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剥去漂亮的外衣 现出丑恶的原形
刘宾雁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
这个“革新家”：企图革掉社会主义的性命 这个“特写家”：特长丑化社会主义的成就
本报讯 综合中国青年报消息：在中国青年报反右派的斗争中，刘宾雁漂亮的“革新者”“特写作家”外衣被剥掉以后，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了。
刘宾雁虽然入党十三年，但他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是自己的”
刘宾雁是一个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人，他自1944年9月入党后，一再拒绝党对他的仁至义尽的帮助，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以来对党组织怀有不满和对立情绪，1953年以后发展到对新社会的不满，向党攻击。这两年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宾雁曾在党支部大会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是自己的。”这话倒也真实地透露了他和党的关系。
反党分子刘宾雁表面上好像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而实际上他认为“党的领导问题很多，在许多重要领域中是可有可无的。”他历来宣扬厂矿党的领导无能，他常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与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党妨碍文艺的发展，因而在实际上处处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在“上海在沉思中”那篇文章中，一笔抹杀党领导文化艺术的成绩，甚至说成不如解放以前。他恶毒地挑拨说：“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刘宾雁对党极端不信任，在群众中散布对党和党的领袖的不满情绪。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然而刘宾雁却说：“八大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他在报社整风会议上露骨地说：“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群众（？）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邓小平同志在团的“三大”以后，向团的省市委书记讲了话，团中央要把他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团委，刘宾雁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他认为党中央有没有整风决心还要“走着瞧”，他说党的高级干部是“特权阶级”，省市级领导干部是“土皇帝”
刘宾雁的反党思想在今年5月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一次讲话中暴露得最为露骨，刘宾雁在那次讲话中，对党进行了极其狂妄凶恶的进攻。他恶意歪曲了党的状况，在他看来：整个共产党内，除了毛主席一人而外，上面是一批保守力量——高级干部的“特权阶级”，中间是一批阳奉阴违的“土皇帝”——省市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在把持，而下面是一群懵然无知的“笨蛋”。当他谈到中央这次整风的决心问题时，他竟说，毛主席对整风决心是大的，至于党中央嘛，还要“走着瞧”。他认为阻碍整风的最大阻力是党内的保守力量，他把党内一批高级干部说成是“保守力量”。他恶毒地污蔑党的高级干部是“特权阶级”。他还认为党内“特权阶级”的形成，是整个制度造成的。他还狂妄地表示不同意周总理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源，认为这是借口。
刘宾雁究竟把党的干部看成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曾经说过，是：“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碍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沓沓，无所用心或贪图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怯弱，不敢说话，怕丢乌纱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他不止一次地在别人面前，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党的干部描绘成整日价只会打扑克、看小人书，不看文艺书籍，对文化无兴趣的精神世界空虚的人物。刘宾雁给党的干部按了许多恶毒的名字，什么“犬儒主义”“爬行主义”，“市侩”，“政客”，“革命自身保卫者”。这和葛佩琦、王德周以及一切右派分子侮辱谩骂党的干部所用的恶毒字眼有什么区别呢。
他说几年来“党吸收的多是逢迎、拍马、唯唯诺诺的人”。“新三反以后，人权受践踏，人的尊严受侮辱”
刘宾雁对党内现状的估计也是“一团糟”的。他认为党内民主少，党内批评少，党内选举是形式，党的代表会议“老一套”。他甚至根本否认几年来吸收了大批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伟大成绩。他说：几年来，党越来越脱离群众，党吸收的多是逢迎、拍马、唯唯诺诺的人。
