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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阴险凶狠
民盟座谈会揭露他们妄想独霸民盟、控制文教界、反掉社会主义
本报讯 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在6月30日晚上继续进行。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些人和罗隆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
高崇民是在晚上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批判了罗隆基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态度。他说：罗隆基的发言并不是交代，只是对报纸上及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进行辩解。他表示对这个发言不仅不满意，甚至是愤慨。高崇民还说：章伯钧、罗隆基都是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他们表面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背地里又阴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常说：“哪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做了主的？不但做不了主，连话都不能多说一句。”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罗隆基说：“我可以做外交工作，但是人家（指共产党）叫我去管木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章、罗这两个野心家就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超过资本主义民主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三、四年一任，而斯大林做了多少年？毛主席又不知要做多少年？
高崇民指出：章、罗两人本来是钩心斗角的，但是近来联合起来了。从今年民盟工作会议以后，盟内许多重大事情，都由章、罗两人独断专行，他们计划排挤沈钧儒主席，叫沈钧儒退居民盟的名誉主席，然后由章伯钧担任主席，由罗隆基担任常务副主席。他们并计划将盟内的进步分子全部排挤出去。章、罗二人一只手打击进步分子，一只手则尽量拉拢右派分子，首先把他们的小组织中间的一些人，安排在盟的各部会，控制文教界。章伯钧知道，罗隆基和所谓大知识分子关系密切，他要和罗隆基合作，就因为罗有大知识分子的本钱。章伯钧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经验，两人合作，就能创造条件，推翻党的领导，他们起而代之。高崇民说，章、罗两人做的事情，从来不向沈钧儒做工作报告，许多重大的事情也不同史良和我商量。他们两人包办，用盟中央的名义，成立了四个小组，即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小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小组，科学规划小组，有职无权小组。另外，他们还将他们的心腹安插在言论机关，以便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反共。例如把浦熙修安插到文汇报，又企图把陈新桂安插到光明日报中去，他们还预言说：“十五年内世界一定要变。”就是说，他们要在十五年内反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掉社会主义。
章、罗二人更仇恨马列主义，说：“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刻板的脑筋。马列主义是一种手工业，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马列主义也是要变的。”对于要求入党的同志则更加侮蔑，他们说：“为什么要去做人家的儿子、孙子、徒子徒孙呢？党的圈子只有一千万，圈子外面还大有文章可做。党相信的人未见得都好，党不相信的人也有好的”“想入党的人都是为了政治上便利，死后进八宝山”等等。
在高崇民发言后，发言的有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曾昭抡、叶笃义、潘大逵，民盟天津市委主任委员张国藩，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和民盟成员张健。此外，民盟中央常务委员费孝通、马哲民，以及张志和、罗涵先、张云川、闻家驷、杨子恒、乔传珏作了书面发言。
郭则沉说：罗隆基说，当了部长之后，满意了。我看：这样的人其志不在部长，是想钻社会主义的空子，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阴谋活动。他当了部长以后，主张部里选派留苏学生不应以政治为标准。政协全国委员会要成立外宾接待组，罗隆基坚持要把这个组划归他来领导。罗隆基还要求在政协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这是什么动机，什么目的，罗隆基要检查。
罗隆基和章伯钧在盟内搞联盟。罗常讲：“谈马列主义我不如章伯钧，谈英美章伯钧不如我”。又说“章伯钧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罗隆基与章伯钧为什么合作得这样好，很显然，他们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过去说他们两人有分歧，那只是在争权夺利上不一致，反对共产党，这在过去也是一致的。
曾昭抡说：解放初期，罗隆基曾写信给上海的赵文璧，信里有一句话是：“以组织对组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另外，罗隆基有两、三次对我说，希望把潘大逵放在重庆大学校长的位子上。这件事表示他是有意识地要夺取高等学校的领导的。曾昭抡说：罗隆基说自己搞宗派，只是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和外地没有什么联系。这不是事实。我知道在1950——1951年那一段，他是与太原王之光、长沙杜迈之等是有联系的。那时候彭文应、陈仁炳每次从上海来也总是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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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浦熙修不交代罗通过她控制文汇报的阴谋
