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
专栏：
数字和事实驳倒了右派的谬论
刘景范谈地质工作的巨大成就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在地质工作方面他们说共产党领导不了地质工作，地质工作没有成绩，一九五六年更是一团糟，毫无成绩。我是做地质工作的，就地质工作有无成绩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的地质工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全体职工和科学技术人员，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行了紧张的、艰苦的劳动，把地质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地质工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去年的地质勘探工作大大超过前三年的总和
一九五六年，地质部所属的地质勘探工作，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勘探工作量和许多矿种的储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四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中的矿产储量任务。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我现在就一些数字和事实说明如下：
一九五六年，地质部组织了一百二十六个勘探队，勘探了二十五种矿产。作为探明矿产的主要手段的钻探工作量，完成了一百二十六万公尺，为前三年钻探工作量总和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四年累计完成了二百一十八万公尺，为五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预计一九五七年即将大大的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另外还完成了竖井、斜井、平巷、浅井等工作量二十六万公尺，槽探一百九十八万立方公尺。
由于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些工作量的结果，使各种矿产储量的增长速度大大的提高了，就一九五六年勘探的二十五种矿产来说，其中有十五种矿产所得的储量与前三年比较，有九种超过了前三年累计储量的总和。即是，锰超过百分之三，铅锌超过百分之七十，铝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钒超过百分之五百零一，铬超过百分之九百，金刚石超过百分之四十一。磷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三，压电石英（单晶块）超过百分之一百四十九，耐火粘土超过百分之七十五。有四种相当于前三年累计储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即是，铁相当于百分之四十三，钛相当于百分之四十六，黄铁矿相当于百分之三十三，煤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二，只有铜和锡两种储量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他前三年没有勘探的十种矿产如钼、镍、汞、石棉、云母、明矾、菱镁矿、型砂等，一九五六年也探明了相当的储量。
矿产储量的迅速增长足以保证工业化需要
由于一九五六年这些矿产储量的迅速增长，就使我们在四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中地质部担负的十二种矿产储量。除钨矿储量已移交冶金部勘探外，其余十一种完成的情况是：铁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九，锰完成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铬完成百分之二十六，铜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六，铅锌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八，铝完成百分之二百零九，锡完成百分之九十八，钼完成百分之九百六十四，煤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磷完成百分之三百二十四，黄铁矿完成百分之二百五十八。同时，还探明了钛、钒、镍、汞、菱镁矿、金刚石、石棉、云母、压电石英、明矾、黑色冶金辅助原料，油页岩等二十多种五年计划中没有规定的矿产储量。这些成果，只是我国地质工作的一部分，冶金、煤炭、化工、石油、建筑材料等部，也进行了很多普查勘探工作。把全国获得储量加在一起，就基本上保证了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燃料和部分非金属（如磷、硫）等大型企业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建设的需要。以煤、铁为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全国已探明了煤的储量二百零一亿吨，可以满足新建、扩建和恢复的矿井一百七十余对总设计能力近一亿吨的需要，解决了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石景山、重庆、马鞍山等钢铁厂的炼焦煤基地，同时也基本上保证了国家工业和交通的用煤。经过普查和预测，估计全国煤的总储量可能在一万二千亿吨以上。铁矿，解放前估计全国总储量三十亿吨。经过几年的工作，从已知的几十个主要矿区的预测，估计其总储量在一百一十亿吨以上。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全国已探明储量三十六亿吨。鞍山、本溪、包头三个钢铁厂资源已完全保证并有充足的后备。武汉、西北、西南、太原、石景山已能够保证第一期的建设或扩建。龙烟、阳泉、大渡口、福建、广东、新疆等中小型的钢铁厂所需的资源，也有了基本的保证。海南岛、山东、山西五台的铁矿还可以机动使用。总之，经过几年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不仅是一个富产钨、锡、锑、煤、铁、铜、铅锌的国家，而且新近证实了还是一个富有钼矿的国家。这些矿产资源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右派先生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我国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是由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到一九五六年只有四年时间，探明这样多的矿物资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大成绩。我国地质工作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他们不需要地质人员搞矿产勘探工作的，把我国丰富的矿物资源或者让帝国主义掠夺破坏，或者使它永远埋藏在地下，不能为人民创造幸福。解放以来，我国地质工作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勘探出大量的矿物资源，已经用于工业建设，已经和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密切联系。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这些事实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难道自称为“大知识分子”的右派先生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敌视这些成绩。因此，故意抹煞成绩，夸大缺点，颠倒是非，制造混乱，以便他们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比如：我们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过去所勘探的矿种还不能全面地满足国家的需要。有些矿种对国家需要保证程度还很差，如铬、镍、云母、石棉、压电石英等虽然都找到了一些矿床，探明一部分储量，但储量还是很少的。有些矿种的储量，虽然数量不少，但由于品位不够高，也影响了建设的规模。如铁矿中的平炉富矿仍然极感不足。有些大型铜矿和铅锌矿的储量虽多，但由于品位稍低，开采面积小，限制了建设的规模。有的矿种分布不平衡，锰、磷的储量多集中于南方，煤多集中于北方，硫和磷的产地多配合不上。我们过去注意了满足建设大型企业的需要，着重找寻和勘探一些大的矿床，保证国家骨干企业的资源，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建设中小型企业和地方企业需要的资源，注意不够，目前还不能满足。在稀有金属和分散元素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更少了。