刘宾雁几年来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的各种运动以及对党的肃反政策同样作了非常恶毒的攻击，他的言论比起党外的右派分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在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座谈会上的报告中说：“新三反以后，人权受践踏，人的尊严受侮辱，肃反中错误更大。不大会尊重人。把人的尊严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很难怪谁，这是全国问题，历史性问题，也是个小小的悲剧。”他把社会主义建设看得漆黑一团
在刘宾雁的眼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漆黑一团。本来是好现象，一到刘宾雁的笔下就被歪曲成坏现象了。刘宾雁把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说成是由于生活所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今年他去湖南采访，在一篇通讯中这样写着“长沙以西，一个新奇的景象是城镇中无一闲人，男女老少都在干活，这是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维持生活。”
几年来，他自己承认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收集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去年他去哈尔滨电机厂“搜集”到一些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回来到处传播企业内部压制民主，他对商业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说成是国家“处处想从群众身上揩点油水。”刘宾雁没有下过农村，可是他却散布四面八方农民不满共产党。他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说：“一个同志告诉他，他回家时从县到乡，一路听到都是骂共产党。”其实这个同志并没有这么讲。对于文学艺术，他更认为解放后没出几部像样的书、电影，全盘否定了解放后文学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些就是刘宾雁有色眼镜下的社会主义。所以他公开地说：“跟着工人阶级喊‘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已经喊的不少了，我不愿再喊了。”
刘宾雁在否定社会主义成绩同时，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是冷淡的，没有人情的。他说：“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肯定有，但不多”，原因是“与阶级斗争有关”。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冷”。他把医生、经济工作者、青年团干部都写成没有人性的人。在“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文里，借用了章金鸣受到个别官僚主义者打击的事，攻击党政领导机关，认为他们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这件事是因为他们从事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缘故。好像在新社会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冷冰冰。
他是一个“反现状”的“英雄”，他说“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
他对党的干部如此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一笔抹煞，但对林希翎那样的右派分子却很欣赏，他认为她是有才能、善于独立思考的了不起的青年。”林希翎被彻底批判以后，他还认为她“还是可爱的”。在报社开会斗争他这个右派分子以前，他还答应在苏联展览馆前与林希翎会见。他说：“犯了错误受了打击生活困苦和不得志的人，随时都可以引起我的同情。”“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肃反被斗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没落的、生活下降的旧职员、知识分子……”他就是欣赏、歌颂和依靠这一批人。
他认为几年来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想把青年团变成第二党。
关于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团章中早已作了明确规定。这一点，就连一个团员也知道得十分清楚，而素以“关心青年”自居的刘宾雁，却作出了极为荒诞的曲解。在他写的“隔着一层”（见1956年11月8日青年报二版）的这篇文章里，他认为“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领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过问和插手。于是，对于“研究降低人民生活费用与物价”，青年团要管；对于“劳动力调配中的一些问题”，青年团也要管；对于“城市里党、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忽视了人民生活，官僚主义有所滋长，民主生活不够活跃，有些干部脱离群众”等等问题，青年团固然要管；连“手工业合作化以后，……从工人生活福利到产品质量、成本问题”，青年团也得管；甚至像“有一万多名旅客堵塞在汉口，武汉的旅店、澡堂里住满了外地人”，青年团都得要管。
由此可见，刘宾雁心目当中的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与党和政府的性质、任务没有区别。照刘宾雁的想法来做团的工作，青年团已不是青年团，而是一个第二党了。