浦熙修继徐铸成之后发言。她虽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是要“由右向左转”，也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掩盖。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但是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她说，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浦熙修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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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干的女将”干些什么？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揭发浦熙修
本报讯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辑、记者及职工，昨天举行第三次会议，着重揭露浦熙修的反动活动，要求她彻底交代她与罗隆基等的关系。
叶冈说，浦熙修领导办事处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来自民盟中央的右派集团。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野心分子的谬论。8日下午，她就打电话给陆定一同志，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这天下午她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商量所谓批评储安平的说理文章。10日以后，办事处记者主动提出要访问文教界进步人士发表谈话，驳斥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反共谬论，但是浦熙修十分消极，不同意这样做，并且说，新闻记者难做，我们还是写些琴棋书画吧！浦熙修对反右派斗争是一直抗拒的，直到章伯钧、罗隆基的野心家面目被揭露，文汇报在标题上把章、罗、储并列，她还特地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编辑部表示不能同意。
吴闻说，5月下旬，上海编辑部指示我们，要多组织些“持平之论”。5月30日，我根据编辑部指示，从统战部座谈会上带回来一篇陈垣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我当时认为是持平之论，预备发专电到上海去。可是浦熙修说不要，没有发。6月1日，我和本报另一记者带回储安平的发言稿，并且向浦熙修汇报：“今天会上，邓初民的发言是持平之论，也可发专电。”浦熙修叫把储安平稿子用专电发出去，而对邓初民发言稿则拒绝发稿。
梅朵说：当“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分子的时候，我们几次向浦熙修提出，应该立即组织文教科学界进步人士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谈话，而浦熙修却一再表示不同意，认为报纸上反击右派分子的言论都不是以理服人，不能解决问题，自己却坚持要找费孝通、楼邦彦等写一篇从国家体制出发的“以理服人”的文章。浦熙修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企图用“以理服人”作为幌子，组织费孝通、楼邦彦等写文章为储安平打掩护。
谢蔚明说，根据我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八年来的印象，罗隆基和浦熙修是接触频繁的，浦每逢重要事情，都向罗请示。195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开会，协商政协全国委员会新闻界委员的名单，浦熙修应邀参加，她在会上提出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的名字；开完会，浦熙修回到办事处，把提名经过和我谈了。接着，她打电话给罗隆基，谈起这件事，罗责备她说：“你太幼稚了，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当天晚上，浦熙修写了一封信给新闻工作者联谊会负责同志，信里的内容我虽不了解，但以后真是浦熙修当了政协委员。我觉得，这是罗隆基抬高浦熙修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法。后来，浦熙修又当选了民盟候补中央委员，可能也和罗隆基的活动有关。
刘光华说，我从事新闻工作不久，对报社和自己所犯的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极其痛心的。“北大民主墙”这篇通讯，是浦熙修指示我根据一封北大学生来信，补充了一些材料写成的。这篇通讯，对大学生中的不正常情绪和大字报的作用加以片面渲染，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引起混乱。她在稿子写好后还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她对这篇稿子还表现了比别的稿子远为浓厚的兴趣，除亲笔附函外，并打长途电话坚决要求上海编辑部发表。
徐铸成、浦熙修曾出席过会议。会议将继续举行。
本报上海1日电 今天的文汇报发表了该报召开工作人员大会的消息，消息中揭露了右派分子罗隆基勾结该报副总编辑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些事实。
叶冈揭露：5月10日夜十二时以后，罗隆基打电话给北京办事处，责备本报记者为什么不写统战部座谈会的消息，因为罗隆基不满意新华社发的稿子。
北京办事处记者姚芳藻说：罗隆基排斥民盟左派，也影响到我们的采访工作。明显的例子如写潘光旦的访问记。原来潘光旦是罗隆基的亲信，因此浦熙修和潘关系也很好。所以潘的错误言论也就得以上报了。邓初民在本报发表了一篇“我对毛主席讲话精神的体会”，浦熙修看了说是教条主义，要组织文章批评他。
工作人员们揭露罗隆基和浦熙修在文汇报复刊之前就进行了密商。编辑蒋定本说：去年文汇报复刊，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教师报改为文汇报，一个是教师报与文汇报分开，各出各的。浦熙修赞成第一个方案，罗隆基大怒，骂浦熙修糊涂。罗说，只改一个名字，还是原班人马，能起什么作用？
摄影记者陈根宝说：就我留京一段时期所知，浦熙修传达许多政策，大半来自民盟或者就是罗隆基个人。复刊时，浦熙修拟了一张组稿名单，曾和罗商量过的。读者来信组组长郑永欣说：“这次浦熙修来上海曾和我谈过一次话，她说，罗隆基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根本没有什么恶意。又说，储安平正在闭门思过，还说储也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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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党何时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农工民主党机关干部举行座谈会提出质问：
究竟是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还是帮助章过关的小组？