地质部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中的实物工作量没有全面完成。矿产储量，有十六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有七种完成得较差。没有全面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计划订得偏高了一些。技术力量不足和设备供应不及时。有些矿床在勘探中变小了变贫了。加上一个时期由于机构的变动，使生产受了一些影响。劳动计划的偏高和执行中控制不严，多招收和接收了一批学生和职工，也增加了工作中一些困难。发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有些是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人力无法克服的；有些是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是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原因，这些缺点，有些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的工作中纠正了，有些在整风运动中继续检查和纠正。
普查工作的落后状况已有改进
有人说，解放以后，我们只搞储量勘探，不搞普查和科学研究，是方针上的错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我国开始建设的时期，重工业部门对矿物资源的需要十分迫切，旧中国又没有给我们遗留下探明的矿产资源，为了解决资源问题，我们采取集中人力、物力进行重点勘探的方针，来解决这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根据这个方针，积极努力，在几种主要矿产资源有了基本保证的时候，便逐渐加强了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以一九五六年为例，我们组织了一百二十八个普查队，其中有十九个是苏联技术援助的普查检查大队。在几百个矿点中普查检查的结果，有四十多个矿物产地具有工业价值。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的铜矿、甘肃的铜矿和铜镍矿，陕西的钼矿、广东和福建的富铁矿、鄂西的铁矿、贵州的铅锌矿、湖北和湖南的磷矿、青海压电石英和铅锌矿等。使普查工作的落后状况有了改善。我们组织了十二个石油普查大队，在新疆、柴达木、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地台、贵州、广西等地区进行了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普查测量工作，又发现了一批可能储油的构造，改善了石油普查落后于勘探的局面。我们组织了四个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在苏联技术专家的援助下，在大兴安岭、秦岭、南岭、阿尔泰地区进行着正规的一比二十万的区域地质测量。我们还组织了十九个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大队，在山东滨海区、青海柴达木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区进行水文地质调查；在北京、西安、湛江、包头等重点城市的地下水勘探；在长江三峡、重庆、宜宾、伊洛、丹江、三门峡、新安江等水库坝址及长江大桥的工程地质工作。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三百一十七个地球物理探矿仪器队，采用磁法、电法、重力、地震等方法进行探矿。航空磁测已在若干石油普查区和有磁性的金属矿区大规模的运用。煤田勘探中的电测井方法也普遍运用。在苏联技术援助下，进行了祁连山、西宁—柴达木、鄂尔多斯等地区的大地测量及航空测量工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内，建立了地质矿产、矿物原料、地球物理探矿、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勘探技术、地质力学等七个研究所（室），着手系统地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上的新经验。谁说地质科学研究中断了？
有人说，解放以后的地质科学研究中断了，或者不如解放以前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解放以前一些地质工作者的成绩。相反，我们认为在解放以前，我国许多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他们进行了许多地质调查工作，编制了全国三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和一部分一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进行了古生物、地层和大地构造等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在反动政权的限制之下，他们也就仅仅限于这些研究工作，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和生产相结合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对各种矿床的勘探，都经过了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推断；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些矿床的勘探过程中，又不断的丰富了地质工作者的经验，丰富了地质科学的理论。这就使科学研究与生产形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有些人不了解普查和勘探的过程，就是地质科学研究的过程，勘探所得的储量，就是科学研究与生产统一起来的集中表现。因此，他们就把生产和科学研究对立起来。产生了科学研究不管生产，生产不是科学研究，也就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错误思想。
地质科学技术水平比解放前有显著提高
解放以来，地质科学技术干部有了大量增长，地质事业突飞猛进，从而取得了极其丰富的地质资料，提出了许多科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地质科学技术水平不论在宽度和深度方面比解放以前都有显著的提高。比如：李四光部长用地质力学的观点，阐明我国大地构造特征的学说，根据许多新的资料又有新的发展，并得到了许多中国地质学者及苏联地质学家的赞扬。又如我国地质科学人员，在进行普查勘探和区域地质测量工作中，对于那些过去研究程度很差的或没有研究过的地区，如对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阿尔泰地区、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和昆仑山地区、拉萨—昌都—日喀则地区、鄂尔多斯地台和阿拉善地块、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至于在矿床学上的发展和普查勘探理论与技术方法上的成就那就更突出了。比如对许多矿床类型的划分和生成规律及其分布规律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历年来我们所召开的科学技术性的专业会议，总结了这方面的许多经验，出版了一批科学技术的论著。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至于勘探方法，过去我们是不大会的，现在可以掌握了。许多过去没有采用过或很少采用的新技术如航空地质测量、航空地形测量，以及重砂、金属量测量等等方法，现在已经广泛的采用了。在上述各个方面，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各地质院系和各部的研究机构都作了不少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我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已经走出了狭小的领域而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发展阶段。
