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严斥右派分子并谈怎样发展戏曲工作
常香玉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并且拥护对右派分子所作的严正的教训。
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清了谁是亲人
我是一个演员,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苦“戏子”,在新社会我是一个自豪的人民演员。我现在代表我们戏曲工作者,要说几句心窝里要说的话。
这些日子,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为,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引起了我们的仇恨。在旧社会,演员所受的苦处大家是知道的,真是在前台强作欢笑,回后台眼泪巴巴。官僚、地主、国民党、封建把头、十大恶、八大害压在演员头上的可说是样样俱全。要欺负你,他们有的是杀人的手枪;要赶走你,他们有的是特务、流氓和恶棍。把我们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流浪到东,又漂流到西。天不留,地不收,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中国之大,却没有一块地方是我们演员的安身之处。多少演员遭到他们的玩弄,多少演员遭到他们的杀害。别的不说,就在和我同台演戏的演员中,我就亲眼看到有两个死在他们的手中!豫剧演员杨桂云的爸爸在开封被国民党特务炸死,马小明、杨老二被他们炸伤。还有一个很有天才的青年女演员名叫喜顺的小妹妹,在密县演出时,被一个反动军官的团长看上了,要霸占她,因为没答应,竟被他们暗枪打死。还有大批的有才能的好演员,被逼的停止了演唱,离开了她们心爱的舞台。像十六年没演戏的豫剧名演员司凤英,十七年没演戏的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十八年没演戏的山西梆子名演员贾桂林……等,就都是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下遭到了不幸。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她们的舞台生命再能复活,可是中国共产党救活了中国,也救活她们的艺术生命。使她们在舞台上青春再现,又受到千千万万观众们的欢迎。同时党在艺术上尤其善于领导我们,关怀我们,为我们办了许多戏曲学校,为我们建立了许多剧院。把许多地方戏曲拍成电影,把许多古老的戏种救活。还帮助我们挖掘了五万多个传统剧目……。右派分子说党领导不了文艺,这些巨大成绩,便是对他们无情的驳斥。共产党的好处我们也和其他各界人民的感受一样,真是好的很,党的好处叫我站在讲台上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所以我们演员们常说,演员有了共产党,就像是没有娘的孩子找到了娘。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仇敌。右派分子!你们的阴谋诡计,是反动罪恶的复辟,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彻底消灭你!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并且还要领上我们儿子和孙子!
我们所以要与右派分子誓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的心事相反,我们要爱党,他们要反党。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要破坏社会主义。我原来有些奇怪,我想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右派分子还要来反对呢?为什么我们感到好的很,他们偏偏说不好呢?后来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才弄清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立场问题。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立场不同,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法和感受也就两样。在戏剧界也是如此,比如那些右派分子硬说共产党不好,妄想搞什么“政治设计院”,但我们确认为共产党实在好的很。因为艺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政治地位提高了,日子过的幸福了,艺术事业得以大大的发展了。这和旧社会那种苦日子比起来自然是太好了。而那些右派分子们,乃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是军阀、政客和大腹便便的享福人,哪里知道人民在旧社会的苦楚呢?所以同样是旧社会,人民痛恨它,右派分子却喜欢它,你看他们不是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吗?他们还说肃反搞糟了,要替“他们”平反。但在我们演员看来,偏偏认为这事好的很,不但没有错,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应该和正确。在这些军阀、政客看来,他们在旧社会砸戏院子,压迫演员甚至杀人害命就都是应该的,但在我们演员们看起来,那便是万万个不应该,并且要坚决反对它。啊!我完全明白了,他们的立场原来如此。他们在党的照妖镜下,一个个现出了丑恶原形。
所以无怪乎他们对新中国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一笔抹煞;反而血口喷人,把这样可爱的新中国说成是一团漆黑。现在我们要严正的告诉右派分子:反动派、旧社会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已经看清了你们那种反党、反人民的伎俩是要使人民重回到旧社会,再叫人民去当奴隶、作牛马。并且至今还有些右派分子执迷不悟;还在人民的面前摆来摆去。如果你们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赶快“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向人民低头认罪的话,你们可要记着:解放军志愿军,他们有百发百中的机关枪,工人们,他们有毫不留情的大铁锤,农民们,他们有结结实实的硬扁担,我们戏曲界还有着件件精通的十八般武器。干脆明确的告诉你们: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放松,决不留情的!
