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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飞跃发展
欧百川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请大会予以批准通过。
这次会议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高了我的思想。回忆我在贵州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发表的一些言论是有错误的，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祟，对于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的问题，我认为只是党员干部的毛病造成的；在民族工作上，我常常提出了过高过急的要求，夸大了缺点，抹煞了成绩。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从整体出发的态度，正说明我的立场观点尚有问题。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及自己初步的思想检查，使我初步认识到这些错误，今后尚须继续检查，改造我的思想。现在，我就贵州的工作情况发表一点意见。
短短几年间的巨大变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解放前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由于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去年我省又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去年是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虽然全省有十二县遭受了严重旱灾，由于发挥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终于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获得了空前未有的丰收，粮食增产十一亿斤，较一九五五年增产百分之十三以上，这是解放后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由于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获得了很大改善。在解放前，贵州是一个缺粮的省份，要从外省运进粮食，从土地改革完成后，这种情况改变了，自一九五二年起至一九五六年底，我省共运出十五亿七千万斤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同样有了很大发展。去年进一步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根据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建立了两个自治州、两个自治县（连原建立的共有三个自治县）和一百一十四个民族乡，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了，大大发挥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几年来，政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发放了无偿农具、农业贷款和各种救济粮款，使民族地区生产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去年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各民族自治地区都获得了增产，黔南自治州（包括三都自治县）去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黔东南自治州增产百分之七以上；威宁自治县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五；松桃自治县增产约百分之十一。几年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就是原来极为贫穷的高寒贫瘠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据高寒贫瘠地区的威宁等十一县的统计，一九五○年粮食产量七亿一千二百万斤，一九五六年增加到十二亿三千四百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三。又据威宁等五县调查，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买布一尺二寸三分，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买布九尺七寸，增加了七倍多；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买盐半斤多一点，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买盐三点五斤，增加了五倍。经过短短几年来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贵州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过去很多人过着的那种没有粮食吃、没有盐巴吃、没有衣服穿的悲惨生活根本改变了。那些右派分子叫喊“少数民族地区合作社办糟了”、“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的荒谬言论，是在企图挑拨我们少数民族和党与人民政府的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铁的事实把右派分子的阴谋粉碎了。我们的合作社办对了，办好了，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合作化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各族人民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注意山区少数民族特点
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合作社发展很快，我们对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不够，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曾经发生忽视民族特点的毛病，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照顾不够，把不该入社的“麻园地”、“采花坡”、“祭祀田”、“棉花地”、“牯?牛”等入了社，自留地也太少，在全省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后，已经基本上作了纠正；但有的地区对少数民族生产的特殊需要还照顾不够，如对少数民族按照他们不同的习惯，他们生活必需的糯米、棉花、麻、蓝靛等，没有列入生产计划统筹安排；有的在生产时间上对民族节日照顾不够，如对苗族“四月八”、布依族“祭山”、“祭秧田”等节日，没有在安排生产时适当留出他们过节时间；在民族联合社中，有的没有按照各民族都应有相应比例的原则来安排社干，对于人口少的民族照顾不够，这些缺点还必须继续检查纠正。有的经济部门执行价格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土特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偏低；有的购销差价过大；有时还有压级压价的现象发生，这对生产不利，需要逐步适当加以调整。