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解放日报社论: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这个问题在上海新闻界并未完全解决。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在上海相当大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有风吹,就有草动。所以,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上海新闻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文汇报就在一个时期内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此外,尚有一些报纸和大学中新闻系,虽然不像文汇报那样被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狂风所刮倒,但是也被飞沙走石迷了眼睛。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因为上海新闻界不仅有一个适应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外部环境,也同时具备了一个使毒菌能够繁殖的内部条件。因此,上海新闻界有一些人在一个时期,完全失去辨别能力,甚至随波逐流,把毒草看成香花,做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办报纲领的俘虏。这个教训是十分惨重的。那末,可见上海新闻界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辩论,就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来说固然有其必要,而对新闻界大多数好人继续进行改造来说更有必要。上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通过这场斗争,擦亮眼睛,吸取教训,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卷土重来的野心,才能坚定全心全意为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奋斗的立场。
最近几个月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夺取人民的新闻阵地,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的反动办报思想。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的掩盖之下,拚命丑化党报和人民的报纸,污蔑人民的报纸是“一副党员面孔”,是“板着面孔说教”,是“一片教条主义的声音”,硬说读者对着党报只能“唯唯诺诺”,“报纸与读者之间筑了一堵高墙”等等。右派分子在反教条主义的大纛之下,进一步污蔑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他们咒骂党使一些报纸“几乎被教条主义害得家破人亡”,使一些报纸办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右派分子这样猛烈攻击“教条主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他们攻击“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要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久经历史证明的事实,是要反对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应为保卫与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服务这一职责,是要推翻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归根结蒂是要取消报纸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功能,以便替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开辟道路。
右派分子最会狡赖。他们会说:报纸为政治服务,报纸要宣传社会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早已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只是反对板起面孔说教,只是反对天天谈指导性,只是反对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而已,怎么可以说我们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呢?一点不错,他们确实没有公开讲过这类话,他们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未曾取到手以前,永远也不会讲这些“蠢话”的。他们口里不讲,心里有数,因为他们干的是阴谋。不过阴谋也是可以识破的,马脚总是要露出来的,一味狡赖也赖不掉。例如:在中央宣传会议上,明明提出既要反对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的修正主义,但是徐铸成、陆诒、许君远之流在所有场合只是攻击“教条主义”,绝口不谈反对修正主义;中央宣传会议明明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目前知识分子中政治工作的薄弱状态,然而他们只是拚命攻击板着面孔说教,从来不说报纸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应该如何加强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们反“教条主义”与我们反教条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他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我们反对新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为了更生动有力地宣传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这件震古铄今的大事业,他们反对新闻工作的“教条主义”,是为了反对歌社会主义之德,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复活。许君远不是已经清清楚楚把他的面貌暴露了吗?他说解放以前为反动派御用的大公报是读者的朋友,解放以后的人民日报不是读者的朋友。不是读者的朋友又是什么?“敌人”两字不过是未说出口而已。既然视人民的报纸为敌,那末,他们反教条主义,哪里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呢?哪里是为了使新闻事业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服务呢?不过是一心一意以为鸿鹄将至,因此利令智昏地来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和利用报纸大卖其力罢了。