克服缺点和错误，把地质工作推进一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做得很够了，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相反，我们的普查工作还是落后的，虽然我们在一九五四年就感到了这个问题，并逐年加强了普查工作的比重，但直到现在还是赶不上勘探的需要。现在看来普查工作是不容易的，我们所配备的干部还不够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很多。区域地质测量的问题很多，个别地区的质量也不够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不高的，几年来获得的大批实际资料还没来得及系统的研究与整理，概括实践经验的理论工作做得很不够，地层、古生物的力量发展较小，远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地质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各方面的配合协作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的科学研究机构也设立得迟了一些，目前又限于仪器设备的条件，科学研究工作只能逐步加强，有重点的有步骤的进行。要在全面的地质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水平，还要作长期的艰巨的努力。
由以上的事实说明，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地质工作才有可能迅速地全面地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地质工作才有可能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些事实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决的服从党的领导，巩固已得的成绩，不断的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国的地质事业就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矿产资料就会得到更全面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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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前和解放后真是天壤之别
郑久鸿说：谁是我们的救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工人心中是最明白的。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及中央各位首长的工作报告。
我是从响洪甸水库的治淮工地上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以后，心中感到格外亮堂了，认识到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我认为毛主席所以在当前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六亿多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这是一看就明白的道理。可是，当我还未来北京以前，在响洪甸水库工地上就看到报纸上报道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龙云和谭惕吾等右派分子发表的诬蔑党、反对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破坏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等荒谬绝顶的言论，他们想借着帮助党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别有用心地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这些使我感到极大的愤怒，我长久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我不得不来讲几句话了。
我是一个老工人，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在解放以前的黑暗社会里，因为家里穷，从小就被父亲领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当学徒。为了糊碗饭吃，经常挨打受骂，还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出了师，当上正式工人了，每月工资只有三块钱。我们工人吃的仍是清水煮白菜，住的是只能弯着腰走进去的矮草房，穿的是东补西贴的破衣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还时时遭受失业的威胁。至于我们工人的政治地位当然更谈不上了。我记得解放前在上海做工，不要说想进大光明电影院看看电影，就是在那里站站也是不许可的。另外大家还记得吧，上海有个公园的门上还挂了牌子：“华人与狗不许入内”。那不仅是我们工人，就连中国人也被侮辱的。这一切的一切，不仅我们工人，我们爱国的成年人要记住，就是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的下一代也要牢牢的记住它。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工人才算彻底翻了身。不愁吃、不愁穿，住的是工人宿舍，还享受劳保福利。工人生病、养小孩都受到照顾。有的工人家庭人口太多的，还受到长期或短期的生活补助；工人再也不会受到失业的威胁，再也没有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总之，一句话，共产党来了，好处是讲不完的。可是今天的右派分子却闭着眼睛说瞎话。硬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提高，现在还不如解放前了”等等。我不禁要质问那些右派先生们，你们这样颠倒是非、黑白不分，除了说明你们是别有用心地煽动人民离开共产党而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在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在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在文化教育事业；在交通运输事业；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肃清反革命分子等等运动中，都获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吗？就以我个人亲身参加修建的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库等伟大的水利工程来说，各位代表中可能也有不少人去参观过，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出名的。这些工程都经历了多次的大洪水的考验。就以去年汛期来说，淮北地区下了一千多公厘的雨，淮河发生了洪水。如以整个汛期的雨量来计算，与一九五四年差不多，由于山谷水库、洼地蓄洪及淮北大堤等一系列的防洪工程起了作用，所以去年就安全地度过了汛期。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吗？可是，一些右派分子却偏说：“成绩不是主要的，你们搞得一团糟。”我不禁又要质问右派的先生们，在你们当中就有不少的人在解放前当过大官的，可是你们给人民做了些什么呢？我在旧社会里过了几十年，说老实话，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当官的给人民办过什么好事。但是，在解放以后的短短时期内，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就取得了不可估价的成绩，这些除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够这样做而外，其他的任何别的党派和任何别的政府能够做得出来吗？谁是我们的救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工人的心中是最明白的，右派分子想玩花样，想施展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那是骗不了人的，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
