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右派分子的阴谋一定粉碎
许广平
刚才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是一次不平常的大会。在人民代表们愤怒的揭发和声讨的万丈光芒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给冲刷出来了。人民反击右派的浩荡声势,像百川奔腾似地形成了强大的巨流。前些时候,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是多么飞扬跋扈,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啊!现在却在众目睽睽的怒视下,成了灰溜溜的“过街老鼠”了。这一情况,又一次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说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结实地扎了根,谁要妄想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谁只有碰得头破血流。
回忆在大会之前,特别是6月8日以前,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右派分子曾经“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气焰非常嚣张。但是右派分子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大会开始以后,代表全国工人、农民、战士、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和华侨的代表们,一致义愤填膺,对右派分子绝不宽容地加以讨伐,或举实例,据理说法,或加申斥,揭露丑恶。这里,大家一致的语言是痛击右派,一致的感情是更加信赖党,一致的目标是捍卫社会主义。经过二十几天的小会、大会,右派错误的言行被揭发、驳斥得体无完肤,闭幕之日,若干右派骨干分子开始向人民投降了。
右派分子的遭到惨败是必然的。有人曾经分析过他们的基本队伍,指出他们不过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改造死不甘心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代言人,如章乃器之流;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钧之流;恬不知耻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如罗隆基之流;从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营垒里分化出来的孽障,如龙云、黄绍竑之流。”(程潜先生语)以他们这一小撮人的力量,竟敢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国人民挑衅,真如蚍蜉撼大树,不遭到惨败难道是可能的吗?
至于从右派分子采用的战略战术来看,尽管他们也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但其所运用的方法,除了歪曲、诡辩、造谣、欺骗、诋毁、诬蔑、煽动、放火之外,尽管伪托千万个理由,但没有一条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得住脚,因此,只有引起人民代表同声愤慨的驳斥。例如一位工人代表说:“如果谁要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我们工人就要拿起铁锤和他们拚”。一位农民代表说:“谁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打碎他的脊骨”。又一位农民代表正告右派分子说:“你们如果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末,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十九位解放军和志愿军代表联合发言说:“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打垮它,消灭它”!这位发言者还代表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宣读了一封信,生动有力地回答了王德周之流的反共叫嚣,信里说:“王德周先生,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一定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就这样,在人民强大力量的面前,会上再也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敢于出来放肆,颠倒是非,胡言乱语,而开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地向人民伏罪了。当然,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人民不会简单到以此满意。还必须继续彻底全部的要他们把底子翻过来,把臭缸倒得干干净净,不搞得透彻、干净,决不收兵。
现在,右派阴谋已经揭露、真相业已大白之后,有些人还存有浓厚的温情主义,不敢对右派进行批判,觉得都是过去的熟人,碍于情面,不好下手。必须认识:右派分子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他们心怀贰志,一心想要恢复资本主义,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目标。我们看:章伯钧借口向党和人民“要求民主”,实际上是要党和人民按照他规定的路子走;罗隆基要党和人民对他“三顾茅庐”,实际上是他要把人民当作阿斗来看待;至于什么“自由选举”,“轮流执政”等等滥调,连美蒋敌人也在说这是他们“‘反共进攻’的大陆基地”,是右派分子要我们“自促垮台”,难道我们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并且在解放后受了几年党的教育的知识分子还看不出来吗?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容情的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在一切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勇于投入斗争,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不能缩手缩脚。这是关系着我们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如果我们还蒙着温情主义的面纱,不从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和自己的旧阶级斩断千丝万缕的连系,不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尽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自己的魂魄就永无所安,不但于六万万人民的事业不利,而且也难保证自己有一天会不摔大跤的。因此,认真坚决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也正是自我锻炼、自我改造的过程。
