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谁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北京大学副教授 汪子嵩
北京大学许多同志对以反动小集团“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已经可以看清楚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他们的反动组织活动,以及他们的所谓策略和理论。
这些右派分子把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说成是继承五四运动的所谓民主运动。他们说:“这次民主运动,主要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我们现在来看看,经过这两个月时间,历史究竟证明了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要指出,右派分子打着爱护党、帮助党整风的旗子,说他们自己是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说他们的活动是帮助党整风的“民主运动”。然而,大家都还记得,北京大学从整风开始以来,5月初起党委会召开扩大干部会,许多老教授热烈地对党提出意见。在同学里面,从5月19日开始,最初的几张大字报虽然是右派分子贴的,但从此以后,这两个月来,在同学里面,不但有各种各样数以千百计的大字报,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辩论会、报告会与思想批判会,也出版了许多刊物杂志,开始了一个热烈的思想斗争的运动。在这两个月里,各种意见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三种:一、积极善意对党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二、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三、坚决保护党和社会主义,向右派反击。现在我们分析一下:第一类,这是运动开始时极大多数同学通过大字报与座谈会所发表的意见。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他们的意见极大多数是正确的,纵然有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甚或有些偏激情绪,但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党感谢他们提出的意见,一定虚心听取,并且根据其中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党的工作。这是极大多数同学的意见,这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第二类,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他们表面上说是帮助党整风,实质上却是想反对党,搞垮党的领导。他们用各种谩骂污蔑党,说党统治得比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还坏,把党中央描写成漆黑一团,变成保守分子把持的集团。他们把党员都说成是三害分子,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把靠近党的积极分子说成是特务、投机分子,没有良心的人。这难道是爱护党的表示吗?他们在“广场”发刊辞上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活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的范围。原来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党和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党和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如此深入人心,在平时,他们这一小撮人是不能公开来散布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的,因此他们利用整风运动来混水摸鱼,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上面所说的第三类,那是在党提出了向右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反击之后,极大多数同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反击右派,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广大同学积极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的伟大的胜利。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整风运动来达到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却妄想将我们广大同学的活动都包括到他们的活动里面去,来一个好的坏的混淆不清,是非不明。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极大多数同学自始至终站在党的一边,开始时响应党的号召,善意地帮助党整风,后来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所以我们极大多数同学都站在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一边,与他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态度正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必须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坚决区别开来,划清界限。
几乎每一个右派分子都说他们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主”,好像我们的新社会,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并不给人民民主,所以要他们这一小撮人出来“争取民主”,好像只有他们才比共产党,比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懂得民主,更热爱民主。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民主战士”,争民主的英雄。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解放以前,在我们的国家里,只有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是有民主权利的,是有自由的。那时候广大的工人阶级受尽压迫与剥削,没有民主和自由;几万万农民生生死死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当然没有民主;那时候,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民主,诗人闻一多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暗杀。那时候的青年学生没有一点民主与自由,只要你主张真理,你就有被特务跟踪,就有失踪的危险,集中营里用残酷肉刑折磨着我们青年同学,北大女同学可以被美国兵任意强奸,广大的同学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时时有失学的危险,因此我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争民主、反迫害的旗子来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无数青年同学流了汗,流了血。那时候,由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派勾结压迫,甚至连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民主。所以那时候,只有一小撮反动分子有民主有自由,而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没有
自由。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才真正翻了身,才取得真正的民主自由,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过来。几亿农民挣脱了几千年的压迫,工人阶级摆脱了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取得了真正的自由,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也才取得真正的自由,青年学生自由地、幸福地学习和生活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六亿人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
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我们不能给他们民主。这就是反革命分子,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我们不能给他们“民主”,还有些人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民主”,因为这是和广大的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如果给他们以“民主”,那就是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不民主,这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原是很清楚的,也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却口口声声说我们的新社会是不民主的,说这个社会压制了他们的民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小撮右派分子,他们大都出身于地主、国民党官僚军阀、资本家家庭,有些是已经被消灭了的反动阶级,有些是正在被消灭的没落阶级,他们的许多近亲,他们的父亲、哥哥和亲属,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被镇压、被批判、被斗争过,他们自己,很多在解放以来都有一贯的反动言论和行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原来是一直心怀仇恨。这样的人,他们感到这个社会不民主,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人以充分民主呢?
