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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费孝通勾结黄沙进攻“新观察”
主编戈扬丧失立场支持右派活动
“新观察”编辑部连日召开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新观察”杂志编辑部自7月9日以来，连续召开工作人员大会，检查刊物的方向，并展开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费孝通勾结该刊右派分子黄沙的反动阴谋，并批判了该刊主编戈扬同志的右派思想和支持右派活动的错误。
“新观察”自去年秋天起，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文章；整风开始后，刊物上更出现了一批反党的毒箭。对这些反动的文章，编辑部非但长期不准备反驳，而且把毒草当作香花送给读者。如“西游记新编”（56年22期）、“六亲不认与墙”（57年11期）、“女工的要求”（57年1期）、“野兽的厨房”（56年24期）、“蓓蕾满园乍开时”（57年10期）、“为什么放得不够”及“风雨小集”（57年12期）、“记者是干吗的？”（57年11期）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十一篇是编辑部的人写的。这些文章中，最能代表编辑部右派思想的是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蓓蕾满园乍开时”的报道，这篇报道总汇费孝通等人的右派言论，向党放出了一支毒箭，而编者却把它放在刊物首页；该刊记者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是一篇恶毒的挑拨性的煽火文章，也放在刊物的重要地位。又如费孝通攻击党、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重访江村”一文，编者也当作好文章向读者推荐。更为严重的是，在今年6月16日出版的第十二期刊物上，原拟刊登“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一文。这篇文章比文汇报的“民主墙”报道更十倍露骨地渲染北大右派分子的活动，实际上是篇煽动学生闹事的报道。这篇文章在刊物付印二十多万份后，由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临时抽掉了。“新观察”所以产生向右转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编辑部以右派分子黄沙为代表的一小伙人和右派分子费孝通相勾结，当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猖狂的时候，他们在编辑部趁机兴风作浪，企图篡改刊物方向；刊物的主编戈扬同志，身为党员领导人，有严重的右派思想，丧失了党的立场，在外部影响、内部力量的冲激下，对黄沙等人的反动言行加以附合、纵容和支持，同时她自己也在编辑部散布了不少右派言论，造成编辑部邪气上升、正气不张的情况，使刊物最后走上了资产阶级方向。
黄沙、费孝通里应外合猖狂进攻
费孝通在9日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上交代：“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费孝通的这个得意学生，就是“新观察”的记者、社会生活组副组长黄沙。1950年黄沙到“新观察”工作后，就一直和费孝通过从甚密，对费孝通言听计从。费孝通经常来找黄沙，成为“新观察”编辑部的“密友”。费孝通通过黄沙，一方面大量向“新观察”贩卖毒货，用曲笔写反动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一方面用各种方法，向编辑部散布反动思想，企图把这个销行三十多万份的刊物，完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思想阵地。据黄沙交代：去年十四期“新观察”上发表了费孝通用晦涩隐蔽的手法，攻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一文后，黄沙问费孝通：“你这篇文章提出许多问题，但却没有解决。”费孝通说：“我是先肯定它（指人代会），然后改造它。”“新观察”的另一个记者在苏州时，费孝通也对这位记者说：“以后人代会的代表改选要凭真本事了。”费孝通所谓要“改造”人代会，是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异曲同工的，目的是要把人代会“改造”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把他们认为没有“真本事”的工农代表改选掉。
费孝通今年春天去江苏农村作农村调查时，曾向编辑部吹嘘，他这次调查如何重要，将来要在国际上发生影响等。编辑部还特地派了记者和摄影记者跟他去。当那篇“重访江村”的稿子寄到编辑部后，他接连来信来电报，要求一定要在人代会前夕6月1日出版的刊物上刊出。以做为他在人代会上的政治资本。这是一篇别有用心的文章。费孝通现在自己也承认了，是“要更有力的反对党的政策”，“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
