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又想起了“六评白皮书”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项冲
当1949年全国解放后不久，司徒雷登狼狈离开南京而还未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曾经发表一篇臭名昭著的白皮书，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颠倒黑白地加以叙述，同时肆意诬蔑中国人民和伟大的解放战争。
那时我在上海。我还记得当时对新华社发表的“六评白皮书”和同志们一块儿学习过，并且参加过一、二次座谈会。在学习过程中，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便是美帝国主义在被迫承认共产党获得中国人民的拥护之余，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身上，并且要鼓励他们进行推翻新中国为目的的一切活动。
八年来的流光如矢，八年来学习的收获也多少有一些。通过党的教育和帮助，参加了一系列土改、三反和肃反等政治运动，以及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初步改变了立场和观点。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大家的兴奋鼓舞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愿意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一点小小的力量，我们愿意用有限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来分析和批判旧日所学习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在向科学进军声中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基础上展开党的整风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党组织所提的意见是诚恳而出于善意的。尽管有些地方不见得正确，但是由于一般群众所处的地位，比较容易从局部情况和当前利益去考察问题而难于了解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不确切和错误之处应当可以理解。而在向党提意见过程中，对不少人来说，从平素不大愿意管“闲事”和旧社会所熏染下的“不好意思”的习惯来“鸣”和“放”，确实也是思想锻炼的过程。许多同志们都乐于帮助党“除三害”，希望通过整风能够使所服务的学校克服缺点并向前推进一步。
这种启发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开门整风方法，正是党的伟大之处。党是敢于正视缺点而有决心改正缺点，而这也正表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大公无私的。
然而，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这股逆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而在我所服务的单位中出现了反动言论以后，我虽则感到刺耳，但是没有立刻出面反击。我的顾虑是：反击会不会引起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受到阻碍？反批评会不会有碍于“除三害”的正常进行？直到报上发表某些人因为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而收到匿名恐吓信时，我才觉悟到当时的情况并不简单。我们的大敌临前，就应当应声而起。我们勤勤恳恳地帮助党整风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有人明目张胆地表示要“杀共产党人”，有人花言巧语地要推翻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那末我们的辛勤劳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随着章伯钧和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分子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揭开以后，我以十分愤怒的心情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的行列。这些人原是旧社会的政客和官僚。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有“抱负”的话，他们的“抱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解放以来，党和政府给予他们以重任，在任何一方面来讲可以说都已经仁至义尽，可是他们还是满腹牢骚，一贯地对党表示极端不满。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来以后，他们希望利用知识分子来作他们的政治资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他们就野心勃勃，认为从此以后，大有可为了。去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加强了他们的幻想；今年党组织整风的进行更使自称为机会主义者的分子认为最好的“机会”已经到来，用种种公开的和隐藏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作猖狂的进攻。这难怪在6月6日那一天，以章伯钧个人名义在文化俱乐部所召开的谈话会上，章伯钧竟至胀红了脸，挥动拳头，以为他们的“好时光”就要到来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旧忆犹新，八年前所学习的“六评白皮书”不禁又涌上我的心头！手头的材料已经东抛西失，在看到新华社对白皮书第六章的解剖中的一段话以后，更使我触目惊心。这一段话的原文如下：
“1947年8月19日司徒雷登作出了对华政策的结论。他写着：要建立国民党中国的‘有能力的政治领导’，使这个反人民政府‘能恢复把握住知识分子和群众’。司徒雷登……公开号召组织新党，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并妄图在中国民主阵营内部组织反共派别。”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这决不是两句平常的老话。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在今天所痛恨的，正是我们的敌人所期望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培养”留学生，目的就在于训练出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妄想通过他们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尽管新中国站起来以后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尽管大部分曾经是“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已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可是只要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一天，他们的心永远是不死的。可恨的是：解放后已经八年，却有一极小部分的知识分子败类还要走回头路，还要去违背人民的愿望来迎合帝国主义的意图。
右派野心分子走回头路的主观愿望不是面临着今天的形势才发生的，而自有它的历史上的渊源。章伯钧对于马歇尔所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共产党而“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一句话，得意忘形地自加注疏说道：“……民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罗隆基更声称美国“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这种话，难道不和帝国主义分子同声相应么？
年来自己致力于教学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从事于社会活动的时间较少，因此对于政治的敏感性，就显得十分迟钝，对于右派分子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言论，就难以明辨是非，有的地方甚至使自己迷失了方向。读了毛主席所提出和右派言行划分界限的六条标准以后，觉得这是引导我们走入正确方向的思想武器。但是，正确方向要我们用自觉的努力往前走，而武器必须通过参加极复杂而极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才能应用，不然的话，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我的“知识”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是资本，而未经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却是一座高墙。但这决不是说：高墙就是丧钟。如果我们能够从温暖的花室站出来，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分界限，从斗争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我们是有一片锦绣前程的。而大西洋彼岸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决不可能借少数右派野心分子的“尸”来还他们的“魂”！