关于发展戏曲工作的两项建议
此外,为了进一步贯彻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于人民文化生活的指示”,我有两点建议:
(一)大力提倡民办科班,解决各剧种后继人才不足的矛盾
总理在报告中说:“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发挥社会集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之不足。”这个指示虽然说的是教育界,但同样适合于我们戏曲界。
解放后我们国家为了培养戏曲人材,曾经想了许多办法,办了许多戏曲学校,但是却忽视了民办科班的传统作用。因而重点的培养了国家戏曲学校,这当然是应该的。而对于民办科班的提倡和支持则是不够的。不但在人力财力上帮助很少,甚至有个别人还常常片面强调它们的缺点。说它们制度封建不讲民主;说它们方法落后违反科学(老办法当然是有缺点的)。以致在已经收有学生的剧团中,则放之任之,听其自流;想收学生的也就望而生畏,不敢尝试了。
在训练的方法上有些也不合乎我国戏曲艺术的规律。普遍的毛病是在苦学苦练上要求不严。一严了就说不民主,学生就可以不讲方式,不择环境提老师的意见,以致弄得老师不但不敢认真要求学生,甚至往往把老师难为的哭鼻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老师傅的艺术能以都教出来,学生的学业能够青出于蓝。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艺就是要受罪吃苦的,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能文能武,唱做俱佳的好演员。要学戏曲这一套东西,学的人本身必需有十足的毅力,同时在客观上还要受特殊的挟磨,一切有成就的戏曲演员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所以要学戏就得接受严格的要求,就得苦学苦练,想找一条省事而容易的便道是没有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青年戏曲演员的健康成长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我自己也和许多戏曲艺人一样,为此焦急。依靠国家戏曲学校吧?培养的人数实在太少,供不上全国剧团的需要,而且这些学校只能照顾到几个大的剧种,更多的中小型剧种戏校里又顾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私人带徒弟吧?不但人数很少,且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也是问题。怎么办呢?我认为大力提倡民办科班是解决各个剧种后继人材的好办法,特别是提倡剧团自办科班。
剧团自办科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他们有老艺人,有名演员,师资问题不用作难。他们有舞台,又有乐队和服装,学生实践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些条件好的剧团,经济并不困难,这样经费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自从中央号召大力挖掘遗产和尊重老艺人以来,艺人们对培养下一代的热情很高,大家都在鼓足精神,跃跃欲试。只要中央加以大力提倡,他们一定会不服老,不惜力的。中央不但要大力提倡,同时还希望文化部能订出一些具体扶持和奖励的办法:如定期举行青年演员和民办科班的观摩会演,如拨出一定的文化事业费用来奖励办科班的剧团,奖励有成绩的老艺人(指师傅)、领导人和青年演员。此外如规定各地政府对于办有科班的剧团,应加以特殊的照顾,以及帮助他们改善师生关系问题等等。
总之只要领导上大力提倡并给以适当的奖励,再和艺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花钱不多,费力不大,而民办科班在培养戏曲后继人材上所起的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找到了关键的锁钥。
(二)在戏曲剧团中实行“基薪分酬工资制”
