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科学事业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陈垣
右派分子们凭主观的论断，作出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在他们的“政治设计院”里狂妄地“设计”起来。6月9日他们的“科学体制问题”发表，6月10日“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建议”“设计”完成。据说这“还只是这一新的工作方式方法的开端”，今后还要在“每一时期或每一阶段，就有关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心问题”，继续“设计”，然后要“从设计到施工”，逐步的管理起来，以达其对党的领导“取而代之”的企图。
但是“揭开盖子”，真象不难大白，所谓有关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在“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中对那些意见的分析，这是一个科学的分析，是对右派在科学界进攻的有力回击。
旧的知识分子，很大部分在过去是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后，开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通过自己所研究的专业，逐渐找到了真理。他们看到并亲手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伟大事业的面前，思想认识上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积极自觉的进行着自我改造，逐渐改变着旧的立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思想。因此许多知识界的朋友们，几年来都批判了不问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改变了过去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已经逐渐放弃了那种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研究态度。
过去很多科学家在没有领导、没有方向、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着走过非常曲折艰苦的道路。有时是事倍功半，有时则不得不半途而废，有时因大家没有联系，同研究了一个题目，力量分散，精力浪费，而同时却又有不少“缺门”，无人过问。今天不但有了学术的统一领导，为科学家们指出明确的方向，而且有些人还亲自参加了国家的科学规划的制定，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按着规划进行科学研究。
过去的道路崎岖难走，社会的压力使许多科学家遇到困难和阻碍，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科学研究工作。而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努力的想为国家作些有益的事情，希望能有助于国计民生，而事实上往往不能达到自己善良的愿望，当时国家也无所谓真正的建设，自难谈到什么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现在我们不但有了统一领导，有了正确方向，有了长远计划，有了良好条件，而且科学家们也都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爱护与信任，改造了思想，端正了研究态度。我们的工作和研究都是适应着国家建设需要，和全民的利益连系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是一切爱国的科学家所长久希望着的，所不易得来的，所不愿改变的。尤其是长期经历过科学研究工作的散漫、单干、无政府状态的科学家们，对那些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意见”更是不能容忍的！
右派先生们在科学事业上，要拉着我们往后退。在政治上他们企图夺取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在思想上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他们准备打乱科学规划，引导科学家们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不要统一的学术领导，不要我们的“火车头”，这无疑就是要想把科学工作引导到资本主义制度轨道上。他们不是主张不要火车头，而是想换上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火车头，准备拖着科学事业开倒车。这是我们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关系着我们要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丝毫也不能让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取消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的阴谋，他们还提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意见。社会科学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们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想用资产阶级的领导代替工人阶级领导。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难道我们反应当首先去发展唯心论吗？难道听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泛滥，是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所能够接受的吗？
我们并不是不要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但是我们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我们要的是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不阻碍历史前进的、为劳动人民利益、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胡绳同志说得好：“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取消，但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我们的“百家争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由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才提出来的，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谈不到“百家争鸣”。事实上，如果资产阶级右派争取到统治地位，那根本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了，还谈什么自由争论呢？
应当说我们之中，包括我个人在内，还有一些人是不熟悉或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作研究工作并处理、观察事物的。但我们却一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之下，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的。我们这次更要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同时在斗争中也逐渐清除自己思想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思想改造，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更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我们的科学事业是坚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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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工作的方向不容篡改
邵循正
