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从山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看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稳如泰山
基本实现合作化后的第一年（1956年），山东农业总产值增长17％，比五年计划头三年的增长速度提高近六倍——农民每人实用口粮一年比一年多，购买力一年比一年大——农民生活比过去显著改善了，但水平仍然比较低——1956年曾发生了忽视副业和杂粮生产等缺点和错误——争取在三、五年内达到平均每人占有七百斤粮食——右派的言行不过是泰山上的几根毒草——我们对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是能够分辨的
赵健民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进一步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听了周总理和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我同意和拥护这些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我就山东省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谈一些意见。我省已经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二，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二，从而改变了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的面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虽然一九五六年部分地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三点五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平的百分之二点九。农业总产值约五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约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增长速度百分之二点二提高了近六倍，这充分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显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巨大成绩。根据一九五六年五十三个县、市，七百四十六个农业社收益分配的典型调查估算，全省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社员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收入，有百分之十四的社员不增不减，有百分之二十三的社员比一九五五年的收入有些减少。绝大部分的贫农和下中农都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大部分是富农和上中农，他们过去的收入比贫农高的多，在合作社初办的第一年，没有基础，有的还遭到灾害，减少收入也是自然的情况，三、五年的老社情况就不同了，上中农的收入也有增加；其次有些重灾区的社员收入减少了；再是部分社经营管理不善，铺的摊子大，浪费大，也造成了社员收入的减少。应该看到：一九五六年是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基础大变革的一年，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民刚凑在一起，底子薄，农民还不习惯，干部还缺乏经验，社内各项工作制度尚未就绪；特别是有些社头一年就遭到严重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合作社增加了产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现在农民的生活究竟怎样呢？我们山东是一个人口多、土地少的省份，粮食产量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农民生活比别的省份还是低的。但是比较过去，农民的生活是有了显著改善。从全省农民实用口粮方面看：据调查一九五四年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三百六十三斤，一九五五年是三百六十八斤，一九五六年是三百九十三斤；而且用粮质量逐步提高。当然地区与地区之间生活不一，高的每人全年口粮五百多斤，低的还不足三百六十斤。农民的收入也不一样，胶东、鲁西北各技术作物区每人全年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元左右，而鲁中南每人全年平均收入六十五元左右，棉区和烟区每人收入约大于粮区的百分之二十五。从农民购买力方面看：一九五○年每人全年平均十六点零四元，一九五二年是二十九点二九元，一九五五年是三十七点六九元，一九五六年是四十二点一六元；一九五六年农民购买力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一点六三倍（购买力中包括购买生产资料）。从农民穿衣服方面看：旧社会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农民穿补钉加补钉的衣服，有六十年的棉袄，二十年的褂子；现在到农村看一看，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穿的暖穿的好，补钉加补钉的衣服很少见。上述情况证明：大部分农民可以吃饱穿暖，有些农民吃的好，穿的好，还有剩余。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目前农村仍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农户生活较困难。这些困难户，大都是人口多而劳力少和病灾户，他们的劳动所得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再是受灾户生活困难。合作社刚成立，公积公益金很少，暂时只能照顾五保户，对上述户还不可能全部照顾，所以他们的生活暂时就比较困难。这些户虽然生活上困难，但在政府及合作社的救济和帮助下，比过去还是好的；在旧社会这些户中有的就得逃荒、要饭、出卖子女、妻离子散。