费孝通还处处表示对“新观察”特别“关心”，在他去苏州前，曾两次到编辑部，畅谈“新观察”还没有“解冻”，应该“解冻”等等。编辑部一部分人被这种思想俘虏，纷纷议论怎样“解冻”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几个人分工连夜收集报刊上的右派言论，最后由一位编辑执笔写成“蓓蕾满园乍开时”的综合报道。费孝通就在这时候，还曾想给“新观察”写一篇“记者来访”，意在诋毁现在的新闻工作没有“新闻自由”，后因故未写，黄沙便根据费孝通的反动观点写了一篇“记者是干吗的？”费孝通在苏州时，给“新观察”的记者说：“苏州鸣放得不好，党和群众的关系很恶劣，党员90％不好，只有10％是好的；知识分子90％受群众拥护，只有10％是不好的。”他还进而给记者出题作文：“你们可以写一篇杂文，题目是‘骑在墙上的人’。现在有一种人专替党和群众在砌墙，墙砌得越高越好，他可以骑在墙上两边说话，像胡愈之就是这样的人。”
费孝通还计划把“新观察”作为完全由他控制的阵地。在费孝通授意下，黄沙便在编辑部提出，让编辑部把费孝通包下来，费孝通写的文章全部在“新观察”发表。他说：“费孝通说他不愿做民族学院那些乱七八糟的行政工作了。”不久，费孝通到“新观察”编辑部也说：“新观察”最好能改成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刊物。并提出“新观察”要有固定的作者队伍，读者要看那个作者的文章，就只有在这个刊物上才能看到。费孝通向“新观察”推荐的作者是谁呢？是储安平、潘光旦之流。费孝通希望“新观察”变成一个他控制下的右派同人刊物。
黄沙一伙人的反动言行
黄沙不但忠实地执行费孝通企图改变“新观察”方向的阴谋，大批贩运费孝通的反动思想到编辑部来，而且在编辑部到处散布诬蔑党的言论。他说：“圣经上有一条叫‘信德’，这个教条，是不需要科学证明必须相信的。”他认为：“现在党就有点像宗教，不管你信不信，而是非信不可。”并说：“现在的情况是党干涉我们的生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农民吃猪肉也要干涉。连你想什么也要干涉，像鬼魂附身一样。”他认为这几年的思想改造没有用，改来改去仍是原封不动。他说：“思想改造是个科学问题，现在动不动就查祖宗三代，从出身历史上检查自己，这完全是宗教。”他诬蔑几年来的政治运动，说这些运动“就是今天搞掉这些人的积极性，明天搞掉那些人的积极性”。他在编辑部煽动人不要参加轰轰烈烈的运动，他说：“将来社会的希望全在被斗的人身上，这些人被斗了，倒能埋头研究点东西。”他认为现在没有“新闻自由”，诬蔑现在的记者都不是“为民请命”的“战士”，而是“仪仗队”；报纸报道工农业方面的成就都是粉饰太平。
在匈牙利事件后，他曾再次写过入党申请，他在这次运动中招认，过去要求入党是为了“骗取党籍”。他说：“匈牙利事件后我觉得党也应该有变化，我是想进入党内，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
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最嚣张的时候，他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学生“向党要民主”。他到北大参加反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大会后，认为反驳林希翎的人是和解放前学生运动中的“三青团”一样。在他和朱行合写的“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的报道被抽掉的时候，他非常不满。费孝通5月31日从苏州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到编辑部找黄沙，黄沙向费孝通汇报了北京大学右派分子的情况。费孝通在六教授会上的发言材料，就是黄沙供给的。在黄沙汇报情况的时候，费孝通问黄沙：“解放前你们搞学生运动，闹反饥饿，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因为背后有东西，你说他们现在的背后是什么？”黄沙说：“总的说现在是人和人的关系失调，父子不像父子，朋友不像朋友，夫妻不像夫妻，这失调到肃反已登峰造极，人受不了，这时候总爆发了。”在去年肃反总结时，黄沙就曾提出“人的价值”问题，他说：“在这个社会，人是不值钱的，今天还是好好的人，明天就有可能被无辜的判为反革命。”他认为党的整风不解决问题，他说：“这不是某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
黄沙还在编辑部拉拢一部分臭味相投的人，如朱行、龚之方等人，在整风中向党进攻。艺术组的编辑朱行，原是共青团员，朱行在黄沙的腐蚀和龚之方影响下，思想完全变质了，政治上堕落了，成为黄沙的左右手，在编辑部散布反动言论，跟着黄沙叫嚷：“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工作效率高，资本主义不产生官僚主义”，要反掉官僚主义“应该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打垮人的自尊心，这次打垮这批人的自尊心，下次又打垮另一批人的，把所有人的自尊心都打垮了，党就容易统治了”等等，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朱行仍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坚决退出了共青团。
艺术组组长龚之方，在整风会上诬蔑党“入世未深”，“不识好歹”，诬蔑现在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没有道义、忘恩负义的，解放后不认识朋友了。他诬蔑党群关系，比旧社会的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还不如。他说，一个人本来还是敢讲讲话的，但“一入党后就鸦雀无声”，马上就变成唯唯诺诺的人了。他讥讽肃反运动，他说党是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来领导肃反的。黄沙、龚之方、朱行等在编辑部拧在一起，形成一股逆流。