此外，我省高寒贫瘠山区，也就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虽然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土地贫瘠，耕作技术落后，作物的产量还很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我省中心地区。我们过去在工作上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困难照顾还不够，为使这些地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地改变其落后状况，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政府还应继续给予帮助和扶持。发动这些地区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艰苦的劳动，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进一步发挥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例如望谟的青麻，威宁的畜业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林业副业产品和土特产品等等。这样就可以逐步地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
交通、工业、文教事业的发展
我省交通极为不便，发展交通事业是促进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几年来，我省修建公路和简易公路二千六百六十四公里，比解放前全省公路增加百分之七十四，少数民族地区修建了一千四百八十公里，使贵州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促进了物资交流，许多土特产品得到了销路。但是，贵州的公路仍然很少，交通不便仍是很大的困难。目前还有些边沿县不通汽车，使边沿地区的许多土特产品还运不出来。必须逐步地发展这些地区交通运输事业。今后政府还应该继续投资修建一些公路，并继续发动各族人民多修建一些乡村驿道，发展畜力运输，逐步改变交通闭塞的状况，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
大家都知道，贵州的工业是十分落后的，解放前几乎是没有什么工厂。解放几年来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小型加工工厂。但工业仍然是很落后，贵州是有条件发展工业的，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很丰富，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着丰富的矿藏，林产品、棉、麻、毛、皮革等也都适宜发展轻工业。今后，应该进一步发展地方工业，多开办一些中小型轻工业。同时，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今后在贵州安排一些工业项目，帮助贵州发展工业建设。今后新建企业和扩大企业时，我们还应当多注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培养少数民族的工人参加工业建设工作。
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我省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五六年大中小学在校学生已达一百五十多万人，较一九五○年增加了八倍半；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已达三十四万多人，较一九五○年增加了十四倍半。在文教工作上，今后还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劳动教育。同时，由于我省教育事业原来很落后，学校和学生人数的发展比起先进地区来还是少，少数民族人民文化更为落后。今后，还需要逐步地继续发展，在边沿的少数民族地区还要适当地增设一些学校，并有计划地加强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种专业人才。
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
我省肃反运动，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充分发动了群众，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肃反斗争过程中，由于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义愤，斗争了极少数虽有罪恶，但可斗可不斗的人，甚至错斗了个别完全不应斗争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一经发现就坚决作了纠正。但是，在已经结束肃反运动的地方，有的单位还发现了有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据贵阳市市级机关的检查就漏掉了十三个反革命分子，如贵阳市粮食局反革命分子张莲安，解放后当土匪营长，杀害革命干部三名，于一九五二年镇反时改名换姓，伪造历史，混入粮食局做工人，假装积极，后被提为干部，该局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发现他的真实姓名，经调查证实他是一个有血债、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省化工公司反革命分子贺钰河，抗战时曾参加我游击队，后投敌叛变，充当日伪汉奸和密探，由于他告密致使革命干部和农民七人残遭日寇杀害，也是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发现查出来的。又如省统计局反革命分子何运寿，解放后参加土匪，刺探军事情报，抢劫粮食仓库，任意殴打农民，群众极为愤恨，肃反斗争结束后错误的将其平反，平反后引起了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极为不满，最后才经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这就充分说明了，经过肃反斗争，反革命分子虽已基本肃清，但是，事实证明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狡猾的，还有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未完全彻底肃清，建议中央公安、检察有关部门，对这种情况要特别重视。我们应当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继续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肃反斗争中，有些右派分子大喊大叫，他们说“肃反搞错了”，“大部分斗错了”，甚至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斗错了”。这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胡说，我要问这些右派分子，你们为什么对漏掉的反革命分子一字不提？难道你们想要多保留点反革命分子才好吗？你们居心何在？