大工作中的缺点向党攻击,公开地宣称“我是党内的反对派。”
发言者指出,赵国璋的反党活动是有目标有口号的,赵的打击目标是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李资清和人事科长等人,赵的口号是:“赶跑李资清,搬掉胡景远(工会主席),改选党支部。”赵曾在黑板报上写过一篇“防者何人”,无中生有地说支部书记李资清用手枪威胁他。把李资清歪曲得简直和“盖世太保”差不多。目的是“要把李厂长搞臭”。赵还把厂内的五位党支委和另二位责负同志说成是“五虎二将”,并把所有的积极分子说成是为虎作伥。赵国璋不但是反对个别领导人,而是反对整个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他曾污蔑科影厂的党支部不如天主教的神父,说:“神父可以使教徒无条件地向他忏悔,而科影的党支部却不能使党员无条件地暴露思想。”他还说:“我对党支部不信任,我就有权不承认它,它的决议我就可以不执行。”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党委书记林琳同志找他谈话,也被拒绝,并回答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表示要在文汇报上见。
发言者又揭发了赵在“鸣、放”过程中的反党活动。他到处煽动群众闹事,向某些对党不满的人说:“过去你受过迫害,现在可以放了,我支持你。”他不顾党和群众的反对,一再坚持要成立“肃反检查小组”,并鼓励其他对肃反有意见的人力争,说“我在党内都不怕,你们倒怕起来了”。甚至连当事人都不赞成这个主张时,赵还独自坚持。今年5月间,赵国璋曾受文汇报的“委托”,组织过一次科影人员的座谈会,会上赵把科影的干部分做“红人、白人、黑人”三种,红人就是靠拢党的人,白人就是好提意见、爱打抱不平因而不受领导重视的人,黑人是被领导遗忘的人,恶毒地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
到会的人一致认为赵国璋已经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成了党内的右派分子,对于他的反党言行,还将继续进行揭发。


第2版()
专栏:

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
本报讯 7月21日,黑龙江日报以“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一种有害的看法在流行,说右派分子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是政治思想水平太低了,分不清是非,所以说了错话。
这种说法,给右派打了掩护。很多右派分子已经不再自充高明,他们宁可承认水平低,宁愿在这方面服输,十分愿意在“水平低”的掩护下组织退却。
问题真是在于水平低吗?若论水平,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水平还不算太低。问题在于立场。立场不同,对待事物的感情也不同,见解也不一样。
例如,肃反斗争,搞出了几万个反革命,另外搞清楚了许多人的历史,还使千百万人在斗争当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这对于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人来说,不一定要有太高的水平,都会说好。但是,站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却硬说这不好。这是水平问题吗?
又如,农业合作化,永远消灭了极少数农民上升为剥削者,绝大多数农民下降为剥削者的可能;给农民开辟了日益走向富裕的广阔道路。这对于站在人民立场的人来说,不一定要有太高的水平,都会说好。虽然他们也批评工作的缺点,但是他们知道这是“头三脚难踢”,批评缺点是为了改正。可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人却硬说这不好。这是水平问题吗?
社论最后说:所以,当前的反右派斗争,绝不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或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利益、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或者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如果还有人认为“听过去都有理”,那就是没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那真是太危险了。


第2版()
专栏:

河南文联创作部的栾星
是“创作”反党谬论的右派分子
本报讯 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了该会创作部负责人、右派分子栾星(共产党员)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栾星在省委文教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假借反教条主义名义恶毒地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官学”,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反动言论。栾星说:“教条主义的三个特色是:繁琐哲学的‘头巾气’;托官依势的‘衙门腔’;抡班斧的‘打手相’”。他还否定几年来思想工作的巨大发展,说:“几年来思想呆滞原因之一,是在这里。”
栾星还狂妄地谈了他的所谓“与党的四次思想分歧”。省文联同志在辩论会上批判时指出,栾星所谓“四不服气”,其基本思想是认为“党不懂文艺”,企图借此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全盘否定,进而使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可以毫无约束地泛滥。
在文联机关鸣放会上,栾星说,“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有阴暗面、有副作用”。有的同志揭发栾星这种反革命言论不是出于今天,早在去年他就提出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不是一个大的‘文字狱’的问题”。这次鸣放中,他对“文字狱”又作了一些恶意的发挥,他说:“当今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比清朝的‘文字狱’还要凶,还要厉害”。
目前省文联将进一步对右派分子栾星的言论进行驳斥,展开说理斗争,运动正深入开展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