正因为青年团没管许多在刘宾雁看来该管的事情，因此，他对整个团的工作，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青年团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他说：“我看几年来的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对青年团的思想工作是采取排斥的态度的。他说：“从五三厂团的工作经验为始的‘思想调查’以及‘思想分类’、‘排队’、‘思想批判’等，我自1952年就怀疑它。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会损害工人群众自尊心、引起一般群众反感”。
他否定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成绩，认为几年来青年的政治积极性下降了
他也否定党的青年工作的成绩，否定这几年来青年思想面貌的改变、政治觉悟的提高。他别有用心地说，1953年青年百分之百的信任党、打冲锋。三反之后有苦闷，但不敢说话。1954年，青年想说话又打下去。去年青年想说话，也被打下去了。他以此企图说明青年这几年来备受压抑。他甚至认为“青年的政治积极性下降了。”他对团组织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否定的，他说，“老讲红军长征吃皮带，老讲刘胡兰，有什么意思？”尽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大大地鼓舞了全国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刘宾雁却一再表示不感兴趣。总之，刘宾雁对团的工作的成绩，往往是视而不见，故意抹煞的。
他在竭力宣传所谓“职业的冷淡”，在他的笔下，青年团的干部变成了毫无人性的人物
在刘宾雁的笔下，绝大多数青年团干部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都被一笔勾销了；相反的，团干部似乎都是些没有头脑、没有同志感情、对国家利益没有责任感的人物。
在一篇题为“冷”的文章（此文未发表）中，他更把团干部诅咒成毫无人性。他在谈到一位团委书记工作缺点之后说，“职业的冷淡在青年团工作中可以得到多么全面的发展！这也许因为青年团是每天都作人的工作的，于是就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命，都不能不冷淡了”！刘宾雁这种丑化团干部的手法，是很卑劣的。
他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把这种领导看成是保守力量的压制
刘宾雁的新闻观点，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新闻观点。他提倡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他露骨地反对青年团中央和党对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在他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这一点。他把党对报纸的领导看成是保守力量的压制。他夸耀中国青年报的“辣椒”办得如何如何好，可是领导上就是压制；他还捏造团中央内部不团结，说胡耀邦思想并不保守，但因中央也不支持，所以他的话也不是占优势的。他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有矛盾，团中央和党中央也有矛盾，党中央喜欢用自己的一套来要求团和团的报纸。他说党的高级干部有些是报纸或团中央领导人的上司，他们压制批评的方法很巧妙，叫你奈何不得。他把党对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叫作“围剿”。
刘宾雁“要启发青年注视和关心全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主张批评应该无边无际，批评应该愈尖锐愈好。他对一度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文汇报大加称赞，在他5月13日的一则报道中，就称赏文汇报“对于活跃全国的民主生活起了有利的作用”。在党开始整风以后，他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到了，他的反党的言行达到了疯狂的顶点
在党宣布开始整风，并提出要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刘宾雁认为“党的许多规矩要变了。党员可以怀疑党的政策，报纸可以少受约束了”等等。总之他认为，向党进攻、开枪的时机到了。
今年5月，刘宾雁去上海采访。首先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照当时正在走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记者吕文介绍的材料、文汇报的报道，加上他主观的想像，写成了“上海在沉思中”这篇向党恶毒进攻的文章。这个期间，他还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大肆活动。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座谈会上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讲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还污蔑文艺界的一些人是“变色龙”，说这种人春天可以让青年反官僚主义，秋天又可以说青年反官僚主义是偏激情绪。
5月中旬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更加猖狂了，这时，刘宾雁像发了疯一样，除了赶写文章给人民日报、文汇报以外，还想写什么“路上忧思”，“信”之类文章疯狂地向党进攻。
