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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右派推翻肃反成果
谷志标谈四川省的肃反工作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几项报告我完全拥护。我现在就四川省的肃反工作发表一些意见。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周总理报告中对我国肃反运动所作出的总结性的论断，从四川的肃反工作看，是完全正确而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肃反工作大大纯洁了革命组织，成绩是巨大的
自一九五五年秋开始，四川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斗争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肃反的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查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截至一九五七年四月止，全省清查出来已经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共五千三百多名。同时，在去年开展的政治攻势中，至十二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有一万多人。在查出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一批是隐藏较深，血债累累，罪恶和民愤极大的。如在重庆航运部门中查出来的职业特务夏惠中，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上饶集中营”的“夏区队长”。成都查出的陆刚，是贵州盘县长期通缉在案的匪“中国反共抗俄同盟军滇桂黔纵队”大队长。平武县卫生院潜藏着的一个重大反革命分子，是蒋匪委任的青海“绥靖司令”，这次才被查了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查获的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些已混入共产党内或共青团内，有的且已窃据了领导职位。如曾任简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简阳县委委员、监委书记等职的雷丕荣，原来是一个在一九三七年即残杀过农民的惯匪。又如一九五二年即任中共荣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李会坊，这次查清了原来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出卖了五个党员、为日寇搜集我八路军情报的叛徒、汉奸。经过肃反运动，把这一大批穷凶极恶的暗藏的敌人清查出来，大大纯洁了革命组织，同时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与政治警惕，划清了敌我界限。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秋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进行的呢？它是在五大运动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的情况下进行的。即是说，过去的五大运动，特别是过去的社会镇反运动，虽然曾经直接给了反革命分子以严重打击，但不少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是漏了网的。而这一批反革命分子眼看中国革命就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为着进行其垂死前的挣扎，于是从各方面来进行疯狂破坏。因此，当时的情况是面临着这样的一种课题，就是必须彻底解决敌我矛盾，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为顺利地推进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因此，一九五五年秋开展起来的肃反运动，实际是以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为开端，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是一场严重的解决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运动是以人民获得了巨大胜利，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被基本肃清而结束。
如上所述，四川的肃反运动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获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个别斗争过火的情况，即是捕了某些可捕可不捕或完全不应该捕的；另方面，也有应捕应判应关而却未捕未判未关的。必须指出：以上这种缺点和偏差的发生，虽然严格地从肃反工作要求讲是有损失的，但总的说来，成绩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关于前一种性质的缺点和偏差，有的在发现后即已及时作了纠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大检查，绝大多数存在问题的案件都已作了处理，或继续在复查处理。后一种性质的缺点和偏差，只要我们不麻痹大意，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终究是逃不出人民法网的。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这一事实是无容置疑和无容否认的。可是，我们对于中国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这一实事求是的结论，是否能与少数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等在看法上取得一致呢？从过去，特别是从最近一个多月来，在四川所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行看，却得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和相反的结论。这种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结论表现在那些地方呢？
