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急风知劲草 考验见人心
在右派分子袭击的风浪中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三个共青团员
新华社上海23日电 最近两个月中,遭受右派分子袭击的上海高等学校,有些学生一度迷失了方向,但是有些学生却接受了这场惊涛骇浪的考验,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在21日上海高等学校共青团员举行的集会上,有三个共青团员——华东师范大学陈锡岳、上海水产学院胡文伟、华东纺织工学院吴美义畅谈了他们自己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经历。
坚持原则 以理服人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锡岳
一天,正在课堂上整理笔记本的陈锡岳抬头一看,黑板上出现了一封向他挑战的信。大意说:你说许杰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同意,愿与你辩论,要求你立刻答复。挑战者是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赵兴荣。
陈锡岳毫不迟疑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赞成辩论”。在这以前,陈锡岳早就和有些同学有不同的意见了,已经争吵了好几次。一次陈锡岳在饭桌上说:“这样搞下去,还像话吗?难道真要学匈牙利的大学生吗?”就这么一句话,立即遭到了饭桌上同学的围攻。一个同学用筷子拍着桌子:“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特别在鸣放时期!”“对反革命分子也有言论自由,请你不要妨碍鸣放!”旁边一个立即帮腔。陈锡岳也立即反驳:“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在这样的日子里,陈锡岳真是苦恼极了,曾向他的知心朋友说:“党真像是自己的母亲一样。这几天,好像我母亲挨了打一样,我感到疼痛……”。
正是这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常溪萍和有些民主党派负责人指出了披着“进步作家”外衣的许杰一系列的破坏整风运动的反动言行。陈锡岳仔细地研究了许杰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再结合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反复思考,立刻贴出了反驳赵兴荣的大字报。就这样一来一去,双方斗争了两个星期。最后赵兴荣终于向陈锡岳发出了要求辩论的挑战书。为着辩论时拿出充分的事实根据,陈锡岳约了赵兴荣先后访问了民革师大负责人刘侠任和民盟盟员程俊英。赵兴荣对陈锡岳说:“我明白了,我们不要再去访问老师了。”原来两位教师所讲的事实,已经使赵兴荣放弃了自己的错误看法。
“为什么陈锡岳能这样坚定地相信党呢?”赵兴荣一时还想不通。
陈锡岳对赵兴荣说:“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那时,我家只有二亩地。一天地主家的鹅来吃我们田里的豆子,我父亲把鹅赶走了,被地主毒打得皮破肉烂。我的伯父气哭了,当地主的鹅群又来偷吃豆子时,我的伯父就把鹅扎了一下,地主知道了,竟用铁锥把我的伯父戳了九下,还割下了舌头,伯父就这样含冤死了。”陈锡岳还说他被逼着看过活埋革命干部的惨景,八路军战士、妇女会会长、儿童团团长,一个又一个地被扔到了坑里。他说:“我恨这些野兽!”
陈锡岳说:我的幼年生活,九岁还没入学,家里穷得连棉裤也穿不上,棉被也盖不上。后来我在小学念书,别人放学回家吃午饭,我却偷偷地跑到田里去挖野菜吃。解放了,我考进了沛县中学。今天又进了大学,享受着人民助学金。你说,叫我不相信党,又相信谁?
预先约定的辩论时间来到了,文史楼201教室里坐满了师生,他们焦急地望着窗外,看见陈锡岳、赵兴荣挽着手远远地走过来了。
赵兴荣跨进了教室,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今天辩论会不开了。我错了。”
站稳立场 维护真理
——上海水产学院的胡文伟
6月14日的傍晚,上海水产学院图书馆里坐满了准备考试的同学。突然,电灯被熄灭了,只听见一阵喊叫:“同学们!现在不是学习的时候了,是大家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紧接着,校园里到处响起了钟声和鼓声,一阵紧似一阵,震得人们的心动荡不定。
同学们迷茫地从宿舍、图书馆里走出来,涌向大饭厅,据说是“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
“同学们,你们终于失望了!杨部长没有接见我们……我们全体学生要马上到高教局请愿去!”