在中国青年报整风中，他利用党支部书记的职权，把支部大会开成了对党的控诉大会
刘宾雁回到北京，仍是顽强地企图以他的那种“鸣”“放”宣传方针，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消极地抗拒中国青年报所采取的当前宣传方针。在报社召开的四次有关讨论“鸣”“放”问题的会议上，他总是不感兴趣，多方抵制。在报社的整风运动中，他同样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他利用报社二支部党支部书记的职权，将支部大会开成了控诉大会。并在会上点名要党员起来“鸣”“放”，会后并把这种对党进攻的会议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企图达到他在报社内部“点火”的目的。当党发动了对右派分子反击之后，他对反右派的报道特别不积极，说这是“小题大作”，几个资产阶级政客能起多大作用。到这时候，刘宾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已达到了顶峰，他的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也彻头彻尾的暴露出来了。
刘宾雁承认他在党内是个“屡教不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最后成为右派”
在中国青年报全体工作人员的揭发和驳斥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刘宾雁只得承认他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7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在党内我其实是一个与党对立，不守纪律，不受约束，屡教不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最后成为右派。”但是在他三个小时的发言中，同志们看出这个右派分子并没有真心悔罪之意。首先，他力图说明他虽然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但他的动机是好的。比如：去年他去哈尔滨，本要写哈尔滨解放十年的新气象，今年去湖北，也打算写写建设成就，但一写出来大都成了“批评”和“揭发”，好像到处都是“一团糟”。这是为什么呢？他没讲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他所“批评”“揭发”的问题“都是党政领导检查出来的，并且正在处理，这本是一件喜事，我却觉得不快”。他还承认“就是党办的好事，我也要埋怨三分！”为什么这样憎恶共产党呢？他也没讲出来！第二，刘宾雁还躲躲闪闪不好好交代他和外面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即程海果）、吕文（文汇报记者）等人的关系。
这几天，中国青年报的工作人员又在各种会议上继续从刘宾雁的历史、对党的态度、文艺创作、新闻报道等方面揭发、驳斥、质问他，斗争已开始向纵深发展。报社全体同志决心彻底揭露这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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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浦熙修徐铸成继续吐露罗隆基的阴谋活动
据新华社19日讯 新闻工作者座谈会18、19两日继续举行。
浦熙修在19日的会上继续交代了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反动言行和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情形。
浦熙修说：章罗联盟有着长期的酝酿，从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罗就不再骂章伯钧了。章伯钧在那次大会上作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作报告，是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强调钻研业务，代替思想改造，罗表示完全支持。罗并对浦说过：“章伯钧跨着两个党，我的力量不及章的四分之一。”“我是参谋人才，善于为人作嫁，章的气魄比我大。”因此他甘心屈居章伯钧之下。去年8月，章罗联盟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策划团结右派、争取中间、孤立左派，篡夺民盟领导权。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章罗提出大发展的方针，以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别有用意地提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浦熙修说：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虽然今年才发表，实际上也是酝酿已久。今年2月曾昭抡就提出这个问题，在罗隆基指使下，争鸣月刊编辑部就邀请了许多科学家举行科学体制问题的座谈会，争鸣月刊5月号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记录。
罗隆基的小集团活动