总理在报告中说:“国家只能集中的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为了具体贯彻总理这个“走向自给”的指示,我认为改变目前戏曲剧团的评级评薪制度,实行“基薪分酬工资制”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这种办法,基本上是量入为出的,也是符合按劳取酬标准的。
文艺方面的级别和工资等级,本来是很难制定的。比如作家,就很难说某人是一级作家,某人是二级作家,更很难固定他每月的劳动报酬,因为这个报酬(工资)的多少,只有根据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作标准才算合理。戏曲艺术基本上也是如此,同时一个剧种有一个剧种的艺术特点,一个剧团也有一个剧团的具体情况,而且生、旦、净、末、丑,行行出状元,还有音乐、导演、编剧、舞台美术等也都各有专长。事实上,艺术标准很难给它统一规定,但是各个国营剧团现在都是按照中央文化部颁布的办法评级评薪,办法分为十六级,某级又规定了一定的工资数目。我认为这种办法用于行政机关则可,用于戏曲剧团就不够恰当。还有一些剧团在评级评薪以后,由于固定了工资,政府就要每月拿出钱来给剧团发薪金。今年三月我在焦作市演出时,该市的豫剧团就是这样,而在未实行固定工资以前,这个剧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想就是这种评级评薪的工资制度不适合于剧团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
戏曲界在工资方面从前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包帐班,即固定薪金制;一种是共和班,即死分活批工资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我觉着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再加以适当的补充,就是一种可行的工资制度或者给它定名为“基薪分酬工资制”,其主要作法是:
1、先按照剧团每个工作人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定个基数作为基薪,按月发给,以保证他本人及家庭生活不至冻馁。
2、在剧团收入中分别抽出一定的百分比,作为剧团的基金、剧团的建设费和福利金等,以保证剧团人员在淡季时节生活和艺术创造的进行。
3、在提出了剧团的建设费和基金、福利金之后,所节余的收入由全团(除固定工资人员外如炊事员等)成员按分数共分。
4、每人各占几分由大家民主评定,由团委会核准,月终公分一次。评分的标准可根据每人的艺术质量、劳动态度,并结合具体人和剧团的具体情况规定内容。
5、评定的期间可暂定半年左右一次。
这样的工资制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它可以自然的加强艺术实践,因为不多演出就分不到更多的工资;它还可以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因为剧团演出的戏不好,观众就可以不看你的戏,本人的艺术提不高,你就拿不到较多的劳动报酬;特别是它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补贴,因为这种工资制是自给自足的,属于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的范畴。
同时在剧团实行这种办法比较习惯,大家也容易接受:因为工资小的人,由于有了基薪保证了自己的生活,而薪金较大的人,又有了按劳分酬的好处,可以弥补基薪之不足。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我认为“基薪分酬制”在解决戏曲剧团中的工资矛盾问题上,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并且我主张在已经实行评级评薪的国营剧团中也逐步改行这个办法。来贯彻总理这个文艺事业“走向自给”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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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和政府是怎样保护文物的?