从北京大学学生中,这些右派分子的阶级出身、过去历史,更主要的是他们现在的思想、感情、言论与行动,可以看出他们是站在地主、反动派以及正在被消灭的一切没落阶级的立场上,对党与社会主义有深切的仇恨,他们所谓要争的民主,不过是要为这些没落的、死亡的阶级来向我们争民主,所以他们才会想到这个社会民主不够,他们被窒息了。这就是他们所谓“民主运动”的实质。
当然,剥削阶级,特别是已经死亡的阶级,从来不敢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公开出来。他们总是用各种各样的假面具来掩饰着。但是狐狸尾巴终究是藏不住的。
右派分子龙英华说,要给地主以选举权,原来他是为地主争民主。他又说,只要给资本家摘掉帽子,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扩大了。原来只要将现在还在拿定息即还在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算作不是剥削,就是龙英华所要求的扩大民主。刘奇弟把反革命分子胡风说成是“忠臣”,是“贤良”,他要为他喊冤,原来他们所争取的就是给反革命分子以自由以民主。谭天荣说,我们现在的反右派斗争是“三害分子向民主分子的进攻”,原来他们所说的“民主分子”就是校内外这些右派分子。怪不得严仲强要把右派说成“左”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革命是左派,反动是右派,站到反动的立场上看,革命就是右派,反动反是左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他们看来就是民主分子,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因为他们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有所勾结,并且为那些人所利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他们还在为反动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谭惕吾之流争民主,为他们争领导权。这就是他们所要争取的民主,这就是反动、没落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以“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所要争取的民主的阶级实质就是如此。
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我们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更民主。蒋兴仁说:“美国、英国民主有充分讨论竞争,有辩论与不信任票是真民主”,而污蔑我们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民主”。他们甚至也唱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经济上民主,而政治上不民主这样的调子。我们知道这是早已唱了几十年的陈词滥调,从反动派胡适起一直到解放前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像现在的右派分子罗隆基、储安平、钱端升都早已唱过这调子,在中国人民面前也都早已破产了。美国人民真的有民主么?广大的美国人民要求停止氢弹试验,广大的美国人民反对杜勒斯的对华政策,这些人民的意志实现了没有?英国人民有民主吗?当艾登将他们拖向侵略埃及的战争时,尽管英国人民反对,可是他们的意志实现了没有?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决定每一个重大的政策时,都广泛地征求人民的意见,取得人民同意的。究竟那一个是形式的民主?那一个是假民主,那一个才是真民主呢?
没落阶级总是多方设法掩饰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以“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一个最迷惑人的手法,就是他们说现在民主不够,要扩大成为所谓“真正的民主”,也就是所谓绝对的民主。照他们说来,在那样的民主里,任何人的个性都可以自由发展,不受拘束。任何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丝毫不受限制。
在一个社会里,人与人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就一定要让个人的一些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就一定免不了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免不了要受限制。在将来阶级完全消灭了的社会里,也一定如此,更何况现在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这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因为它投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所以能迷惑一部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所以一切修正主义者都运用绝对民主的口号,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有集中领导的民主,反对对敌人专政的民主。这种修正主义的反动性是很明显的。
这些口口声声要求个性解放,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民主自由的人,究竟是不是主张真的这样的民主?这只要看他们这两个月来的行动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说谎话,行动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举几个例子,整风开始,他们大喊大叫,凡是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一概骂为教条主义,谭天荣把别人都骂成白痴。开起辩论会来,如果由他们主持会议,他们就决不让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发言,甚至让自己的人坐在台前,扣留别人要求发言的条子,以此来控制会场。轮到他们发言时,什么规则都不遵守,随便骂人,拉长时间,捣乱会场。自己说完话,别人提出批评时,他们马上退出会场。这里有丝毫民主作风吗?他们要求民主,而他们自己的行动,却并不民主。至于打人骂人,偷窃、妨碍公共秩序等,都是大家知道的。这是什么民主啊?这是所谓“民主战士”的行为吗?从这里我们能嗅得出一些民主气息吗?