农民的生活虽然比过去有了显著改善，但就目前来讲，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且生活上升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这是因为：（1）中国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底子穷、工具落后，因而生产和生活还不可能一下子提得太高；（2）正因为上述原因，农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低，如农民的生活消费就占了产值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3）农业生产的丰歉，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然条件，还不可能完全战胜自然灾害；（4）我省人多地少，人口逐年增加，而土地不能增加，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量逐年缩小，再加上经济作物面积扩大，建设用地增加，而粮食种植面积缩小了，这也是一个原因。如我省去年约增加了一百一十万人口，每人按三百六十斤口粮计，一年即用去粮食三亿九千六百万斤。每人每天多吃半两粮食，在生活上并看不出有什么改善，可是我省五千二百万人口，全年就得增产粮食十一亿七千万斤。此外，我们山东的特点是地瓜多，在口粮中地瓜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地瓜保存不好，霉烂了，就严重地影响到生活。
有些人看不到上述全面情况，或者避而不谈全面情况，一味地批评责难，说农村工作一团糟，说农民生活苦，这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在农村工作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一年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开展粮食的增产运动，而对副业生产有所忽视，因而副业收入比过去有些减少，农民感到钱紧。其次，去年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安排不够妥善，有些杂粮及小杂粮的播种面积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如高粱减少七百八十六万亩，绿豆减少四十九万亩，豌豆减少二十六万亩，因而部分农民感到食粮单纯，有什么吃什么，无法调剂生活，并感到烧柴不足。再是对牲畜的饲养繁殖注意不够，牛、骡、驴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一些。此外，个别地区统购多了一些，供应少了一些或供应不及时，致使一部分农民粮食不够吃，生活困难。目前仍有些三类社问题很多，比较混乱，需要大力整顿。
以上缺点和错误与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也有些是属于我们工作上缺乏经验所致。我们将继续深入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坚决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大力领导农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争取在三、五年内达到平均每人占有七百斤粮食（现在是五百七十四斤），使所有农民“吃饱穿暖”，争取在十年左右使所有农民“吃好穿好”。根据山东各方面的条件，我们很有信心达到上述要求，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更好地改善生活。
我们山东自开展整风以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民，为了改进和提高党的领导，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给党提出了很多意见，开展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这对党的整风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有些批评存在片面性，在态度上有些偏激，但动机还是好的，应该欢迎。但是，也不能不指出：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进行别有用心的活动。他们抓着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诽谤，根本否定我们工作中的一切成绩，挑拨党群关系；他们打击、辱骂靠拢共产党的一些进步人士；他们有的提出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要实行各党派共同领导，所谓“愚者滚蛋，贤者上台”。有些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的人大喊冤枉，其中有极少数人是真冤枉，现已纠正和正在纠正中，但有些人历史上确实有罪恶，并不冤枉，他们想乘机反扑，有的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罪上加罪。总之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残废了”，复辟的“时机”到了，认为“共产党已经病得卧床不起”，失去知觉，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了。因此假装医生治病的面孔，想一棍子打死共产党。他们为什么竟敢如此猖狂呢？道理很简单：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在我不能不提醒他们：共产党在六亿人民中已经生了根，是永远打不倒的！你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像泰山上的几根毒草，任你煽动吧！要想把稳如泰山的共产党煽动倒，那是作梦！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人民翻了身，得到了解放！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从而保卫了祖国的独立，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建设！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把祖国建设得这么强大，从而使百余年来卑躬屈膝的中国在世界上挺起了胸膛！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所以六亿中国人民是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
同时也应该说明：在我们山东最近有部分民主人士，看到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反批评，就不敢继续批评党的缺点错误了，怕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怕受打击报复。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是不必要的顾虑。谁是朋友，谁是右派分子，那是善意的批评，那是恶意的攻击，我们是能够辨别清楚的。我们恳切地希望党外同志们、朋友们，消除不必要的顾虑，大胆地开展批评，帮助党整风。共产党绝不讳疾忌医，更不会打击报复。就是那些右派分子，只要他们能悬崖勒马，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党和人民仍然愿意团结改造他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最后，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一）关于移民垦荒问题。我国需要开垦的荒地很多，内地人口稠密的省份又有充分的劳动力，因此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移民垦荒，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但这是一项极其繁重复杂的宣传动员与组织准备工作，各级领导上缺乏经验，投资又很大，因此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有关省份的会议，总结几年来移民垦荒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对今后移民工作进行细致的准备，制定出移民垦荒规划。