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
大会对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和丧失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内部的右派分子所以如此嚣张，以及“新观察”刊物逐渐变质，是和戈扬的严重错误分不开的。
许多同志指出：从匈牙利事件后，戈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戈扬身为党员，并且是编辑部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但到肃反运动作总结的时候，却对肃反运动的成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她认为肃反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搞肃反运动。”整风开始后，戈扬有一次在不少人面前说过：“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从戈扬这些反党的言论里，已经嗅不出党员的气味了。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猛烈向党攻击，“新观察”内部的右派分子也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狂妄叫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戈扬不但应和了他们的反党合唱，把党的原则看作教条主义，而且说：“过去历次运动，我都是战战兢兢怕犯错误，惟有这次反教条主义，我是心情愉快的。”
会上还揭露：戈扬对编辑部一些虽有缺点，但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同志，进行压制；对黄沙、朱行、龚之方之流，开始没有批评教育，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掉党的立场，越来越纵容、支持他们，他们便一天比一天更加嚣张起来。戈扬曾把编辑部的人们分作两派：“先进派”和“保守派”。所谓“先进派”，就是黄沙、朱行等人，所谓“保守派”，就是那些积极为党工作的人。她甚至认为右派分子黄沙在编辑部是最具备入党条件的人，朱行比她还“先进”。朱行到北京大学采访后，同情右派分子对党的所谓“控诉”，戈扬不但不加驳斥，反而称赞朱行的态度是“青年人可贵的正义感”。对“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一文，戈扬不但不反对，而且顺从了黄沙、朱行的意见，把这篇文章发排、付印，后被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发现，才临时抽掉了。当文汇报对党进攻最疯狂的时候，戈扬对它大加赞扬，认为：“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他们贯彻中央方针最坚决。”对人民日报则抱着怀疑态度，认为：党报不一定党性就强，人民日报不一定代表中央的方针。当人民日报发表李维汉同志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戈扬非常不满意人民日报把李维汉同志所说的话“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错误的”作为小标题，她认为这阻碍了鸣放，于是便执笔写了“两个报纸标题比较”一文，攻击人民日报，为右派言论撑腰。后来，这篇文章被一位领导同志发现，才没有发表。但就在那一期上，仍然发表了经过戈扬亲自修改的那篇“为什么放得不够”的文章。
由于戈扬存在着严重的右派思想，经过戈扬的手，一批为右派的罪恶活动煽风点火的文章，接二连三地放出来了。
戈扬在会上对自己的右派思想和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作了初步检查。编辑部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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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向右派进行斗争
拆穿庞熏琴的阴谋
新华社24日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2日召开全院师生大会。揭发批判以该院副院长庞熏琴为首的右派集团的反动言行。
党支部副书记王云凤揭发了庞熏琴瓦解党支部的阴谋。她说庞熏琴利用党内的右派分子刘守强制造党的分裂。刘守强反对上级党委派党的干部来学院工作，认为有他和何燕明（另一个右派分子）就可以完全把工作搞好。整风期间，庞熏琴、刘守强等右派分子打击领导小组，认为党支部已经瘫痪了，不能领导整风，要求改组党支部。刘守强并要求右派分子庞熏琴、何燕明加入党的整风领导小组，说何燕明“搞运动有办法”，说庞熏琴是代表民盟的，“整风运动必须由庞熏琴来领导才能搞好。”
工艺美术家、副院长雷圭元在发言中揭发了庞熏琴从前是搞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绘画的，后来其所以转到工艺美术事业上来是由于他想夺取工艺美术的领导权，认为工艺美术是“冷门”。雷圭元还说明庞熏琴过去在中央美术学院时就是一直反对领导的。他警告庞熏琴要老实交代反党言行，不要走绝路。