右派分子对人民新闻事业的进攻,总是呶呶不休地夸说新闻事业的传统如何重要,攻击“教条主义”者如何忽视传统。忽视传统岂不是一个大罪名吗?他们把传统讲得天花乱坠,美不胜收。究竟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有些什么传统,他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他们讲的传统是什么“文人办报”,什么“趣味性”等等,所有这些,拆穿了说,是借传统之名,行宣传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之实。为了批驳右派的谬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到底有些什么传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些传统。这个工作有待于新闻工作者今后的努力。可是就其最重要之点而谈,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民主派和反动派斗争的重要工具。从清朝末年起,一切民主派办的报纸,都是为的鼓吹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其中革命民主主义者办的报纸极力鼓吹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社会主义的远景而讴歌;一切保皇党、反动派也办了许多报纸,但都是为了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宣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那套骗人“福音”。右派分子为什么混淆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报纸的区别,笼统地说传统呢?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接受反动报纸的传统。徐铸成歌颂的“文人办报”,就是歌颂为帝国主义、蒋介石所赏识的、自称为国士无双的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许君远所歌颂的也是这张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要恶毒的反动报纸。中国人民能接受这份传统吗?不能接受。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报纸的传统首先应该加以彻底否定,在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再来慎重地加以研究、挑选,吸取一些技术性质的有益于人民新闻事业的东西。不抱彻底否定的态度是吸取不到真正有益于人民的营养的。我们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光辉革命传统的报纸中,又有共产党办的革命报纸和非共产党办的进步报纸之别。共产党办的报纸有极其重要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传统,这就是高度的思想性、战斗性、真实性和群众性,以及革命新闻工作者由于经过严重的自我改造因而树立的那种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的品格与作风。由于工人阶级办报的历史还不很长,办报的人在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还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知识不够丰富,因而党报办得不生动,欠活泼,报纸还存在枯燥的毛病,这些缺点,是党报今后必须努力加以改正的。但是,党报的传统是今天办社会主义报纸时首先须要学习的传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笔抹煞这些传统,统统称之为“教条主义”,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能在作怪。非党的民主报纸的好经验,应该吸收,它们报纸办得比较生动活泼的优点应该学习。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笼统否定。非党的民主报纸最好的传统是接受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正由于接受了党的领导,它们就能够站在人民这一边,站在正义这一边,有声有色地与一切反动势力、反动思想作斗争;令人可感的是,有一些非党的新闻工作者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骨气,有的人甚至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动摇性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有一些民主报纸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对接受党的领导常常表现出软弱与彷徨,甚至在反动势力一度嚣张的时候,失去是非界线,跌落到错误的泥坑中去。这只能作为反面的教训来接受。如果我们对待新闻事业的传统不抱一个分析的态度,就接受不到真正的传统,也就不能识破右派分子讲传统的阴谋诡计。
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在于它宣传的是什么思想,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尽管这不等于报纸的全部,但这是报纸的灵魂。其次是看由谁来领导,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别的阶级领导。新闻界的右派分子虽然曾经假意地说报纸要有党来领导;其实,他们是不要党的领导的。他们想用报纸的群众性来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说: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曾对报纸的党性进行过恶毒的攻击。他说报纸的党性就是“党委性”或者是“党委书记性”。他们一再要求办“同人报”。何谓“同人报”?就是把党员新闻工作者排挤出去。所以高唱“同人报”的徐铸成要把排挤党员作为拆墙经验来加以推广。他们还一再硬说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没有自由,并要恢复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威权。这些言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口中的所谓要有党的领导的全盘虚伪吗?
篡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改变报纸政治方向的新闻界右派分子的面貌,已经陆续被揭露了;右派分子在新闻界所制造的无数恶行,已经大量地被揭发出来了;他们的猖狂进攻已经失败,新闻界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初步胜利。但是新闻事业中两条道路的争论,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对于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还必须予以严肃彻底的批判。我们面前有了右派这个反面的老师,有了无数的事实教训,我们相信每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在这场争辩中得到教益。
