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上海城市面貌起了显著变化
赵祖康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首长的工作报告。
会议中,读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文件,对我在今后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具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以下请允许我联系工作谈谈上海市的市政建设和学习毛主席讲演的一些体会。
上海市政建设的成就
解放八年来,上海的市政建设在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下进行工作,是有成绩的,因而也使上海的城市面貌在不少方面起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上海市政建设的重点之一,是新旧工业区的开辟、整理和工人住宅区的兴建。上海原有几个主要工业区的道路交通给水排水等都有改进。此外,并已经开辟或正在开辟桃浦、彭浦等几个新工业区,分别安排不同性质的工厂,对于贯彻执行上海工业生产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是能起配合作用的。
一九五一年起,上海市开始由政府投资统一建造并鼓励工厂企业投资分别建造职工住宅,至去年底止共达一百八十余万平方公尺,可住三十万人(职工群众自行建造和“自建公助”的未计在内)。职工住宅分布在十二个住宅区,分别接近新旧工业区及浦东地区,占地共约合上海市原有建成区面积的十分之一。住宅多数是二层或三层楼房,一小部分是四层,有宿舍式,有公寓式,都安装有水电卫生设备,适应了上海的气候、地理条件和居民的生活习惯。住宅区内都有相当面积的绿地,空气阳光充足,孩童身体都很健壮;各区还配合建造了小学、幼儿园、托儿所、门诊所、商店、菜场、邮局等;公共汽车路线都通过或接近这些住宅区。职工们迁住入区内后,回忆到过去住在苏州河边破船里或矮小阴暗的阁楼里或摇摇欲坠的棚屋里的凄惨景况,再看看现在所处舒适良好的住屋和环境,都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梦想不到的幸福,他们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认识只有党和人民政府才能为劳动人民谋幸福。他们的生产热情更高涨了。
第二,上海的干道道路的开辟和公共交通服务事业的改进与扩展,八年来也有显著的成就。新辟干路可举以下几个例子:从铁路北站(客运总站)和东站(货运总站)出来,现在已经有拓展或新辟的宽阔道路可直达本市东西几个工业区和南京路一带的热闹中区了。这些宽阔“马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花了很大气力想开而始终开不成的,到人民的手里很快就成为事实。今年还在建成区的北区和南区分别开辟交通干道各一条:在北区是跨越沪宁铁路的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旱桥,桥上可通行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桥下通行铁路运输车辆,今年国庆节前可争取完工;在南区是在旧城厢辟筑一南北干路,北经市中区以通北火车站,可望于明春完工。
上海的公共交通服务事业是以公共汽车和有轨无轨电车为主。现有交通线路较解放前增加了三百三十七公里,主要是为便利工业区与住宅区间以及建成区与郊区间的交通,最近尚在积极进行线路调整的措施。现有公共汽车和电车共一千三百余辆,较解放前增加百分之四十三,但目前本市公共交通平均每天的乘客率达三百万人次,仍有大量增加车辆的需要,现已试制成功解放牌公共汽车和解放牌无轨电车,今年准备造一百三十辆,所需总成、配件与材料基本上全部为国产。
第三,给水(自来水)排水(沟渠)工程的基本建设,几年来在上海也兴办的很不少。自来水管线增加了三百六十五公里,发挥了“环流”的作用;沟渠方面增设了沟管一百七十公里(里弄沟渠未计在内),新建了防洪唧站及污水处理厂多处,还填没了建成区内臭水浜几十处,对某些经常积水的地区减少了一雨即淹的威胁,对环境卫生有不少改进。此外,几年来在劳动人民居住特多的棚户区内举办修理小路,排设沟管,设置公共给水站、公厕等环境卫生工程,有二百余处,受益的劳动人民近一百万人。
第四,园林绿化也发展的较快。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建设有如“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公园,肇嘉浜填成为林荫大道;还有解放前肮脏丑恶的外滩改建为绿树红花的滨河街头游园,成为新上海美丽的大门;这些都是值得上海人民引为骄傲的。
总之,在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帝国主义者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的,现在是在党所领导的人民手里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乐园”的新上海了。
不能容忍右派分子猖狂进攻
上海市政建设的成就,仅仅是解放以来八年期间我们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比较地还不顶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居住在上海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尤其是国际访问友人和一般旅行游览的人,看到了上海市政建设的一些活生生的事实,看到了新上海的新气象和旧上海一些残余面貌的不同的对比,都莫不情不自禁地惊奇赞叹。那末,人们看到或听到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规模及飞跃速度的成就,他们心情上的激动和对我们党与国家的敬佩和赞美,是更不用说的了。但是自从共产党欢迎各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对党帮助整风之后,竟有一小部分居心叵测的人制造出一股邪风、妖风,淆惑人心,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散布出来和阴谋进行的恶毒阴险卑鄙龌龊的荒谬言论和活动。那些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之流,如民革的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之流,在上海如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之流,他们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否定我们的成绩,他们把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观原因完全推在党组织或党员身上,而忘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还把这些缺点恶意地归咎于国家的基本制度;从这些歪曲的论点出发,他们彼此相通,各地配合,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出篡夺党的领导权、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狂妄的政治主张和荒谬言论,并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些荒谬言行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立场是根本错误的。他们不站在六亿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立场上,而站在他们自己一小撮人的争名夺利的立场上,向我们广大人民、向我们所爱戴的党、向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作猖狂的进攻,我们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我们愤怒,我们憎恨他们!