你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我们各族人民是绝不能容许的，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坚决全部彻底肃清，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几年来，贵州的经济文教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项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贵州底子穷，生产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还低，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下，加强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一定能够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我们贵州原来是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短短几年，就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得到飞跃发展，这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的，我们各族人民对党衷心拥护。我要正告右派分子，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们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们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坚决反对，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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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四川水利的巨大潜力开发出来
陈离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其他各位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这些报告完全证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还在一日千里的发展。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首先把成绩肯定下来。而右派分子却完全抹煞事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们恶毒的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恢复万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重新奴役人民，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
我在四川搞了几年水利工作，我想简要的谈一谈几年来四川水利方面的发展情况，用铁一般的事实来回答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诽谤。
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气候温暖（年平均温度16°—20℃），雨量丰沛（年雨量平均一千公厘），物产丰富（水稻、苎麻、油麻的产量均占全国的第一位），人口众多（约七千万人），古称天府之国，确实名不虚传！它蕴藏着很丰富的水利资源，经我们查勘测量在长江干流上选择有地形地质适宜于筑高坝的有三峡等水利枢纽；在支流的嘉陵江、岷江、金沙江、乌江亦选有二十多个水利枢纽。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苏联专家们帮助下，正在作长江水利和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流域规划，这些枢纽兴建，将对我国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事业起着巨大的作用。长江在四川境内的大中支流共有八十多条，加上小河山溪，数以千计，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水利资源，可以供我们灌溉、发电、航运等事业充分利用。我和苏联专家们几次到四川查勘时，他们看到岷江、嘉陵江、乌江等支流向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它们当着一般支流看待，它们本身就是一条大河流，被长江把它们形容小了，它们潜在着很大的力量，开发出来，大大有利于国家建设。”这样美丽、肥沃、富庶的四川，在解放前怎样？贪污，土劣压迫剥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弄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人民过着惨痛生活。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要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大量增产粮食；要发展工业，必须增产工业原料。水利建设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增产，与肥料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解放前，农村生产破坏情形，我举出四川水利的例子来说一下。
根据近几十年的统计，解放前全省的灌溉面积，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有减退，很多群众性的水利工程，因多年失修而被荒废。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号称三百万亩的灌区，在解放前夕，实灌面积不及二百万亩。由于水利失修，水旱灾害，日趋严重，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年的大旱，为患之烈，是四川历史上罕见的。
解放后几年来，四川省的水利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七年的丰收对国家统筹支配粮食，救济灾区省份人民有了极大的贡献。在一九四九年灌溉面积才占全部水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计一千一百万亩，到一九五七年已达到三千六百余万亩，使现有水田的百分之六十四都有了灌溉保证。八年来，灌溉面积增长了两倍以上，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就修建了水库、塘、坝六万八千座，大小渠道二万八千条，扩大灌溉面积一千零三万亩（其中包括旱地浇灌一百余万亩），差不多相当于解放前几十年灌溉面积的总和。古老的都江堰灌区，也随着人民的解放获得了新生，发挥了它历史上从来没有发挥过的作用。我们不但将原灌溉渠进行了整修，修建了新式的节制设备，而且扩建了官渠埝（全长八十多公里，横跨蒙阳河、小石河等十余道河流，大小建筑物七百余座，灌溉面积一百二十九万亩），西河（面积八十四万亩）、东山（面积五十六万亩）等新的灌区。目前灌溉面积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二百万亩扩大到五百四十万亩，使成都平原真正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粮食和油料基地。