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革命世故”解
李光迪
读了萧乾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见本报6月1日第七版）之后，我很有一些感想。现在就他所说的革命世故谈谈吧。
萧乾说“革命世故”的表现是“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还嘴，反而抢先检讨”；还有，就是“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的“戒备状态”。
这是一幅可怕的图画。虽然作者欲抑先扬，也用了一句“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作陪，但是他显然认为，新社会的精神面貌灰暗阴沉，一无是处；人与人相互之间如临大敌，互相戒备。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但几年来我们社会上蓬蓬勃勃的飞跃发展，工厂农村里争提合理化建议，批评领导，改进管理，提高生产的普遍情况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拿文学、戏剧、电影、绘画、雕刻、舞蹈、音乐等文艺创作上演和展览方面来说，又有什么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这样全面的丰富的发展呢？如果我国社会真是像萧乾所说的那样灰暗阴沉，劳动积极性如何能这样发扬？精神生活如何能这样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代？物质建设如何能有这样的发展？
萧乾或者想把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所表现的谨慎说成是所谓“革命世故”。但是这里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必须加以分析。譬如说吧，国家从几乎灭顶的泥浆中站起来了，光辉灿烂，谁能不爱它？社会主义使我国的八年跨过了过去的几千年，使广大劳动人民活跃在国家的舞台上，第一次做了中国的主人，第一次有目标、有信心、有办法、生活有意义，谁能不爱它？领导人民得到这一切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谁能不爱它？为了这种大爱，很多人不愿自己的一言一动对所爱的东西有丝毫伤害，唯愿自己的一言一动都能把事情作得更好；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不愿意信口开河；想到敌人和坏分子的存在，不愿意让自己的疏忽被他们所利用。这些现象，乃是我们民族谦虚谨慎的美德在新条件下的发展。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那就是时移势易，自己的野心不得自由发挥，对事对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得自由表现，满目工农大众，满耳社会主义，身在群众之中，心为化外之人。于是就来了一套对付革命时代的剥削阶级的传统世故，平常人云亦云，伺机发挥一通，这又是一种。
这两种现象当然不能包括社会现象的全部实际情况。在掀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许多人，主要是中间阶层，不能在八年岁月之中就完全适应新的生活和新社会的要求。新旧有所不调，反映为表现上的拘束，这也是一种。
萧乾的魔术就是要把这几种性质不同的态度混为一谈。
第一种态度是好的。抱着第一种态度生活的人们对事对人对己爱憎分明，对人并不是不即不离。他们有歌颂、有关切、有口诛、有笔伐，不是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在他们中间有伟大的、深远的精神上的一致性。他们的目标相同，道路相同；同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将来的社会主义花园。因此，党的号召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愿望的红星。尽管在完全理解和身体力行方面，有先后多少之不同，但是党的号召也就是他们自己心欲言而口不逮的自己的看法，不怕人讥笑说是什么人云亦云。
第二种态度是保留了许许多多资产阶级思想而又视为至宝的少数人所有的态度。本着这种态度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可就难了。他们也有爱憎，但是需要深藏起来，于是就对人不即不离。他们也有所要骂，有所要捧，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市场里，他们却不容易找到买主，于是只好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甚至对“什么号召”也要人云亦云，而内作保留。
至于第三种态度大体上介乎上述两者之间，这也是社会大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人们有所退缩，也有所追求；有所留恋，也有所倾慕；有所犹豫，也有所拥护。在这样复杂交错的思想斗争和生活锻炼中，一般地说，人们还是在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调整前进。
如果萧乾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善意和公正的观察者，他对于今天社会的这些实际情况是不难看到的。解放以来他有不少机会看到全国面貌的深刻变化，他住过农村，到过工厂、城镇和草原，他接触了各阶级各阶层的人。难道说八年之中，他的所见所闻都是所谓“革命世故”，都是不即不离、不疼不痒、人云亦云、不问是非抢先检讨之类吗？