关于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浦熙修继续交代了以下一些情形。罗隆基在解放初期除了和张东荪来往密切外，和曾昭抡的往来也很密切。曾昭抡的心腹事都要和罗隆基商量。曾昭抡曾经在罗、浦面前说：唯物辩证法好像枢纽的开关一样，共产党抓住这个开关，要开就开，要关就关，我们外人是摸不到底的。曾昭抡曾认为党对他的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并且对浦说：解放前你和子冈都很活跃，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声息了。浦熙修说：罗隆基和张东荪的关系一开始就很诡秘。有一次总理办公室找罗隆基开会，到处找不到罗，以后浦才发现罗和张东荪在刘王立明家里不知干什么。1952年罗隆基约张东荪在浦熙修家里吃饭时，罗隆基策划张东荪抓燕大、潘光旦抓清华，张乔石、黄大能各在其所属基层组织中活动。并以清华为重点，罗准备亲自到清华活动。浦熙修说：张东荪事件后，罗隆基小集团的活动隐蔽了，分散了，罗的活动方向转向高级知识分子，这时在罗的周围又形成一个以曾昭抡为首、有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参加的小集团。罗隆基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潘光旦安插在民盟北京市委，又把吴景超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要吴景超负责人民大学民盟支部主委。罗还拉吴景超任争鸣月刊编辑部常委。因此吴对罗感恩不尽。今年全国政协开会后，罗隆基在全聚德请王造时吃饭，饭后罗拉王造时、潘大逵到他家里密谈。
浦熙修还揭发了罗隆基和另一些人的暧昧关系：一、张东荪的事件暴露后，叶笃义在民盟七中全会上谈到张东荪的一些情况，罗隆基说叶笃义是投机，说张东荪勾结了一个美国三等特务真不值得。浦说：罗是否和张东荪暗中还有来往，值得追究。二、据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和这个特务的关系也值得研究。三、罗隆基和杨虎是拜把兄弟，解放后罗把杨虎邀到北京后，时有往来。四、解放初期罗隆基介绍杨虎手下的特务头子阎锦文入盟未成，后来又把阎安插在天津一家橡胶公司当管理员。解放初期他们往来密切。今年春天浦在罗家里还听到阎打电话来要找罗。五、浦熙修说：余上沅被释后，余的妻弟的老婆曾打电话向罗隆基道谢。这是什么关系，罗也应交代。六、罗隆基曾一度和他的干女儿梁文茜（梁实秋的女儿）来往很密切。七、罗经常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找女演员跳舞，现在报纸上揭露罗曾亲自到北京人艺借便放火，是否就是这些关系。
浦熙修说：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匈牙利事件后，罗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作法。罗说：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
浦熙修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关系时说，她在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一）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罗隆基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来工作后，即使浦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光华也把民盟中央或罗隆基的意见带到了办事处。浦说她还随时随地把罗隆基对人对事的看法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散播。（二）今年2、3月间章罗联盟开始酝酿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后，浦即把这个纲领中的意见贯彻到她的工作中去，安排记者访问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等人或向他们约稿，写出一系列有关反动的社会学、科学体制、人口问题等文章，浦还懊悔没有争取到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在文汇报发表。民盟科学规划小组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后，文汇报也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三）发出了刘光华写的北大民主墙的稿件，以后又要刘光华写肯定大字报经验的稿子。（四）为了“摸文艺界党内宗派主义的底”，浦熙修曾亲自和姚芸藻出去访问，并且提出：“党内的宗派主义是否阻碍了文艺界的鸣放？”等问题，浦还发出姚芸藻挑拨文艺界和党的关系的“文艺界窃窃私语”一文（文汇报未刊出）。（五）关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所发的一些在文艺界点火的文章，浦熙修说她作为办事处的负责人，总的责任应当由她负，但她和梅朵有分工，一般文艺界稿件由梅朵负责，她希望梅朵交代。浦熙修还提出其他两个错误是组织楼邦彦写稿和叫刘光华去访问葛佩琦。但她说她曾经提出要楼注意“有些工程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党员运用于政府之中，还是在政府之上”，希望楼邦彦在“批判”储安平论点时参考。她又说，叫刘光华去访问葛佩琦的目的是为了对葛“作进一步的批驳”。
浦熙修交代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鲁西良等人发言说，浦熙修今天又交代和揭露了一些东西是好的，但他们对浦熙修今天在检讨中强调她在1952年以后同罗隆基小集团没多大关联一点，表示十分不满。他们说，浦熙修在1952年后和罗隆基的关系并未疏远，到底为罗隆基小集团做了些什么事，必须继续老实交代。
章罗联盟如何培植文汇报？
徐铸成在18日作了交代。徐铸成说：1948年5月我和罗隆基第一次见面，地点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我向他谈起准备到香港办文汇报，他竭力鼓励我办报要坚持“中立”立场，当时在座的还有右派分子彭文应。1949年6月，我在上海第二次见到他，他详细地对我谈了“脱险”经过，说全靠杨虎和陆大公