我更觉得：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我来说是一番深刻的教训，长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我，决不应该主观地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因而，立场已经站稳了，而应当继续不断加强改造。我得衷心感谢党对我重重地拍了一下肩膀，使我体会到对右派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使我不会迷惘地走入“死胡同”。
我更觉得：从狭隘的书房里开了房门，尽管有些眼花缭乱，定神一看，这真不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节，而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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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数民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彝族学生 王桂森
我是贵州省高寒山区一个少数民族贫农的儿子。我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葛佩琦、王德周之流提出严重抗议和控诉。
大家知道，葛佩琦之流正在猖狂地向我们党进攻，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百分之九十无“恶”不作，难道这是事实吗？我们要回答：“这是胡说八道”。谁都知道，解放前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就像在十八层地狱里生活，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残酷地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甚至在1947年用飞机大炮屠杀我们凉山彝族。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共产党来了，我们少数民族才重见天日，凉山地区成千上万的奴隶得到了解放，难道这是共产党作“恶”吗？
解放前，反动派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并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使我们人民内部世世代代打冤家，我们对汉族人民不信任，隔阂很深。但是共产党却叫我们团结起来了，使我们享受了民族平等和自由，并帮助我们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我们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省长、州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干部，真正的当了家作了主人，和汉族老大哥一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难道这也是共产党作“恶”吗？
解放前，有谁关心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呢？共产党来了，我们地区才开始了建设，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工厂，有了自己的工人。少数民族农民也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整村整乡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收入，例如我们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粮食产量1956年比1950年增长59％，有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少数民族农民说：“共产党太好了，土改叫我们翻第一次身，合作化又叫我们翻第二次身”。“棒棒打，火钳夹，也不能把我们撵出合作社”。从来交通闭塞的康藏高原，已经修通了公路，开辟了航空线。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城镇、学校、医院和商店；一千多万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党正在帮助他们创造文字。这些数不清的好事，葛佩琦之流为什么偏偏要说成是共产党作“恶”呢？当然这些好事对于我们的敌人说来确实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不能达到，就像他的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葛佩琦之流还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提高，难道这也是事实吗？我们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事实来粉碎他们的反动言论吧：解放前牛马般的生活是谁也不会忘记的，在那些苦难的年代里，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吃过蕨芭、?芝、糠壳、野果、野菜的难道只是一家一户吗？解放后怎么样了呢？要没有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家人早就冻死饿死了，还谈得上什么上大学！我的妹妹现在也快小学毕业，家里再也不饿肚子了。我再谈一件事实：贵州省原炉山苗族自治县购买力1951年每人只有17.2元，而到1955年就上升到25.3元。同一时期，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购布增加一倍，要知道，解放前十八岁大姑娘没裤子穿的就是这些地方，然而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前这一带地方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索甫龙街子，荞麦洋芋当日子，要想吃顿苞合饭，要等老婆生孩子，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等到二辈子”，而对解放后的生活他们这样说：“矮子爬楼梯步步升高”。
葛佩琦之流还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当然也是胡说，和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也只是葛佩琦之流，决不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例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爬山越岭工作在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在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与少数民族同呼吸共甘苦，忠心耿耿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几年来他们为少数民族作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称他们为“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难道这些铁的事实能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吗？要知道，我们少数民族和共产党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离不得的，拆不散的。
够了，不再举例了，让这些善于颠倒黑白的先生们到农村去看看吧！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看看吧，请他们竖起耳朵听听少数民族的声音：“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光明大道”！