站在人群里的胡文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听了很久才明白原来当天下午学校里一些“代表”去见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要求对造游泳池等问题作出答复,现在这些“代表”召开会议传达去高教局的经过。胡文伟听着,感到这个“代表”的言论有煽动性,不大对头。
一些别有用心的学生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出一些煽动性的言论:“杨部长不来是官僚主义!”“同学们!我们要罢课、停考,再到街上去请愿!”终于党委副书记上台了,他表示党委从来是支持群众的合理的意见的,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应该采取正确态度,而不是闹大民主。他的讲话不断地受到了“嘘”声,胡文伟想起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应该独立思考,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终于昂着头冲上了台,唤醒了大多数团员和同学,把右派分子的阴谋粉碎了。
会后,胡文伟回到宿舍,只听见寝室里同学嚷着:“胡文伟拍马屁!”“胡文伟是跑龙套!”“胡文伟,现在你就承认错误,以后班上同学还是会信任你的!”
但是胡文伟没有动摇,他笑嘻嘻地向同学解释说:“我不能同意你们的看法,以后再争论吧!”这时,团委召开了团支部大会,讨论团员应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会上有些团员表示反对胡文伟的看法,并且说胡文伟脱离群众,要他检讨。胡文伟站起来严正地说:“即使你们歧视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我决不为了获得某些人一时的信任和鼓掌,而放弃自己正确的意见。”校内不少同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谩骂声还是不断出现。胡文伟和几个同学写了一篇题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的稿件。当稿件在广播台传出后,马上遭到四年级几个学生的反击,并且嚣张地要胡文伟在某月某日“应战”。但是这次应战并没有进行,因为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发表了,同学们提高了觉悟,认清了是非,主动要求不开辩论会了。
明辨是非 粉碎毒计
——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吴美义
吴美义在肃反运动中曾被人检举过,肃反工作的干部梁某某(党员)对他也比较粗暴。后来党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清了吴美义只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三天,还参加了一个落后的小集团,没有其他问题。党委同志几次亲自向他道歉,恢复了他的团籍,使吴美义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可是班里一个同学在染化系一年级的右派分子指使下,突然在6月7日贴出了一张“向党控诉梁某某罪行”的大字报,要求开除梁的党籍、学籍。接着一张丑化梁某某的漫画又贴出来了,于是学校里掀起了反对梁某某的风波。
无孔不入的右派分子和少数同学还偷偷地去询问右派分子夏高阳,梁某某的问题应该怎样闹法。夏高阳阴险地煽动他们说:“这问题不闹出去是内部矛盾问题;闹出去可以到法院解决!”这个主意正中了他们的心怀,于是,他们马上在暗中筹备了一个控诉大会,美其名曰“辩论会”,还把检察院的同志请到会场,企图利用吴美义在会上的发言,把梁某某解送法院。
但是吴美义并没有迷失方向。棉纺(35)班(吴美义的班级)大多数同学的代表首先发言“对党委的处理表示满意。染化系一年级的那个右派分子接着上台说:“梁的粗暴行为是犯罪的,应该交由法院处理……”,但表示不同意右派分子的师生发言愈来愈多,这个右派分子却故意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表示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他又自相矛盾地说并不是坚持要把梁送法院。这时,主席宣读了吴美义的书面发言:“同学们,我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梁某某的错误行为使我遭受了痛苦,但是我想开了。这样,也许有人说,我没有做人的气质。不!我有气质,我认为我的气质应该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从团结愿望出发,来帮助党整风,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党员同志的病治好了,我是高兴的,我的气质也得到了真正的考验。梁某某已向我作了道歉,已经面对事实承认了错误,我觉得她进步了。同学们!她的进步,使我忘记了过去的痛苦,我高兴,我轻松,我和她又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中,我们可以携手并进。……”
右派分子利用吴美义事件作为向党进攻的阴谋,前后不到五天,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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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
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
他认为: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现行的干部制度是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作领导。
据新华社23日讯 地质部从7月8日开始连续举行座谈会,揭发并痛斥党内右派分子——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薛毅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薛毅自整风开始以后,在6月8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在这一个右派纲领中恶毒地攻击党的组织路线,否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这一事实,认为党和国家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一些不称职的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都是一些“庸庸碌碌、知识浅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党员身份,依靠老资格,依靠国家授予的法律地位来领导工作的”,又说“如果失掉了这些,他们的领导者的资本就会囊空如洗”。