我们正告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我们的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保证了我们国家日益统一和巩固,保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而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必然能取得成绩,而且成绩是主要的。右派分子否定我们的成绩,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们说有成绩,说成绩是主要的,并不否认工作中有缺点,或者有时还产生个别错误,虽然它们是次要的。上海市几年来的市政建设工作,也存在着缺点或错误。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不论在工业区或工人住宅区的开辟,不论在若干建设的标准方面,不论在城市规划的规模方面,都曾经或多或少产生过缺点或错误。推其原因,毛主席在讲演中指点得最明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改造思想,改进作风,健全制度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解决这些矛盾。这一宝贵的指点,真使我心里一惊,眼前一亮,进一步认识了过去工作中缺点或错误的病根所在。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在我不是都还相当严重的存在着吗?而和我工作有关的若干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除了由于自己能力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外,也不还是和我的意识形态与作风有关吗?
意识形态、作风、制度三者需要改造、改进和健全,对于我们今后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做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就是毛主席在讲演中指出的我们知识分子的继续改造自己、继续前进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真正是仁慈真挚语重心长的教导。但是,一小撮政治野心家的右派分子却偏偏在向后倒退,退向反动,而且拖别人一同向后倒退;他们害己害人,反党祸国,罪恶很大。我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几年来得到党的教育培养、团结帮助而感激不尽、力图改造前进的人,同那些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危害人民群众、危害党和国家的右派分子决不能和平共处;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依据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明辨是非,对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揭发并驳斥他们的荒谬言行,予以严厉的反击,不到他们向党、向人民低头认错认罪,决不罢休!
我们要在积极投入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具有同工人农民一样的思想感情的战士,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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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和科学需要党的领导
王国松、陆士嘉、赵忠尧钱崇澍、严景耀、顾功叙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出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领导教育和科学的问题
高等学校自院系调整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面貌,增加了许多新的专业,培养出大量建设人才,以适应国家建设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成绩是肯定的。这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当然,在教学改革中,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也发生过若干偏差,如学习苏联的时候,结合中国实际情形不够,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右派分子却乘机想削弱党的领导,恢复旧中国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发展个人主义思想,片面强调钻研业务,脱离了政治。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样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配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我们认为在目前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工作中,需要党的领导。特别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因此,更有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
八年来,中国科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有了迅速的发展,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给科学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指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解决生产上科学技术的问题。党和政府不断努力为科学工作者准备条件,科学工作者正在为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有人认为解放以来中国科学事业反而退步了,需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符事实的。我们姑且不说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培养了大批科学干部,建立了不少科学机构,充实了研究设备,就是从可以代表科学研究成绩的科学著作来看,解放以前专门的科学期刊,经常稿源不足,登载的大都是理论性的著作,现在情况就不同了,各种期刊由于稿源充足,可以选择登载,内容也比以前充实得多。这就可说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以前大有进步。不但如此,在新的人才与设备基础上,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明前景,已经见到,过去所想望的要使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子的日子,即将到来。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就是科学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配合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需要一个科学规划,没有一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要使我国科学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党能领导科学,科学需要党的领导,政治思想、政策、方针、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知识分子的政治嗅觉太不敏感了,当歪风起来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虽然觉得不对头,但还看不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而立刻起来斗争。