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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贸易部揭露叛党分子严文杰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反扑
本报讯 一个多月来，对外贸易部全体职工对党内的右派分子——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严文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已暴露在群众中，已处于孤立地位。
5月底6月初，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严文杰也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从多方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写给人民日报的题为“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的稿子（未发表），特别是他给党中央的长篇的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主张。他主张省市委以下的党委不要起党的领导作用。
他要求把大批老干部“拿开”
他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
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和省
（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常党务部门”，“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力”，“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的这些反动主张，其目的显然是腰斩党的组织，使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架空，使党的方针政策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实质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说，这种情况已到达“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或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
严文杰为了实现“拿开”老干部的目的，首先诋毁和攻击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并肆意歪曲。他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他认为过去使用干部，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
严文杰进而对人事部门作了恶毒的攻击。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他认为人事部门“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并断言“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他猖狂地要求中央接受他的这些策谋，他说人事问题是“人们不平”的根源，“义愤的焦点”，如果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改变，则“矛盾永不能解决”。
把严文杰的这些荒谬言论和他的其他谬论放在一起，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无非企图将忠实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党员干部从各个国家机关、企业、学校中赶走，使人事部门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领导无法实现。他要求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他还造谣说：“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他甚至露骨地为已经死亡的封建势力喊叫，并对人民进行威胁：“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种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
由于严文杰敌视人民，反对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的办法。他叫嚣：“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
“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严文杰的目的，在于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使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取消党的群众路线，并幻想使反革命复辟。他污蔑在我们国内和党内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严文杰认为在我们的国内和党内，思想言论是没有自由的。他说：
“人们难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作主！好像总是被人牵着走，被限定在划定的圈子里活动。”
严文杰说，思想言论不自由的“社会原因是中下层人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低，自己不能思考，只有看看上面的点头摇首挥臂指手而干。”
他把党的思想领导和统一领导，说成是束缚。他恶毒地说：“一切地方只看党委一处，行政、企业、报纸、工会、团等，党委气一出，千百鼻孔合吐，大家只有跟着说一途。”“只要在运动中积极听话的就是好干部，造成党内许多同志脑子简单。”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他为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建议”要多办些报纸，而且“要有今天（指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党暂时不予反击的时期）的风格”。因为他认为那个时期的报纸“真自由，有丰采”，能反映“民意”。他说：“有了这种舆论界，就是不整风，人们办事也会被迫小心些，看看反应和周围民意。”
他不但反对群众运动，更反对领导运动“有一套政策方针”。他认为“运动一来谁也得顺着说，即或当时已看出不对，但谁也无可说，也不能说，只好硬干”，“这也成了思想上的束缚”。他要求：“少些运动，让人们有一个优裕的脑子，不要一天到晚在心肉紧张中过。”
他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并公开贩卖自发论，说：“一切学习、报告、社会活动不得使用工作时间，一律听便自由参加。”“报告、讨论等并不见得就纠正了人”，应该“有事多在报上说，让人们考虑和自觉地去作。”
可见严文杰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言论、思想自由，反对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从而瓦解党的队伍；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时，要求党放弃思想战线的阵地，让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取得优势地位。他辱骂文人记者歌颂党和领袖是“丫头根，奴才性”
在严文杰写的“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一稿中，可以看出他以多么疯狂的姿态敌视和谩骂人民。他把我们的社会生活描写成漆黑一团；而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特别是文人记者”，“生成一种丫头根，奴才性”。
他写道：目前有些人“出言走笔，专旨奉承”“情之不由衷与态之做作，听之读之令人如咽粪蛆，呕吐而肠肚出矣！”他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已成流成风”了。