右派分子所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是他们企图夺取科学领导权的反党纲领，也是他们从思想上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反科学纲领。继续批判这个纲领的反党反科学性质，是彻底肃清右派分子坏影响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个纲领的反党性质是极其明显的。它诬蔑党不能领导科学家。它反对党领导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这个反动纲领强调社会科学的原因，是由于它本身强烈的政治性质，也由于这些人自己对于工人阶级社会科学的极端仇视的缘故。这个纲领也企图瓦解有组织的科学队伍，破坏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机构，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科学工作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个纲领的强烈反党性质，首先表现在它企图挑拨科学家们对党的关系。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实质上是恶毒无比的对人民政权的诬蔑。事实上，党不断在努力改善科学家们的工作条件并且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党不但提出了原则而且逐步付之实行。党也不断鼓励科学工作者从自身工作的需要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建议。但在党整风期间，忽然出现了这一撮自命为科学家的“保护者”的右派人物，他们居然冒充科学家们的代表向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助手、设备、资料、经费等等。他们打出请愿的旗号，目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些冒充我们代表向党勒索的人们，我们不能不表示愤慨。他们还要求科学家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在我们国内，很难找到像他们这样自外于人民事业的“科学家”。但是，他们里面为什么有身兼二十余职而还要求更多职务的人呢？
这个纲领的强烈的反党的性质也表现在取消党对科学的领导这一点上。右派分子装做欢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还说要加强这个领导，但这是假的；他们同时主张取消科学院的“火车头”作用，这却是真的。他们要取消“科学院”对全国科学工作的领导作用，他们反对全国有组织的科学队伍，主张因人分散，主张“自由市场”，实际上是否认党对科学的具体领导。这样除了一纸计划书之外党对科学没有发言权。这样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所曲解的百家争鸣来叫嚣，并且拒绝批评。实际上连那一纸计划书也必然变成为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怪文件。这样实际领导科学的不就是这些人自己吗？这不就是篡夺领导权吗？
这个纲领的反科学性质，就如这些人所强调的，特别表现在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一点上。他们诬蔑党“轻视”社会科学，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所留恋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地位了。他们当然不会看不见这几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地蓬勃发展的情况。在大学里，哲学（至少一半是社会科学罢）、历史、法律、经济等系的发展，十倍于前，专门院校不计。科学院有关的许多新研究所的成立，大量资料的整理，许多专门研究的进行和发表，大批干部的培养，不都是党领导科学的辉煌的成绩吗？他们不得不说出真话：“旧社会科学应该改造而不是取消”。原来如此。他们要求在“改造”的名义下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照旧存在而且发展。“改造”二字真亏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口。我们不讳言我们没有这种奇异的魔力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改造为无产阶级社会科学，虽然我们能通过工商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方法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逐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笔勾销，而是始终坚持彻底批判以吸收其中对于我们有益的东西，而坚决清除其中绝大部分对人民有害的毒物。我们从这些本身是反科学的作品中吸收一些营养，是要由我们作了认真的批判工作才有可能，因而这些营养，也可以说是我们应得一些报酬，但我们也并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口味事先加以“改造”。事实上他们要求“改造”是假的，因为那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他们反对“取消”却是真的。但谁有办法呢？上面说过，我们没有主张“一笔勾销”，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地位的被取消，自由市场的被取消，那是社会性质本身规定的，不是人们的意志所可以转移的。右派分子这种主张必然使自己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他们这一炮没有打响，却让自己原形毕露了。
这样荒谬的而且到处自相矛盾的纲领，今天看来，是一个大怪物，但它究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我们还有加以彻底批判的必要。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要求他们向人民彻底交代他们蓄意篡夺科学领导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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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露右派分子在经济学界的阴谋
吴大琨
在这一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过程中，他们也同样地进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企图夺取党对经济学界的领导权！
就我所知，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曾经在经济学界有过下列的卑劣活动：
（一）他们中间有人曾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在大学里散布过很多不利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谰言！如一笔抹煞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优点，扬言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现在已经完全动摇无法进行教学等等，鼓动教职员和青年学生不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二）他们中间有人曾在大学里以及在各种学术性的会议上一再宣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重要性，用讥嘲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者所给予凯恩斯“理论”的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真正懂得凯恩斯主义！
（三）他们中间有人企图在大学里逐步开设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从初级的一直到高级的），不强调“批判”，只强调“介绍”，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都在新中国的大学内复辟。
（四）他们挑拨离间过经济学术工作者对党和政府的关系。例如他们曾经恶意地宣告：“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见右派分子的“关于科学体制的建议书”）、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应当宣传党和政府的财经政策的职责说成了仿佛是对于经济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由上的限制！其他的例证还很多。
（五）他们中间有人曾经利用“中国经济学会”改组的机会，混入筹备小组之内，想夺取学会的领导权（但并未成功）。
以上五点，如果个别地分开来看，我们也许会认为是偶然的现象，但如果把这五点结合起来看，则在短短的一个时期中，忽然有这么多的事情出现，就决不能说是偶然的事情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断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后面，是有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隐藏着的。
我认为：现在已经有必要把这些阴谋活动加以揭露，并要求一切真正拥护党的经济科学工作者立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对这些右派或右倾的“经济学家”们进行检查，展开反击！为了纯洁我们自己的队伍，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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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分子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