我们有些人以自己的“好心肠”去看待右派分子,这种“好心肠”实际上就是政治觉悟低。等到工人农民出来说话了,才看清了右派分子言行的反动性,才投入了战斗,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我们看到有些知识分子是甘心被右派分子利用而还不觉悟,有些则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了,而有些知识分子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变为右派散布谬论的市场。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思想却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在过去思想改造中是有进步的,但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停留在书本上,没有很好地与实际结合,很少在实践中锻炼。毛主席及时地向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指示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教育青年,传授知识,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任务。我们在教育青年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也就把我们的作风、习气、看法不可避免地传授给青年了。所以学校教师有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毛主席指出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倘若我们教师们自己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那就没有灵魂;自己没有灵魂,如何有资格来做“灵魂工程师”!目前我们大家要求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一面固然要改进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以免脱离实际,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努力掌握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这样才能使青年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是长期的细致的经常性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只有抓紧思想改造,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才能整齐步伐坚定立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顽强斗争中,能发挥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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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新闻纪录电影说几句话
徐肖冰的发言
我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我愿为实现这次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奋斗。在这里,我想就有关电影事业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我们已经有了显著成绩,我们还将努力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去年文汇报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后不久,北京文艺报出现一篇由该报评论员所写,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在这前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没有成绩;党对电影工作管得太死、太多;“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太狭隘;电影从业员的生活和生命没有保障;票房价值不如解放以前;电影事业应向后退几步等等谬论不一而足,并获得比较广泛的传播。
是不是新中国的电影在艺术上、技术上都不如过去呢?是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扼杀了创作的自由、损害了题材的广泛和多样?是不是我国的电影工作者都是那样地没有出路和前途暗淡无光?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不是一条错路?解放以后所摄制的影片“百万雄师下江南”、“移山填海”、“桂林山水”、“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祝福”等等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是不是都不如解放前的国产影片?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仿佛都要作否定的回答。这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怪事。但过不多久,报上揭发了某些右派分子的阴谋,遂使真相大白。原来文汇报是罗隆基的喉舌。右派分子选中了上海电影界的某些人和事不顾事实地用以攻击党在电影界的领导。他们以破坏党的威信和作用为手段,企图达到占领电影阵地的目的,以便就此改变劳动人民在银幕上的地位,把社会主义的电影拉上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这是多大的阴谋!由于我们许多电影工作者及时而有力地回击了文汇报的诽谤,驳斥了文艺报评论员及朱煮竹之流的谬论,右派分子在电影界并未得逞。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电影界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深刻的经验教训。
每一个从旧社会电影界里挣扎过来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施加了多少政治上的压迫,资本家对我们的血汗进行了何等惨重的剥削;在那个罪恶的时代里,人和商品有何区别?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保障?我们有多少同行被迫害和污辱了。这种可痛的经历还用得着逐一数述吗?我们应该比年轻一代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亲切、社会主义的优越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我们应该更加珍重这一切,并以此自豪。因为事实说明,我们和我们的劳动只有在新社会才真正成为祖国的财宝。
企图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功绩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解放以前,我国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就已经接受了党的影响和领导;这就是有可能制作出区别于当时的黄色电影并深得人民喜爱的进步电影。解放以后,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壮大起来。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都是极其显著的。一九五六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十三亿九千万人次。虽然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起来,每人每年平均还只两次多一点,但比之解放以前增加了几百倍。这难道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吗?