(上海解放日报二十日社论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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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
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
本报综合消息:上海的右派分子许君远经常以“老报人”自居。这位“老报人”的来历,也真不简单。远的不说,抗战时期,许君远就当过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做过战犯也是宗教界败类于斌的私人秘书,由于于斌的青睐,1945年当过坚决反共的益世报的特派记者,采访过旧金山联合国大会新闻,上海解放前后又担任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和资料室主任。许君远在这段时期,为反动派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在旧金山的时候,他发了大量污蔑苏联代表团的报道。美国兵在中国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许君远却给他们搽粉,说什么“许多到远东作战的美国士兵,帮助他们国人对中国增加认识,增加好感”。就在上海刚解放的一天,许君远还是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不论在标题和文内骂共产党为“共匪”。
解放以后,人民并没有跟许君远“算旧账”,给了他工作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他现在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可是许君远却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像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就在整风期间,许君远认为“时候到了”,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新闻出版事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5月21日,许君远用了这样一个富于煽动性的题目,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否定工人阶级办报路线、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文章。
在这篇有理论、有系统的办报纲领中,许君远放出了许多毒箭。第一枝毒箭是否定解放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尽量丑化党报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报纸,借以否定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许君远诬蔑说:“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怎样拆墙呢?在这里,许君远大大地贩卖了一通趣味论。报纸是得有趣味,但是许君远要的是什么样的趣味呢?不是别的,是“食色性也”,“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琴棋书画……含有丰富的营养”……。许君远鼓吹说:“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他甚至把趣味说成“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许君远所以大肆宣传趣味论,其实是要反对报纸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反对报纸的指导作用。
这位“老报人”在肆意诋毁今天的人民报纸的时候,丝毫也不掩盖他对于解放前对蒋介石统治“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缅怀。他说:“过去常常听人讲起,‘我是大公报二十年的读者了’,话里弥漫着深厚的友情,叫人听起来很舒服。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他露骨地要求以解放前大公报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来改造今天的党报。
许君远放出的另一枝毒箭是要求“新闻自由”。在他看来,我们报纸的清规戒律很严重,不但编辑部如此,而且“读者的压力是大的”。他“建议,在选择新闻上,党报的尺度应该更放宽些,起个带头作用”。他要求今天的新闻记者重新成为“无冕之王”。领导机关不能把新闻记者当作一般机关干部看待,那样就“会使他们产生自卑的情绪”。而记者也不能满足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他说,“只谈‘负责’就够了吗?”还要向旧社会的“无冕之王”学习一些“特长”,即“昂首阔步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要采访什么就采访什么,“无往而不利”,“甚至对新闻幕后的来龙去脉也能摸个清清楚楚”。
许君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右派分子已经猖狂进攻,文汇报已经成为右派主要工具,报纸上右派言论已经像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的时候,而许君远犹感未足,说报纸放得不透、不广,要求报纸放宽新闻尺度,大放其火。他用煽动性的语言向党报将了一军:“大家都在喊叫‘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长此以往,如何指导党与非党同志的团结工作?”“故步自封,落在其他报纸后面,并非上计”。
在这份向党和党的报纸的挑战书中,许君远还放了一些毒箭。而在这份挑战书的结尾,他提了“一个问题”:“目前同人办学校、同人办刊物的声音喊出来了,那么同人办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办一张右派分子的“同人报纸”,正是许君远追求已久的目标。据上海新闻界人士揭发,这位和陆诒、顾执中等往来密切的“老报人”,已经作了办“同人报纸”的具体准备。
许君远虽然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办报经验”的“老报人”,但目前是身在出版社;如果以为他所进攻的只是新闻这条战线,而会放弃出版社这个阵地,那就未免小看了这名右派“英雄”了。
许君远平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常常寻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社的会议。但是整风一开始,他参加会议就起劲了,每次出席必另作记录。社里成立“体制小组”,他自动报名参加,而且推荐小组成员,由他负责召集会议。许君远对“体制”问题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呢?原来文化出版社是由四联出版社(北新、广益、人世间等)、春明、国光、文娱等私营出版社改造而成的。许君远(他原是四联的)是不甘心于这种改造的,就利用“鸣”“放”的绝好机会策划复辟,煽动这些书店的资方恢复私营,甚至要黄嘉音恢复早已歇业了的“家”出版社和“西风”杂志。他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要搞垮党领导的出版社,要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就像他想办“同人报纸”一样,许君远还想搞什么“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他甚至拟定了一个包括二十多人的同人出版社的名单,可就是没有一个党员或团员。
