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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耍无赖不能掩盖右派真相
章乃器一贯假进步真反动
本报讯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22日继续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对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揭发和批判。通过这次的揭发和批判，章乃器的反动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揭去了他讹诈工商界的假面具和伪装进步的外衣。全国解放前，他就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国民党的一些反动要人和特务分子密切往来；解放后他又一贯地歪曲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恶意地挑拨党和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并且同一些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结成小集团，猖狂地向党和向社会主义进攻。章乃器仍然拒绝出席昨天的会议。章乃器组织反动小集团，打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夺取民建会的领导权
民建中央副秘书长黄凉尘，揭发了章乃器在民建会内组织反党小集团的阴谋活动。解放初期，他就开始在会内安插他的亲信。近几年来，他更用封官许愿、施小恩小惠等手段，搜罗一些在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组成集团，为他效忠。这个集团的成员有丁国祯、许汉三、杨美真、林涤非、丁裕长、戴家瀛等人。丁国祯是特务，林涤非的政治历史问题至今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许汉三、丁裕长也都是向公安机关登记过的分子。这些人的政治面貌，足以说明这个集团的本质。
章乃器利用这个集团在会内制造分裂、排斥异己，阴谋夺取会的领导权。他曾唆使林涤非、丁裕长写信（有具名的，也有匿名的）给统战部，说民建会内有宗派活动，民建会内的交叉党员支持这些活动。并且污蔑统战部在民主党派中
“划圈子”，“参加宗派活动”，
“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意见不同的分子和派别”。章乃器还挑拨民建中央领导层的团结。他曾对李烛尘说：“施复亮在三反后，准备开除你出会。”后来证明，这完全是章乃器捏造的。
章乃器小集团还打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把党员挤出民建会，使民建会脱离党的领导。章乃器曾经说：“南汉宸、王纪华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品质还不及我。”他还经常骂共产党员是“党老爷”，是“见人高一等”的人。他曾对他的喽啰们说，李维汉是“偏听偏信”，徐冰是官僚主义者，许涤新是教条主义者。章乃器指使林涤非、丁裕长等写信给统战部，要求撤回交叉党员王纪华和陈乃昌。当时被他利用的曾仲铭，还向统战部要求把科长以上的党员撤离民建会，说不这样“就是伤害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与此同时，章乃器还亲自出马去统战部，恶意夸大王纪华等同志的缺点。
这个小集团的另一活动，是利用合法地位，控制宣传机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为了实现这个阴谋，章乃器首先利用他宣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宣教处和“民讯”编辑部。然后，就大规模地进行放毒活动。他曾指示林涤非：对于公方代表应该批评，不要写批评资产阶级消极性的文章。他还指示“民讯”要大登他的反动言论，但是拒绝刊登批评他的文章。章乃器是由财阀、军阀培养出来的政治野心家，与军阀、特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放以后仍然包庇重用反革命分子
民建中央常委王新元说：章乃器是由浙江财阀与军阀所豢养出来的一个政治野心家。
在上海时期，他一开始就对抗日救亡工作三心二意，玩弄两面手法，同国民党反动头子潘公展相勾搭，和托派王公度搞政治投机，为宋子文办“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在救国会内则设法打击排斥靠拢党拥护党的沈衡老、邹韬奋诸同志，企图使救国会摆脱党的领导。在蒋介石镇压救亡运动时，他被“错捕”了！他就转托陈诚的亲信赵志尧向陈诚求救，吹嘘他是“理财专家”，可以替蒋介石“贡献微末”。果然出狱以后，他就叛卖了救国会，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公开拥蒋，反对共产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在武汉时期，他为陈诚献策，搞三青团。陈诚要他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而他要求作总干事。后来，他又找桂系军阀李宗仁，当时在武汉的沈衡老等救国会的同志们，还想挽救他，力劝他“不要做官”，他不听，而以“团结抗日”为幌子，到安徽去做了厅长。
在安徽时期：章乃器在财政方面加捐加税，发行银行本票，组织五个稽征的武装队伍，钻上了财阀孔祥熙的门路，积极的支持了桂系军阀的统治。最坏的是他组织武装稽征队，以后变成了“反共”的先锋。
在重庆时期，他通过他的特务外甥季灏的关系，继续和潘公展来往。救国会诸同志认为他屡劝不改，愈弄愈糟，开除了他的救国会的会籍。
王新元还揭发章乃器在解放后包庇反革命分子丁国桢、陈咸池、陈绍恩等，并把他们安插在民建会工作，他还给作恶多端的特务童国忠介绍工作。这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后来都被发现和镇压了。但从未向组织上坦白交代。
民建中央委员向德说：1950年章乃器以总会名义，写信向我介绍童国忠。当时，这个人开了一个工厂，要我和另一个人作保，向银行借款一千元。不久，就发现童是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了；另一个作保的人也是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所借款项由我赔出，使我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胡子婴说：1937年9月1日，章乃器从监狱中出来后，就写了一篇“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章乃器在他的文章中，把共产党要求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说成是“标新立异”、