郑振铎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李、薄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
我现在就我所比较熟悉的保护文物工作,作一个报告,证明党和政府是怎样关心于保护地上、地下的古代文物和革命文物以及图书资料的。
有好些右派分子老是若讽若讥的说,党和政府是不保护古代文物的,图书资料是从不加以收集和整理的,古代建筑是听任其塌倒而不加以修整的,甚至说,解放八年来,党和政府对于文物“只有破坏,没有保护”。我对于这些谰言谎语,不能不表示万分的愤怒!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用古代文物的保护者的面目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是决不会这样闭着眼睛说瞎话的。
各位代表们是十分关心图书文物的保护工作的。让我们回想起解放前的那个黑暗时代,那个帝国主义者们勾结了反动统治者怎样地把祖国的最宝贵的文物盗运出口的辛酸时代吧。到过洛阳龙门的人们都会愤怒的控诉帝国主义者把宾阳洞里最精美的北魏时代的两大幅帝、后礼佛图的浮雕凿了下来,盗运到美帝国去的可鄙可恨的事实。看见一具甜蜜地微笑着的佛头,就会用斧头斫了下来,甚至连一只雕斫得十分秀丽的手,也没有放过了它。许多帝国主义者的博物馆里,私人收藏家里,所陈列着的三代鼎彝、玉器,秦、汉砖瓦、铜镜,南北朝造像,隋唐泥俑和三彩器皿,唐、宋、元、明以来的最精美的绘画、瓷器、家俱、装饰品等等,甚至整座的古建筑,那一件不是明目张胆地被盗运出去的!至于图书资料则偷漏出去的更多了。各省、市的地方志和家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得最多。他们为什么要收集中国的这些第一手的原始的资源材料?近代史的资料,他们也罗致得尽可能地多。这些仅是好心肠的文献资料的收集么?有一个美国人曾经大言道:“再过若干年,要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恐怕非到美国来不可了。”
但他们的幻想并不曾实现,也永远不会实现了!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古代的和革命的文物和图书馆资料的保护工作。(远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的年代里,八路军就曾以血和汗抢救了四千多卷金代刻本的赵城藏出来。山东省解放后,就立即成立了好几处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文物局,作为负责保护文物的专门机构,在各省、市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重点地区,成立了文物工作队和若干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管所等。政务院公布了好几件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和决定,根绝了帝国主义者们盗运我国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出口的道路。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的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才有机会能够看到过去所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的祖国许多出土的和收集来的重要文物和图书资料。
这八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文物工作也有空前的发展。首先是培养干部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解放初期,全所只有三十七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八倍,即二百九十二人。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五五年止,每年都举办一次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抽调各省、市若干干部参加学习,一共训练了三百四十一人。一九五六年后,若干省、市(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都举办了考古人员训练班或考古人员讲习会,这就保证了考古发掘工作的质量的不断提高。配合了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建设,这些考古工作人员,清理了古文化遗址一百六十五处,古墓葬二万七千一百八十七座,获得了除数以百万计的陶片以外的文物三十六万二千零二十六件。这些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有许多是十分重要的。像山西襄汾县的丁村和曲沃县的里村西沟两处的旧石器遗址;陕西西安半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已成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博物馆);三门峡水库范围内发现的西周虢太子墓;河南信阳发现的楚国木椁墓(出土漆器、木器近三百件,铜器近二百件,竹简一百二十多根);西安、沣西的西周遗址发现的车马坑;云南晋宁发现的汉代铜器、金器等等,一时也举之不尽。在过去,那些发现的文物,都会是流散到帝国主义的国家里的,但如今是完整地、妥善地为我们所保护、保存,并加以整理,予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家们、艺术家们是万分兴奋地听到这些重大消息,并且能够很快地就看到这些出土物的。这不是一个空前的考古工作的大时代么?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决不会在短时间内有那末大的成绩的。
关于保护古代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方面,党和政府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一个艰巨而费用浩大的事业,但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在精打细算,不浪费、不铺张的方针下,八年来基本上保护了古代重要的寺庙、宫殿、城墙、桥梁、石阙、砖塔、木塔等。像长城,山西五台寺的唐代建筑南禅寺和佛光寺,河北赵州的大石桥,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曲阜的孔庙、孔林,北京的故宫,苏州的好些园林,南京和其他地方的太平天国遗址等等,不仅予以坚决的保护,妥善的保管,而且加以必要的修缮。对全国范围内,由中央主持或设计的古建筑共有一百二十四处。瑞金、上海、广州、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建筑物,也都已予以保护和修缮。
关于流传有自散失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图书、资料等,党和政府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在收集、在整理。单是中央文化部所收集到的珍贵的图书、绘画、铜器、瓷器等等就有十五万五千九百六十八件。在上海在收集到的图书文物的基础上,成立了几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和一个一个陈列品十分灿烂可观的大博物馆。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在八年来也都大大地充实起来了。北京图书馆在八年来所收集的善本图书,就比解放前三十八年的总和超过了一倍多!解放时,北京图书馆全部藏书只有一百万册左右,现在,已经有四百四十万册了!