几年来，我们在山区、丘陵地区采取民办公助、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办法，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水塘、水库，大大防止和减轻了这些地区水旱灾害的威胁，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上升。由于兴修水利的结果，仅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全省即增加了双季稻面积八百余万亩，阆中、南部、苍溪等地去年谷子含苞时，有四十多天没有下过透雨，但因有了塘堰水利设施，进行灌溉，水稻不但没有受旱，反而比前年增产了。宜宾县临江社一九五六年修了临江堰，使全社九百五十亩田有百分之八十二种上了双季稻，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七百零五斤，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南溪县刘家乡川底坝是块山间洼地，每逢洪水季节，积水常常一两个月不退，解放前曾经有一次淹没了半年，积水才退，颗粒无收。一九五六年春，在乡支部的领导下，以四十五天的时间完成了横山堰六个，输水沟一条，消水洞二个，使连年被淹的川底坝，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增产了稻米一万四千余斤。
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由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结合其他农业措施，使一九五六年的粮食增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十，比解放前的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百六十三亿斤，比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年份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一百零二亿斤。一年中，供应了商品粮一百二十亿斤，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四川省的农田水利工作是在认真贯彻中央的依靠群众，因地制宜，费省效宏的原则下进行的。根据调查材料，修建山塘及水库，每亩负担材料费不过一至二元（根据资中县七个小型水库的统计材料，平均每亩负担材料费为一元零五分），出工十至十五个劳动日。即以灌溉面积达一百三十余万亩的官渠埝工程，每亩负担工程费也不过两元。四川省农田水利工程造价，所以特别低的原因，主要是能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发动群众力量的缘故。如在水库工程中，普遍推广的石卧管、竹管和木管，一般要比混凝土管便宜五倍到十倍。管渠埝工程中，总结当地群众经验，大量采用卵石修建涵洞、渡槽、分水建筑物，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一般较用钢筋混凝土节省工程费用四、五倍，而且大大的缩短工期，减少了钢材、水泥需要的数量。又如在一些工程上采用折折式闸门，扇形闸门以及人造水泥等都达到了费省效宏的目的。
为了解决技术干部不足的问题，几年来省水利厅和各专、县采取搞示范工程，组织参观、实习，办短期训练班等方式培养农民水利技术员一万余人，充实了基层的技术指导力量，对开展工作，保证质量，起到很大作用。
关于工程质量问题，是前一阶段争论最多的问题，根据最近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我们工作中是有些缺点的，但根据调查材料的分析，真正属于质量不好的占总工程数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其它一些缺点，是由于管理养护不善等原因所造成。如仁寿中农乡共有圹六十九口，经实地调查研究，其中由于设计或施工注意不够，确实质量低劣的仅四口，占总圹数的百分之五点八；由于无人管理，或者有专人而流于形式，以致养护不好，造成漏水，滑坡的有四十口，需要加强管养。该乡去年十月已整好二十三口，共花工九十九个，平均每圹仅花工四点三个。又如资中凤凰乡共有圹一百一十五口，经调查后，其中确实质量不好的，只有三口，占百分之二点六。又如梁平县巨奎乡一百四十四口圹的调查，质量好的一百一十八口，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九；有些问题，需要整修的二十一口，占百分之十四点六；质量低劣，发挥作用很小的五口，占百分之三点五。因之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四川省几年来水利工作成绩是巨大的，是主要的，而缺点是个别的。
当然，我们决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也更不能忽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今后四川省的水利工作，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当前全省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稻田没有灌溉设施，而已有灌溉设施的水田中，约有半数抗旱能力不足，特别是以前所修的一部分较小工程，原来多系根据一季田渗水设计水量，目前随着双季稻的扩展，复种面积的扩大，需水量平均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就需要有新的工程来补充。其次，四川省半数以上的耕地是种植旱作物的，这些作物以前是很少进行灌溉的。但根据近两年来的典型试验，一般浇灌过的棉花、小麦、玉米要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有的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方面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应当继续贯彻中央的水利建设方针，积极进行。
二、四川省只要水利获得保证，扩大复种面积，改种双季、三季作物以及旱地灌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还很大，估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单季稻改双季稻一千万亩，每年即可增产二十亿斤，旱地改水地四百万亩，可增产十亿斤；旱地水浇一千万亩，可增产七亿斤；冬水田改灌溉水田，加种一季小春一千万亩，可增产十亿斤；仅这四项合计就可增产粮食五十亿斤左右，这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四川省雨量丰富，河流众多，但由于地形关系，一般是坡陡流急，水低田高，利用率不高，今后结合水力发电发展机械提水灌溉是一个重要方向。据调查材料估计仅岷江、嘉陵江、乌江、雅垅江水力储藏量即达八千余万瓩，而中小型河流及灌溉渠道中适于发展农村水电站的就有四十五万瓩，这些宝贵的水利资源，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出来为人民造福。在最近几年内，根据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条件，可以先搞一些中型和小型的水电站和抽水机站，同时应特别注意结合生产，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如崇庆县安乐乡胜利农业社水电站，一九五六年建站，发电量十瓩，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大的降低了建站费用，这个电站的拦河坝是用竹笼卵石作的，水轮机是木制的，电杆是用旧料，烧料由部分生树代替，厂房利用拆的旧屋料修建，整个工程投资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元九角，除去社员出工和自筹器材外，实际现在开支只有四百三十一元（发电机三百二十元未包括在内），他们在建站过程中，采取先打米后发电的方式，利用水轮机直接带动打米，两个月时间，就净增益一千四百三十五元，而社员替粮库装卸搬运粮食的收入五百七十九元，以及女社员在电灯下替供销社织麻线的收入还不在内，他们今年还陆续添置电动锄草机、磨面机等，同时对合作社照明省油的效用亦大，是值得提倡的。