许君远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一贯的。当他工作的私营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的时候,他放空气说:“公私合营后,有党员领导,就不好搞了。”在出版社有了党的领导后,他就说:“这种气候很不好”,“党员在出版社是监视群众的”。他利用各种机会打击党员,打击靠拢党的同志,凡是党员或机关调来的同志,他一概斥之为“低能”、“外行”,他甚至说:“上面派人来是浪费,对不起人民。”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赶走共产党员。对党不满或者受过政府审查的人,许君远就大加拉拢。他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位同志发表了与有些党员不同的意见,他就翘起大拇指叫好,竭力要农工支部吸收他入党。徐仲年是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由于和许君远臭味相投,也经他介绍,由农工民主党文化出版社支部发展为党员。过去在中华学艺社的时候,许君远曾经反对肃反,包庇反动分子。在这次“鸣”“放”中,许君远还为反革命分子胡风“申冤”,说“胡风有才华”,“为什么不把胡风放出来让他开开花?”1954年上海新闻学校结束时,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曾将学员分配到各部门去工作。许君远和有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就在今年6月秘密集会,煽动他们游行请愿,斗争共产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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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山日报揭露社内右派分子
李惠众利用党报向党进攻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鞍山日报全体工作人员于7月15至17日连日集会,揭发右派分子、副总编辑李惠众串连编辑侯韵、薛麦、高伟、张实、刘穆和游庆新等人,利用报纸向党进攻的罪行。
5月14日,鞍山市新闻工作者组织座谈,要求各方面给予记者的采访活动以更多的支持。这些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市委也支持,也可以发消息。可是李惠众等人却趁机写出一篇点名批评了很多干部,实质上是攻击市委的新闻,准备发表。市委认为这样做不甚合适,提出修改意见。李惠众等却坚持不愿修改,并乘机煽动群众说:“这是对市委一次考验。”接着,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张实说:“这是我们做人还是做狗的斗争。”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侯韵、薛麦则更公开要求党员叛党,说:“不怕丢党票的都跟我走。”群众并没有听他们的话。他们便骂市委“愚蠢”,“混蛋”等等。事后,市委几位负责同志几次到报社准备向大家解释,但右派分子李惠众等煽动群众不要接见市委负责同志。市委召集报社的编委会议,李惠众也拒绝参加。他还批评没有参加反党活动的党员是“为了党票,老婆孩子。”并毫不掩饰地说:“我不怕开除党籍,蹲班房、回家种地都行,十年后还得让我革命。”
6月上旬,李惠众通过有严重反党情绪的编辑薛麦和侯韵在会上大肆污蔑中共鞍山市委,说:鞍山日报由于市委用教条主义方法领导,已经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教师爷。葛佩琦的反党言论人人切齿,可是当各地广大工人、农民、士兵以及爱国人士起来驳斥的时候,李惠众却说:“葛佩琦救了官僚主义的驾,反官僚主义的人却遭了殃。”在“鸣放”期间,李惠众分工负责第三版,他趁机编发了大量向党进攻的文章、诗歌和漫画。5月25日三版头栏刊登的一个叫朱歌舟写的“你为何这样静悄悄!”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诗的一开头就明目张胆地指鞍山日报以及鞍山市委说:“鞍山日报啊鞍山日报,你为何这样静悄悄!究竟是鞍山的风缺少报道的必要,还是有人用手把你的咽喉卡住了?”同一天报上还有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个繁荣的春天”的短文,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和向党进攻的报道大加推崇赞扬,说:“春天什么时候降临鞍山呢?”李惠众还亲自组织或者授意报社美术工作人员画了一些漫画,其中很多是毒气十足的。有一付是半天挂着一个火热的太阳,阳光下蹲着一位老干部,撑着伞,这个干部脚下有些花,他用伞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妨碍了“花”的放。
现在,李惠众的反动面目已经被初步揭穿了,到会人员一致要求他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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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日报批判新晚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灯下谈”——右派的战鼓
本报讯 7月22日的天津日报发表了夜莺、项贤和新之三人的文章,批判天津新晚报在5、6月间的资产阶级方向和该报总编辑室主任孙肇延的右派言论。
夜莺在“掩护右派进攻的‘战鼓’”一文中说:新晚报“灯下谈”在前些日子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大多数都是呼风唤雨,到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例如5月14日的“灯下谈”说:“在鸣放上,还处于刚刚开始,而且有着一种沉闷。‘气压’之低,确是感到了的。”(启天:“打破沉闷”)5月24日的“灯下谈”说:“不少党外人士,还是在观望气候,欲吐又止,……耽心报复;而更多的人是迫切要求鸣放,如鲠在喉,却无从吐诉。”(短笛——孙肇延:“祝鸣放园地光辉耀目”)到了6月5日,“灯下谈”又说:“在我们这里,直到风沙迷目的夏天,雨水还是缺少。在鸣放园地里,也还不是风调雨顺。”(短笛:“喜雨”)在此期间,正是右派分子趁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高潮。可是新晚报却装成“不敢鸣放”的样子,叫嚷大鸣大放不够,说什么党的领导干部“一直在躲闪掩盖,缺少勇气打开局面”(孙肇延语),指责不让在基层鸣放,说“要收了”。他们企图用这种说法封住人民的嘴,好任他们为所欲为,并且违反整风的步骤,公然主张中学等基层单位鸣放(见5月14日、17日“灯下谈”)。他们用这种手法,给右派分子一再“寻人”,频催战鼓,掩护他们进攻,给他们助威打气!