以潘大逵为首的四川右派分子要为历次运动中受“冤屈”的人“平反”，打击过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所谓社会舆论压力，企图孤立党和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首先是我们认为我们几年来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而潘大逵等右派分子们则认为搞糟了、搞错了，不知错捕、错关、错杀了多少人，因而他们认为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与偏差是主要的，而且是带全国性的。如罗隆基在成都视察工作时即曾对潘大逵、范朴斋等说过“胡风案件搞错了，胡风并不是反革命”等话。罗隆基这样的看法，潘大逵、范朴斋等是同意的。四川省民盟常务委员韩文畦同样在指责和诬蔑我们肃反工作的许多作法是“违反”宪法的。如他说历次运动都是凭一部分有权力者的“大胆怀疑”、“随心认定”，而对
“自己不相信的公民”（包括反革命在内）擅行扣押、侮辱，侵犯人身自由。“只有一部分拥有特殊权力、可以疑人而不受疑的人，才能免于这种惶恐”。因此，他们要求对肃反运动的成绩“应作重新估计”。
其次是我们认为肃反运动之所以搞得比较彻底和能够获得巨大的成绩，主要是采取了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将公安、检察、法院等业务部门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相结合。而这一路线之所以比较正确，在运动发展中少发生偏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特别聪明，而主要是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近几十年来革命斗争中的肃反经验。但潘大逵等右派分子，则认为党领导肃反工作是不合法的，对肃反运动和肃反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他们也是反对的。而且有的人认为肃反工作之所以容易发生偏差和错误，主要是由于群众“无知”（意指没有法律知识，有的人认为“干部没有相当文化基础，不能分别好人坏人”）和易于发生“偏激”的情况所造成的。而他们的所谓偏差和错误，不仅是认为某些群众性的斗争“过火”了，“扩大化”了，而且把群众性的小组说理批判、小组思想检讨等看成是“私设公堂”，或把群众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对于被批判的人进行善意的临时性的陪同居住叫做是“私设监狱”。这种种恶毒的诽谤和造谣的目的，不仅在于企图使肃反运动离开群众的依靠和党的领导，使运动展开困难，斗争无力，不能准确、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且也在诬蔑群众，诬蔑党，并企图挑拨党与群众、党和政府等三者互相之间的正常关系。右派分子这种用意是十分险恶的，我们决不要上当。
再次是对于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我们曾经是一再的肯定要进行复查纠正，而事实上也是完全本着党和政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并通过有关部门进行不断的检查和纠正的。而且特别是经过去年对肃反工作进行了全面大检查之后，过去肃反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但右派分子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怎样呢？他们是完全处于恶毒反对者的地位。他们不但不相信党和政府能“有错必纠”，而且他们既认定肃反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是主要的，那么他们的另一个阴谋诡计，即关于组织“平反委员会”的问题，就必然要随着提出来。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把罗隆基所设计的“平反委员会”在四川翻版，而且更有创造性地把“平反”的范围扩大了，他不仅主张要为一九五五年在机关肃反工作中所谓被“冤屈”了的人“平反”，而且主张对于在“三反”、“五反”及历次运动中所谓被“冤屈”、被打击和被斗争错了的人都要“平反”；他不仅主张对活的人要“平反”，而且对于死了的也要“平反”；不仅对于被镇压者要“平反”，而且对于畏罪自杀者也要“平反”。以潘大逵为首的四川民盟中的右派分子们，为着要达到其否定成绩，并促其“平反委员会”组织的实现，潘大逵是非常羡慕和称赞黄绍竑在浙江检查肃反工作中否定成绩、扩大缺点的办法，而且决心要效法他，也要在四川检查出有关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来。特别是潘大逵等认为否定肃反成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就趁着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大放厥词，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借口，来掩盖他们反对过去我们解决敌我矛盾的种种措施。在这个企图下，他们布置了一套所谓“摘帽子”“解围”“保险”等口号；并采取个别访问、请客吃饭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来专门发动对党对政府有意见的人进行大鸣大放，并把他们不满的意见汇集起来，传扬出去；同时发动这些人起哄，用种种手段孤立、打击过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所谓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企图孤立党和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达到潘大逵所谓“平反机构一定要成立”的目的。罗隆基在四川民盟中的一些心腹，专门在各大专学校收集了这一类性质的“检举”和“控告”信一百多件，这就是他在党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出来的组织“平反委员会”的依据的一部分。而在最近所揭发出来的四川民盟右派分子的赵一明、舒军和李康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就是根据罗隆基、潘大逵等这种意图来部署工作和进行工作的。
右派分子的目的是保护少数右派分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专政