“派别之见”，是“消耗国力”的。他去搞里弄组织和职业组织，不仅同共产党动员全民抗日的号召相对抗，而且为国民党的后方做好政治绥靖工作。他如此明显地反对共产党、维护国民党，能够说是“在黑暗时代里，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胁利诱之下，都不肯反共的人”吗？当时的国民党并没有对他威胁，倒是他自动提供了“利诱”的暗示。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章乃器为民建的机关刊物“平民”写过一篇发刊词。他在文中把国民党的反动“剿共”和共产党的革命军事斗争等量齐观，说成是“大人先生们的争权夺利”。章乃器在这篇发刊词中所标榜的民建的政治路线，也是“不右倾，不左袒”的资产阶级路线，可是章乃器在他的所谓检讨中却说，他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这不是睁着眼睛说谎是什么？
民建中央副秘书长谭志清还揭露，章乃器同北京大学反动刊物
“广场”的人有联系。他曾经通过许汉三的儿子许南亭，供给他们一些秘密报告和材料，并且当着人夸奖谭天荣说：这样的青年真了不起。
民建北京市委会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肖心之揭发章乃器一贯地用鱼目混珠的办法，歪曲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汤蒂因，以她所在的上海金笔业合营后的情况，驳斥了章乃器的“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的谬论。
全国工商联组织处长王达夫揭发章乃器同国民党女特务王立文的关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冷遹、中央委员吴羹梅、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郭棣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委王少岩、民建天津市主委朱继圣、山西省工商联主委宋子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周叔弢、旅大市工商联主委姜培禄、上海市民建会委员何萼梅、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委刘国钧、北京市民建会副主委莫艺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魏如、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北京市民建宣教处副处长汪镳和组织处处长白秀生作了联合发言，民建中委李葆和没有出席会议，他的发言稿由他女儿代读。他们在发言中都对章乃器的假检讨作了有力驳斥，并揭发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被章乃器遗弃的孙采苹列席了昨天的会议，并且发言揭发了章乃器在解放前投靠国民党等罪恶活动，以及他的卑劣的资产阶级的品质。
会议的主持人胡子昂在散会时，向大家宣布：几天来的会议有很大收获，经过大家的揭露批判，把章乃器讹诈工商界的假面具和丑恶形象剥开了。同时参加会的人也接受了一次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教育。胡子昂建议民建和工商联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把反右派斗争继续普及和深入下去，彻底揭露并批判章乃器的反动言行在工商界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恶果。过去受过章乃器不良影响和俘虏的人，应赶快觉悟过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教育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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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座谈会上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
只有党才能真正领导好科学
陶孟和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作了初步检查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北京科学家昨天继续揭露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制订人的阴谋。这是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批判这个纲领的座谈会。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会上检讨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昨天的会由院长郭沫若主持。
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葆仁说，反动科学纲领中有这样一句话：“六十岁以上的科学家不要做行政工作”。王葆仁揭穿这句话的阴谋时说，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张副院长虽然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曾昭抡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很怀疑曾昭抡是不是懂得有机化学中的每一个微小部分，每个科学家也只懂得他的很狭的本行，真正的内行是掌握一切科学规律的人，那就是党，只有党能领导科学。
华罗庚昨天继续作了自我检讨，并且揭露了章、罗联盟关于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阴谋。
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揭露了钱伟长长期以来的反动言行。
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傅承义根据二十多年他对钱伟长的为人的了解，驳斥了钱伟长在检讨中说是