四川财经学院副教授 高成庄
一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知识分子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前一部分在目前是少数，而后一部分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则占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目前，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称旧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教育、改造这些知识分子，以便使广大的中国旧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有不同的看法。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为了从工人阶级、共产党手中夺取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为了迷惑和利用知识分子，把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实质歪曲了。例如罗隆基就这样说过：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是右派野心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恶毒的歪曲和挑拨离间。罗隆基企图在知识分子当中造成错觉，我以为其主要用意有二：
1．他把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的问题说成是知识分子领导知识分子的问题，把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关系说成似乎只是业务领导关系，从而想掩盖或抹掉知识分子今天的历史任务——为工人、农民服务。
2．他把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说成是小知识分子对大知识分子的领导，从而企图证明共产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以达到右派分子推翻党的领导的罪恶目的。
除开右派野心家以外，在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都是拥护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的。
许多人喜欢谈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以为，在阶级社会，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来说，是有其特点的。目前中国旧知识分子，从其所受教育、思想意识、世界观，以及阶级属性来说，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但是，我也承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较深。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旧知识分子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美）的知识分子不完全相同，说它有一些特点，也未尝不可。如果说，中国旧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情况，在他们的身上同时具有封建的（在某些人的身上还比较深）、买办的、资产阶级的以及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党在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应该从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现有水平出发，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善于启发、诱导、耐心帮助和适当的鼓励，我是承认的。就整个情况来讲，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作法，基本上也是如此的。但是，从中国旧知识分子自己来说，我们所谓的一些特点，也还是我们自己的弱点、缺点，而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优点。右派分子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还特别夸大这些所谓特点。这些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去掉而不是应该努力保存起来的。因为正是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特点阻碍了我们的进步，妨碍我们更快、更好地改造自己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二
有人说：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清高恬退，不愿逢迎。他们过去要求于帝王的是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而不愿意“毛遂自荐”。
说清楚一点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旧知识分子并不是那末热中于做官的，如果统治者要他们出来做官，必须有一定的礼貌来邀请才去，否则是不去的。如果自己“表现积极”，像毛遂那样，自己推荐自己，是应该引以为耻的。不仅如此，如果进身而推荐不得其人，如商鞅因景监（宦官）以求见孝公（秦），司马相如因一个作“狗监”（为皇帝主管猎犬之官）的同乡人的推荐而得知于汉武帝，都是可耻的。这是旧知识分子所谓的出处之道。旧知识分子往往以此夸耀，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清高”。
总的说来，在封建社会，中国旧知识分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为封建王朝统治服务的。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基本道路，在战国时代是王公的养士制度，在汉是对策、举孝廉方正、入太学，在唐是举博学宏词，在宋以下是科举制度等等。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通过这样一些制度做官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受过这样待遇的毕竟只有一个诸葛亮。如刘秀对于严光也有类似移尊就教情况，但这种情况总是少数。广大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被“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而见外于君王，而不为封建王朝服务。这种情况，我以为比之因景监见的商鞅，因狗监进的司马相如和自荐的毛遂（顺便说一句，平原君赵胜养士数千人，到头来还是只有毛遂一人中用些），其“清高”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是中国旧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基本道路，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事实上是这样做了的。尽管许多人一边在做官，一边在唱“清高”调子，这是自欺欺人，是不足为训的。自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隐逸之士，或是因为受到排挤，不得大用，或是因为不受知遇，或是因为钓名取誉，或是因为明哲保身等等，没有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他们大家都是有条件乐享田园，过着剥削寄生生活的。
自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些“怀抱救国救民之大志”的“志士仁人”，也出现了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但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则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统治阶级。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对今天的统治阶级及其干部和政党，不愿自己“屈尊”，而要求别人“俯就”。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人对积极靠拢共产党的人称为“趋炎附势之徒”，好像自己不愿和人民靠拢，对人民的事业不愿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才算“清高”似的。尤其可怪的是，一些在旧社会作过官吏的人，今天在人民面前却大谈其“清高恬退”，不愿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了。