现在看来,右派的基本队伍已经溃败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也被我们打乱了。但是,我们反击右派的任务,却还没有完成。因为右派分子还没有彻底向人民投降。比如有的还在假装糊涂,说什么反右派的斗争“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开始清醒过来”(张云川),有的过去公开叫嚣,要别人以“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来“帮助党整风”,现在却想为自己开脱罪行,说什么他“已在事实上做了章、罗思想的俘虏”(马哲民),有的还在玩弄花招,说什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章乃器),甚至如章、罗联盟的首脑也还在矢口抵赖,说什么他和章伯钧“只有思想上的联盟,没有组织上的联盟”。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群众所揭露的大批材料,和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章乃器、陈铭枢等人的所谓“检讨”加以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私货向人民全部交代出来,我们必须追究到底,右派分子不最后全部缴械,我们决不罢休!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当中,我们全国人民再一次地得到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我们指路的明灯,我们全国人民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她。只要遵循这坚强的领导,我们就能一步一个胜利地打败一切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勾当,今后,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右派分子的阴谋一定粉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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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稳立场,划清界限
李少春
我愤怒!我非常愤怒!右派分子们,竟敢乘着我们党号召整风的时候,施展其魍魉伎俩,猖狂地向党进攻,妄想篡夺党的领导。他们那卑鄙无耻的手段,不论在科学界、文艺界、工商界……每个角落里,无所不用其极。拉拢利用些头脑不清楚的人,为虎作伥,丧尽天良的肆意诬蔑党的领导,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不能容忍而且不可容忍的大事,我们应当坚决的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投入这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平日,常常听到有些人说:“我如何如何的受到党的教育,党的培养,党的恩惠,党的温暖,我一定要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话尽管是这样说了,最重要的,应当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话。到了现在这个紧要关头,那就应着古人那句话:“疾风知劲草”了。就在这阵子疾戾的邪风进攻我们党的时候,就有些人口称是糊里糊涂的受了右派分子的利用,而实际上已然作了“迎风放火”的人。我想:在他们检查自己的时候,空说什么“我一定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是空洞的,无用的。应当大胆地,勇敢地,老实地揭露出右派分子预期的阴谋。只有这样,才能在“疾风”中显出“劲草”来。
痛心的而又使人愤怒的,是右派分子在文艺界放火的行动,已经具体地伸入我们的中国京剧院,15日报端揭露的事实,有目共睹。这种毒辣的阴谋,很明白是要摧毁我们的戏曲事业,把那些在解放后受到党的教育而逐步提高的演员,拉回旧社会去,达到他那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梦!朋友们!谁没有一颗心?谁没有一颗良心!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在过去我们艺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在旧社会里是什么地位?虽然我们在演剧技能上,有些成就,而旧社会里那些豺狼鬼怪,是怎样的看待你?前尘不远,旧梦犹温,抚今追昔,能不凛然!所谓谈虎色变,痛定思痛,我们应当有明确的认识了。以我个人来说:不错,李少春三个字,过去是有些人知道的。但是李少春所以叫人知道,那只是为了生活“吃饭”。就是单纯的一个吃饭问题,也并不那样简单。为了赡养一家几十人吃饱了肚子,不论在什么环境,也要上台。记得有一个夏天,我贴了“打金砖”,忽然我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急诊之下,勉强好了。可是我不能不演,主要倒不是戏院不同意,而是我为了吃饭,等米下锅,不可能不带病上场。像这样的事,我想同行们都会有此同感吧!解放后的今天,这样的事绝对没有了。党对我们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在地位上推崇我们,在艺术上策进我们,在事业上鼓励我们。我们过的是幸福生活,真正的追求艺术,几年来,我们在国内国外的地位,真是“百尺竿头,指日而上”。但凡一个有良心的人,怎能不亲亲切切爱护我们的党;敬爱我们的党的领导;诚诚恳恳的保卫我们的党的领导呢?最近,我嗓子闹了点毛病,组织上不但替我介绍医院去检查诊治,还叫我多多休养,在休养期间,给我安排了适当的学习机会。我想:不止对我一人如此,对待同志们都是如此。党的领导真是伟大的!温暖的!铁一般的事实在此,有什么理由,能够灭却良心,不辨是非的向党诬蔑呢?但是,现在就有些人,已然接近了右派分子的边缘,公然给右派分子作了些事,这怎能不使人愤怒!非常的愤怒呢!
毕竟党是英明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出来:你们虽然接近了右派分子的边缘,而实际上是被拉拢的,利用的。你们应当感激党,感激人民,从泥潭里援以仁慈之手!我想: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感念及此,立刻回头,真正的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尽量的揭露出右派分子鄙卑龌龊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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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哀悼意大利名作家马拉帕尔特
萧三
本月19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意大利著名作家枯尔秋·马拉帕尔特在罗马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我们觉得非常哀恸!