为了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一九五六年,就通知各地文化部门,从事于文物普查工作,这个工作,动员并组织了各地区的社会力量。在今年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各省、市所调查并经省、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为六千五百一十三个,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项目。像在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象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
这样的保护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方向地大力地进行着,不仅是过去时代所不曾梦想过的,而且也是任何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够设想过去办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罢在面前,完全足以打垮右派分子所谓“只有破坏,没有保护”的谰言谎语!
当然,在那末地域广大、工作繁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若干错误和缺点是难于避免的。像在考古发掘工作方面,质量是还不够理想;在保护古建筑方面,还有些不够细致的地方等等。但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例如,有好些人提出的关于图书的积压和整理问题,我们就想立即进行扫清积压现象,尽快地编目公开,供给专家们的应用。对这些工作我们是要随时检查,随时加以纠正的。同时,在某些地方,个别领导同志,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缺点。我们应当继续宣传党和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更好地做好保护和整理文物的工作,使它对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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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妇女在龙云统治时期灾难深重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幸福
李桂英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
最近右派分子到处点火,散布反动言论,我们云南各族妇女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愤恨。曾经统治云南十八年的龙云,一贯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近一段时期,他以为“时机到了”,公然来我们少数民族中间寻找市场,进行阴谋活动。我是一个云南彝族妇女,有责任代表云南各族妇女在这里控诉龙云的滔天罪行。
大家也许听说过了,国民党——龙云统治下的云南,有特别苛重的地租高利贷,还有数不清的苛捐杂派。各族妇女虽然跟男子一道,常年辛勤地劳动,但是“不掼谷子心不酸,一掼谷子泪汪汪”,一年血汗换来的粮食,被剥削者搜刮得空空,结果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媳妇只得去找“山茅野菜千家饭”,望着挨饥受冻的公婆儿女掉眼泪,还有“蒋家”军队又龙家军队,一批又一批的抓兵,还有春荒又秋荒,一年又一年的灾荒;“鸦片王国”的毒害,还会使人倾家荡产;反动统治阶级给你安个罪名就“抄家灭门”;结果就要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忍受着那骨肉分离的苦痛。
土皇帝不知制造了多少“白毛女”
在国民党——龙云统治下,各族妇女还受了说也说不完的迫害和凌辱。龙云派来征服少数民族的军队和官吏,借口“剿匪”,“平乱”,“铲烟”,来了就烧杀抢掳,抓住妇女就奸淫,而后杀害;“龙三公子”就是从荒淫无耻、杀人放火而臭名远扬的,被他仗着权势绑去强奸迫害的,不知有多少;土皇帝及封建统治阶级,不知制造了多少有苦无处诉的“白毛女”;蓄童养媳,强迫婚姻,买卖婚姻,乃至“抢婚”“劫妻”,成了合乎“封建王法”的风气,多少妇女因此而丧失了生命。
在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除了“龙姑太”等少数统治阶级的“母老虎”外,劳动妇女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莫说“读书做官”,与闻政事,就是在村寨里说一两句话,也要诬蔑为“公鸡不叫母鸡叫”,当着不吉不利,无法无天而遭到斥责;甚至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举办民族青年的节日,都要受到“风俗改良委员会”的取缔,麻粟坡督办及其巡缉队,就是用大镰刀撕破妇女的裙子,割妇女的辫子,武装弹压男女青年的歌舞;云南少数民族有的在高寒山区,有的在炎热瘴区,地方病很多,加上穷困落后,没有任何卫生条件,孕妇、产妇、婴儿的疾病很多,死亡率很大,宜良蓬莱乡张陈氏生了十一个孩子都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死了,但是龙云宁可拿人民的血汗装腰包,去当美国的存款大老板,宁可劳民伤财,大修特修他的“公馆”,“别墅”和池沼园林,根本就不管人民的死活,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在当时就不知道天下有一种医疗卫生。
解放了妇女 锻炼了妇女
泡在云南血泪里的云南各族妇女,好容易得到了解放,不管龙云怎样恼恨解放军进入云南,反正我们是“冲开乌云见太阳”了,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我们的枷锁敲碎了,我们获得了自由和社会上的平等权利,而且有了法律的保障,接着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了,农民翻了身,妇女也从根本意义上得到了解放,把压迫妇女的反动阶级消灭了。不管龙云怎么叫喊“土改搞糟了”“镇反搞错了”,反正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板”掀掉了,农村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人民民主专政,封建统治是万万复辟不了的。现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省范围内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各族人民,特别是解放各族妇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才能无限量的富裕和发展。这个信念有铁的事实根据,应该公开回答给龙云:合作化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适合得很,好的很,人民的生活在不断地得到了提高,群众满意的很!