以上种种，就是四川右派分子同我们对于肃反问题的一些完全不同和对立的看法。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同时右派分子企图抹煞事实，夸大缺点，否定成绩，反对肃反运动中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以及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目的和意图又是些什么呢？很显然，任何思想、主张与言行，都是一定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反映。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一切爱国人士之所以积极赞成和拥护党与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并实事求是地承认肃反成绩的巨大，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长期受过地主、官僚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严重压榨摧残与迫害，所以他们能够明确地站稳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同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思想言行作斗争。斗争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即主要是为了保卫人民革命的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要否定肃反成绩，夸大缺点，并要为所有所谓被“冤屈”被“斗争”的人“鸣不平”，虽然他们在表面上装起一付“悲天悯人”的伪君子面貌，但是他们背后所隐藏的阶级立场，即代表右派集团利益来进行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本质，实际上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正是由于右派分子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是站得非常稳的，因而他们对于党、政府和人民的肃反政策的胜利，实际是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和一切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被肃清，实际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被毁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右派分子们的企图否定肃反成绩，并主张进行全面“平反”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少数右派分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反对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因此我们对于右派分子企图否定肃反成绩和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不能把它孤立起来看，实际也就是章罗联盟的政治纲领中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以及所谓“两院制”、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和取消学校党委制等的许多荒谬主张的组成部分之一。
目前我们思想上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对于敌人打击得多了，而是由于松懈麻痹，对敌人打击得不够
最后，我还要简单谈一谈目前敌人活动的情况。我们四川也同全国各地一样，三大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所有残余反革命分子，在经过几次肃反运动之后，虽然他的主要力量已经基本被肃清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反革命了。根据最近各个地区的情况看，无论在城市或农村，敌人的破坏活动仍是在不断发生着。如去年沐川县利店乡在肃反运动后不久，就有几个反革命分子纠合十余人组织“大刀会”，发动暴乱，侵入五马坪农场，杀死两个干部，并在利店乡杀死杀伤干部、群众三十多人，烧毁房屋数十间。巫山县反革命分子陶发藻伙同其弟，把检举过他的陶惠达全家四口活活打死。今年春天梓潼县金龙乡还破获了反革命分子涂南亭纠合四百余人阴谋组织暴乱，妄想打到北京来当“皇帝”案。目前有些地区又发现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刑事犯罪活动亦有增加，派遣特务和新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也有所发现。特别是自整风运动以来，各地漏网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部分未获得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也在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来进行造谣破坏，农村中且有个别反动地主开始向农民进行倒算和企图收回已分的土地。鉴于敌人以上的种种活动，不仅证明了过去的肃反运动完全是必要的，而且也证明了自去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来了，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对敌人的活动与破坏丧失警惕。目前在我们思想上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对于敌人打击得够了，而是由于松懈麻痹，对敌人打击得不够。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在目前肃反工作中，必须认真地注意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有反必肃”的方针必须坚持与贯彻，绝不能因为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放松了对敌人的斗争，特别是某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出现，而实际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极其狡猾的敌人，更要善于区别，而加以准确的打击。第二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肃反运动的成绩，通过整风检查工作，特别是我们必须响应和执行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关肃反工作，应在一、二年内进行一次大检查的指示。通过大检查深入一步地揭露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偏差，这对于更好地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有利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贯彻的。