四、如何作好现有的三千多万亩工程的管理养护工作，也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应当充实基层的组织机构，无论如何要作到不论大小工程都有专人管理，能够经常进行检查，修补，保养，才能保证工程的正常使用。对于农业合作社管水人员和水利委员会管理处的脱产干部，应当加强政治教育、技术领导和其他办法，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新法泡田和合理灌溉工作，近两年来，四川省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不过还限于重点地方，没有全面推广，今后要注意组织推广工作。
五、四川省部分地区水土流失情况相当严重。一般复盖情况是：周围大山较好，深丘陵地区次之，而腹心地区最差。在遂宁、江津、温江、南充、内江等专区，山坡被大量开垦，树木砍伐特多，水土流失情况相当严重，不但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而且对下游水库使用寿命极为不利。金堂县三星乡在未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前，全乡坡地每亩平均年产量仅一百五十斤，小春全是坑地，颗粒无收，如稍遇大雨，还会形成洪灾，连最低产量也难保证。全乡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进行水土保持，坡地改梯地，提高了土地的抗旱保肥能力，每亩增产一百斤以上。不过几年来四川省水土保持工作，还限于重点试验阶段，今后应当逐步的向面上推广。
以上意见，请各代表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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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民主党的大多数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何世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并就以下几点，说几句话。
安徽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落后的面貌正在改变
（一）右派分子不准我们说成绩。他们把“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诬蔑为“教条主义”。古语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他们的用心，就是要夸大缺点，抹煞成绩，颠倒黑白，以图污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而达到反共反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他们的阴谋就是这样。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如日月经天的事实，难道不应该说吗？难道不应该大说而特说吗？我们对于成绩还是说得太少，而不是说得太多。我生长于安徽，对于安徽事情更熟悉些，所以我现在就举出几项安徽的工作成绩来说一说，而安徽的成绩是全国成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大家知道，在解放前，安徽是长江流域一个最落后的省份，除淮南煤矿、日本帝国主义者经营的桃溪铁矿及裕中纱厂外，就没有近代的工业；除芜湖这个日趋衰落的米市场外，也没有大商业。解放后，不同了。安徽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着。许多城市已在改变面貌，特别是合肥已完全改变了旧时的面貌，经过土改，经过农业合作化，旧的、穷困破产的农村，已得了彻底更新，兴旺的气象正与日俱增。
工矿业方面：解放前纺织业只有二万二千纱锭，到去年止已增为八万四千纱锭。解放前淮南煤矿年产额最高才一百六十万吨，现在年产额增到三百万吨左右，每日可产一万多吨。解放前只是芜湖、蚌埠、安庆、合肥等少数城市有供照明用的小型火力电厂，现在除大部分城市有电灯外，许多乡村也有了电灯。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力发电站发电能力在十万瓩。一九四九年的工业总产值仅仅九千零三十二万二千元，到一九五六年已增为七亿九千五百十九万一千元，六年之间，增加了七点八三倍。随着工矿业生产的增长，职工的工资也在逐年增加，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增长达百分之一百四十一点八。
再看农业：远的不说，单就全省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一九五六年来看，这一年受到旱、涝、台风等自然灾害，灾情的广度，远超过一九五四年这个重灾年。但是，由于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战胜了灾害。这一年粮食产量为二百三十亿斤，比丰收之年，即一九五五年的二百二十七亿斤，还增产了三亿斤。在这个考验下，合作化的优越性有力地显露出来了。一下堵住了那些反对合作化的人的嘴巴。治淮工程的成绩巨大，更不待我多说。大家知道，旧安徽是个多灾的省份，淮北更是有名的“十年到有九年荒”的地区。怀远县农民周登良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解放以前，周登良因遭灾荒，曾以一斗米，把妹妹卖给人家，现在他全家不但够吃够用，就在去年那样的灾情下，还多余了二百元。解放后农民收入是逐年增长的，据肥西县江淮社对贫农成分的调查，六年之间，增长达百分之一百三十二点八。农村日用品的销售量，也说明了这个增长的事实：一九五五年平均每人购买棉布一七点八五尺；肥皂零点八八块。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是棉布二十点六尺；肥皂零点九三块。工农业产品价值的比例也在改变，一百斤大米，一九五○年换二七点二八尺洋布；一九点二三条日光皂。一九五五年换三二点九二尺洋布；二四点二四条日光皂。过去农民要以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交给地主，现在，农业税约占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七，通过差价而交给国家的约占百分之五，两共占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成绩是基本的吗？不，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宣城县双桥社农民说：“我们社有两万人，五万七千多亩田，过去是有水过年无水做田，现在水坝修起来了；政府还花了七万元给我们建筑一个水力发电站，不要我们一文钱。过去小病即抵，大病即死。现在小病即医，大病住医院，有共产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农民的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们正向社会主义走，右派分子却想截着我们的路。我们要问右派分子，为什么不要共产党领导？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是的，我也要问右派分子，如果我们的缺点真的像你们所夸大的那样，安徽面貌能够有这样大的改变吗？能够变化得这样快吗？右派分子不喜人民的法制一口诬蔑我国“无法可依”