我们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一样懂得：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解放，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明天的幸福。喝水不忘挖井人，少数民族不忘共产党。葛先生之流可以不要共产党；但我要告诉他们，我要共产党，我们三百多万彝族人民要，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要，六亿中国人民要。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因为我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胆敢叫我们离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就要拿起锄头和镰刀，同全国人民一道，给这些无耻之徒以双倍打击，叫他们头破血流！
有人反对我们喊万岁，但我要喊，全国人民要喊：
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大团结万岁！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亲爱的领袖、各族人民的伟大救星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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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本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连日来举行集会，对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钱端升是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在整风前后，他和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语言和行动相一致，在政法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挑拨煽惑活动，阴谋篡夺党对政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改变法制工作和政法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产阶级的老路。
早已怀有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鬼胎
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们揭露，钱端升早在整风以前就隐蔽地进行了反党活动。徐敦璋教授说，钱端升早已怀有鬼胎。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钱端升就与罗隆基共同具名邀请各大学的盟员在文化俱乐部吃饭和座谈老知识分子的安排问题。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在大家的批判和质问下，钱端升承认：“罗隆基以知识分子的大好老自居。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以后，他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小组，摸摸知识分子的情况，乘机成立知识分子政党，以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说他对政法界知识分子不熟悉，要我找一些有问题有情绪的人在一起谈谈，我就开了一个名单。”他说，这正是用的费孝通所建议的串连办法。
自此以后，钱端升也就在如何拉拢知识分子同党对抗上大做起文章来了。中共“八大”以后，他忽然对学校工作感到兴趣了，抛开学校党委准备好的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不顾，自己召开了一系列的教职员工座谈会，要大家只讲缺点，不讲成绩。曾被钱端升“拉拢和利用”过的周仁说：“钱端升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另搞一套，与党对抗；并通过鼓励大家对学校的缺点提意见来证明学校的工作是一团糟，也可借此对教员进行拉拢。”
钱端升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民盟区分部主委，平常对盟的工作很不关心，这时也忽然积极起来了。民盟盟员刘裕中说：“今年2月，钱端升突然一股劲儿要开会，讨论为什么民盟这几年发展得这样慢，起的作用不大。他急急于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盟员。”民盟组织委员于振鹏揭露，他之所以这样积极，是想把民盟组织当作自己对抗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自称为钱端升“口袋中的人”的楼邦彦也说：钱端升早就想把政法学院的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对抗。
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
整风开始后，钱端升就四处点火，公开煽动，个别拉拢，企图造成舆论，使天下大乱。
讲师杜汝楫在肃反中因有严重的错误思想受到了批判，钱端升以为有机可乘，就对他进行挑拨，杜汝楫表示不愿谈这个问题，钱端升便别有用心地说：“肃反是搞反革命，思想批判超过了范围。”杜汝楫问到评学衔的问题，他又借机挑拨说：“党的领导方面不给你评，后来我坚持才评了，不是我替你说话，你连书也教不成了。”
有个学生叫章文岳，经常在班中发表谬论，钱端升立即接上了火种。章问他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他立刻答道：“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5月20日章致钱一封信，大有“草木篇”之味，把今天的社会说成一团黑，说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至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钱在5月22日复章一信，对这种反动言论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叫他“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在学校散布谎言，说在分配毕业生时，党员都分配作审判员，非党员只能作书记员，这引起了部分学生的思想混乱。钱端升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来拨弄是非，企图鼓动学生闹事。他始而在座谈会上说：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校1954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工作。继而在电影晚会上向学生们说：政法学院毕业者应该当审判员，但是当年把书记员也可以，不过当书记员太长不合理。现在整个司法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工农干部压知识分子，老干部压新干部。你们这次如果不把“三害”反掉，将来可能当一辈子书记员。
在师生们的批判和质问之下，钱端升对自己制造的一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他说杜汝楫是胡说八道。杜反问他：那你说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他答不上来。他说复章文岳的信是针对另一封信写的。章文岳说他只给钱端升写过一封信。钱端升忙又改口说他没看信的内容就写了回信。关于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有人对1954年分配到天津去的十六个人具体算了账：计到市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作政法工作的有十二人，非党团员占多数，只有四人因其它原因作了别的工作。这怎么能说“几乎全没有搞政法工作”呢？事实一点也不容抵赖了，钱端升才不得不承认他是“无耻地捏造事实，有意污蔑党的领导，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挑拨党群关系，硬把党员分成宗派
在政法学会座谈会的预备会上，钱端升与储安平的“党天下”遥相呼应，指责“政法机关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变成清一色”，因而大声疾呼“现在要开放”，让旧法人员“上台”当“头儿”。在学校的座谈会上，钱端升说，政法学院不可能整掉三个主义，因为学校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教育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地除“三害”是很困难的。许多人在发言中驳斥他说，钱端升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就是要在政法部门打开一个缺口，让旧法人员“上台”，以篡夺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权。