（二）关于防止与处理水利纠纷问题。水利纠纷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今天以及今后随着水利建设的进展，还会不断发生因水利问题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我省卫运河处在河南、河北下游；淮河系统的沂沭、南运河则处在江苏上游，几年来我们在水利纠纷问题上犯过不少错误。为了及时解决与防止水利纠纷，建议国务院制定“处理与防止水利纠纷的原则规定”，如有关两地区水利建设，在进行前必须取得双方同意的问题；习惯法的统一认识问题；小利益服从大利益的问题，均应有明确的规定。
我的讲话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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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并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
杨子恒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我要在工作和学习中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和政治界限，我今天用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阴谋，并检查我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章、罗对我的影响，以及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作为我发言的内容。
我是一九四二年在重庆与章伯钧初次见面的。当时，章伯钧高唱所谓“第三条路线”，主张七分反蒋、三分反共，目的就是为自己抓一把力量，搞一个独立的事业。那时，我是一个失意的反动军官，他的这种高调正合我的胃口，因而就同他结合起来。不久，我加入了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以后又转入民主同盟。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苏、反共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有深厚的中间路线和旧民主的反动思想。一九四六年他们在旧政协签过字。罗隆基那时常同马歇尔交往，对美国颇有幻想。章、罗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不过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经常互相攻击、吵嚷不休。
想三分天下有其一
一九四七年我在香港，章伯钧估计解放战争要全面胜利时间还要很长，因此，他决定派我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为自己搞一些势力。那时，章伯钧即提出中国要搞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他的这一套想法和作法，很受马歇尔的重视。
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伯钧曾同我商量究竟在中央参加工作好还是在地方工作好。我当时表示愿意回甘肃，他非常同意，并说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没有直说。今天看来，那就是要我给他当啦啦队，对他起捧场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民盟召开七中全会，决定发展组织，他说民盟的盟章规定主要是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就要发展。一九五三年初，我把甘肃民盟组织大发展了一下。截至现在甘肃民盟盟员已达一千五百多人。章伯钧认为，在甘肃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多的地区，民盟组织发展这样快是很好的，他对我一再夸奖。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多吸收些知识分子，自己也可以多有些群众。这个思想完全是与章伯钧的思想符合的。
贩卖反动思想有术
以后，我每年总要来北京一次甚至几次，来北京就同他见面。他对外省来京的同志，每次来总是要请到他家去吃饭，吃饭前后，他便高谈阔论，谈国内外大事。他有一套谈话的本领，他能适应人的口味，对甲是一套，对乙又是一套，真可谓“因才施教”。他谈的一些东西，我听了总觉得有些道理。其中也有些是好话，比如走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等，他往往就是在许多好话的掩饰下，贩卖他的反动思想，散布他的有害的毒素。他曾经说，像我们这些人，就不要希望加入共产党了。甚至公然当面对我暗示说，你今天能在甘肃当一个厅长、人民委员、人民代表，这都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关系，不然你就弄不上。他还说，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协会前，研究代表的提名，共产党不同意提我，是由于他的坚决支持才把我提上。很明显，他的用意就是挑拨我同党的关系。有一次我来北京，在他家里（除我外还有好几人，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当场大发牢骚，说农工民主党有些人不服从他，讲他的怪话，其实，如果不是农工民主党、民盟，这些人就毫无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要稍微不好就是劳改。劳改就是出路。无疑的，他的这种牢骚式的威胁，也就是一种诋毁共产党、提高他自己的一种手法。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乖乖的跟着我走，否则就是劳改。
不满意什么？满意什么？
一九五五年人民代表大会后，我到章伯钧家，在场的有三人，其中有江苏的邓昊明、浙江的李士豪。章对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在中央说话还可以公开，你们在地方搞工作的，就是要多听少说，如果说错了，小辫子被人抓住，好久也解不开。又说，在英国，不管谁都可以随便在马路上、公园里讲演，叫骂首相也无人干涉，也没有什么后患，充其量没人听就是了。他还说，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得很紧，对地方的民主党派管得更紧，地方上什么事都非党员决定不可。他对此非常不满，并当着我们的面挑剔一些党员的缺点，尖锐“批评”。他的这种明“关怀”、暗挑拨、偷偷贩运资本主义货色的手法，完全暴露了章伯钧是一个两面派。