马拉帕尔特去年10月来到中国他一下飞机就表示他来中国访问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的无限景慕。他认为人民中国成立后只短短七年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是惊人的。
马拉帕尔特是一个多么热情和富有正义感的人呵!由于他的知识丰富,眼光锐敏;由于他在来到中国之前贪读了一切他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刊,历史和地理的、古典和现代文学艺术的,他对于中国已不陌生。在出席了鲁迅和孙中山纪念大会、游览了中国各地并逗留了一些日子之后,马拉帕尔特成了热爱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好的朋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祖国),他自己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
我们对这位正直的外国的新的最好朋友曾经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马拉帕尔特非常反对他本国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前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看法,因为马可波罗曾经说,中国是个野蛮的国家。
相反,马拉帕尔特非常称赞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他不只一次也不只向一个人谈述他对于中国最好的印象。他经常说,中国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是世上最高尚的民族。
(他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后对人说,中国人民很关心文化生活,这种情况在欧洲却是稀有的。)
在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之后,马拉帕尔特在纪念册上写道:“参观后我心中非常激动(混乱)。我对自己以前的工作感到不满”。写好之后又对陪同去的人申述他对鲁迅的敬仰,认为鲁迅一生是为人民而工作,每一篇作品都有深刻的意义。许多别的作家只求文字美,而内容毫无意义。自己过去虽写了些较有意义的作品,但和鲁迅的作品相比则差的远。他又说,对鲁迅爱护青年的精神也很感动。从这也可见这位意大利作家的谦虚。
1931年马拉帕尔特写了一本书反对希特勒,这是欧洲第一本反法西斯的书。墨索里尼为了这,监禁并放逐他五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每星期都给“时代”周刊写一篇文章。他也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周刊“新生活”写文章和通讯。
马拉帕尔特去过苏联,写了许多关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匈牙利事件后,西方某些知识分子中间曾发生动摇,资本主义世界滚起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正在这个时候马拉帕尔特发表自己的赞美苏联的文字。
马拉帕尔特对于文学艺术的见解是颇为高明的。他直率地批评在中国所看见的一些戏剧、电影。他建议我国文艺界多努力产生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他几次向我们提议制出一部关于“长征”的影片。
看了“祝福”之后马拉帕尔特大为称赞说,内容好,技术高,主角白扬也演的很好……但在导演的某些方面还嫌不大成熟。他说的是祥林嫂受到刺激时脸上的表情过于强烈,他说,用面部表情来表达强烈反应的这种技巧已经过时了……
马拉帕尔特和我国戏剧界会谈有关“雷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演员的水平很高,可和巴黎的演员相比。导演水平也很高。在中国能看见这样设备完全的剧院也使他惊奇。他说我们的话剧进步很快,但外国不知道,因为我们只向外国介绍古典艺术,新的东西则介绍的很少。他建议我们每年举行一次戏剧节,请外国有名的戏剧家和演员来观摩……
马拉帕尔特自己的写作面颇宽,写论文、速写、通信、小说、剧本。他曾写过“列宁传”一本书。他写的一个剧本“资本论”,描写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情况的,于1949年在巴黎曾上演九十多场,尽管资产阶级多方阻挠、反对。
最使马拉帕尔特感动的是中国的监狱。原来,当中国艺术团在意大利演出的时候,意大利某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在报上写道:“不要给我们看京戏,让我们 看看中国的监狱吧!”也正是这个原因,马拉帕尔特特别去参观了北京的监狱。第一个印象使他惊奇的是监狱里没有铁栏杆等等,里面非常清洁。再则是犯人们可以在狱中来往走动,不受限制。他说,中国监狱对犯人的待遇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他说一般的刑法都是镇压,是惩办;但在中国是教育。这就是最大的特点。马拉帕尔特举他自己住过监狱的经验说,平常的监狱每天只允许犯人“放风”一小时,但他看见北京监狱里的犯人可以在狱中来来往往,并且可以作工、学习、参加体育、文化等等活动。这种情况在欧洲及其它各国是不存在的。那里的罪犯整天被关在屋子里,而且常受拷打。因此他说,从这里更加明显地看到了,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庄严的。
他又说过,中国人都尊重自己的劳动,这单从保存古物名胜一点就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和善有礼。他在中国许多日子,走过许多地方,就没有见过一次人们打架、吵嘴、骂街的事情。
在纪念孙中山九十冥寿的前夕,马拉帕尔特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交谈了许久。这使得他当夜兴奋得睡不着。他说,他当天的小病也完全好了!事后他逢人便说,毛主席是完人,他很平常,很伟大。会见之后他写了十几页的通讯,寄给了“时代”杂志。“新生活”、“时代”都给他拍来电报说,已经收到他到中国以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并称赞他写的精彩。(第一篇的题目是:“从莫斯科到北京”,在“新生活”上发表了。)