教员罗慕云重点批判了庞熏琴的反动的“体制方案”。她说，庞熏琴右派集团主要的纲领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组织条例简则”也就是“体制方案”。这个“简则”的实质就是取消党的领导。方案的第二条“院务委员会由各方面选举产生，包括各系代表，教授、讲师、助教代表、职工代表、共产党、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代表”，这就把党的作用降低到一般群众团体的地位，根本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第三条规定了院长、副院长由选举产生，国务院只不过替他们办理任免手续而已。由此可见，右派分子口头上说他们还是要党的领导，实际上他们是把共产党一脚踢开，由他们来把持工艺美术事业。
讲师陈若菊揭发了庞熏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文章，是对党进行攻击、歪曲事实，并企图骗取全国人民支持的一株毒草。它把文化部比作“忍心的父母”，把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对学院的领导看成是“无理而又粗暴的干涉”，歪曲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党组书记白如冰的讲话，把白如冰描写成一个盛气凌人的官僚主义者。而这些都是不合事实的。
助教梁任生说庞熏琴为了夺取工艺美术界的领导权，一贯地排挤工艺美术的老前辈、排斥党员专家，标榜自己。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是专家张仃、教授张光宇设计的，但庞熏琴却到处宣扬自己，夸功显能。并且他还在背后打击这两位专家，说“不能学张仃和张光宇，不能追求原始意味（民间美术）。”梁任生还揭发了庞熏琴在苏州曾借工资问题，煽动手工艺人对政府的不满，恶毒地说：“工资制度不人道，是变相的剥削。”
庞熏琴在会上表示向人民低头，要继续检查交代。这个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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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文联追击党内外右派分子
施白芜、张明权、孙毓椿、考诚等的反动面目暴露了
本报讯 北京市文联的右派分子施白芜、孙毓椿、考诚，党内右派分子张明权，在整风中向党恶毒进攻。经过群众的揭发斗争，他们的反动面目已完全暴露。
施白芜在文联整风座谈会上大叫“肃反运动搞糟了”，并捏造事实说：“市文联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挨了田家（市文联秘书长、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整。”并诬称：“田家是市委派来整人的”等话来煽动群众。他厚颜无耻的把自己二十多年的反动活动粉饰成为“是二十多年来革命的同路人”。在会上跌足捶胸大哭大闹，高喊：“我们这儿有没有陷阱？”共产党员邓友梅答应说“有！”又喊“有没有暗箭？”右派分子考诚说“有。”右派分子们便得意忘形的以为已有了千军万马。施便宣称这次他是下定了“滚钉板、豁出去”了。孙毓椿也自称是“抱着复仇的心情参加整风”。她在会上煽动群众对党“上下内外齐攻”，并点名要党员负责干部发言“揭露内部情况”，煽动在肃反中被查过历史的人起来“报仇”，辱骂拒绝这样作的人是“失掉气节”。
右派分子们也在会外大肆活动。施白芜看见共产党员邓友梅在会上曾帮助他大力攻击党，就找他去大加称赞，进一步挑拨说：“你可小心人家整你！”孙毓椿起草大字报，动员党员在上面签名，并辱骂“拒绝签名的党员。她诬蔑说文联“三害”的根子在市委，煽动人们把火点到市委去。她恶毒地诬蔑说“共产党哪点比国民党强？”考诚在群众中诬蔑全国肃反运动是“瓜蔓抄”，文联的肃反运动是“宗派主义”，他向人们宣传胡风不是反革命，并捏造事实说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压迫知识分子。他看到报纸上葛佩琦骂党团员起了“便衣警察作用”时，就喊共青团员来听他朗诵，并连声说：“我太同意”。
在右派分子们的进攻面前，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立场。原肃反小组的工作人员赵坚、葛翠琳等人公开向右派分子们暴露肃反的材料。右派分子们煽惑了部分群众和党员之后，便进一步夺取整风运动的领导权，要求“民主选举研究小组”，监督领导小组的工作。
党内的右派分子张明权（创作委员会委员、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整风一开始就提出要同党“争取中间群众”。他煽动党员和群众拒绝执行市委关于整风的指示。等到施白芜等右派分子的进攻一展开，他就公开同他们站在一起。张明权动员党员签名支持右派分子们夺取整风领导权的要求。当施白芜在会上抢天呼地地叫骂党后，主席宣布散会，张明权又把群众拦住煽动说：“这个会开得好！我很激动！很痛心！也很高兴！也有很多意见要讲！”制造更紧张的空气。他也支持党外右派分子的诬蔑说，“肃反是党内宗派主义的集中表现”，主张公布五人小组的全部记录。当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时，张明权又一再强调“和风细雨”，“不要打得太狠”来阻挠斗争的展开。
现在张明权的领导小组职务已被撤销，群众已经起来对党内外右派分子展开进一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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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雪庵“不搞政治，只搞音乐”的丑恶把戏