（二）右派分子诬蔑我们国家，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不依”，“重人治，轻法治”等等之类的谰言。他们想把我们国家说成没有法制的状态，然后摆出一副好像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假样子，偷偷搬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我国法制的任务在于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确立和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法制，肆意诬蔑，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它。有一些人受了右派分子的蒙蔽或影响，批评我们说，“无法可循”或“以决议、命令、指示代替法律”，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我国自开国以来，除宪法外，已先后制订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人民警察条例等等，还制订了许多行政法规、单行条例以及决定和指示，共数千件。说“无法可依”的人，何以不去看看这些事实？诚然，我们的法制，现在还没有完备，但那些人希望我们在开国之时，或与宪法颁布同时，就制定出一套完备的法律，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却不符合客观事实。大家知道，法律是一种由基础所创立的、并为自己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必须由社会经济为它铺好道路。也就是说，由当前经济关系所规定的一定利益，以某种方式反映于人们意识中，从而上升为法的意志。因此，法律必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逐渐得到完备的。它不可能超越现实经济关系。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在右派分子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谁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国之时，就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吗？何况，资本主义是先行于封建社会之内的，而我们却要在“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更何况，我们国家正处在过渡时期，新的不断在兴起，旧的不断在死亡，变化是这样剧烈，又是这样迅速。要在这样激变时期一下制定出一套完备的既适用于今天又适用于明天的法律，是不可能的。因此，为着适应这种迅速的、不断更新的情况，我们以决议、命令、指示来解决国家工作中某些新生的问题和矛盾，来补充在制定和修改上都要较长时间的法律，有什么不好呢？况且它们本身就是法制，起了法律作用。有人反对在通过规章时加上“试行”、“暂行”的字样，他主张“立法就是要束手束脚”。要知道，“试行”、“暂行”字样，正是我们当前剧烈变革的经济情况的反映。至于法的作用，诚然在于有一定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必然要随着不断更新的经济关系，而不断改变的。难道我们必须制定一套法律来把自己手脚束缚起来，不再前进一步吗？马克思说得好：“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
事实上，世界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最重法制，它是人民的法制，右派分子是不喜欢这种法制的。
就我们立法工作说，由于有了解放区一、二十年的经验，由于有了苏联的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的工作是顺利的，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缺点是有的。许多人对于我们立法工作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期望，我作为参加立法工作的一个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欢迎。
右派分子的唯一出路——切实交代，重新做人
（三）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极端无耻的造谣和污蔑，说我们是漆黑一团，梦想在中国制造出一个匈牙利事件。于是他们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的机会，四出活动，到处点火，推涛作浪，想造成天下大乱。可是在人民的愤怒反击中，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等等右派分子，已逐渐露出了丑恶的原形。特别像右派分子巨头章伯钧，就是一个最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一向把自己吹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充满于他的脑子，只是美国的商人哲学、英国的议会政治和中国旧时代的黄老权术，这是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各方面都在进行揭露，我就不再多说，至于他的私人道德的恶劣，虽在旧社会也不能容。他曾有一个时期，竭力把这种思想掩蔽着，可是，他眼看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的胜利，他的反动的情感激动起来了，在波匈的事件发生后，他认为时机已到，便大肆活动。一面和罗隆基结成联盟；一面在农工民主党内，把他左右一些民愤极大、罪恶多端、甚至与特务有联系的人，扶植起来，把持农工民主党的领导，在共产党整风期间，派出骨干，四出点火。仅就北京一地来说，不过一个月光景，就由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二十余次，向卫生、科学、文教、政法等六个方面点火。这些年来，虽然我对于章伯钧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曾进行过斗争，而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竟发展到这种程度，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揭发和批判，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负责人之一，我也要负有一定责任。现在，农工民主党对于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已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农工民主党中大多数人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右派分子，很明显，现在已经孤立了。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彻底交代出各种阴谋活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则，不仅农工民主党同志，全国人民都同他们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