我国革命胜利后，国家就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加强与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团体、民族及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权工作。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不都是当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吗？可是，他们虽然当了部长，却没有勤勤恳恳地为我们劳动人民办事，他们却在千方百计地要剥夺我们劳动人民已获得自由和民主，还要把我们劳动人民拖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苦海中去。说句实在话，你们的如意算盘是注定打错了。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坚决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才真正符合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请允许我表明：我一定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骄不躁地团结全体职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决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把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贡献出一切力量。我们工人兄弟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9版()
专栏：
彻底打垮右派野心家
蓝公武的发言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丑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联盟已被揭露出来，他们还想避重就轻蒙混过关，这是决不能够容许的。他们这班一贯政治投机掮客，生活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土地上虽然已近八年，却念念不忘那种见不得天日的个人私利，竟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四出活动，到处点火，以造谣污蔑的可耻手段向党发动疯狂的进攻，说什么“有天无法”、“有职无权”，妄图以所谓“政治设计院”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他们所醉心的资本主义“两院制”，听来令人发指。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从参加老解放区工作到进入城市至今已经十二年了，我接触过无数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给我的印象是热诚和朴实，在工作中我得到的是帮助和支持，因而我愈益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热情洋溢大公无私的党，是久经考验的属于人民的党，是祖国人民唯一的指路明灯。党的艰苦奋斗毅力和实事求是精神，更无时不在深深地感动着我。
今天，每一个在旧社会看够了反动集团争权夺利置人民于水火的人，每一个受过帝国主义统治者屈辱的人，每一个正直的人，当看到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前进的时候，当祖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牢固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当祖国独立自由屹然立于世界而人民引以自豪的时候，人们是从心坎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谁也知道，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祖国生命的青春，历史铁证已无可辩驳。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一员，有责任要求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彻底交代，口是心非伪装进步的两面手法已经拆穿，牛鬼蛇神的庐山真面已经暴露，任何幻想只会自绝于人民。
我久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反右派的斗争中，自愧力不从心，借此表明一些感触，誓与全国人民一致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利益，必须彻底打垮右派野心家，粉碎章罗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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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
中共中央的倡议完全正确——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经有了巨大成绩——广西各族人民有长期团结合作的光荣革命传统——黄绍竑的主张其目的在于破坏民族团结
李任仁、陈此生、莫迺群、雷荣珂、蒋在球、莫寿全、杨文贵、陈基义、赵乐群、蓝昌法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完全同意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责成有关地方政府进行关于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使这两个自治区早日成立起来。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谈一谈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表达我们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和反映广西各族人民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共同愿望。
自从去年十月中共中央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倡议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后，至今已有九个月，在这个时期内，广西各族人民，各个方面，热烈响应了中共中央这一倡议，做了很多工作；在共产党内、各级政府、政协系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举行过各种大型、小型的会议，反复协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中共中央的倡议是符合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一倡议；全省五个市和七十个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也都举行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作出了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
总起来说：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同意以广西省的全部作为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即采取“合的方案”，并且同意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这就是广西各族人民反复协商讨论的结果。
我们认为取得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很圆满的。同时，还认为取得这样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