两个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妇女,也锻炼了妇女,从实际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峨山彝族自治县有彝族妇女担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区长、科长;弥勒彝族自治县,有县区机关妇女干部二百一十一人,女乡长七十三人。在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都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参加各项工作,在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女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长、先进生产者,她们成了妇女的表率,在她们的帮助下,妇女再不是“低”头“顺”耳的奴才相了,她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妇女儿童的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了,不但增加了一般卫生机构,还设立了专门的妇幼保健机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二十七个机构,其中有四个是专门属于妇幼的,此外,每乡都有接生站,村村都有新法接生员,妇女的卫生常识也提高了,妇幼死亡率显著减少了,许多过去死了孩子的母亲,都说:“早解放几年就好了,那么我的小孩也会保住了。”许多地区的妇女参加了扫盲学习,宜良五一社一百四十三户中,就有八十一个妇女学会了二百个以上的生字,在农村里可以常常看到女社员在工余读书写字,许多合作社的女干部已经学会了记工分,记生产计划。进小学的女孩子也多了,谁还敢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呢?妇女们说:“翻身翻得最大的是我们,解放得最多的是我们。”说实在话。
使老年人也变年青了
我们完全清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它能够不断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正因为这一点,各族妇女才把合作化当作彻底解放自己的保证。宜良永新社,八百四十四户,由于连年增产,原来占百分之七十缺粮的,办社后,只有二十一户了,去年一年内就买了新棉被五百四十床。群众说:“过去山茅野菜半年粮,今年白米饭上加块肉。”张张氏说:“过去肋挂肋,柳挂柳,十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我活了七十三岁,年年就是蓑衣‘处嘴被’,想不到现在倒还盖上了新被子穿上了新棉衣。”她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使老年人也变年青了。
正因为合作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农村呈现了一片新气象,妇女在生产战线上的作用显得重要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差不多所有的社,都有妇女参加社务管理和生产管理,永新社女全劳动力的出勤达标准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七,?麓县修水利十八万工,其中女工就有十万,一共修五百项小型水利工程。玉溪专区妇女学会用打谷机的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学会用双铧犁的有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富源县海巴乡的妇女创造了高温蒸肥法;金平县和平社妇女主任带头组织妇女积了四十万斤肥,改变了原来不积肥的习惯。由于许多社都解决了同工同酬,合理安排农活、副业及家务,照顾妇女特点等问题,妇女积极性就不断发挥起来了。
打倒虎狼 铲除毒草
云南各族妇女和各族人民,现在正在满怀信心地展开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运动,万众一心地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努力着,大家确信不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会出现愈来愈美好的光景!
但是,代表们,现在公然还有与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右派分子,我们愈欢欣鼓舞,他们愈深恶痛绝;我们愈热火朝天,他们愈丧心病狂。已经死亡的阶级,还想借尸还魂,还想临死挣扎;他们是吃惯了羊的虎狼,他们是带着保护色的毒蛇,他们是诡计多端的野心家!