还有一次，章伯钧曾说，现在有一千多万共产党员，入党三年后都有了资格，地位都要升一升，这样党外人士就没地位了。另一次，在新侨饭店吃饭，在场的人很多，他说，现在大家都要成“家”，成“家”了还可以找个饭碗，其次是文人，可到地方当个文史馆员，有些同志的结果就很惨了。当场就有同志开玩笑说：杨子恒是“跳舞专家”，章伯钧是“马路政客家”。这个玩笑倒很现实，章伯钧的确是一个“马路政客”。
一九五六年七月，人大第三次会后，他请了二十多位农工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其中有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张云川、韩兆鹗、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徐彬如、杨清源、周谷城等，还有我，在他家吃饭。饭后他说，民主党派以后组织上可以独立，政治上可以自由，并说李维汉部长说过，参加各民主党派作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今后都要退出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他说这话的用意，显然是企图打起合法的幌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内部的共产党员。
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作报告，他公开表示对铁托很有兴趣，而对苏联则大表不满。他还说：“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固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要民主”。这是他修正主义思想的露骨的表现。罗隆基在这次会则说，知识分子在肃反中伤了元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把知识分子的元气恢复起来。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的打算是由来已久了。民盟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保守，大力发展组织。
两个“大党”的“领袖”
民盟会后，农工民主党开三中全会，章伯钧提出让黄琪翔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有人反对，但未反对掉。农工民主党的这次会议，也是大发展的会议。会后决定在各大城市建立组织。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钟岱当面给我说兰州也要建立，我当时也同意了，章伯钧当时决定陕西让韩兆鹗搞，甘肃让我搞，并派张云川到河南，王一帆到东北。但我说我自己没时间，我不能搞，最好要别人搞。我还说，兰州只有两个农工民主党党员，一是朱镜堂，一是我。我提议让朱镜堂搞，并恢复朱原来的候补中央委员。后来因为没条件，没有搞起来。这里可以看出，他竭力扩大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又竭力支持黄琪翔当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在民盟内部又搞章、罗联盟，这就是说，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两个“大党”的领袖，两个大党都可由他一手操纵了。
今年五月，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光明日报派两位记者到了兰州，带有民盟中央给民盟甘肃组织的介绍信，信上主要说为了了解西北“鸣”“放”的材料，充实光明日报的内容。这两位记者在兰州同我谈了两次：一次是刚到时介绍来意；一次是让我帮助他们确定采访对象、解决交通工具。两次谈话民盟甘肃省委秘书长陈伯鸿同志都在场。关于采访对象我未提具体意见，我建议他自己去联系。最后，确定以“光明日报记者招待座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座谈，民盟甘肃省委给他印发了通知，在兰州饭店租了会场，并派一位总务同志负责招待。这次座谈共十二人参加，民盟成员参加的有兰州大学的王景尊，西北师院的李化方、刘钟瑜，兽医学院的朱宣人，西北科学分院的周光。这次座谈，实际上就是点火，而民盟甘肃省委，可以说对这次点火作了大力支持，起了有力的组织作用。
今年五月三十日下午，章伯钧约了有我在内的十几人如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王一帆、王寄一、杨清源、王枕心、杨逸棠、徐彬如、丘哲等，在文化俱乐部吃饭。饭前，章伯钧首先对文字改革表示不满，他说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爱”字把心去了，没有心拿什么爱呢？此外，他还说，中国六亿人口，共产党员可以发展到两千万，各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百万，民盟也可以发展个百二八十万。由此可以看出，他处处反对党的措施，又时时显出了他的勃勃的野心。
章说的好话坏话我都能听进去，我想的说的也和章罗不约而同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我个人的错误思想。
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搞第三条路线起家的。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第三党，又同章伯钧在一起来往十来年，章的话，好的、坏的我都能听进去，这说明我思想上、言论上都接受了章伯钧的严重影响。也说明我也有反共的思想根源。我在甘肃的一些想法、说法，有时就同章、罗不约而同。比如我曾说，共产党只要把方针一定人人都会走，还曾说：党的领导好比是坐汽车的，坐汽车的不一定要开汽车，有些党员一定要开，结果撞了车。这些说法，实际上就是否认党的领导，不相信党的领导。对于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虽然嘴里没有公开讲什么，但内心里曾经想，文件上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我总觉得有一些人是冤枉了。去年，高健君同志主持在省政协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我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个是说，封建时代，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当县长，青年有才者可以中状元，但不能当县长。提这个意见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县级干部都很年青，阅历浅，不了解群众生活。我还建议每一个县至少要有一个老练的干部。第二个意见是说，参事室有一些年富力强的人，闲摆下是个浪费，应当把他们分配下去当副县长或副专员。这在当时来说我自以为还是好意，但在群众中起了不好的影响，很可能使人感到杨子恒就看到的问题，党却看不见。