这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倡议是完全正确的，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符合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而受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也是和中央对我们亲切的关怀与帮助分不开的。我们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都予以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使全省各族人民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大大鼓舞了全省各族人民的信心，推动协商讨论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从而取得一致的意见。
还有，这几年来在全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巨大的工作成绩，更使全省各族人民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不仅认识到是必要的，而且是充满信心和热烈期望的。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一九五二年成立了相当行署一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宪法公布后一九五六年改名为桂西僮族自治州）。此外，还成立了瑶、苗、侗等民族的自治县，由于少数民族实现了自治权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僮族文字已经创造出来，僮文报纸亦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出版。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状况，汉族和僮、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建立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各族人民都深切地体会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和全国各民族一样，是个勤劳、勇敢、朴素的优秀民族，是组成我国这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必须成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区才能与僮族的地位相适应。因此，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僮族人民首先热烈地拥护，他们十分感动，感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表示要更主动地和汉族人民亲密团结合作。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少数民族，也都一致表示赞同，他们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深切地认识到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汉族人民认识到成立僮族自治区是僮族人民应当享受的自治权利，也是有利于汉族和僮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措施。因此，汉族人民表示积极支持僮族人民根据宪法规定实现这种权利。
我们认为全省各族人民一致赞同：把现在广西省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亦即实行合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广西的历史是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较远的如太平天国运动，汉、僮两族人民站在斗争的前列，共同奋斗。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地的革命斗争，汉、僮、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在一起坚持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中，汉、僮两族都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合作。特别是解放后七年多来，经过五大运动，完成三大改造，进行五年计划建设，汉、僮、瑶、苗、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是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劳动创造，互相支持亲密团结，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加美好的将来，今天成立僮族自治区，更应该是继承和发扬这个共同劳动创造、共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而且现在的广西行政区划，是在长时期中形成的，还具有许多不可分割的社会因素，宜合不宜分。
我们认为自治区的名称应采用“广西僮区自治区”为最恰当。因为“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既能体现僮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实质，又能完整的表现出地方名称（广西）、自治民族的名称（僮族）、行政区划地位（自治区），显得非常确切而清楚。在协商过程中，右派分子黄绍竑，先反对“合的方案”，经多数人批判后，口头上同意“合的方案”，但在名称问题上却坚持要保留一个“省”字，称为“广西省僮族自治区”，说是这样可以照顾汉族的感情。我们应当指出他坚持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他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那就是为了分裂人民，硬说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保留“省”字可以照顾汉族感情，企图使人相信“省”是代表汉族，“自治区”是代表僮族，借此迷惑一些不明是非的人，把他们引向反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方面，甚至妄想借此挑拨民族关系，离间民族团结，使汉、僮两族形成名合实分、貌合神离的状态，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的野心。毛主席教导我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眼睛亮了，我们不难辨别出说保留“省”字可以照顾汉族感情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毒草。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坚决揭穿和反对右派分子的谬论。
我们说：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条件是完全成熟了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什么工作了，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工作，把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一件全广西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做好，并且决心为做好这一件大事而努力。我们认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过程，是一个艰巨工作的过程，是提高全省人民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民族团结的过程。因此，在我们这次会议批准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后，在进行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和全省各族人民一道继续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宣传民族政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缜密地研究民族关系的各项重要问题，充分协商讨论，以便为制定自治条例提供必要的基础，做到既能实现僮族自治，又能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