本报讯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民盟支部整风小组近日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揭发和批判该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执行教学副院长职务）、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刘雪庵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所谓“不搞政治，只搞音乐”的丑恶把戏。该院教职员也应邀出席。
刘雪庵自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发表了不少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盟员、美术系讲师吴让宾指出：刘雪庵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以音协的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马思聪去掉，那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这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调又有什么两样呢？刘雪庵的发言是在5月23日，比储安平的“党天下”还要早十天。吴让宾说，刘雪庵在音协的发言中还十分恶毒地说“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我们不禁要问：政治性强了有什么不好？难道使艺术脱离政治才好吗？
刘雪庵的反党言行，是以若隐若现的手法出现的。吴让宾揭发刘雪庵借口“本校老教授入党的不多，在本校实行党委负责制是否有条件”来引起大家对党的领导发生疑问。整风以后，刘雪庵就用盟的名义召开讨论学制的会议，从教育部的司长、党总支、教务科长、各组先生一直到中学教师都请来参加；在会上大发言论，企图表现他能领导教学，而党在教学上无能为力，要党听他的话。
美术系讲师、民盟支部秘书高冠华揭发了刘雪庵修改支部大会要求民盟中央彻查章伯钧、罗隆基等的反动言行，并建议进行改选的宣言稿的经过。他说，刘雪庵不但将宣言稿中讲到要保持民盟的光荣传统、八年来共产党领导六亿人民的功绩、和章罗联盟想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来一次大混乱等段删掉，并把稿中的“反动”字眼全都删掉了，而且在删掉时还说：“盟外的人可以说他们反动，盟员怎么能说呢？”难道在反右派斗争中，盟内盟外还有两个不同的立场吗？
高冠华还揭露了刘雪庵发展组织来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阴谋。刘雪庵企图在该院四位领导人中，除他自己和另一位党员负责人外，发展其他二位成为盟员，造成三对一的局势，作为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的他便能掌握全校的大权了。该院筹备委员会主任老志诚也揭发了刘雪庵没有让他有充分考虑的时间就叫人送了表来，并且在他出国前的繁忙中来催促他填好，甚至还代他填了一些。现在看来，这种积极不过是为了达到刘雪庵个人的政治目的。
刘雪庵的两面派手法也是颇为高明的。盟员、音乐系教授薄一彬揭发了刘雪庵6月11日晚在民盟市委会上鼓励和支持右派分子继续放毒的发言，还说什么“不要使右派分子感到压力”和“我很赞成陈新桂的态度”等等来为右派分子开脱。当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刘雪庵就赶快用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的名义向党报投稿，来掩饰他的右派言行。美术系主任李瑞年和音乐系副教授卜瑜华都指出刘雪庵发表在人民日报6月28日的那篇“鱼妖的重唱曲”，好像是批判右派，其实是想蒙混过关的两面手法。
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党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刘雪庵口口声声说他有职无权，实际上他不仅是有职有权，而且越职越权。音乐系副主任洪达琳指出，在全校布置了学“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间里，刘雪庵却以副主任的身份来讨论另外的问题，这难道是有职无权吗？音乐系秘书耿生廉也揭发刘雪庵不通过系里，就独自将干部调出系外工作。吴让宾说：刘雪庵曾正式提出，要求人事工作要向院部汇报，反对人事制度掌握在党的手里。团委书记林中霖更揭露刘雪庵不仅想掌握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领导权，还说教育部不懂艺术教育的业务，曾建议成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甚至还说：“我在整风运动中得到改造，好让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跨前一步”，可见他要达到个人掌握全国艺术教育事业的野心有多大了。