“误入歧途，受人利用”的谎话。他说，钱伟长并不是那么容易轻易受人利用的。钱有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有时故意歪曲事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钱在朋友间经常玩弄两面手法。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昨天在会上检讨了他的诽谤党和政府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陶孟和说：“我在大公报（6月16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
我说“阻碍高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在这里我强调了我们国家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向，而不说它们的重要性和成绩。这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注意到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至连国家的五大运动、文教政策的优越性都忘掉了。我承认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说“特别是社会科学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我没有考虑整个院校调整教学改革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是正确的，而偏偏举出社会科学学科来说是连根拔掉，这是我偏爱社会科学。
我说“文教政策没有照顾接受过去遗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惨”。这是诬蔑党的文教政策，至少也应该说是误解我们的文教政策。而接受民族遗产、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党的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我的错误说法又是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偏爱偏好在那里作祟。
我说“过去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如果把过去一班人弄掉，而能把接班人搞好也好。但是最大的错误是对留学生的政策。”我这里笼统地批判了留学生政策是错误的。我所说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完全是违反事实。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在内，对他们的安排和照顾是十分周到的。这些是我所身受的，但却诽谤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
对于十二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说：“我大胆说一句，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赶不上”。事实上，我们现在有许多门学科已经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了。
我说“我们在科学上几乎缺五代”。把解放以来八年间所培养的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都给抹杀了，这是荒谬的。这又是歪曲事实以支持我的论题（接班人）的一例。
我说“无知，实在害人不浅”。我用这种字眼嘲弄社会科学领导方面，乃是态度极端恶劣的表现。这说明了我自己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卑劣作风。
陶孟和说，通观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全篇谈话，发表这些意见正值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实际上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的作用。
昨天陶孟和在会上的检讨中说：“对于在科学院党的整风小组上如何说的，已经记不清楚，当然是错误极多。我记得的，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们深致悯惜，曾说他们受了‘浩劫’。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
陶孟和在6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除了说
“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外，还发表了下列一些谬论：“国民党虽腐败，但有一批能干事的人”。
“我们现在的干部能力差，不能做事……国民党有许多传统我们没有用，我们割断了，特别是人材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缺少了五代（按：陶孟和把大学四年毕业算为一代，从抗战算起共五代）。当中空了一大段。新的一代有无希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不大。”“阶级斗争是仇恨的，用来进行建设最为坏事，和团结正相反，是破坏。”“现在所有的党群间的关系不好，主要出于党员能力不够。”“希望党能认识到这一点：几百万干部不好，社会主义事业一定是百孔千疮。”
严济慈在昨天的发言中着重批判了陶孟和的荒谬言论。他指出，陶口口声声说“国民党的人才多，能干。”这些言论，出自一位科学院副院长的口里是令人吃惊的，因为陶本人就知道很多事实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严济慈还列举了一些事实来说明国民党时期的科学事业是远不能和解放后相对比的。就以盖房子来说，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所盖的房子不会超过十万平方公尺，北平研究院在二十年内所盖的房子也不超过五千平方公尺，抵不上中国科学院今年一年的建筑面积。现在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他说根据他的记忆，陶在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就曾为两袋美国救济面粉闹得面红耳赤。