我以为，今天为工人、农民服务，和工人、农民靠拢是最清高不过的，这和过去向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向反动统治阶级靠拢的“趋炎附势”是有原则区别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业是正义的，而且这一关系也是新的、革命的关系。因此，诚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在今天更应该说三顾茅庐的是知识分子，而人民更应该是诸葛亮才对（“再论立场问题”）。
有人说：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因为他们有强烈的自尊心，“名誉”对于他们，是“重于生命”的。
应该承认，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是颇有地位的。在封建王朝时代，在朝的知识分子固然是扬名显亲，既富且贵，即退而在野也是望重一方，受人尊敬的。甚至还在读书的“生员”，也有一定的势力。例如清顺治十年上谕写道：“比闻各州府县生员有不通文义，……甚者出入衙门，交结官府，霸占土地，武断乡进，国家养士之地，充为此辈藏垢纳污之所。……”自然，我们不能说，在封建社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此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洁身自好之士，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受人尊敬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有谁说过，劳动人民是侮辱不得的么？这种说法是没有的“士”是侮辱不得的，这是几千年培养起来的。但认真说来，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级也并不是不可以侮辱的。过去封建帝王对他自己的臣仆一方面是优礼有加，另一方面也是稍不合意就要加以侮辱的，岂仅一个“取其冠而溲之”的刘邦而已（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明朝从太祖始，设廷林之刑，虽大臣不免笞辱，甚者立毙杖下（如工部尚书夏祥），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其他王朝对其臣仆在刑法（如宫刑）和朝仪上，侮辱得也是够厉害的。
解放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丧失了过去的特殊地位，但是也第一次从屈辱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和劳动人民一道，真正地取得了人的尊严。在今天，才可以说，任何正直的公民，都是不可以侮辱的。不可否认，有少数人并不如此看法。有人认为思想改造是屈辱，也有人认为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是屈辱。因此才有人提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说法。我以为，这须要具体分析。如果说，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把旧知识分子的底子（不管是思想的或政治历史的）在一小部分人的面前揭开了，感到很不习惯，这在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这看作是一种屈辱就不对了。思想改造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手段，是帮助人们树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方法。这不仅过去是必要的，在今后也还是必要的。在群众面前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公开批判并加以抛弃，正是光明磊落的作人之道。这难道能说是一种侮辱么？如果认为自己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因而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这也是不对的。肃反，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为了自己祖国的巩固，革命阵营在政治上的纯洁，以及把自己和祖国放在正常的关系上，这完全是必要的。斗争和审查的结果，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何辱之有？
有人说：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士为知己者用，甚或士为知己者死。
我认为“士为知己者死”如果完全不从阶级分析着眼，不管是非内容，纯粹从个人报恩观点来看问题，是不足为法的。
今天中国人民要求中国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仅使中国旧知识分子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也可以说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知己”。由于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所以，党和人民对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给予信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受知于人民，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应该感觉欢欣鼓舞的。
习惯于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一些个人的愿望没有达到，而感到自己不受知遇，我以为是不应该的。这应该反求诸己。在今天，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业务水平，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来说是不相称的。如果要求党和人民不是按照革命的利益而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解决问题，不是按照六亿人民的愿望而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解决问题，认为这样才是知识分子的知己，那就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三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少数右派野心家公开地或比较隐蔽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同时还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各种阴谋活动。现在看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市场的，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一部分知识分子还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的。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择善而固执”的。我现在要问：“择善而固执”的知识分子的是非观念到那里去了？当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事实证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关系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是不高的，有些是显然动摇的，由此可见，中国旧知识分子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明确地把立场转变过来，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择善而固执”的。
右派分子为了可鄙的政治野心，使用了各种手段来迷惑知识分子。他们用花言巧语来捧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有多少多少优点（或特点）。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他们是在向知识分子灌毒酒、放烂药。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在想把知识分子拉向后退，以便作为他们的爪牙，来达到他们把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罪恶目的。目前许多人已经醒悟过来了。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都将给我们自己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害处。
我以为，我们旧知识分子应该深入体会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加强改造自己，继续前进，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原载7月9日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