当然,我们必须虚心地考虑和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真诚的批评和建议。因为电影事业在各方面还都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最近我曾就关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几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视察。几年来它的进展是很大的,但问题也不少。首先,新闻纪录影片的艺术、技术质量还很低,观众曾经为此不只一次地提出批评。这是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我觉得影片质量不能很快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对于事业的责任心还不够强。由于这一点,我们对下面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关怀不够、帮助不够;对束缚创作积极性的清规戒律批判得不够,废除得不彻底;对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摸得不透;而且也因此没有很好地把事业引向繁荣,没有使观众得到满足。此外,影片质量不高和我们的创作干部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不可否认,目前在一些创作干部身上滋长着忽视政治、忽视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甚至不尊重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之中存在自由散漫、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懂装懂、自命不凡等现象。其结果往往是把个人的名利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性,并且还严重地妨碍自己在思想上和业务上获得更迅速的提高。在领导和被领导这两方面所存在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我们有些影片往往内容不充实,形式不完美,易于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失去感人的艺术魅力。这种缺点必须大力予以克服。
新闻纪录片拥有广大观众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有关的各方面如何重视这一事业的问题。因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新闻纪录电影还未取得各方面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已大大地妨碍它作进一步的发展。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似乎在怀疑新闻纪录电影(还有科学教育电影)是不是受人欢迎。事实说明它是拥有广大观众的,试以天津新闻影院的状况为例:
1954—1957年天津市新闻影院观众人次上缴利润比较表(以1954年为100)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观众人次 100  106  128 161上缴利润 100  95  138  177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别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如此。比如北京的红星影院,去年十一月前还是新闻影院,去年头四个月北京市艺术片平均每场观众四百一十一人,红星影院则达四百一十二人。去年全年北京市同级艺术片影院平均座位是八百四十六个,新闻影院六百八十个,假定把它们看成相等,则新闻影院的观众人次是同级艺术片影院平均人次的一点二倍。这种可喜的现象证明着这种影片是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可惜这一点并未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冷淡和歧视:
上海北京取消新闻影院是失策的
第一是有些地方的文化局对设立新闻影院一事还不重视,有的甚至把已经设立起来的取消了。比如上海市,把新闻影院设在一个偏僻而又冷落的地方。即使如此,一九五五年平均每场观众亦达六百人左右,去年稍有下降,今年不但恢复过去最高指标而且巩固地发展着。按常情来说,它应该得到领导上的重视与鼓励,但恰恰相反,今年5月里它被上海市文化局移交给电影演员剧团改演话剧了。事先文化局既未和影院商量,事后也未安排在该院上映的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出路。
再说北京,这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和文化的都会,目前连一个新闻影院都没有。原有的一个已于去年十一月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取消了,改映艺术片,只是带便专场放映新闻纪录片。理由据说是东单区选民们有如下的意见:
⒈红星影院专放纪录片是为全市服务的,这使东单区群众少了一个看故事片的场所,因而使愈来愈高涨的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⒉红星影院专放纪录片后,其他区想看纪录片的人要远路跑来,说群众浪费时间、车费,不符便利群众的方针。
⒊虽然红星放映纪录片也有时拥挤,但这并不能说明群众需要放映纪录片的专业影院,实际上是看不到其他影片被动地看“一毛钱”(群众对纪录片的称呼)。
我相信在东单区有些公民,对新闻纪录片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但恐怕不能代表全东单区选民的意见,更不能反映全北京市居民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值得斟酌的。
红星改映艺术片后的后果是北京市新闻纪录影片的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有显著降落:
新闻影院撤销前后新闻纪录影片在北京市上映情况比较表
1956年  1957年  1957年是
1—4月  1—4月  1956年的%放映场数  900  659  73.2观众人次  372,063  228,052 61.3
像我们这样地广人多的国家,新闻影院原只十三座,现在不但没有积极创设,反被取消了两座,而且这两座恰巧座落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名著全球的都市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肯定地说上海市和北京市文化局无故取消新闻影院,不仅直接影响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而且是缺乏群众观点的。