各位代表，五大运动的胜利，为三大改造铺平了道路。肃反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不能设想，没有肃反运动的巨大胜利而能够顺利完成三大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右派分子今天利用肃反问题来向党向人民进行攻击，企图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这是绝不可能的。目前，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大暴露，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相信，胜利是属于人民的。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扫清这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社会主义建设就将更加大踏步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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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的铁路建设证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
蓝田的发言
我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完全同意和衷心的拥护。尤其是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感觉到把我们思想认识大大地提高一步，更使我们坚定了信心，百倍地为完成今后的建设任务而加倍努力。
现在右派分子们，居心险恶，宿意已久地想推翻政府。夺取党的领导权，走向他们所喜悦的资本主义道路，有计划有组织有行动地向全国各大城市宣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谬论；说国家把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肃反运动中冤屈好人太多了。这样的夸大错误，抹煞成绩，确实是混淆黑白，扰乱是非，污蔑党、污蔑政府的万恶行为。作为一个新建铁路的技术设计人员是坚决反对的，愿同广大人民一道，不斗争到底，决不罢休。
我在这里谈一谈西南铁路建设经过的大概情形：
西南西北一脉相通
西南解放后，我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常抱着极其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参加了成渝、宝成、内昆、成昆等铁路勘测设计工作。也曾在反动统治时代作过几条铁路的工作，深深地感觉到这两个不同时代，真有天渊之别。一个是人吃人的时代，一个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新时代，即现在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四川人民为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而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在旧政权时代继续斗争四十余年直至解放的前夕，看不见一根枕木一寸钢轨。解放后一九五○年毛主席为了实现四川人民四十余年的愿望，积极筹筑成渝铁路，二年多一点五百零三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了。在修建成渝铁路同时，又命作修建宝天铁路的筹备（即宝成铁路），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渝铁路通车的同时宝成路开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专家们无私的热情帮助下，宝成路于一九五三年国庆节通车绵阳，一九五五年元旦通车广元，一九五六年元旦通车略阳。宝成铁路南段四百五十五公里全部通车了。同年七月一日南北两段接轨，宝成铁路长六百六十八公里全线通车。从此西南西北一脉相通，人客物资粮食等输出输入何止数百万吨。对救济灾荒，供给建设，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他如中南区的黎湛、鹰厦、南福铁路。西南区的都筑、川黔、内昆、成昆等路的勘测设计共完成二千五百公里。现在中南区的铁路业已完工通车了，西南区的铁路正在施工中，亦有一部分铺轨了。难道说这些铁路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建设成绩吗？这不是党的正确领导，突飞猛进的伟大成就吗？右派分子偏说是国家计划搞坏了，没有成绩，真是丧尽良心。
山岳地区筑路的困难程度世所罕有
当然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很多的，有一部分还是严重的。如以宝成南段广元至略阳一段来说，线路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至今日为止没有一人提出还有其他较好路线。其所以有塌方有路基病害，不外有两个原因：（一）由于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低、经验不够，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把高山大岭一段路线一般化，更因地质人员缺乏，有一部分文件质量差，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赶任务，没有按照施工程序进行，因之在雨季时，发生塌方的严重病害。（二）由于嘉陵江岸的地形地质极其复杂，显明的不良地质地段，大部分是避开了，或者作出特种工程建筑预先防止了，凡是处理过的地方至今并没有发生坍塌情事。但是隐藏着的病害，如古滑坡，古堆积体等等都在开挖之后经过雨季的大风暴雨，地面水和地下水渗透为害，使堆积体饱和，水带黄土渗入滑面，使山体重量增加，因而坍塌。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十分重视，曾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积极处理，已得到纠正和克服。事实证明，此次由成都出发的代表乘坐宝成客车，是安全正点到达宝鸡的。有人说宝成路坏得很，根本不能通车，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存心造谣生事的右派分子，扩大错误、混乱人心的恶意罢了。
此种特殊困难山岳地区，据苏联专家说：“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中国专家同志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通车，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我们应当以虚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极其重要的路线，要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来保护。我们正在作彻底根治南段病害的具体计划。为了节约，为了不浪费一文国家建设资金，就必须要有一个较长时间来探钻、观察、调查、研究，收集确实可靠资料，经过小型试验，得出结论，作出质量良好的经济合理的设计文件交付施工。如现在就认为是一切安全，没有一点病害发生了，这也未免说的太早。因为嘉陵江岸有数百公尺深的滑坡地带，有数百万公方的古堆积体，现在没有动，将来或许在某种情况下就能活动，这也不是现代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们科学家对此作些研究工作。有了具体办法，再结合着宝成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西南的高山大岭，深谷横流山岳地区，如滇黔、川藏、兰成等路线的勘测设计和技术设计是有极大帮助的。