马拉帕尔特游览了中国各地。在重庆旧病复发,回到北京即入协和医院治疗。我们去医院探视的时候,他总是说,要留在中国,要写完他那本已经写了二百页的关于中国的书。到他觉得非回国去不可的时候,他几次哭了,临上飞机的时候也和送他的人们拥抱而且流泪了。……
他回国之后,意大利政府为了表扬他对文学新闻事业的贡献,给予他特别奖金。回到罗马之后他继续进行医疗。意大利各界人士,包括政府部长和他的朋友,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同志,都去医院探病访问。一位政府部长,也是马拉帕尔特生平的朋友,去看他时,他盛气责备部长们对中国的无知和意大利现政府执行别国政策不承认人民中国……(据说,他生气地叫那位来访者“滚出去!”)。
马拉帕尔特深为自己未能在中国完成那部关于中国各方面生活的书而觉得歉仄。但他说,回国后一定也写成。我们也殷切地希望能读到这部有重大意义的书。但是不幸,病魔终于夺去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光辉的生命。这对意大利和我们大家是多么不幸!这怎能不引起我们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同样深刻的悲恸?!
马拉帕尔特遗著有名的为:“坏了”,“皮肤”,“托司康尼人咒骂”(注:托司康尼人所说的意大利语被认为是最美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外国的非党的大知识分子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久,却如此热情地爱我们的一切,爱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和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谁都知道,今天在全世界我们有成千成百的这样的国际朋友,在这里不一个个例举了;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内中也有所谓大知识分子,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而竟黑了良心,肆意诋毁谩骂,反对我们党的领导,反对我们人民和社会主义,你们站在马拉帕尔特的灵前,能不愧死么???!!!
1957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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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抹杀得了吗?
小白玉霜
我刚从宣化一带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对首都轰轰烈烈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不太了解,又加上在外不能及时看到报纸,许多右派言论没能及时看到,显然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比同志们落后了一步。当我在报上第一次看到那些反动言论时,气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和这些眜着良心说话的右派分子来算算账。我虽然文化不高,不会写文章,但我还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让他们看看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右派分子说:“党员干部的生活都提高了,而老百姓的生活比解放前降低了”。还有人说:“共产党把事情都搞糟了”。那就让我们看看活生生的事实吧。这次我在宣化龙烟铁矿演出,参观了他们的工地、疗养院、工人宿舍,并且和许多工人进行了个别谈话。据他们说:在旧社会里,干这一行工的受苦不说,就是连性命也难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用枪杆子逼着来的,干也是死,不干也得亡。厂方不管工人的死活,由于坑道里缺乏应有的设备,大部分工人都得了职业病(即矽肺病)。死在坑道里把我们当死狗一样的扔到了万人坑。“想起这些不是人的生活,今天还觉得毛骨悚然。再看看解放后我们工人的生活。不但生命有了保障,社会地位和生活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做了国家的主人,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再也没有人叫我们‘黑鬼’了。人民政府为我们改进了生产条件,解放前用风钻钻洞,很多尘土都飞到工人的肺里。解放后换用最新式的水泵风钻,这样就可以减少尘土。洞的外面设有太阳灯,洞里有通风器。把过去多少年来流传着的职业病基本上消灭了。目前在疗养院住的四十多位老工人,他们的病大部分都是从旧社会带来的。”
再看看他们的生活待遇吧!除了工资外,每人每月发理发票两张。仅这笔开支,全矿工人一年就需要一万六千元。厂里为他们修建了漂亮的洗澡室,每天工作完了都可以洗澡,而且不收费。“在这舒适的洗澡室中洗过澡换上了自己的料子衣服,大皮鞋一穿,手表一带,真好像大学生一样。”
有一个工人同志带着心酸的口吻说:“在旧社会,我们一家几辈子都是传代工人,也不认识一个字,今天我的孩子居然上了中学,在旧社会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另外我还要说几件事给你们听听。我们工人每天下坑道四小时,上来休息的时候发给我们保健糕点,每人每日鱼肝油丸两粒。光我们这一个厂劳动保护费一年就用八十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元。家属补助费十万元,福利费一百零七万三千七百九十元。矿上有电影机五部为我们放电影。另外我们自己还组织业余剧团,有京戏、评戏、晋剧……”。这些好处真是数不胜数。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那儿会有今天”。
眜着良心说瞎话的右派分子!你们睁开眼看一看,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像你们所说的共产党把事情搞糟了吗?成绩是次要的吗?