薛毅还荒唐地认为现行干部制度“存在着的根本缺陷”,“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产生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的温床”。他公然诋毁党整风的伟大意义,认为靠整风不解决问题,非对现有的领导干部来个大换班不可,甚至说要想克服“三大主义”,“想依靠思想教育工作来解决……那是道地的唯心主义”。
薛毅还恶毒地把今天党的领导状况和“被教条主义所把持的时代”相提并论,并且暗示要党中央“调整领导成份”。为了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薛毅还捏造事实,说党能选拔出好干部并不是干部政策的正确,而是一种“或然率”。他诬蔑说,现在一些“才德俱优”的人未能发现和提拔重用,干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是少数领导人掌握着干部的命运。他对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里没有合法地位愤愤不平,说“常常可以从某些文件里以及实际生活里遇到对‘比地位’‘比收入’的斥责声”,他竟认为这种斥责是不讲道理地一棍子打死。
薛毅在攻击革命干部以革命为终身职业这一伟大的英雄气概时,狂妄地说中央的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说这一方针在理论上是以形而上学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哲理为指导的。他还恶毒地把这一方针说成是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和蒋介石的终身职制度。他认为推动人们前进的动力乃是升官发财,实行这一方针后,人们“进步的鞭策力量就不存在了”。他还为这一方针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什么助长了贵族化倾向的发展,障碍民主生活的活跃,领导干部可以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了等等。因此,非“彻底改革”不可。接着,他就以实行群众监督作幌子,把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骗人的把戏搬了出来:鼓励人们为“升官发财”而“竞赛”、“竞选”,实行“考试”、“自由选找职业”,等等。他甚至唱出了社会上右派分子关于轮流执政的滥调,说竞选出什么部长来,可以“自由组阁”。(薛毅在他的“刍议”初稿中,曾写了“自由组阁”,后被他的同谋者陈琪修改他的稿件时删去了。陈琪认为这样说太露骨,应该含蓄一点)。他还荒谬地说“从理论上说来,升社会主义之官,发社会主义之财并不算坏事”,而是“变成具有新英雄主义的品质思想”,而“鼓励这种思想的发展,则不但不是可怕的,而相反倒是可喜的”。薛毅还猖狂地要老干部“下台”,让老干部辞职去“自由选择职业”。他说,老干部在转到工业技术部门作领导工作以来,已“完成了很大的历史性使命”,但是今天情况变化了,应当让一班新人来领导这些事业。
他把反右派斗争说成“以势压人”。他居然要求中央把他作为温度计来测定政治气候
全国人民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薛毅又大放毒箭,竭力支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他把工人阶级保卫社会主义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说成是“以势压人”,是“围剿”,是“言者有罪了”。“对发出错误言论者这样搞,比判几年徒刑还厉害。”他还公然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说右派的这些错误言论“如果对社会上已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说明过去宣染的成绩成问题”。他为了替储安平打抱不平,曾彻夜不眠写稿子向人民日报挑战,并恬不知耻地说“我要是领袖的话,我就出来制止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中央应把我这样一个干部作为温度计来测定政治气候”。同时,他还表扬章乃器狡猾抵赖不肯向人民低头是“独立思考”“有骨气”。
座谈会上,人们揭发了薛毅以上的反动言论后,还指出薛毅虽然已经入党十八年,但却一再拒绝党对他的教育改造,从而逐渐蜕化变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土改、肃反等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贯表现右倾,他同情地主,反对进行肃反,为此曾多次受到党的批评和处分。解放以后,他的野心勃勃,总认为党对他是大材小用,对党极为不满。大家指出他必须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以免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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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俞墉恶意毁谤我们国家的一切
社会主义学院开始对他进行批判
新华社23日讯 社会主义学院今天上午举行全体学员大会,揭露和批判学员、交通部专门委员俞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据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俞墉在整风期间,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大会上和小组会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谬论,从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他把毛主席比喻成与崇祯皇帝一样的亡国之君,说“不是亡国之君那里来的亡国之臣?”