他写道：“有等文人记者，一提到领袖，一定要加上些‘感恩的心情’，什么‘虔诚仰慕……’呀，‘伟大’啊，‘朴素’啊……。除了做作和使人不忍读下去外，难免不使人追问笔者心里的什么‘根’和什么‘性’来。”
他把对革命领袖的著作从各方面阐述，进行宣传和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说成是“附说释义”。他主张不要“处处挂像，喻神明般地颂扬”。
他把领导与被领导、领袖与人民、上级与下级，说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他说：“‘丫头’者‘奶奶’之陪嫁品或附属物也。”“丫头”的一切“无不仰赖于奶奶之欢宠与忌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味‘顺应’，‘迎合’、‘阿谀’，甚至以得接啖主子之涎涕为宠幸的‘丫头’哲学”。
严文杰这一篇反动文章正好充分暴露了他自己的“根”和“性”仇视党，反对革命领袖，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和资产阶级右派正好是同一条“根”。他公开反对反右派的斗争，说对人民日报“很反感”
党和人民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严文杰从党内到党外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政策，反对党和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击，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展开了猖狂反扑，负隅顽抗。
6月8日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反右派的社论。严文杰一方面公然反对人民日报对右派的反击，除了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和向人民日报寄了两篇稿子外，还向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书。”
严文杰大肆叫嚣“围剿开始了”、“是大张讨伐”、
“人民日报的做法十分拙劣”、“如果说人家粗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他攻击人民日报的标题说：“‘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是否经过投公民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让民盟盟员看了毛骨悚然，好像人家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了。”把对右派进行反批评的人说成“言不由衷，看风使舵，是否真的，我很怀疑。”这些构成了他的一个概念：人民日报“过火”、“不高明”、“有火药气”。这时候，他还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给右派分子壮大声势。他说：“何必气量那么小？”“储安平说大和尚、小和尚就是辱骂领袖了吗？我倒很欣赏这句话。”“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他竟与党外右派分子一起发出嚎叫“有顾虑”，对人民日报“很反感，很伤心”。
另一方面，他也在对外贸易部内公然反对党和群众反右派的斗争。6月11日，对外贸易部黑板报摘登了右派分子李泰华的发言摘要。严文杰怒不可遏，代右派分子李泰华挺身而出，向黑板报以“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提出了强硬“抗议”，他明知黑板报编委会是党领导的，可是他“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光明正大”。
外贸部全部人员对严文杰这种公开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提出质问。严文杰竟变本加厉地诽谤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世界’。”
严文杰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共产党。出身于地主家庭。参加革命以后，他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一贯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直至蜕化变质。现在，严文杰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公开背叛了党。
严文杰对上述一系列的反党言论和行动，虽经外贸部全体同志严肃批判，但他至今仍然避重就轻，并无真心悔改和认罪的表现。对他的批判和斗争正在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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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盟仪式
“什么时候举行？”
“吃完鱼翅。”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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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烈火要烧毁牛鬼蛇神
中南矿冶学院“解冻社”在瓦解
本报讯 据新湖南报报道：中南矿冶学院的右派分子李镇亚、黄际春、黄心钦、奚士良、姚如琨、刘光中（均为学生）等组成的反动集团解冻社，在群众怒火的燃烧和无情的痛击下，被摧毁了。
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解冻社部分首脑奚士良、黄际春等就在学院后山上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草拟反动纲领，准备提出毁掉全部档案材料、赔偿肃反被斗同学物质和精神损失等要求，还打算组织全院肃反被斗的人游行请愿，奚士良则拟谋害党员副院长顾凌申同志。这些阴谋因他们中意见分歧，没有实现。
整风开始后，这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右派分子，声言要起融冰解冻的作用，要成为鸣放中的领导者，于是解冻社在5月31日成立了。它把持了民主墙，到处点火，大量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论调，进行种种反动活动。
“民主墙”上弥漫着腥风毒气。进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黄际春写的“论奴才与奴隶性及其它”，污蔑团员和积极分子是“奴才”，咒骂新社会为奴隶社会，党是“看赏的主人”。刘光中写了“不做党的打手，要做党的助手”，攻击共青团员，挑拨党群关系。他们甚至还捏造事实，凭空说某党员负责干部调戏妇女。黄际春公然在落后群众中骂党是“法西斯”。他们还煽动群众开展所谓“自觉”运动，要党员退出学校。他们特别抓住肃反问题做文章，煽动某些肃反中被斗争的同学起来闹事。他们到处串连，在全院各系都设有联络员，发展组织，还在校外积极进行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教师中右派分子如教授蔡承云等的幕后指挥和支持。黄际春公然代表解冻社到院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广播台和派人参加校刊编辑工作。他们竭力煽动停考、停止毕业设计，并企图组织罢课。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各地右派分子配合，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这些右派分子的谎言，也曾在一些立场模糊或者不明事实真象的教师和学生中引起思想共鸣。然而，乌云终于遮不住太阳，谎言也掩盖不了事实。
在6月10日左右，不少有觉悟的学生对解冻社发表的反动文章开展驳斥。同时，选矿系四年级女共青团员也抗议这些右派分子假冒她们的名义写出的污蔑一党员负责同志调戏妇女的文章。不少学生看了这些以后都非常愤恨，纷纷发表抗议和驳斥解冻社的大字报。解冻社几个反动首脑看见风势不好，就马上改变策略，发表公开声明，说什么“解冻社是来文照登，文责自负”，号召大家要对准“三害”开火，不要把矛头指向“自己人”。他们贴出大字报，说什么解冻社要进行内部整顿；黄际春、黄心钦还跑到党委会宣布“退社”，准备转入秘密活动。这些愚蠢而又卑鄙的企图被揭穿后，他们的花招越来越多：有人写假检讨；有人装病跑到别处去“看病”。有人装疯卖傻，丑态百出。