现在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杨锺健指出，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陶发表的一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给反动的科学纲领作了注脚。反动的科学纲领第三部分主要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陶的谈话中有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向达的发言，以及向达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很不好，在当前反击右派斗争更深入开展的阶段，向达也应该检查。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科学家柳大纲、侯外庐、关肇直、范文澜、施履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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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本报记者 朱波
整风中谬论种种
早在5月初，陕西地区的党外人士正酝酿着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民革陕西省委常务委员、右派分子王捷三，就以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诬蔑党的领导没有民主只有集中
5月4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西安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是陕西地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枪），王捷三就别有用心地主张大“鸣”大“放”，诬蔑党的领导没有民主，他说：“……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他又说：“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还由于偏听偏信那些接近自己或者恭维自己的人的话……”他还诬蔑党的宣传工作是“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
到各高等学校进行点火活动
从座谈会之后，他就积极地到处活动，企图点燃起一阵反党的火焰。他到过陕西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西北大学，以及西安市政协文教小组等处点火。他在西安师范学院（王是该院语文系教授）曾找右派分子梁益堂商量“鸣”“放”的事情。还对马师儒教授说：“我的发言你看了没有？”“你不要守口如瓶呀！”他在西大右派分子中也活动过，西大有的右派分子也常到他家去，并把西大校刊寄给他。他是西安政协常委，又是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在他主持的文教组召集的座谈会上，他以污蔑党报的反动的言论，来鼓舞其他人大“鸣”大“放”。当时有不少人受到了他的鼓舞，如右派分子刘不同（西大教授），就是受到鼓舞的一个。
王捷三还和民盟西安市委主委亢心栽进行联系，王捷三散布的
“两院制”的反动言论，就是从亢心栽那里贩卖来的。西安师范学院在王捷三的煽动下竟出现了拥护王捷三当院长的大字报。语文系几个主要右派学生如赵东府、白平福等，都和王捷三有密切联系。赵东府在
“鸣”“放”中，还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复活社”（赵是该社的主席），这个社曾提出“我们的目的不是反三大主义，这是我们的手段，主要的目的是借群众力量推翻学校领导……”他们还具体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步争取同学打击领导；第二步上街游行；第三步上党中央，目的要打倒共产党………。”并且还提出要在农民中散发传单，“影响农民，让全国闹翻”。赵东府真的按这个计划执行了，他们曾派人到各科系拉拢群众，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控制广播，要油印机和办公室，并且积极活动争取学生会的领导权，提出罢课，上街游行……。
诬蔑党对党员“又给以特权，
又付以特务”
王捷三真不愧是一个向党进攻的先锋，他一方面四处奔走点火，一方面还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传播反动言论。从5月初到6月中旬，他参加了民革、政协文教组、西安师范学院、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等召开的近十余次座谈会，发言一次比一次恶毒。
他说党对党员“又给以特权，又付以特务”，他诬蔑说“新党员、团员中坏学生多于好学生”。他诬蔑积极分子为“新贵”，他说是积极分子撒下了“铁丝网”，说“本来领导者每每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再加上这些积极分子，没有矛盾也会产生矛盾，小矛盾变成大矛盾”。他诬蔑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并且恶毒地诬蔑解放后党领导的数次伟大的政治运动是“活鬼闹世事”。
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修阿房宫相提并论
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社会主义建设诬蔑为“大兴土木扩充官舍”，并和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修阿房宫、筑承露台、盖陵园官邸……相提并论，企图进一步煽动人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王捷三这样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赞成什么呢？这在他散布的反动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安排了另一条道路，他主张“两院制”，他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众议院，把政协作为参议院，并主张非党和党分地盘。用这样的办法来夺取党的领导权。
历史上罪恶重重
从最近群众揭发出来的他的丑恶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右派分子王捷三，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受军阀津贴进行反动活动的学生