刘雪庵一向以进步的面孔、专家的身份出现，还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大字报上写着，他“不是搞政治，是搞音乐”的。音乐系教授沈思岩说：刘雪庵既是搞业务的，怎么来了一年也不开课呢？盟员、音乐系讲师沈蔚颂揭发说，刘雪庵既然厚颜无耻的搬出一套自己所谓的“光荣历史”，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搞的是什么音乐罢：刘雪庵解放前，曾经两次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有血气的人都看清了应该走那条路，而刘雪庵却还加入国民党。在刘雪庵的交代中，他说为了和郭沫若合写“屈原”插曲，曾被列入黑名单，几乎性命难保。其实，他写的更多是反动歌曲。如：壮丁入伍歌、民族至上歌、战歌、空军之歌、海军之歌、以及国民党多种典礼的乐曲。他那更麻醉人民的歌曲，就是众人皆知的“何日君再来”。他作的伪空军之歌获得了头奖以后，于是被桂永清、周致柔等国民党海军、空军司令所赏识和器重。他作过伪空军学校的音乐教官，他到伪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担任设计委员是桂永清介绍的，有少将的军衔；他还替四川最大的军阀、人人皆知的欺压人民的恶霸杨森作过一首“家歌”。全国解放后，刘雪庵装出了一付进步面孔，他无耻地将1945年就在重庆演出过的钢琴曲“南来雁”，略加修改后从1953年起，几次冒充新作品、发表或演出。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民盟整风小组的负责人和该校教职员坚决地表示，如果刘雪庵不彻底交代反动言行，对他的斗争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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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取消党的领导 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
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本报讯 安徽省文艺界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省文联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是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文联主席、文联党组书记戴岳则在幕后进行指挥。
王影、石青、钱锋等党内的右派分子同一些党外的右派分子勾结起来，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他们的主要论点有五个：一、党能领导文艺事业也不能领导文艺事业。二、在贯彻“鸣”、“放”方针时不需要党的领导。三、反对文艺刊物编辑部在工作中的“心中有数”。四、主张办“同人刊物”，从而摆脱党的领导。五、反对对毒草进行批评。
在王影等人的把持下，“江淮文学”从3月份起一直向右转，发表不少有毒的作品。安徽日报对这些作品提出批评，他们就向安徽日报和省委展开猖狂的进攻。他们诬指批评者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安徽省委关于这次批评问题的结论。他们不仅以“江淮文学”为阵地，向批评者和党发出了许多暗箭，而且密谋印发材料，分送中央和友邻省、市，破坏省委威信；到处散播谬论，诽谤省委在贯彻“鸣”“放”方针方面是中央的反对派；利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讲坛，企图推翻省委的上述结论。石青承认，他们的“最低纲领”，是要党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向他们来检讨认错。
在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驳下，现在这一右派反党集团中有人开始作出交代，有人还拒不检查交代，斗争正在继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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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禄是曲艺界的败类
本报讯 北京曲艺界在23至24日召开座谈会，批判右派分子曹宝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魏长林、顾荣甫、刘司昌等揭发曹宝禄发动大家在整风中诉苦，对鸣放得少的人大为不满。曹宝禄宣称他自己下定了“放到即使像反革命那样还要放”的决心。
曲艺老艺人王贞禄逝世后，中国曲艺研究会写了一封致哀信和发一百四十元钱委托曹宝禄去向家属慰问。但曹宝禄阴险地扣下了信，欺骗王的家属说政府不管你们，这一百四十元是我设法向中国曲艺研究会暂借来的，企图挑起王的家属对政府的不满。他还歪曲说政府把电影话剧演员看作是第一等人，京剧演员是第二等，评剧演员是第三等，曲艺演员是第四等。企图煽起更多曲艺艺人对政府的不满。
曹宝禄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在戏曲界放火的座谈会后，回来大肆造谣。他还恶毒地说：“解放前有人打了我们，我们还能骂几句，今天我们挨了打连骂也不敢骂。”
很多艺人在会上指出，曹宝禄在解放前一贯欺压同业，是曲艺界的把头。解放后，党对他不咎既往，他现在担任着北京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曲艺杂技工作者联合会的主任委员等，但他还硬说党不“重视”他，诬蔑党把他当作贼。他的种种谬论引起到会艺人们的愤慨，遭到了有力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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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算命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