一个人的行为是对于他最好的判断。他们这些人实在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敌人。他们是社会上的渣滓,是青年中的败类。
由此可见,虽然有些青年同学上了他们的当,以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争取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大家说穿了,还不过是他们骗人的幌子。他们所说的绝对民主,不过是利用青年同学小资产阶级心理来迷惑人的幌子,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所要争取的不过是像上面所说,是反革命、地主、资本家以及狂妄自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民主,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他那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争民主呢?
这就是他们所谓“民主运动”的真正面目。
右派分子们说,他们是继承五四精神的,这是对于五四运动最无耻的污蔑。
谁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是要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康乐富强的新中国的一次革命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虽然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发起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与传统。五四以后四十年来,一代代青年学生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流过血与汗。现在我们学校里有各个不同年龄的教师,他们参加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们摸索出来的共同结论只有一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建设新中国。这是一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我最后告诉这些右派分子们,在中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领导过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大旗是一直由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高举着的,谁要想来篡夺这面大旗,必然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亲爱的青年同学们,只有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才是五四精神真正的继承者。在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我们极大多数青年同学,都能站稳立场,坚决保卫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与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斗争,事实证明了我们极大多数的青年同学是经得起阶级斗争的考验的。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前辈,无愧于历次学生运动的前辈!所以只有他们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反右派斗争还只取得了初步胜利,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右派分子不但不是民主的战士,而是民主的敌人。这两个月来,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谁阻碍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顺利前进,是谁阻碍了我们民主生活继续扩大?不是别人,正就是这些右派分子,正就是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与行动。为了民主,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让我们继续奋斗,继续前进吧!让我们坚决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迈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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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摧毁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学的据点
刘群、周定舫、江淮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广场”,这个一班人马,两个招牌的组织,经过月余的反右派的斗争,他们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受蒙骗的人逐渐觉悟过来;中间的群众都擦亮了眼睛,看清他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所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这个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分化,许多右派分子缴械投降。
政治阴谋