对西南山区新建铁路的几点建议
此外我本着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对西南山岳地区新建铁路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国家从速扩大全国大地平面测量机构，赶制出全国大地平面图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或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具有等高线十公尺至二十公尺（办法详见提案）。有了此种详图，所需要的山岳地区铁路线，都可从图上找出。草测选线这个可以不需要去作，就可节省一笔选线经费，若加以水利计划和国防计划，以及厂矿安排等重大事项，都能减少初步实地调查勘测工作，而能在详细图上，作出或安排出较为可靠的与其他有关联和互相配合的初步计划，那就节约更多了。
（2）在此详细大地图未曾制出之前，铁路选线工作，是一种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它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现在情况及将来发展情况，是一件新建铁路中极其重要的基本工作。它的质量好坏亦关联着初测和定测。过去的选线，每每是限于时间，限于预算，不能尽量作到它应当作到的可能工作。因而在初测阶段中有重作选线的事实，定测阶段中亦有重作草测初测之事。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真觉可惜。我建议各设计院，应当把草测阶段的选线工作，单独进行，照国家路网规划分别先后缓急提前草测选线，尽量把所有可能比较的一切比较线都把它测量比较，提出意见呈部鉴定批准。任务书下达时即提示一定的标准法制，使初测定测，毫无顾虑地执行任务，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做到不返工不浪费，节约自在其中。
（3）培养工程地质人员，储备大量探钻机具也是必要的。鉴于从前的地质人员不够，技术不高，机具缺乏，不能收集确实可靠资料作为设计依据，影响文件质量，在施工中一再变更设计，造成种种窝工返工浪费，也曾影响到延展工期，拖长交付通车营运期限，无形中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大损失，建议政府应特别重视这一点。趁着本年高中生有大量未得升学时，广为招考，大量培养工程地质人材、充实后备力量，对促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交通事业胜利的向前迈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以上所述是否有当，敬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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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目前出版事业的问题
舒新城的发言
我以出版工作者的身份，谈谈当前出版事业的问题。
出版事业牵涉的面很广，矛盾很多，它的性质怎样，它的基本任务怎样，社会各方面以至出版工作者内部，都有不同的看法，因时间的限制暂且不谈，只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一、出版事业的成绩
从去年北京、上海各报指出书籍又缺又滥的问题，经过右派分子渲染以后，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同感觉：好像解放后的出版事业只有缺点没有成绩。事实上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我从改造、建设两方面略讲八年来出版事业的成就。
中国人民自办的新式出版事业，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商务印书馆为始，六十年来，虽有大小出版社几百个，但除去少数的进步书店而外，最大多数的书店都在挂着“文化事业”的招牌下，实行同行倾轧，以至投机倒把。同时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不论在著作和出版方面都是先天不足，出版物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而投机商人渗入其中，有许多有害的书籍反而推广到广大人民的手中。以前的出版社除极少数外，大部分都没有编辑人员。这些书店从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后，社会经济基础改变，旧的经营方式不适用了，因而当时最大部分的出版社都无法自存。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年秋召开全国出版会议，同年十月政务院根据全国出版会议决定的“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发出十项指示，由出版总署依据出版、发行、印刷分工，出版专业的方针，对旧出版业进行改造，对新华书店加强领导，对新出版社加速建设。
从一九五○年全国出版会议以后，出版行政部门在出版方面使私营、公营进行专业分工，在发行方面则以新华书店为主，专任发行工作，使有条件出版的出版社能继续维持；对于那些无条件出版的出版社也统筹安排，把性质相近的合并，人员则全部包下，统一安排。一九五一年后，出版业即逐步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道路，全国正当的私营出版社，到一九五六年合并为公私合营出版社十九家，私营出版社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因而适合于人民需要的书刊逐年加多，有害的出版物逐步绝迹；而通过新华书店的统一发行，书籍和邮局的代发报刊，书刊的发行量大大增加，全国任何边远地方的人民都可以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买到各出版社的出版物和报刊，而且不要多费一文“地区差价”。这是出版事业中改造的成绩。
在建设方面，除国家机关的很多部门设立若干专业出版社，各地方也有出版社（全国总共一百零一家），八年来，不独各种专门书籍和地方性、通俗性的出版物逐年增加，书价逐年降低达百分之五十，就是质量也逐年有所提高。兹举一九五○到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出版物数字最高的一年）图书出版情况，以证我国在解放后出版事业的成绩。
历年图书出版情况
年别 种 数 册数（千册，千份）
1936 9，438 178，000
1950 12，153 274，633
1951 18，300 703，304