在学校工会代表大会上，钱端升竟然声称：“高等学校中的工会如何接受党的领导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提法”。又说：“工会应关心群众的生活、思想，支持群众正确的意见。例如，我院有一个会员，自从来政法学院以来一直要求入党，但未得解决，这时工会应该起公断作用，客观公平地对党提意见。”师生们愤慨地责问他道：“作为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的钱端升，为什么要散播这种极端错误的言论呢？这是他有意识地想把工会拉出去，离开党的领导。所谓‘工会应起公断作用’，更是想把工会放在党之上，而不是要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钱端升为了排挤党对学校的领导，一面在整风以前邀请人民代表来校视察，透露“党委制在学校行不通”的意思，在整风开始后又公开如此主张；一面硬把党员分成派系，破坏党的团结。他在教授座谈会发言中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在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以后又说：“来自革大的党员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等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说了。”而且无中生有地加上一句：“市委有决心在整风中打散革大的核心。”戴克光教授揭露了他散布这些话的恶毒用意说：“他把我校党员分成三类，并说他们的矛盾很厉害，要知识分子党员吐苦水，其实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党员从党内拉出来。”
许多人在发言中指出，钱端升对党向来是耍两面手法的：表面恭维，背地骂娘。他在政法学界座谈会的预备会上，主张党要向旧法人员“开放”，对于党没有吸收他以及楼邦彦、于振鹏等入党愤愤不平，装出替老知识分子说话的悲天悯人的样子。而正是这个于振鹏，在政法学界的座谈会上，透了钱端升的底。于振鹏说，钱端升从来没谈过党和党员的好处，对缺点则谈的很多。政法学院的另一个盟员揭露，钱端升在盟支部会上，提出要盟员经常了解学校中党员负责干部的缺点，并把所搜集到的缺点直接报告盟市委和盟中央。有人主张应将了解的情况和院党委共同商量研究，他疾言厉色地说，我知道有些人想入党，不愿得罪院党委。
打算推翻原来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
在政法教育方面，钱端升自有一套方案计划。政法学院陈光中、北大教授芮沐、龚祥瑞等揭露，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当时为了抗拒院系调整方针的贯彻，曾在清华大学和曾昭抡、钱伟长开会共商对策，又在楼邦彦家里召集一些教授密议如何抗拒。事后他主张打乱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来个“院系再调整”，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课程改革，来个“二次彻底改革”。
钱端升在他的“检讨”里，矢口否认他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是，龚祥瑞教授在几次发言中证实说：我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龚祥瑞在详细说明三次听到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后，又说：“可以说有三个方案：一个是将人大法律系归并到北大法律系，搞一个法学院；第二个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法学院；第三个是将人大、北大法律系加上中央政法干校，归并到政法学院，成立为北大的大法学院，钱先生当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整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推翻原来的院系改革，重搞一个院系改革。”
欺世盗名的学者——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自诩为“政法界的凤毛麟角”之士，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学者呢？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说：钱端升是靠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起家的，而这本书不过是“掠夺式”的作品吧了。钱端升对人夸耀他手下有“三大将”、“三剑客”——他的学生、北大教授龚祥瑞，王铁崖，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自三反以来就认识了钱端升阴险面目的龚祥瑞，在谈到钱端升的学问时说：“比较宪法”是王世杰著的，并不是钱端升著的。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钱的其它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民国政制史”是他组织人写的。钱端升的学术高不高？他的门徒对外推崇他，但背后却骂他一文不值，如楼邦彦说钱端升是空疏的形式叙述，毫无己见；王铁崖说钱端升笨，食而不化。龚祥瑞又说：钱端升不是学者，向来是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戴克光、龚祥瑞、芮沐等教授还指出，钱端升之所以站在右派反党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根源上看，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指出，钱端升1924年留美回国后，就参加了当时垄断政法教育的王世杰的学阀集团，把持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等校的政法院系，并在王世杰办的“现代评论”上散播反共反人民的言论，说什么“在中国只能有国民党能存在”，“共产党更是显而易见的敌人”。抗战前后，钱端升很想做官，王世杰便先后推荐他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和驻澳公使，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他又办了“今日评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叫“红军及其边区政府应取消其特殊组织”，以便“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他还打电报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联系筹办“新路”杂志，并要楼邦彦代他出任编辑，宣传反动的中间路线。解放前夕，钱端升由美国回到北京，党和人民不念旧嫌，对他非常信任，但他并未认真改造自己，仍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等勾勾搭搭，伺机进行反动活动。
钱端升自己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谈到他与罗隆基的联系时说：“罗隆基和我同是清华毕业，留美。在清华时认得他。在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时期我同他过往较频。到了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据说罗考虑设一机构，有他也有我。现在追想，显然是在拉拢我。”
谈到同章伯钧的关系时，钱端升说：“章经常说盟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应当连升三级，如钱端升就是。”由于受到章伯钧的青睐，钱端升果然在1952年加入民盟后，很快就升为中央常务委员。钱端升又说：“今年3月12日，章伯钧邀请我和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吃饭，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我对他很佩服，感到他抓住了形势。这次还谈了两院制的问题。”钱端升说：“我被他们抓住，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小集团的一个成员。”但钱端升又一再申辩他“在组织上未参加章罗联盟”，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的倾向”，“有野心也没章罗那么大”。
可是，国务院参事李祖荫在政法界座谈会上质问钱端升道：“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杨清源告诉我，章伯钧自己说他请钱端升吃饭时，同钱端升详细商量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你们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马哲民也在人大的小组会上说：“钱端升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据费孝通揭露，在6月2日，正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钱端升向费表示：“我反正跟着罗副主席走”。7月2日，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主委吴晗到北京政法学院作报告，也说钱端升是罗隆基的“无形小组”和“策划于密室”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