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甘肃省委举行的民族统战座谈会上，我又说，有些党员常常强调说党员有党员的立场，这话不一定对，这岂不是一千二百万党员一个立场，五亿九千万人民又一个立场了吗？应当把一千二百万党员同五亿九千万人民作为一个立场。还曾说，我在地方工作共有六个上司，要受六个单位的指导，要过六道关。这许许多多言论，都是极其错误的。我的这些错误思想、错误言论，是与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一致的。章、罗等野心家正想找我这样的人。更其错误的是，今年六月底，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内整风问题，会上我还发言说，在运动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肃反，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办法就是整风。整风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这话表面看来没什么，实际上是为章伯钧辩护。这个意见，甘肃代表组的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批判，我才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必须界限分明，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野火烧身，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问题
我是一个国民党杂牌伪军官出身的人，作过反动战争，在蒋介石摧残下，逼上梁山。我参加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党派，完全是为自己找出路，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思想。直到今天，我的思想可以说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油，因此，一遇资产阶级的火就燃烧起来。我痛切的感到，最近几年来我的思想反而更加落后了，具体表现在，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共产党时，不管事实真象如何，我总是信以为真，并表示同意。我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呢？事业发展这样快，发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想的呢？归根到底是我的立场有问题。我与章伯钧、罗隆基等虽然没有什么约，他们也没给我指示，但是我的思想同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是很吻合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我的头脑清醒了，才知道野火要烧了我的身。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政治上的野心分子，身为国家的部长、人民的代表，又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们竟想点起野火，烧毁共产党，从而满足他们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把国事作儿戏。这种罪恶活动，我表示万分的痛恨。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坚决跟着劳动人民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要为扑灭右派分子点起的野火斗争到底。
我的发言如有错误或检讨不够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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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侨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蚁美厚、苏振寿、周 铮、伍 禅、谢应瑞、马玉声、吴桓兴、吴益修、廖胜、方君壮的联合发言
我们都是华侨代表，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谈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生活、关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关于国内外团结等问题的全部内容，并完全同意其他各部门首长的工作报告。我们在连日的热烈讨论当中，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这些报告正确地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并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破坏阴谋以无情痛击，这些报告指出我们的初步成就已经为祖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谨向党和政府表示最衷诚的感谢。
祖国飞跃前进 华侨扬眉吐气
和全国人民一样，华侨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关心的。可以这样说，这些成就的每一项胜利消息，都是使国外一千三百万华侨和国内一千万华侨家属欢欣鼓舞的最重要源泉。特别是当我们回忆到解放前祖国国际地位何等低落，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的反动政府只知媚敌求荣，丧权辱国，我们的锦绣河山，变为半殖民地，海外华侨长期蒙垢怀惭，悲愤填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前进，变为能够自己制造喷气飞机、汽车、精密仪器、工作母机；自己建筑了伟大的长江大桥和鹰厦铁路；我们的工业建设速度甚至联合国也不得不公认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国际荣誉在地球上放出万丈光芒，受到全世界人民异口同声的钦敬；团结一致的六亿人民和苏联在一起，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堡垒。我们华侨因为有了这些光荣而感到可以扬眉吐气，我们要感谢谁？首先要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共产党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