（杨虎的党羽）的帮助。我说我们准备请浦熙修参加文汇报，他说他一定鼓励浦熙修参加。1949年9月我在北京参加人民政协，曾宴请民主人士谈文汇报的问题，章伯钧、罗隆基都说了话，表示愿意支持文汇报。1950年我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罗隆基曾通过浦熙修请我吃饭，在座的有吴景超、潘光旦、钱端升、费孝通等，他们曾大说吴晗的坏话。徐铸成谈到他去年和罗隆基四次见面的情形。第一次是去年4月，罗隆基一见面就谈起文汇报没有发表他写的一篇关于宪法的文章和他为这篇文章写信给我的事，他说“你太迷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那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别的不讲，宪法我是内行，党中央也是知道的，起草宪法时，很多地方是根据我的意见修改的。”第四次是去年7月，我们已和中宣部张际春同志谈好了文汇报复刊计划，就是地点没有决定。浦熙修坚决主张在北京，并说罗隆基也认为北京好。我们就又去找罗隆基，并且把准备向中宣部提出的编辑方针送给他看。他对我们说：“百家争鸣在报纸上也可以讨论具体工作问题，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就可以首先提出来讨论，党内对这问题的意见也很不统一，很多人反对这样改革。”罗隆基还说“报纸有问题到北京来反映，我尽力帮你们的忙。”
徐铸成说：1950年我到北京，见到章伯钧，他曾对我说，他爱看人民日报，去年他又对我把人民日报批评得一钱不值，这说明他是在耍两面派手法。去年6月，章伯钧请我和储安平、萧乾吃饭时，他向我说党外报纸应该有独特的见解，应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本市新闻也不要和党报一样，并且要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他还说各非党报在发行和纸张问题可采取一致的态度。他这次谈话给了我很深的影响。除他和罗隆基、章伯钧的关系之外，徐铸成还承认文汇报有民盟右派系统，他是想利用文汇报民盟的组织和党组织对抗的，但他没有谈具体活动。他也谈到了他在上海市民盟组织和陈仁炳等一同担任重要职位以及他领导上海新闻界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事情，但他又说他没有作什么具体的工作。
民盟盟员、光明日报的于友认为，徐铸成关于民盟上海市委右派的情况、民盟右派在上海新闻界的活动的交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被罗隆基安排在文汇报作记者的刘光华18日在会上作交代，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受罗隆基、浦熙修的指示，作了许多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事。刘光华说，他十三四岁就认得罗隆基。1950年刘在大学毕业不久，罗隆基就把刘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刘光华承认他是因为罗隆基的私人关系进文汇报的。刘光华说，他进文汇报后，浦熙修原说要他做体育记者，但不久后因罗隆基的关系就让他从经济、政治、社会科学一直跑到外交，并且一再当众称赞他，表扬他。浦熙修几次直接布置刘光华采访，要他向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采访“社会学”“人口问题”，要他作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浦并说采写北大民主墙事她曾和罗隆基研究过。浦熙修到黑龙江去了后，刘光华曾借采访之名，把罗隆基的所谓对鸣放的意见带回文汇报办事处，罗隆基说，关于政策问题如土改、工资问题也可以鸣放，又要文汇报不要跟着人民日报走。他说罗隆基还曾要文汇报以“罗隆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自己对鸣放的意见。
受到刘光华煽动、在整风中猛烈攻击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林孟熹在会上发言说，刘光华在整风期间一再表示唯恐天下不乱的情绪。林孟熹说，刘光华经常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贩卖右派言论和谣言。林孟熹要刘光华交代这些言论中哪些是从罗隆基、浦熙修那里来的。
座谈会还批判了新华社邹震的反动言行。邹震在会上承认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向新华社、党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所作的恶毒攻击是别有用心的，他说今天愿意向人民认罪。邹震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鸣”大“放”以来，他以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邹震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他所叫喊的要中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他把新华社的稿件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放第二把火。邹震还交代了他在新华社内部的一些反动言行，并表示愿意悔改。
新华社田林、袁木对邹震的反动言行作了揭发和批判。田林说，邹震的所作所为有他的目的，邹震的最高纲领是想在“民主办报”、“民主办社”的幌子下，与其他右派分子篡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他的最低纲领是希望出现一些所谓民主党派和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以便与党领导的报纸和通讯社唱对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