实际上，萧乾所指摘的一些具体现象其本身就值得研究。就拿他所讲的抢先检讨的事例来说吧。客人怪衣服烫糊了，向店员“飞帽子”，店员为衣服烫糊了马上检讨。当然，这个洗衣铺应该赔偿客人的损失，但是主动检讨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对。为什么那个店员就算是摆“革命世故”？难道一定要犯了错误反而矢口否认，抓住“飞帽子”来大骂一通，才算是不世故么？
再譬如人云亦云的问题吧。世间本来就无所谓只要人云了自己就不能云的事。问题完全不在于有了号召能不能人云亦云地加以支持和拥护，而在于这种号召是否大道理之所在，是否众心之所归。假如不是这样，而是没有道理，是违反人心的趋向，那么，即使靠着枪杆子和金钱驱使一小撮狐群狗党做了啦啦队，那种号召也还是落空，不但不能在广大人民中得到共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曾经无数次号召反共，结果反而被共产党和人民赶下了海。假如是真理所在，是人心所向，这种号召就必然不但要引起深刻广泛的共鸣，而且要变成排山倒海的群众行动。以一年多以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说，那种敲锣打鼓、鞭炮连天的情况，即使有任何人听着心烦，看着讨厌，要想加以阻止也是势所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群众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要求。而且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流一滴血就顺利完成，当然也不能不激起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等等的交口颂扬。萧乾究竟从什么地方看出广大人民和无数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号召所表示的万众一心的支持是“革命世故”，是空洞的人云亦云，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呢？他认为他们应有的看法是什么呢？当然在历次的号召中，也是有人把自己的看法藏起来而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的。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坏打算，这种坏打算却藏不了多久。
本来万众一心的表现（人云亦云）同独立思考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而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但是萧乾在他的“革命世故”论中却把这两个东西对立起来，好像是现在只有毫无头脑的人云亦云，而消灭了个人风格、个人看法，消灭了独立思考，这就无以“异于禽兽”。这种抹煞一切的论断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解放后许多人写了许多东西。有的人写得生龙活虎、有的人原有的风格改变了；这不一定是坏；有的人缺少风格，平淡无力；有的人根本没有写。这有许多原因。如果把这些情况统统说成是个人风格和个人看法被消灭了，那么，很多作家就不能心服。而且，许多剧种和许多有独特作风的新演员的出现又将作何解？类此情况，在其他文学艺术部门和整个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即以萧乾为例，解放后萧乾写了几年的文章。什么人把他的个人风格、个人看法消灭了呢？
独立思考和个人风格的问题当然都不仅是文艺问题。试问萧乾，像章伯钧那种资产阶级流氓野心家的个人风格应不应该消灭呢？像罗隆基那种美国买下民盟还有赚头的个人看法和主张应不应该消灭呢？难道消灭了这样的个人风格，独立思考，也会变成禽兽么？人人都应该独立思考，但是独立思考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概念。有人凭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良心来独立思考，有人凭着资产阶级的黑心来独立思考。归根到底，思想都有它的类型，有它的阶级本质。当有的人根据英国工党的主张和作法来思考的时候，难道他是独立的吗？我们主张人民应该凭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良心来思考，这种思考现在还不够，还不是普遍的，因此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号召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反对凭着资产阶级的黑心来“独立”思考，想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涂得一片漆黑。对于这样的“独立”思考，我看不但党的领导不会“放心”，人民也不会答应。共产党决不做人民不答应的事，所以尽管有人反对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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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英雄杨根思（油画） 宗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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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蒲州戏演技上的观感