俞墉用了最刻薄的词句攻击共产党。他说,“共产党过去以力服人做得多,以德服人做得少,尤其是下属完全是命令主义,独裁制度”。说什么共产党员有一种“堕性”的表现,“他们不是靠劳动,而是靠党吃饭,靠党做官”。他造谣说,“今天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完全是统治的关系、控制的关系,如同旧社会的领导者与部下,把群众看成小百姓,上司高人一等,生杀欲夺,遂心所欲,反我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他又说,“国民党是科员政治,现在是秘书政治。”“传达、警卫、秘书人员在某一点上,比国民党更坏,传达除了不要门包外,和清朝没有什么不同。”他还说,在社会上,党群不通婚,攻击女同志都愿意找党团员结婚,说“发展下去非党员讨老婆也不容易了”。
俞墉大肆攻击我们国家的组织机构,他说,各单位因人议事,名义泛滥,和封建社会一样,说什么“太平天国灭亡之快,就是因为乱封官爵”。他骂作工会工作的人是“工官”,办学校的人是“学官”,办商业的人是“商官”,做妇女工作的是“妇官”。
俞墉把欣欣向荣的新农村,说成是“专制独裁”,没有“民主政治”,“许多干部成了土皇帝、新恶霸”,农民“喊冤无处”,“连行动自由都没有”。他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党员专政”,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说成是“用股东分红的方式来分配”。俞墉主张取消各单位的政治部、监察局等,在他看来,这些机构是制造宗派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
俞墉攻击有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他们光歌功颂德,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是为了追求个人享乐,造成了社会上的不良空气。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水利部参事周嘉彬在发言中揭露了俞墉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他说,俞墉在大革命时代是一个共产党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的时候,他逃到上海加入了第三党。抗日战争期间,又叛变了第三党投向蒋介石,并发了宣言,而后参加了复兴社,成为复兴社的重要角色。抗日战争期间,俞墉被派到西北帮助胡宗南搞反共的工作,成了胡宗南反共的政治参谋。解放前,在宣铁吾和钱大钧任上海伪警备司令期间,俞墉任高级参谋,又是中正学校的校董。
学员们在发言中对俞墉的荒谬言论一致表示极大的愤慨,认为他的言论是“美国之音,台湾之声。”
“是集右派分子反动言论之大成。”大家要求俞墉把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彻底进行批判,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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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万春在京剧界兴风作浪
妄想重温日伪时期的旧梦
首都京剧界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首都京剧界人士在22、23日举行座谈会,揭露京剧界败类、右派分子李万春在戏曲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梨园行中的人,都知道李万春的丑史。日伪时期,他曾勾结宪兵、汉奸、特务,横行不法,欺压同行。他是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干儿子。日寇投降后,他又与蒋匪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勾结,在戏曲界胡作非为,仗势将开明戏院(现在的民主剧场)占为己有。解放以后,他畏罪不敢北来,是人民政府把他从南方接了回来的。然而这些年来,他始终不知改悔,一贯同党和政府对立。这一次,右派分子看中了他,就从他身上来打开缺口。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李万春“火线入党”,参加了农工民主党。
李万春秉承章伯钧、李伯球的指示,向党猖狂进攻。第一步是发展组织。他坐了小汽车四出活动,请客上馆子、登门拜访。李万春承认,他们企图将北京市京、评、曲艺界所有的名演员和著名老艺人,网罗入农工民主党。有人检举: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李万春不惜污蔑共产党。他向人宣传说:“农工民主党比共产党好,比共产党民主;共产党只代表工人,农工民主党则代表农民和工人。”李万春在动员人参加农工民主党时还说:“共产党够呛,快完了,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不入(农工民主党)总有后悔的一天。”
右派分子一面发展组织,一面点火。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出面,这次会被右派分子所控制,开得乌烟瘴气,有的人把解放后党领导的戏曲事业形容为一团漆黑。李万春承认,他听了这些话,心中真痛快。他在会上不断地为这些谰言喝采和鼓掌,插进去一些煽动性的插话,为发言者倒茶送水!
搞垮中国京剧院是李万春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到处散布谣言,说京剧院从他的剧团拉人。“大放大鸣”期间,他在北京日报上写文章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中国京剧院。他还得意忘形地宣称:“这回,我可要向马少波算账了,要向他要人,要行头!”曾经在李万春剧团的演员毛世来、李盛藻、毛庆来、高元峰等发言揭露说,这些年来许多演员离开李万春,是由于李万春在剧团实行恶霸式统治,演员们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的结果。这些离开了他的剧团的演员,有的自己组织了剧团,有的参加了别的民间职业剧团,只有少数参加了中国京剧院。有些被李万春排挤出来的演员,至今还在外流落。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李万春还继续进行瓦解京剧院的活动。他扬言说:上海已开放“自由市场”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都出来自由挑班了,外行的党员干部都撤下来了,北京也快了!他并且私下里鼓动个别演员脱离京剧院,然后又说:“中国京剧院有的演员不愿干了,京剧院不给他们温暖,我们要给他们温暖!”