难道还要我们回到国民党——龙云的统治下面吗?难道还再要我们回到血淋淋的屠场上等死吗?要叫我们丢开胜利的果实又去受苦受难吗?我要代表云南各民族的妇女,严正警告右派野心分子们,不,绝对不能!
代表们,指头抵不了天,泥鳅搅不了长江水,少数右派分子违反不了六亿人民的意志,让我们团结起来,举起锄头、镰刀,握紧拳头,一齐动手,打倒虎狼、铲掉毒草,对于那些乱说乱动的野心分子一定要给予他们应得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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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在病榻之旁
李承干的发言
我于六月二十六日听到周总理报告后,就因病住医院,本来不打算发言。后来看到萧龙友老先生病中的书面发言,我才想谈一谈。
首先,我汇报一下我们国家计量局的工作情况。
我局成立以来,虽已两年多,虽然经过一些努力,但因人力和设备,都没有配齐,尚不能照目前的要求,为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服务。迄今还只做了一点准备工作。从去年年底,我局业务归国家技术委员会指导后,近来工作较为活跃起来。
今年春国务院又指示各省市成立计量机构,国家技术委员会又打算把第一机械工业部工具科学研究院计量部分和我局合并改组,以充实技术和设备力量,现正在准备中,同时中央各工业部门也感觉没有标准的计量就没法审定其成果。从此我局的计量工作,可望在国家技术委员会切实指导下,有中央各工业部门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的人力、财力的支援下得以开展。这样,也可以对工业生产的标准化、合作化、自动化和互换性起一定的作用;也可以使交易、卫生、安全等得到了正确公允的保证。当然这还要我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并请各方面多多督促。
至于大家所期望的计量单位的名称,还在研究和征求意见中。这事不可能得到完全一致的意见,希望各方面破除成见,拟出较妥的方案,才可以及早确定下来。
其次,我谈一谈关于右派分子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过的好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理想最优越的制度,也是世界人类的最高形式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在目下国内外还有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不民主不能广泛吸收群众意见,不集中则一盘散沙无法执行工作,所以民主集中制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各机关的主要人不一定都是党员,就是少数部门党员人数多一些,也是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事实上,并没有“党天下”的情况。国家制度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政策方针必须依照这制度进行;党的领导,就是政策方针的领导,这是必要的。有些人说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更是牵强不合理之谈。又有人说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那只要看看城乡有没有乞丐,有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凡此种种右派分子谬论,只有一些心里有疙瘩的人,一些被误斗过还存在气愤的人,一些社会关系不正常的人,一些无知的青年,才会一时被蒙蔽,但一经解释和批评可能就会醒悟,容易改变过来。我所要说的,只是少数身当人民代表身任要职又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些右派分子的人。他们是有意捣乱,有意破坏国家。这些人如不向人民俯首认罪,人民是不会允许的。应当把他们当做敌人看待,治以国法。
第三,贯彻党的整风运动并加强一般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次党的整风运动是为了搞好党的领导,要党外人士帮助是想认真把这运动搞好。现在的党员大多数是解放后吸收的,没有受过剧烈斗争的考验,党的教育还不够,我以为在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并与他们划清界限之后,应该借整风好好把他们锻炼起来,这是必要的,我认为应该贯彻下去。同时更应该加强一般党外人员的政治思想学习,而学习除应深刻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外,首先应注意着重学习共产主义道德,如刘少奇委员长所著的“党员的修养”也该深入学习。
最后,我谈一谈勤俭建国问题。
毛主席、周总理和各首长都指示我们要勤俭建国,我们应该切实遵守。我国未开垦的地很多,未开发的资源很多,应该建设还未建设的很多,有待积累资金来做的很多。所以我们大家要勤俭做去,才能自力更生,把国家建设好。
听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有很多还利用旧设备生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国人民有优良的勤俭传统,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扬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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