在7月7日至9日三个晚上的全院声讨大会上，大家进一步揭发、驳斥了解冻社，使它的骨干分子更加陷于孤立。现在，该社已有少数骨干分子开始交代了自己的部分活动事实。
这些积极制造“匈牙利事件”的右派分子都是些什么人物呢？他们有的出身于地主家庭，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受到反动、剥削阶级的强烈影响，仇恨着党和新社会。其中，黄心钦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被我军镇压，黄心钦一贯受他哥哥黄直斋（国民党骨干）的“父仇必报”的教育，心灵深处埋藏着复仇的种子。李镇亚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李镇亚曾向同学夸耀他的少年时代生活，说：“想老子当年坐小汽车，住公馆，多么……”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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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退右派进攻，齐力铲除毒草
北大“民主墙”更显活跃
新华社21日讯 在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中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北大
“民主墙”近来更加活跃了，在“民主墙”上，学生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揭发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这里有专门为揭露龙英华、杨路、刘奇弟等右派分子而辟的专栏，上面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也有很精彩的短诗、杂文和漫画，刻划出右派分子被学生们批驳后的狼狈相。这里还有章回小说，逐章描写右派分子的出身、经历和活动。在“民主墙”上，也有学生们写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或表示对右派分子斗争决心的大字报，但更多的是对右派分子的揭露和批驳。在“民主墙”的最高处，学生们用石灰水在墙上写着巨大的标语：“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在右派分子谭天荣最近几天新贴的两张大字报上，已经有许多学生在他写的每一行字的旁边，用钢笔写了许多针锋相对地批驳谭天荣的文字。谭天荣在大字报上抄录了雪莱的一首诗句：“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学生们就在这两句话的旁边写着：“如果你一直自绝于人民，你的春天是永远不会来的。”围绕这些大字报的旁边，正贴着“批判谭天荣”、“再剥谭天荣的外衣”等大字报，说谭天荣在“真理面前耍策略，是最愚蠢的”。
现在，右派分子贴出的大字报已经很少了。有时他们也贴出一、两张大字报，但是再也找不到支持者，而是遭到许多人的驳斥。例如有一个右派分子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声言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大字报贴出后不久，周围就贴满了反驳的意见。有一个不具名的作者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要右派分子刘奇弟“不要怨恨，也不要悲伤。”许多学生看了以后，就在上面写着：“这是一首有毒的诗”，要求作者写出名字来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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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容许右派分子篡夺科学和文教的领导权
罗常培
郭沫若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经从各方面驳斥了右派分子关于科学工作的谬论。随后我听了陆定一部长和潘梓年同志的发言。近几天来曾昭抡、钱伟长等人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检讨和许多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界中一些右派分子义正词严的指斥，使我更觉得右派分子用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名义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彻头彻尾是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并且阴谋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现在从几十年来个人的切身感受，对这个反社会主义纲领中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谬论提出几点意见。
这个“意见书”中首先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就我个人经验，拿解放前后来对比，就可以用事实很雄辩地驳斥了这种捏造黑白的谬论。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昆明，当时我很想利用云南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但是既得不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帮助，也得不到国民党教育部和西南联合大学的帮助；我辛辛苦苦所获得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是靠着讲演和替地方修县志的方便勉强捡来的。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商运卡车的司机台上，只身从大理回昆明，因为这辆商车装运私货，被缉私车检查。当他们检查时，我站在车头，被两辆车撞倒，几至腰断两截。这个时候不但没有人过问，更谈不到保护了。现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已经从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组扩充成为一个所了。而我自己在1953年检查身体时发现了高血压性的心脏血管病，领导上多方关怀，让我长期休养。这些年来，经过了北京所有名医的诊治，用尽了各种先进的医疗方法。抚今思昔，只有愧恨自己不能早日完全恢复我健康，努力工作。拿前后两个社会来对比，哪一个能够认真地保护科学家不是很显然的吗？
至于科学工作者的时间问题，自从1956年起已经有不少真正的科学家能够保证六分之五的从事业务工作的时间。至于其中一部分还保证不了，那得分析个人的具体情况：其中一类是像我这样身体不能完全恢复健康，只能以一半时间从事工作的人。另一类是像费孝通那样身兼数职
（据我数得过来的有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民族社会发展史调查队负责人之一……）另外还在章罗联盟里边做了许多反党反人民的勾当的人。像这样的人还要抱怨时间不够，没有时间做科学研究，那可以用一句北京话来说，简直是“活该”！是他自作自受！
科学家需要研究助手或行政助手，以免影响工作效率，这话是相当对的。但是我个人对助手的看法和钱伟长认为助手是属于某个教授或科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二十年来。我也曾经培植过一些青年科学工作者，其中也有一些是我的合作者，但是到现在我的身边反倒没有相得益彰的助手。这并不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材，而是我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去了。譬如我在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里和几百人的方言普查队里很可以选拔出好几个得力的合作人来。但是究竟是让他们帮助我个人写文章写书重要，还是让他们一方面在老科学家培植下集体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努力，一方面在帮助老科学家工作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更重要，这正是资本主义学术跟社会主义学术观点的关键所在。从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后来有人讥讽专门剥削助手劳动，自己写书写文章的人们说：“教授不仁，以助教为刍狗！”我希望钱伟长以及和钱伟长同样认为助手是“属于”教授或研究员的人应该深自警惕。