项贤在“‘还有很多’吗?”一文中指出:新晚报的右派分子孙肇延曾说:“‘灯下谈’,让我文责自负,可以写,如站在党的立场上我写不了。”站在党的立场上写不了,站在什么立场上写得了呢?当我们读了他在“灯下谈”里以短笛为笔名所写的“再谈‘寻人’”(5月22日新晚报)、“假如屈原活在今天”(6月2日新晚报)两篇文章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当孙肇延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时候,他才能写出文章来。孙肇延在这两篇文章中,恶毒地歪曲了我国知识界的现状,诬蔑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说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追求无从实现”、“满腔热诚无从施展”,因而今天还有“忧怀愁伤”的“屈原”、还有“遁迹山林”的“陶渊明”,甚至还有人把“话藏在心里”,“直到老死也不说”,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他还“寻”到了一些被“压抑”的人。其中有“面容略见憔悴”的、有“苦笑”的、有“话到伤心处晕倒在地”的……。他说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哩”。总之,他把今日中国知识界的面貌描绘成一片灰暗、阴郁,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成是“压抑”。这里,他既恶毒地攻击了党,又挑拨了某些落后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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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的办报原则不能动摇
人民铁道报批判副总编辑范四夫反党言论
本报讯 本月19日,铁道部工作人员举行座谈驳斥右派分子、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的反党谬论。
范四夫在5月16日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在6月4日铁道部干部学校新闻班讲课时,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说什么
“在建设时期列宁的办报原则大有研究的必要”,“机关报是官方的,说机关话”,“只是从上往下灌,不是群众舆论机关”,报纸和读者有一定的距离等等。
人民铁道报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康兆强痛斥了范四夫企图修改列宁的关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集体的组织者”的这一无产阶级办报原则和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谬论。他说:报纸是党向敌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只要党还有领导人民向敌人斗争的任务,有向大自然进行斗争的任务,报纸就必须而且能够发挥它的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天,国外的阶级敌人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更需要报纸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组织并鼓动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康兆强说:人民铁道报在过去登了一些与广大群众的工作、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指示文件,这些都是必要的,读者也是欢迎的。范四夫要报纸发表与党的领导机关指示相违背的言论,实质上就是要反对党的方针路线,就是要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企图改变报纸的性质。
铁道部干部学校新闻班学员陈亚骅揭发范曾说:“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现在看来是过时了”。这实质上是说报纸可以与党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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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最紧急的时刻里
上图:贵阳市郊朝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麦田被暴雨淹了,合作社打电话要求驻军帮助抢收。驻军在下一场暴雨来前的十分钟内,把几十亩麦田都收割得一干二净。 詹健、潘中亮摄
左图:今年天津长芦塘盐场丰收,但必须在雨季前抢运入仓,驻津部队一千多名官兵协助盐场进行紧张的收运。图为一级优秀射手王志平小组正在运盐。
李绍奎摄
右图:河北省顺义县驻军,冒着大雨帮助附近的居民抢筑堤坝,防止洪水泛滥。 吴之远摄
(本组照片均为解放军画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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