早在“五四”时代，他还是北京的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和已被镇压的李芝亭等接受陕西省伪督军刘镇华的指示和津贴，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进化社”，专门反对当时由进步学生组织的“共进社”，大肆宣传中国的贫困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等反动论调。
一贯反共中官运亨通
他大学毕业后，便依附反共军阀岳西峰，随岳匪作秘书长，成为岳匪镇压革命运动的一个大帮凶。以后，他又投靠陈诚、李宗仁、胡宗南等人，因此，他的官位一再提升，由科长升为陕西省伪教育厅长、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伪第一战区秘书长、伪华北行辕的政务处长等职。在这几十年中，他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而且在反共反人民的重要环节上，都有他参加活动。当蒋、胡匪帮疯狂向西北人民进攻的时候，他被任命为胡宗南的秘书长。他还多次写文章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歌颂蒋匪帮。如1938年蒋匪挖掘黄河，犯了滔天罪行，他却在
“漫谈黄河”一文中，歌颂蒋匪，替蒋匪开脱罪责，他说蒋匪功大于罪，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总裁领导得法”。
多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受他的迫害
特别是他当伪教育厅长期间，他双手沾满了进步学生的鲜血。在他亲自参加的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学校，计有临潼的骊山中学、泾阳的泾干中学、蒲城尧山中学、凤翔师范、三原三中分校，西安高中以及郿县高小等学校。经过他指示逮捕押送蒋匪设在西安劳动营（集中营）的学生有几十人。这些进步的学生中有的被杀害了。曾被他迫害过的陈唯诚（民盟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叫陈遐龄）就揭露了王捷三迫害他和其他进步学生的许多罪行。王捷三曾在1940年指示临潼伪县长王慕曾，夜间包围为救济外地失学青年私人创办的骊山中学，逮捕了进步学生鲁宗周（共产党员）、崔伯魁等十五人，鲁宗周被枪杀了，其他进步学生都送进劳动营。王还曾指示右派分子亢心栽（当时西安高中校长）开除了几十个进步学生。他还命令伪宪警在宝鸡车站枪杀过要求迁校的西安高中同学。这一连串的铁的事实，都有身受其害的和熟悉他的人作证。
解放后继续散布反对新社会的
毒素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他这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作了宽大处理，并给以适当的工作，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他是仁至义尽了吧，但是，王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解放后只要是党领导的事业他没有不反对的。他在西安师院语文系教古典文学，教学中他散布了许多毒素，有些同学在他的毒液麻醉下产生了
“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王捷三在上课时，还有意识地替欧美资产阶级和蒋匪帮进行宣传，向同学灌输反苏、反共的言论，企图使同学对现实不满。
层层设防不甘认罪
右派分子王捷三的丑事被揭开了。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武器，他还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在反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初期，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文章后，他曾非常气愤地说，他不发言了，让工农发言去。后来，他看到全国都在反击右派的反动言论，他又采用了狡赖手法来抵抗人民对他的反击，他说他的反动言论是“措辞失当，以辞害意”，如把特殊任务或工作缩称“特务”，把积极分子称为“新贵”等，他竟厚脸无耻地说他过去一直是进步的，思想上是爱党的，他的错误言行是“不自觉”的等等进行狡赖。当他实在狡赖不过去了，才承认是立场错了。从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他就暗地里布下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承认错误是言词失当；第二道防线是思想错误；第三道防线是立场错了……现在他还守在第三道防线上。有人曾形容这次对王捷三反击像捉狐狸一样，稍为不注意，就会被他溜走了。但是，当猎人抓住狐狸尾巴的时候，它再狡猾也是跑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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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汉大学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
林希翎野心未死还在挣扎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右派分子林希翎反党反人民的野心至今未死，还在与她的同党订立攻守同盟。
11日（邮戳时间）林希翎从北京给她的同党武汉大学右派首领吴开斌寄去一封航空信，在信上，她颠倒黑白，诬蔑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和报纸对她的揭发和批判是捏造和歪曲，说“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她并在信上说：“关于借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注：即她从中央某机关偷出的一份国家机密报告）给你看的事及我给你的信交了说了没有？若未说，若别人均不知道的话，那请千万别说。因我的‘罪名’已够多了，若已说了，就写封长信给我，告诉我说了些什么。”她为了销毁她的罪恶痕迹，还在信的末尾注了一笔“此信阅毕焚毁，切切！”
可是事不凑巧，当此信寄到武汉大学时，同学们在反右派中已提高警惕，虽然信封上写着“内详”二字，但同学们一眼就认出是林希翎的来信，吴开斌看见已被群众发现，只得将信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