1952 13，970 788，744
1953 18，384 754，519
1954 19，177 939，962
1955 22，538 1，079，574
1956 30，196 1，786，435
注：1、历年的种数均包括初版、重版图书的种数。
2、一九五六年系初步统计数字。
3、表列数字均包括教科书。
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一九五六年我国的出书种数为一九三六年三倍多，册数为一九三六年的十倍多。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二百四十一种，二千七百余万册。现在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各种事业的缺点是主要的，我希望他们把上面的事实看看，再向自己打一个响亮的耳光！
二、出版事业中的主要问题
现在谈谈出版事业中的主要问题：
⒈缺书问题：去年秋季一部分通俗书曾有大量积压，各报纸记载不少，而且很多人归咎于新华书店的制度不善。但据我的了解，所谓“滥”，是与当时文化部领导上的冒进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不能专责新华书店。现在“滥”的问题已成过去，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去年秋季以来，中学汉语文学分科，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连“唐诗三百首”那种旧日家塾读的书都买不到，也没有适合中小学生用的新的字典、词典。几年来大家要研究鲁迅，但“鲁迅全集”便很难买到。许多有价值的孤本、善本、遗著，更没有听说有计划地搜集印行。就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过去编辑的辞源和辞海、印行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开明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等较大的出版工作，也没有听到有那些出版社在计划进行。而这类工作是出版事业中的重工业，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很多的人力物力不能完成。现在若不急起直追，由出版社网罗人才、搜集资料、充实图书馆，作有计划的进行，等到“老成雕谢”、资料图书散失之后，要整理、校印古籍，也将无人去干、少书可据，对文化的损失是无可补偿的。缺书的另一原因，是发行部门分配图书不适当的问题。新华书店一套发行制度能使全国出版的书籍在短期内发行到全国各地区，它的组织是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解放后，书籍的发行量比一九三六年超过十倍，是与新华书店的发行制度及其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但因工作上的缺点，不能更好地掌握读者的需要，有许多学术研究上必需的参考书，送不到必需这些书的读者手里；同时专门书籍需要的数量不大，新华书店往往从营业观点着眼而不愿重版，以致有一些可以供应的图书也缺乏。
⒉出版物的原材料问题：目前有关出版的纸张、油墨、制版器材等都存在一些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国产手工纸的缺乏。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抗战前，上海出版方面印古籍的线装书，需要连史、毛边、宣纸等手工纸很多，其来源是向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专造土纸的作坊订购，上海的造纸厂也造机制连史和机制毛边，不过其质量不如手工制的，容易风化变质。抗日战争开始，线装书大减，中式账簿和学生习字练习簿也不用或大量减少，因此手工纸大量减产。有些原来制造土纸的技工陆续改业，机制连史与毛边则已基本停止。最近一二年，因需要逐渐增加，手工纸渐有恢复，但生产出来的毛边纸较厚，不适合线装书之用；连史纸则因农村不易得到漂白粉，产量亦很有限。去年手工纸列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供应后，出版方面需要的手工纸的数量、质量均不能供应。今年上半年上海几家需用手工纸的出版社，曾派专人到福建、浙江等地，调查土纸生产情况，打算与手工业纸作坊建立联系，但因为供销社不负责供文化用纸，没有结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出版社等要印古籍图书需用土纸，也只得到一部分。此后，书籍用手工纸出版的用纸量会越来越大。因此，这一问题不解决，对今后古籍出版工作是很有影响的。
⒊干部问题：我国有新式出版事业虽有六十年，但从来没有培养干部的专门组织，所有出版社工作者都是由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所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出版专业尤其是编辑专业人员不多。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全国一百零一所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的统计，共约九千六百九十人，其中编辑人员约三千七百三十人（中央级出版社六千五百四十人，其中编辑人员二千六百八十人，地方级出版社三千一百五十人，编辑一千零五十人），出版社非编辑人员与编辑的比例，约为三比一（上海为五比一）。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编辑人员的缺乏，非编辑人员的比例过大。这种非生产与生产人员的比率是不合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经营方式，也说明编辑干部有加紧培养的必要。
因为出版工作者历来都是由于知识分子自己干起来的，因而社会中一部分人便以为出版工作是一切知识分子可以干得了的，所以不重视培养。实则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短期的专业训练可以教书或作科学研究工作，但却很难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现在编辑工作者虽有三千余人，但能独立工作者不足五分之一，而关于中国古籍之专业编辑尤少。出版事务工作人员虽多，但质量一般还不及编辑人员。新华书店有分支店、门市部、书店三千四百五十处，职工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人，但文化水平一般为高小毕业程度，小部分为中学毕业程度，大学程度者很少，大学毕业生尤少。
目前出版和发行中的一些缺点，除去客观形势及领导上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原因而外，编辑、出版、发行干部的质量不高也是重大原因。我国经济建设日趋繁荣，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必日益增长，现在的编辑、出版、发行干部在质量上固要提高，在数量上也要增加。国家实有及早订立长期培养计划之必要。