下面我想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右派观点和右倾思想在我们戏剧界的表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例如最近吴祖光在戏剧报11期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说解放几年来戏曲工作不但没有搞好,而是搞糟了。这一切都是党的领导造成的。他说目前戏剧舞台上那些活跃着的,有成就的演员,没有几个是解放八年培养出来的。且不谈别人。就拿我自己来说,不错,解放前我是已有了些名声。可是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相比较,那真是有天渊之别。在旧社会里,我识不得几个字,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像虫爬似的。演戏时很多句词不懂就唱了,对人物分析就更谈不上啦。没有导演排戏,两人说说就上戏。忘了词就在台上乱编“水词”。戏长了可以随便减短,行话叫“马前点”。戏短了可以随便拉长叫做“马后点”。当时的艺术质量可想而知。解放八年来,我有机会上了学,现在已读初中,能写普通的信。政治觉悟也提高了。因此,也就有能力分析剧本和人物思想,初步懂得怎样排戏了。我们到工地、前线去演出,有机会体验人民的生活,在创造人物上有了生活的源泉,因此艺术质量比解放前大大提高了。就拿“秦香莲”一剧来说,解放前演了多少年,一代传一代,老是那样,没有什么提高。而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配备了导演、文学家、音乐工作者、美术家,使我们学习了不少新东西。所有这些成绩,不都是解放后党的大力培养和关怀才获得的吗?再说,一个演员的培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从六、七岁就上台演戏,到解放前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栽一棵树吧,也不是七、八年就能长成大树的,何况是培养一个演员呢?怎能要求在七、八年内就培养出像梅兰芳那样的演员出来呢?
吴祖光对剧目的看法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写照”。
我觉得这种说法真是片面性到了极点。我国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流传下了大量的优秀剧目。但由于在旧社会不重视人民的创造,很多剧目都失传了。解放后由于党重视民族遗产,号召大批文艺干部下团帮助戏改工作,就剧目来说,就挖掘了五万八千多个戏。发掘一千多个优秀剧目。参加剧目整理的干部有一千多人。受群众欢迎的剧目有几百出。如刘巧儿、祥林嫂、秦香莲、西厢记、小女婿、白蛇传、李二嫂改嫁、杨三姐告状、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有的演出多至一千多场。又如有些剧种如昆曲、河北丝弦等,几乎要失传了,但,在党的关怀下,今天在舞台上又新生了,并且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这些惊人的成绩,难道不是依靠党的领导吗?为什么吴祖光却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他又说:“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是这样吗?我们看看观众买票的情况吧!有的人为了买两张票抗着被子夜里去排队,这难道是领导上塞给他们去看的吗?每当演出一个新戏,都会接到群众大批来信,剧院对群众的来信从来都是重视的,群众有很多好的意见都被导演们采纳了,这能说群众不关心不喜爱这些剧目吗?能说是硬“塞”给观众看的吗?假使吴祖光同志能够深入群众听听他们的反映,也就不会如此的主观片面了。
另外吴祖光还认为戏曲的领导都是些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把组织和个人完全对立起来看。因此按他的说法,就是企图想取消党的领导。解放八年来,戏剧事业蓬蓬勃勃的发展,没有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是谁使得艺术家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是谁指出了艺术的发展方向?是谁告诉我们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谁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就拿我们中国评剧院来说,如果没有党在思想方面、业务方面、组织方面的具体领导,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搞,那真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我坚决反对开倒车的思想,谁要是再把我们拉回旧社会的私营班社的老道路上去,我宁愿不干戏剧工作了。是党给了评剧以青春,今天评剧剧种已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谁要想使戏剧事业脱离党的领导,谁就是戏剧的罪人。无论什么样的挑拨离间,也不能丝毫动摇我们戏曲工作者依靠组织的心。我不会什么理论批判,只是把我个人的亲身体会写出来作一新旧社会的对比。让那些有右派观点的人好好想想,他们提出的那些歪曲党否定党的错误言论究竟目的何在?他们的思想根源又是什么?现在是该诚心向人民交代的时候了,否则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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