邓初民
谁也知道，歌、舞、诵（道白）、奏，是中国戏曲的四大组成部分。是“诗”，是“史”，是“事”，也成为中国戏曲的三大混合要素。蒲州戏（蒲州梆子腔）和其他几个古老的剧种一样，在这点上是保存了它自己继承来的传统特色的。在许多戏中，都是“歌以称之”（称其意）舞以象之（象其形）的从剧中人应有之生活深度，予以艺术夸张，表现得非常美妙自然。演到筋节处，会使人有一种神情开阔的感受。
的确，蒲州梆子腔是个比较古老的剧种，保存了三四百本古老的剧目，也保存了不少的较古老一些的传统表演技术。所有“捋须”、“弹冠”、“提袍”、“拂袖”，以及“翎子工”、“髯子工”、“鞭子工”、“翅子工”、“步工”、“跷工”、“幡工”、“靴子工”……等等，无一不是配合着他们的手式、眼力、身段，在渗透了一定的生活感情之后而变为很优美的艺术舞蹈形式的。
就拿这次来京演出的几个主要角色谈吧：“跷工”，是老艺人王存才的绝技，可惜在未来京前就与世长辞了。据说他的跷技，并不在早年“名震京国”的老十三旦（洪洞侯俊山）以下。“帽翅工”经阎逢春同志改进又有了新的发展。“放饭”、“杀驿”、“忠义侠”等剧中，类多“帽翅工”参差其间，获得观众格外赞赏。王秀兰同志，系蒲剧旦角中后起之秀。她在“藏舟”、“洞房”、“明月珠”、“燕燕”与“红娘”几出戏中，对人物性格的刻划，每个戏各有不同。她在表演上“词情声浪”与“内心情感”有许多地方耐人寻味。至于张庆奎同志因十三岁名噪歌坛，艺名多呼之为“十三红”。他的确是个很优秀的角色。我认为他的“拆书”、“宫门挂带”和“三家店”等戏的演出，无论身架、动作、表情，似乎都已接近到艺术上熟透的阶段。花脸除京剧外，在地方剧中，杨虎山同志也称得起突出的一个，“九江口”、“?蜡庙”、“通天犀”、“赠绨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筱月来同志，虽然是个蒲剧小生，但他对“出五关”等关公戏也有所擅长。
据某些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同志们谈，明清以来，蒲州梆子腔在北京曾称之为“西部”、“西腔”、“梆子腔”、“勾腔”、“山西梆子”、“山陕梆子”等等，直至郭宝臣（元儿红）侯俊山（十三旦）以后（清末民国初）才渐次绝响于京师。郭与侯所唱的梆子腔，系“高调蒲州梆子”（参合雁北音、张家口音与直隶土调混合而成），当然与今天的蒲州梆子腔有“同工异曲”的差别。
因此，我感到这个剧种是值得推荐的，它可能保存着自元曲以来的许多传统优秀表演手法与技巧，可供大众欣赏和研究，尤其是戏曲界同志们的欣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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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歌唱解放军
一颗红透的心
刘德鑫
我想起了一位老同志的故事，
在一个金光灿烂的早晨。
那是1936年的秋天，
他负伤在青甘边境。
团长给他一匹骡子，
走着走着，失掉联系，离开了红四军。
部队哪里去了？部队哪里去了？
回答他的是黄土高原滚滚的风尘。
留在这里等于死亡，
北上抗日召唤着他的心。
这只雾海的孤帆呵，
开始寻找指点方向的标灯。
找不到部队怕什么，
延安——
那不是党中央所在地，抗日的中心？
走，向着延安，讨饭也得回去！
蛟龙必须归大海，
孤雁必须找雁群。
可是到延安不熟悉路径，
只知东渡黄河，两千里行程。
没有地图，没有健康的腿，
困难啊，像座大山把道路堵紧。
“凭太阳辨别方向，以万里长城为道路”，
他又前进了，用吞没山河的气魄，
健康的心！
太阳起床他出发，
太阳下山他宿营；
撕下裤管作饭口袋，
没有柴烧捡牛粪，
讨点麦麸吃，住进羊群的避风坑。
不管伤口生了蛆，不管眼珠陷得深，
凭一根竹棍，一颗红透的心，
前进！前进！前进！
终于呵，那末一天到了：
黄河在阳光下
迎接这个带伤讨饭归队的红军。
我想起这位老同志的故事，
在这金光灿烂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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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寓言
孑孓和蚊子
吕丹
一阵暴雨过后，雨水漫着大地，像决了口的洪潮，流向海洋、江河和湖泊。同时，也冲进那幽暗的臭水坑……。生活在臭水坑里的许多生物，都勇敢地跳进这新的水源，洗涤着由于长期生长在臭水坑中而沾染的周身酸臭。
孑孓却大叫大嚷：“这简直是暴力！残酷！破坏我舒适的生活！”
紧接着是和风细雨，地面上清澈的水，一天多似一天；汇成的巨流，不断地向所有的地方流着。
这一来，孑孓越想越恨，越恨也就越懊恼。最后大声疾呼：“你们都说臭水坑不好，但它孕育了生命！而你们，正在屠杀生灵！这是道德的毁灭！”它说着，说着，又沉醉在回忆里：“臭水坑哟，你是多么美丽哟！……”
它的这些言论，深深地得到蚊子的赞许：“有胆识！有骨气！你们将要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我表示对你拥护、钦佩和支持。”
“只有蚊子才够朋友”，孑孓想。因而它恨透一切，恨江河、恨水族、恨人类。于是它疯狂地跳呀、撞呀、摇呀，想用它那细小的身躯，动摇整个世界。可是当它意识到自己的打算不能达到的时候，意识到过去的环境已一去不返的时候，它无力了，衰败了，干枯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躯壳。
不知是谁发现了这个机密：孑孓和蚊子本来是一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