资料对于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是科学工作者所承认的。但是经过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之后，我认为“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的提法，我们仍旧不能不从阶级分析上加强警惕。其实扬言不要造成学术垄断、成果私有的人本身就是垄断学术的人。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发现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有许多关于语言学的善本书或孤本书。当清华已经改组成综合性的工科大学以后，我曾亲自向钱伟长提出这部分书籍应当很好地利用，以发挥它的效能。钱伟长说，暂时借是可以的，我们还愿保留这批书，准备将来有资本主义国家参观时可以展览。后来语言研究所曾经向清华借过一部葛立尔逊的“印度语言调查”，没出一月清华图书馆就派人索回，并且声明如若不还，立即停止馆际借书权。听说北京大学冯至教授向他们借用过歌德全集，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试问钱伟长，你想把清华大学办成一个美国加省理工大学，这一部分语言文学的图书被你垄断起来，对于理工大学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样做对于人民究竟造成了什么损失？这一点还请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和高等教育部以及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校长作公平合理的处理。
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反映，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民盟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首先倡议“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而且全文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国共产党。这很显然是反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思想，显然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照他们的说法，在法学一方面，根本混淆了反动统治下的法律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甚至于说“资产阶级法律里具有人民的立场”等等谰言。在经济学一方面，像北京大学的徐毓楠教授在解放前是研究凯因斯经济学的，解放以后深入钻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古典著作，最近他把凯因斯的经济学翻译以后加以批判，就受到右派分子的无情的责骂，认为他只该介绍不该批判。这不显然可见他们完全想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吗？我们现在正告右派分子：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对于各门科学都可以研究并批判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绝对不容许它复辟，因为这完全是两条路线的不同，两种阶级的立场！
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一贯坚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毛主席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都是调查研究的典型著作。在各个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没有不是经过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才能从实践走向胜利。右派分子说：“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照他们的说法，好像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人都不懂调查研究，只有那些受过资产阶级训练的“社会学”“大师”们才懂得调查研究、才会调查研究似的。其实并不如此。过去三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调查研究方面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建国以后在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成绩已经有事实可以证明，用不着我来多说。但是资产阶级过去用“中美文化基金”、“中英庚子赔款”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所组织的社会调查机构，除了用英文向它的资助者寄出几分情报以外，学术上的成就在哪里？对人民的贡献在哪里？据费孝通“向人民伏罪”的自白里说：“在江苏视察时期，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我还企图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如果这样做了，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必然更大。”幸而他最后还没有“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否则岂不是又向资本主义国家做了一次谍报工作，像在云南呈贡魁星阁里所做的工作一样吗？至于其他一些受过资产阶级训练的“大师”们所曾经做过的一些调查研究，调查妓女而不分析所以产生这种制度的社会本质，调查家谱而不分析所记人物的阶级成分，那更会由于纯客观变成纯主观了。像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让它复辟吗？
在原来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五个人中，我和曾昭抡同事最久，认识的时候也较长，但是丝毫没发生过政治的联系。直到最近吴有训先生揭发他在前政务院发表郭沫若做科学院院长以前，他早就蓄有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才让我回忆起一件事来。1951年5月间政务院发表我做语言研究所所长后，他有一天约集了北大的其他三位教授极力劝我不要到科学院去，并且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地拿其他的地位来引诱我。用这件事情来印证他拉走化学所五位研究员的事实，可见他存心破坏科学院，有意挑拨科学院和高教系统的矛盾已经非止一日了。还有一位当时参与北大校务的同志告诉我说，曾昭抡在发表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踌躇了好几天才决定去就，他所不满意的就是在官衔上还有一个“副”字。像怀有这样追求名位的政治野心家怎能不会和章伯钧、罗隆基同流合污呢？
像章伯钧、罗隆基一类的野心家，本来是利欲熏心、胸无点墨的马路政客，不足齿于学者之林的。章伯钧劝人不读马列主义而读曾国藩家书，罗隆基在讲堂上把程灏、程颐误认为元朝人，也可以想见这类“大知识分子”的知识了。可惜提出这份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五位署名人虽然和费孝通也许有主谋和胁从的不同，有的甘心和章罗同流合污，有的可能是受了其他的某种诱骗，使我们一方面觉得深恶痛绝，一方面觉得哀矜勿喜。从这个教训，使我们科学家要痛切地觉悟：假定我们认真地要做一个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建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然后才不至于变节蜕化，自绝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