我们不会忘记，解放前祖国劳动人民的颠沛穷苦、悲哀绝望情况，是何等的可怖，全国每年经常有几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自然灾害；一九四三年抗战时期仅台山、潮阳两县就丧失人口四十多万人（现在潮阳的“万人坟”，就是当时集体抛埋饿死的工人农民和华侨家属的悲惨纪念）；仅广东、福建两省，每年经常有二三十万人口必须抛弃父母妻儿到外洋去谋生。今天，则绝大多数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之下，不但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并且都感到民族新生和壮大的幸福，都看到美满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悲哀绝望的情绪已一去不回了，代之的是满怀信心的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谁给我们这些力量和信心？主要只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华侨家乡广东和福建两省，解放前土匪、恶霸、“大天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归国华侨天然成为他们的俎上肉。蒋介石集团和地方军阀，更把华侨看做是他们巧取豪夺、欺骗勒索的对象。尤其毒恶的是他们的“大洋券”、“金圆券”的残酷剥削，使千千万万华侨积年累月的劳动血汗，顷刻化为乌有。今天，各地侨乡已经出现了夜不闭户的升平世界；土匪、恶霸、大天二和贪官污吏都受到人民的惩罚；尤其是人民币价值已经经过了七年多来的考验，使侨胞生活无忧无虑。这些都是我们归国华侨亲身体会到的翻天复地的变化。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能有的。
党和政府对海外受到迫害的华侨爱护备至
我们华侨尤其深刻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在海外受迫害的华侨的爱护，和亲生父母爱护自己的儿女没有两样。近年来从马来亚、泰国等地被强制出境的难侨，前后达二万多人，他们都得到政府的殷勤接待救济和适当安置。为了救济这些难侨，政府拨给专款已达二三千万元。相反，当一九四八年广东未解放时，一批由马来亚被驱逐出境的华侨，到达汕头时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押入石炮台监狱，惨无人道的进行勒索敲诈，其中一部分无钱可贿赂的，竟被禁押到一九四九年汕头解放时才得到自由。这是何等尖锐的对比！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好，我们华侨说右派分子是丧尽天良。
解放后由于祖国学校教育方法优越，海外华侨在爱国主义号召下，纷纷送儿女回国就学，每年达五六千人（今年估计可能增至七八千人），祖国政府照顾华侨的愿望，特地在广州、北京、厦门三个城市建筑了三个补习学校，用去建筑费已达一千多万元，来接待这些从世界五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怀抱的青年，使他们一抵国门就感到共产党和祖国政府的温暖慈爱。
华侨热爱祖国，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解放后七年多以来，华侨回国省亲已达三十多万人，他们都带回了侨胞对祖国的热爱，无数华侨在家乡建房屋、办学校、造桥修路，做种种公益事业。他们在广东、福建两省已经办了二十多个华侨中学和许多小学。最近二年来，他们在广州建筑了一个美丽如画的华侨新村。他们在侨乡五十多个县市建筑了数以千计的新住宅。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华侨各阶层人士到祖国各大城市考察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还有无数华侨把他们的劳动积蓄从海外汇回来投资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用具体行动来支持党和政府，并以能够如此尽力为自身的光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耍两面派手段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华侨对祖国的热情相比，只能说他们右派分子是丧心病狂！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快乐的泉源，是我们国家光荣强大地位的保证；党正是我们的大恩人，她现在是、将来也将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她正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完成。我们华侨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决心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党为了更好地完成人民所付托的任务而进行反“三害”的整风，这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则乘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破坏中苏团结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
章、罗联盟以及黄绍竑等右派分子利用颠倒是非、夸大缺点的恶劣手法，把祖国建设的全面伟大成就描写为“一团糟”，说什么“五年计划搞垮了”、“肃反搞垮了”、“统购统销搞垮了”、“非党员学生无前途”，总之，甚么都是“黑暗得很”。他们派出右派爪牙和记者到各大学、各大城市去放毒放火，他们说“学生上街，知识分子带头，共产党就会倒台”，同时他们要为反革命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梦想匈牙利十月事件可以在中国重演，自己化身为纳吉集团，这明明是十足不扣的叛乱造反企图。
章乃器强调定息不是剥削，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蛊惑工商界模糊阶级界线和抗拒改造，公然要求把共产党组织和公方代表赶出公私合营企业，这些谬论的明显目的就是要求资本主义在工商企业中复辟。这显然是对宪法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条文的反抗。
他们的谬论配合着有组织、有纲领、有分工的行动，造成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猖狂进攻。他们的恶毒造谣、无耻诬蔑、配合着龙云的反苏谬论，得到了美国和台湾的赞美，我们华侨和全国人民一道绝不容许他们的猖狂造反行为。我们华侨代表已经接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联合通知，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打击右派分子的一切恶毒企图，如果他们不彻底悔罪，坦白交代出他们的罪恶，就要严厉予以法律制裁。
我们决心全力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全面斗争，同时全体归国华侨和华侨家属坚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永远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与全国人民一道，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