李万春还公开在剧团内扬言:要在他领导的京剧一团挂起农工民主党的牌子,今后要摆脱文化局的领导。王静波在会上揭发,李万春还企图控制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和艺术企业公司,以达到控制京剧界演员及各剧场的罪恶目的。他并且要使京联恢复从前的“京剧公会”的旧制度,妄想恢复他在日伪时期的“势力”。所有这些,受到了发言者的同声斥责。
揭露李万春的座谈会刚刚开始。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京剧界著名演员马连良、荀慧生、于连泉、谭富英、李少春、奚啸伯、裘盛戎、李盛藻、叶盛长、张君秋、毛世来、赵燕侠、李元春等一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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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
工商界提出的批评建议正逐步处理
民建和工商联讨论反右派和整风问题
新华社23日讯 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今天举行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了两会反右派斗争和开展整风运动等问题。
会议听取了两会反右派斗争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子昂关于这一阶段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又听取了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机关整风小组负责人黄凉尘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接着许涤新报告了对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各地工商业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处理的情况。他说,座谈会后,统战部曾邀请部分工商业者组成三个小组,即关于公私关系问题小组,中小工商业问题小组,工商联、民建会工作问题小组,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归纳成二十四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或即将解决,如关于对工商联的指导工作和经费开支问题已经解决,并由国务院批转各地参照执行。女工商业者产假期间工资照发的问题也已确定,并已下达;关于企业私营时期账册的处理办法,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已拟出办法,不久也要发表。还有一些牵涉方面很广的重要问题,如有关公私共事的制度,中小工商业者的摘帽子等问题,有关部门正在反复研究,准备拟订条例,逐步解决。
许涤新说,政府对大家提出的意见是重视的,是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的,希望大家继续对各项工作提意见。
会议还听取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关于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
民建中央常委罗叔章最后建议两会中央委员,加强工商业者家属的工作,动员工商业者家属投入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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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社会主义电影事业 长影职工反击右派言行
本报讯 据长春日报消息:长春电影制片厂全厂职工向右派言行展开了反击。
在前一个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乐团、剧团、编辑处、技术处等单位,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右派谬论,如“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于电影制片厂”、“党委应当只管党员,不应当领导企业,领导生产”、“现在的这些厂长,不能领导艺术,应当艺术家治厂”。反动活动也在一些单位出现了。乐团就是一例。乐团的方振翔等人,借“鸣”“放”的机会,大肆进行排斥、攻击党支部的活动,他们声言:“党支部领导整风,等于贪污犯领导反贪污。”他们还经过秘密研究,成立了所谓代表“民意”的“主席团”,方振翔等人变成了“主席团”的成员。在“鸣”“放”当中,他们不仅恶毒地煽惑群众攻击了党的领导,还以“主席团”的名义排斥了党和行政的领导。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来,长影广大职工也掀起了反右派斗争的浪潮。“群声”、“青年之友”、“宣传网”、“演员呼声”等黑板报,写满了驳斥右派言行的文章摆满走廊。剧团的全体共青团员和青年,给乐团方振翔等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把‘主席团’的一切活动彻底的坦白出来。”紧接着,全厂又连续召开了三、四次声讨右派分子大会。在声讨大会上,群众痛斥了各种谬论。
编辑处也连续召开会议,批判、揭发了段洪先的反动言行。段洪先在“鸣”“放”时散布所谓“只有党员才被重用,非党人士没有好工作做”等谬论,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为了攻击厂领导,他还挑一些他以为大家不太熟悉的事情进行造谣。经过批判、对证,段洪先承认了“自从脱党以后,一直对党仇恨。反对党的情绪,也是一贯的。”
现在,该厂的剧团、行政处、编辑处、生产处、洗印车间等单位,正在分别召开会议,批判、揭发右派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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