⒋组织领导问题：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十项指示，其中有一项要国家行政部门和地方及人民团体尽可能设出版社或编辑部，同时从人民出版社起，各出版社的内部组织把中国旧出版业中一些可以采用的技术和经验也最大部分摒弃不用。对于中国在出版工作中的物质条件如文字结构、排字铸字方法的特点，和中国出版业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应如何组织、管理方能保证出版生产、发挥其最大力量的诸问题，以及中国只有十万高级知识分子（苏联有中等以上专家六百万人），能负担多少出版社的稿源诸问题都考虑不够周到。一九五一年后，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部门以及地方与团体很多有专业出版社的组织。但发展不平衡，如建筑部门有建筑工程出版社、建筑材料工业出版社，而无农业出版社。领导也很分歧：各专业部门的出版社由各专业的国家机构领导，音乐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等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等领导；地方出版社由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
文化部的出版事业管理局虽然统管中央一级出版社的业务，但对直属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出版社则只管理它们的出版计划和出版制度，编辑业务、选题计划、干部等则由它们的直接上级领导机关管理。因而在分工上往往发生各出版社一面拉稿、一面有稿无出版社出版的现象；出版社的行政组织和干部也有许多浪费的地方。这是组织领导问题的一方面。
其次是出版行政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解放后，出版行政部门对出版事业改造和建设有很大的成就，前面已经讲过。但领导者对于出版事业的本质和特性重视不够，把握不足，在思想上有把出版事业看作单纯的企业的倾向。他们对出版社的管理。虽然有监督出版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任务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规定，但实际上则经常抓出版社的出版字数、种数、册数、用纸、定价等数字指标，对发行部门每年按比例增加任务，于是出版社为要完成数字指标的任务，有时便不能不脱离读者的需要出书，更不敢定长远计划，编印大部书，只专心致志于“一年生草”的小册子；发行部门有时为要完成销售数字任务，便不得不利用摊派方法以完成任务。其次，出版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学术性的企业，它的企业经营的任务只有在贯彻国家文教政策、满足读者要求的条件下完成方有意义，利润的上缴不应列作主要的目的。一九五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缴利润二百零九万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缴二百六十五万元，两社共缴四百九十四万元。而真正工业部门的第一工业局只缴三百六十万元。由此可见出版干部的培养、图书资料的充实、大部书籍的编印在出版部门内部的经济上是有条件的。又其次在编辑工作方面，一九五二年七月由出版总署规定编辑工作制度，过于强调了三审制和对书稿的政治责任，使编辑与作者难于见面，更难讲作朋友。对编辑一面要他们审阅专家的书稿，担任出版物的一切错误的责任，而待遇却远不能与他们的工作相称。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不少专门书籍，但至今却没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此外，一九五○年后不曾再开过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也没有出版工作者自己的组织。这是组织领导问题的又一方面。
⒌木刻书版问题：我国木刻书版创始于五代，现在尚有唐咸通刊行的金刚经，是公元九世纪留下来的一件艺术品，宋、元、明、清各代的精本刊，开卷时好像有一股精气迎人而来。它们不仅保存了祖国的许多文化遗产，也保存了许多雕刻的艺术。我们现在若不重视这些书版，时间稍长，这些书版将因霉烂、蛀蚀而逐渐消亡，将来后悔也来不及。
古籍出版社曾经聘请专家，到杭州、南浔、苏州、广州、武昌、南京等地调查木版情形，已看过木版约五十万块，其中有很多难得的版本，如存在常州的“蒙兀儿史记”，存在扬州的“汉学堂丛书”等。据报告：各地的书版一般是由当地文化局存放在破旧的房屋里，谨守钥匙，防止偷盗，但是否因潮湿或虫蛀而损坏则不过问。至于清理，他们以为第一没有空的房屋，第二没有经费；在人力方面还不是主要的困难，因为各地方的文史馆员都愿自告奋勇（广州文史馆经过去年的大量发展，馆员年岁有三十岁左右的，他们有无事可干的苦闷）。有些地方则以领导上重视不够，对书版问题的处理不当，如广州存放书版的房屋，有四位干部及家属二十余人住在里面，书版难保没有损毁；南京官书局的书版则全部失踪；前中南行政区文教部曾对中南区各地现存的书版，作过一次调查统计，但现在连档案也找不着。盛宣怀家藏的“常州先哲遗书续集”及“愚斋存稿”的两种书版，一九五二年九、十月间，由上海房管局接收盛苹臣家具的时候，把书版连架一百零八只和愚斋的公文稿件数十箱拿去，当时有一部分送拍卖行拍卖，一部分放房管局仓库，以后不知下文。也有少数私家藏版要出卖，但无人收购，也有人愿意将书版捐献，但找不到接受捐献的机关。
以上只是报告的一部分。由此也可说明我国重要文化遗产之一的木雕书版是处在“存亡之秋”的紧要关头。国家需要赶快作有计划的抢救。
三、几项建议
⒈召开全国出版会议解决与各方面有关的问题：出版事业牵涉的面很广，除作者、读者和出版、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的关系外，还要牵涉到纸张、油墨、照像器材、五金用品、机器制造等等方面的问题。出版业务虽由文化部管理，编辑、选题等计划由专业部门领导，但文化部和各专业部门不能完全解决出版中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不了手工纸、外贸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对出版事业的认识问题。因此，建议文化部先把去年各报纸及今年各地宣传会议和整风运动所揭露出来关于出版问题的资料，整理成若干问题，再邀请有关方面的人员讨论，总结出一些主要问题后定期召开一次全国出版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与出版业务有关的出版、编辑、印刷、发行（包括邮局）等人员外，并要请各类作者、各类读者（可以各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读者的主要代表）和有关部门如轻工业部、外贸部、供销合作社等参加。在这个会议中要解决一些问题，我的初步意见：①确定今后出版事业的方针任务。②取得大家对于出版事业性质及其基本任务的大致相同的认识。③解决出版、发行、印刷之间的主要矛盾，如出版与发行对于书籍印数的决定权与双方的经济责任关系，印刷如何改进质量，更好地为出版服务。④各部门各地方的出版社应否统筹调整，如何调整。