他们这个小集团,一开始就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以北京大学为据点,通过刊物、社团,同全国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建立联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放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去,然后蔓延到中学,把学校搞乱,再把这火放到工厂、农村。用右派分子的话说,他们是“团结孤军作战”的右派分子,所谓“民主战士”们,“进行长期斗争”,并“通过刊物来领导学生运动”,他们声言要“把发言权夺过来”,办和“党中央观点不同的刊物”。
“广场”这个反动刊物还未组织之前,早在5月29日,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王国乡、崔德甫等和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密谋商讨关于出版该刊物的组织、性质、目的和对当前情况的估计等问题。他们给自己确定了任务:“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是点火人,我们要好好领导运动,我们启发群众”。
新社会的垃圾堆
正当学校党委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风的时候,这个反动小集团“广场”,公开冒了出来,这时右派分子把重心从“百花学社”转到“广场”上来。他们把所谓“民主战士”都集合起来了。“广场”成为全校右派分子的大本营。
“广场”编委会是由“百花学社”、“百花坛”、“自由论坛”张(元勋)、沈(泽宜)诗派联合组成的,是右派分子的大联合。参加“广场”编委会的十五个人,都是全校著名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谭天荣、许南亭虽名义上没有在编委会里,但他们积极参加“广场”的工作。
反动小集团“广场”的核心分子是些什么人?这十五个人,他们是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刘奇弟;是两次潜入女浴室,因偷盗被判八个月徒刑,刚刚刑满的李燕生;是共产党叛徒龙英华;是一贯盗窃书籍的李亚白;是抗美援朝前线的怕死鬼——逃兵,到处造谣的叶于泩;是破坏参加军干校、散布反动言论和被开除团籍和有杀兄之仇的张元勋;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奉孝……。这些自封为“民主战士”的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的就有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五。这些人在解放前,大多数生活在上层社会,高人一等。解放后,在历次社会改造等运动当中,他们的父兄大部是群众斗争、改造的对象。这十五名右派分子中,有百分之四十的直系亲属被人民法院判刑、处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他们的行动纲领
右派分子核心组织“广场”编委会形成以后,他们还制定了统一行动的反动政治纲领。在“广场”第一次筹备会上,确定了十四条纲领。这些纲领彻头彻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的斗争纲领是“逐步把中心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要争取舆论自由,彻底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有了自由的舆论,它就可以从容说理,造成社会压力,迫使保守势力退却”。“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允许私人办报刊,否则鸣放的方针就没有物质保证”。他们的纲领还规定,“为了逐步实现以上计划,必须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运动群众的核心。为此,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此外配合以辩论会、讲演、讨论会等活动方式,想逐渐把影响扩大到校外去。”右派分子们根据当时学校的情况,提出:“应该关心同学们提出的迫切问题,应采取尖锐严谨的态度,应使社团成为长久性的组织”。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选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作为他们进攻的总的目标。他们所以特别强调要“逐步把中心移到探讨三害根源”上去,“明确这是国家制度”问题,目的就是妄想用这个来否定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还特别强调:“争取舆论自由”,“彻底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等等,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打着“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幌子,以达到这些右派分子以及被人民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有乱说乱动的自由以后,以便“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共产党“退却”。
“广场”的反动活动
“广场”出版后,右派骨干分子就把重心从“百花学社”转到了“广场”的编委会,并且结集了更多的右派分子。“广场”编委会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出版刊物的机构,而是一个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的核心组织,“百花学社”实际上已成为它的外围组织。
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贯彻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些右派分子除去分别的贴大字报、演说、参加辩论、开“哲学讲座”、向各地寄发宣传品,进行反动宣传以外,更以“广场”作为主要的进攻阵地,并以它的组织名义,在校外开展活动。
“广场”的编委们,首先就在校内积极地活动起来。他们声言“广场”是全校学生自己的刊物,是“反教条主义”的刊物,来骗取学生的支持。他们举行了许多次的秘密会议,商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计划。“广场”主编张元勋说,“有了刊物就好办了,可以向他们开炮了。”副主编王国卿说,“刊物要发行全国;把火点到全国各个角落。”