为什么很多地区看不到新闻纪录片
第二是新闻纪录片发行拷贝数量太小。去年的数量并不大,今年却不如去年。但全国三十五毫米影片的放映单位今年比去年有显著的增加,情况如下表所示:1957年和1956年放映单位与产品拷贝量比较表
1956年  1957年  1957年是
1956年的%35毫米放映单位数 1,827  2,485  130新闻简报每号
平均拷贝数  98  94  96体育简报每号
平均拷贝数  38  30  79少先队每号平
均拷贝数  37  30  81黑白短纪录片每
部平均拷贝数  46  28 61
这是不正常的。原因何在呢?有人认为由于外汇紧缩,胶片不够造成。这是事实,但不是问题关键。除去长纪录片,今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黑白新闻纪录影片的计划产量是去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但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直接向该厂提出的黑白拷贝计划产量与去年实际产量的百分比先是百分之九十八,过了几个月减为百分之九十四,过了半年再减为百分之七十五。一减再减以后,从影片和拷贝的产量降低率来看,胶片供应不足仍然不是减少定货的主要理由。显然,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胶片供应而在于发行公司对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看法,在于影片的发行方针。
影片发行拷贝量小的必然后果是新闻纪录片的发行面窄,不然只能用严重地损害发行时间性(这正是这种影片的生命)和降低放映质量的重大代价来弥补这个缺陷。我调查了最近制成的六部新闻纪录影片的发行区域如下:
片 名  拷贝数  分到拷贝  未分到拷贝
的省市数  的省市数五国之行  16  15  13周总理访问匈牙利 24  14 9千里迢迢探亲人  16  12  16公开的秘密 22  17  11内蒙十年  8  8  20大陈岛的新生  6  6  22
上表说明我国广大地区看不到或很晚才能看到新闻纪录影片。这一点直接不利于观众。
新闻片不讲求时间性太不合理
第三是发行的时间性很差。新闻纪录片贵在迅速上映,但目前这一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新闻杂志片的发行拷贝制作很慢。以五天一号的“新闻简报”为例,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百分之八十的拷贝在该片完成后十天以内发齐,今年则相反,百分之八十在十一天以后发齐。这种现象是必须大力纠正的。此外,制片厂在提供缩制十六毫米拷贝的影片素材上也严重地存在拖延现象。我调查了二十二部新闻杂志片及二十部短纪录片,按照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提出的交货日期来检查,情况如下:
新闻杂志片 黑白短纪录片
号数 % 部数 %合 计 22 100 20 100提前或按期交货 11 50 5 25脱 期 交 货 11 50 15 75脱期有达二百三十二天者。这种状况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十六毫米拷贝缩制工作。
除上述一点外,我认为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还应对影片发行的时间性差负很大责任。该公司对有些纪录片拷贝往往拖延制定。过去影片审查权还未下放时,文化部电影局不能及时颁发影片审查通过令,是使拷贝定货拖延时日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今年一至四月份完成的十二部黑白短纪录片的检查,发现只有半数是在影片被审查通过后十天之内提出拷贝定单。对缩制用素材的定货也是如此,甚至还要严重些。就我所调查过的十二号新闻片及十七部短纪录片的情况来看,前者从影片审查通过到缩制成十六毫米拷贝要四至六个月,后者大多数要在六个月以上。至于何时送到观众眼前,那就更难设想了。由此可见发行时间性的一斑了。
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民族语翻译片。这一片种拷贝数量很少,而且发行的时间性尤其差。据调查结果来看,影片从审查通过经过译制到缩制成十六毫米拷贝的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这实在太不像话了,而事实正是如此。如短片“改造黄河第一步”是一九五五年一月底出片的,到今年五月底尚有维语、藏语两版的缩制素材没有交出,何时出拷贝,目前还无法推测。此外民族语翻译纪录片的拷贝量一般说来,维语版、蒙语版各五个,藏语版是六个。这与特别广大的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域比较起来,实在太不相称。
以上各种情况足以说明直接领导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在工作上的缺点。新闻纪录片的生产和发行工作应如何适应?它在制作和发行上的时间性应如何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片应如何重视等问题,过去是研究不足的。我希望由电影局慎重地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安排。同时我希望对科学教育片也需要予以应有的重视,因为据我了解,它基本上处于和新闻纪录片相似的地位,困难也是很多的。
我借此机会请求文化部,请求电影局和各省市的文化局,请求工会系统中的文化教育部门:注意到新闻纪录电影和科学教育电影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在目前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检查有关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确实存在缺点和错误,就应该及时而有效地加以克服;请你们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地支持我们、监督我们,因为这一事业创立不久,根基薄弱,正需多方的扶持和关怀。我坚决相信:我们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全国的电影工作者,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是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过必改、疾恶如仇的重要性的,是能够信心百倍地把我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和整个电影事业引向更高的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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