⑤体制如何调整，旧中国的出版经验如何总结利用（现在很有人主张恢复以前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印刷、发行的“三位一体”制，我以为某些有特殊条件或有特殊需要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有印刷厂，科学出版社需要专业印刷厂，可以自设印刷厂，邮电出版社有条件在邮电局设发行所外，要把旧日的“三位一体”制当作出版社的制度，在今天讲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新华书店的发行制度已能供应全国，如出版社要单独搞一套发行组织，必需另设一套运输、仓库和管理制度，实在是最大的浪费，而效果可以断定不如新华；印刷厂是机械的工业，机器经常需要有一定的任务，而出版书籍为脑力工作，绝难像机器一般地安排工作，出版社有了印刷所，便得天天为它奔走印件，无特殊需要或有特殊条件者不必设印刷厂，多耗国家资金。所以我不主张恢复旧的出版体制）。⑥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及其相互责任，尤其是久悬不决的稿酬问题。⑦发行工作如何改进，使各项书刊能更及时地达到需要的读者手里。⑧出版工作者应否有其自己的组织、如何组织，使大家能利用这种组织加强学习，提高政治与业务水平。⑨干部培养办法。⑩其他。这个会议应当尽速举行，因为出版界的问题多而必须解决，但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为赶快而草率从事，开了等于不开。
⒉利用各种方法培养干部：现在编辑干部数量质量均不高，出版事务与发行干部量够而质不高，专业思想都不很巩固，培养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具体的办法：①用带徒弟的办法由老年专业工作者在工作中培养青年；编辑部门招收大学毕业生，出版事务及发行部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先进行短期的业务上的基本训练，再在工作中锻炼、逐步提高到能独立工作为止；尤其要注意培养有专业知识和长于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的领导干部。②由出版社及发行机关自设短期训练班，调集在职干部轮流学习。实行以上两种办法，首先要对青年进行艰苦自学的思想教育，其次要购备充分的图书资料供他们使用，第三要有一定的导师指导制度，第四编制不要过紧，使教者学者有时间教导和学习。③由国家设出版专业学校，或由综合大学设出版、编辑、图书贸易系，培养出版、编辑、发行专业干部。④由国家调派一部分科学、文艺专家到出版社负担编审工作，对在职编辑干部进行专业学科的业务辅导。⑤联络社会各方面的老年专家，主要是文史馆老年馆员，派人个别从师，学其在文化上的专长。
⒊整理重印书籍保存古书木版：我国文化遗产浩如烟海，要由国家为有计划、有系统的整理、重印，并将古书木版收集保存。建议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专设机构，约集全国专家各就其专业开具应整理、应翻印、辑印（如地方志汇编）的古籍书目，组织出版社制定长期计划，逐步印行。对于古书木版由国务院通令各省市人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清理、整补，善为保存，并择有价值的书籍在适宜的地方印刷。除公共机关所存的木版外，以前私人刻书的风气很盛，有若干书版尚由私人保藏，也要调查整理，如愿出售者，国家备价收购，有自愿捐献者，国家应接受并予奖励，鼓励私藏书版出售或捐献于国家（另有提案详说）。
⒋发展储备手工纸供印行古书之用：近年来手工纸生产少、供应紧张，除去客观的原因外，供销社不把文化用纸列入供应计划之内，以致有些地方以手工纸作他项不必要的用途：如南京供销合作社将“毛太纸”（补旧书用的）大量出售作民间用纸，广东鼎湖山市府用上等毛边纸作“便纸”。同时收购价格也不合理，以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三四年比较，机制新闻纸的价格接近一九三四年的六倍，手工连史纸只增加百分之二，机制连史纸增加一倍半不到。实际上手工纸的价格仅及机制新闻纸价格的四分之一。因而手工纸无利可图，甚至要亏本，所以生产减少。建议：①适当改变目前的统一收购的供应办法，由国家允许将一部分纸质较好的手工纸作坊由出版社直接联系，组织其生产，收购供应，或由文化部统一收购供应各出版社。②由文化部、轻工业部对出版手工用纸统一规格，提高收购价格，并深入调查历来国产优质纸的生产技术，继续发扬，原料有困难的请有关部门给予帮助、解决，并改进操作技术，试制新产品，继续提高手工纸质量。③手工纸的生产过程比较迟缓，且有季节性，不能平衡供应出版社使用。建议文化部能收购一批手工纸作为国家储备，同时允许出版社适当储备手工纸，以供印制规模巨大的古籍因临时采购不到的使用。④上海过去生产机制连史纸毛边纸的质量较好的造纸厂，每年分配一定数量的机制连史纸毛边纸的任务。
⒌设立国家编辑部门编辑中国百科全书：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文化事业必须跟着发展。建议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设立国家编译机关，组织专家，成立编译委员会，分别计划、编辑中国百科全书，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出版（苏联于一九二三年即成立大百科全书编辑室，苏联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时间前后达三十二年；一九四八年由中央决定新成立大百科全书总编辑部，到一九五六年，第二版出过四十三卷。并在编辑部下设一个直属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受总编辑室领导）。百科全书的编印工程浩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方能完成，而且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力量很大。现在国家有条件在文化上作长期的打算，国内和国际也都要求“中国百科全书”，故建议在最近期间把中国百科全书编辑部列入规划之中，逐步进行。
⒍加强重点领导：解放后出版行政部门对于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在具体领导工作上有偏重于业务经营及抓具体数字指标的情形。建议今后把领导重点放在：①政治思想领导，监督出版社对于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贯彻；②计划推进出版事业全国性的大规划，经常督促、检查、帮助各出版社进行工作；③研究具体办法提高各种出版物的质量。
以上是个人对于目前出版事业的意见。至于出版事业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性质和任务等基本问题，将另写专文，这里不谈了。
从以往的成绩，我深信今后的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坚强的领导下，将有更大的辉煌的成就！右派分子且睁眼看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