可是,右派分子的美妙计划没有实现,同学们看到了“广场”的目录以后,就识破它的反动面貌。在同学们的反对下,它不得不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出版。
第一期“广场”的稿子虽是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里选出来的,但它每字每句都是在反动的毒汁里浸过的。
到处点火,到处碰壁
“广场”编委们于在校内进行阴谋活动的同时,还计划在“6月份发动全国人民向人代会请愿,上街搞匈牙利事件”。为了实行他们的计划,除去进行文字的、口头的宣传以外,还秘密进行一些组织活动。他们与北京各院校的右派分子,进行广泛的联系。“广场”主将之一陈奉孝去北京师范大学同该校的“苦药”、“底层之声”两个反动小集团联系,指示他们只反对学校党委,是“气量太小,眼光短浅,以后应当搞大问题,挖苦根”。接着,这两个社团的负责人就到北大取去了反动宣传品,企图搞垮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刊,掌握广播台,出刊物。他们还策动在北京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的右派分子,成立了“百花学社支社”的组织。“广场”一手扶植的地质学院右派头目韩鸿鹏,一直声称要杀完所有的共产党员。
右派分子为了在天津扎根,6月2日,谭天荣等六人,冒充“北大访问团”名义,前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各院校点火。
除此以外,他们还异想天开地把他们自己写的七篇反动文章,编成“民主接力棒”,广泛地散发到全国各地高等学校中。
右派分子所有这些行动,效果都与他们的打算完全相反。他们到处碰壁。地质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等校学生看到他们的反动活动,非常愤慨,派了代表到北京大学去揭发。谭天荣等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师范学院学生面前讲不几句话,大家就看出了他们的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将他们轰下台去。天津大学机械系四年级学生王大齐,当初受了他们的迷惑,在提高觉悟后,就来北京大学揭发谭天荣的阴谋。收到右派分子反动宣传品的学校,也都纷纷给北京大学写信,对谭天荣提出抗议和批判。
北京印刷一厂工人发现了“广场”的反动言论以后,马上就拒绝排印,并且和右派分子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等人讲理。这些右派分子怎么能讲过工人呢?只好胡赖,说那不是反动言论。可是,那是赖不掉的!工人们坚决不排印“广场”,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回去。
对外的复杂联系
“广场”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联系也是经常的、频繁的。他们经常到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那里商量。林希翎在“广场”成立前,曾指出“谭天荣和刘奇弟没有威信”,不能担任编委,主张“另发现一些隐名能人。”“广场”副主编崔德甫曾到谭惕吾家里向林希翎汇报“广场”的情况。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林希翎责备“广场”编委为什么把她和“广场”的关系明确化。另一条线是通过“广场”的积极支持者许南亭联系的,许南亭的父亲许汉三是章乃器的亲信。许南亭得到的一些秘密报告和秘密文件,都在“广场”的秘密会议上进行传达。
6月5日上午“广场”编辑部贴出“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的煽动性大字报,说“广场”有困难,要求同学们贷款、捐款或交订费给他们。就在同一天上午,他们又派人去九三学社找副秘书长王之相要求捐款。这里有一段对话,非常引人深思。王之相说,“如果党委捐一块钱给你们,我们可以捐一千元。”他们说,“我们早就有钱了,你们捐多少没有关系,主要是希望你们支持。”接着,他们又表示纸张、印刷问题都已解决。而“救救广场”不过是一个烟幕,使人们不去追究它的经费问题。
这个反动集团的经费是很宽裕的,从他们的一张支出表中可以看出:到天津去宣传花去一百元,油印传单一百元……共计支出一千七百多元。而谭天荣从天津回来以后,曾写信给“广场”,要求拨给他“个人活动经费”。经费的来源,据张元勋初步交代,陈奉孝曾先后掏出了七百多元,这些钱都是“校外朋友”用挂号信汇给陈奉孝的。这些“校外朋友”是什么人呢?是必须搞个水落石出的。
全线反击
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广场”的反动活动,遭到广大同学们的反击。从6月中旬对它展开批判以来,各种大会小会天天在进行着。经全校学生的揭露和批驳后,它们开始分化和“退却”。6月23日,“百花学社”举行了社员大会。会上,谴责了谭天荣、刘奇弟等人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当场,就有洪允楣等几个社员联合发表了退社声明,表示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广场”编委会也曾贴出一张“解散广场”的大字报。但是,右派分子们却在耍两面派手法。就在他们宣布“广场”编委会解散的第二天,这些“编委”们就在昆明湖上、在海淀酒店接连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作出三条决定:一,沉默;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三,下学期开学后再干。
这些右派分子坚守“攻守同盟原则”来进行顽抗。但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面前,他们的攻守同盟又连续被击破。右派骨干分子沈泽宜,已在20日全校学生的批判大会上,作了检讨交代,向人民请罪。有的右派骨干分子,也纷纷表示悔过。这个嚣张一时的反动小集团虽然已经分化,但是还有不少右派分子顽抗。广大学生正在进一步展开批判,来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学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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