本报讯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支部和北京市委会支部的全体机关干部在6月29日联合举行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市委会支部主任委员谢维汉主持。会上除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行继续揭发外，并批评农工党中央的领导人对章伯钧的斗争软弱无力。会上发言的人指出，虽然成立了一个专案检查小组，但关起门来检查，使人怀疑是否企图暗中保护章伯钧过关？会上有人提议，农工党中央机关干部也应推派代表参加检查小组。同时发言的人对于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和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表示不满。会上特别提到李伯球；在中共号召整风之初，他遵照章伯钧的指示，借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在北京市内大肆活动，召开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到处点火。这使人对李伯球的政治企图不能不发生怀疑。还有王一帆、王寄一和杨逸棠，他们同章伯钧的关系一向都很密切，在中共整风之前，他们还到全国各地为章伯钧招兵买马。可是他们在历次农工党召开的中委扩大会上，不是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拿一些现成材料来搪塞，对他们过去同章伯钧的私房话，至今没有交代。和章伯钧关系极为密切的王枕心和张申府前后说话矛盾，不讲真心话，会上也要他们交代。
在座谈会上，出席的干部都认为农工党中央的“可疑的动向”到目前为止，仍未扭转过来。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的机关干部顾正雄在发言中指出：开始批判章伯钧的时候，我们迟于民盟、民革，甚至迟于我党的其它地方组织。当时按兵不动，是政治麻痹、思想麻痹，还是政治方向不明，抑是有右派思想作祟？究竟原因何在？
接着顾正雄根据历次举行的中委扩大座谈会提出质问。在第一次中委扩大座谈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如副主席黄琪翔，对章伯钧的问题一字未提，原因何在？第二种人，如李伯球等稍有批评；第三种人，如张申府、王枕心为右派分子作辩护。而当第三种人为章伯钧辩护的时候，竟无人当场批驳，这是令人愤慨的。
第二次中委扩大座谈会比第一次好一点，稍有揭发，但比起外面讲的还差的很远。
第三次会没有揭发什么材料，都是喊口号，表示态度，具体事实没有揭发出来。
至于第四次中委扩大座谈会，顾正雄提出两个疑问：中央向各地发的指示原稿上有“和张云川等右派分子”等字样，后来被涂掉了。顾正雄接着说，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
最后，顾正雄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扭转过来”。同时他建议立即召开中委扩大会议，讨论批判章伯钧的动向究竟怎样？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办公室代主任薛敏揭发了李伯球在章伯钧的指使下，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是为章伯钧找政治资本。章伯钧说中医、西医等六个方面的座谈会要在人大前开完。在这些座谈会中，章伯钧表现的很慷慨，在连续开座谈会的二十多天中，花了一千元左右。同时在座谈会中，寻找不满中共的分子，借帮助中共整风为口实发泄他们的私愤。从座谈会的发言中看，有的人就明目张胆说过“我就是要报复”。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在章伯钧发展组织的阴谋下混进来的，其中有的是被管制的分子，有的曾是社会上无恶不作的罪犯。
薛敏接着说，在另一次基层工作会议上，有人要求李伯球动起来，李说我不能向吴晗学，不能向民盟学。有些中委在会上慷慨激昂，会后另外一套，是为了什么？张育康说，有人在会上夸夸其谈，会后马上跑到章伯钧家里去，说“我的发言是出于不得已”。这是为什么？
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的干事于菱音对中央检查小组的做法也表示不满。她说，现在成立了检查组，我担心变成帮助他过关的组。
蒋春松（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科长）也说，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上仍有顾虑，实际材料很少揭露。章伯钧曾经说农工民主党中央只有三个人没有反对他，这三个人就是王一帆、王寄一、杨逸棠。只要看一看王一帆在几次中委扩大座谈会上所说的话，都是交通部揭露了的材料。王寄一也是罗列了一些交通部谈出的材料，这样是不行的。
蒋春松说，李士豪同章伯钧是“南北呼应”的，可是他到中央来时，说了些什么呢？接着他说，中央难道就没有别的右派分子？张云川在1955年以地主阶级立场在安徽向党提意见，以后还到会上申冤，而我们中央连批判也不批判一下。在我党三中全会时，季方说，我一到北京，张云川向章伯钧讲我是“第五纵队”，意思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张云川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其他在会上发言的人，也都指出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王寄一、杨逸棠等人在农工党反右派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很少对章伯钧进行揭发，对他们的暖昧态度，表示怀疑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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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纸迟到给我们增加许多困难人民日报发行处：
天津市邮局各投递支局，过去是在每日第三次投递班投送人民日报和北京版的其它报刊，在正常情况下，各投递员于十一点左右先后出局，十二点三十分前后（个别郊、远地区除外）即可全部投送完毕。但是人民日报最近经常晚到，全市各投递局于十二点四十分至十三点十五分才能出局，较正点出局迟一个多小时，有的接近两小时。这就使其他报纸及杂志的发行时间也被延误，读者有意见，本局内部作业也有困难：
（一）近来天气渐热，各机关和企业的收发员，中午正是休息吃饭时间，学校及个别住户是午睡时间。人民日报迟到，投送时正值中午，加以杂志需要签收等手续，使得有些收发员及住户因影响其休息而有意见。
（二）本局报刊分发室作业人员，每天早晨四点多钟上班，支局投递员及报刊分发员都在五点多钟到班，如果人民日报到中午还不能送完，就使他们的工作时间拉得太长得不到休息。
（三）人民日报晚点到津，在时效上也受影响。如正点到津，很多机关企业上午能在班上看到报；如晚点到，就势必在下午方能见到。
我们希望人民日报能按时送到天津，这对本局工作和对天津读者都是有利的。 天津市邮局
希望尽早看到报纸编辑同志：
我是贵报的一个读者。作为一个读者对报纸的希望，除能增长本人的知识外，还希望能尽早的看到报纸。过去，你们的报纸在次日的下午就可以送到我们手中，但最近几个月来，就不是这样了，往往要隔两三天才能见到报纸（如6月20日的报纸，要在22日的晚上才能看到）。新闻变成了旧闻，我们看后大有“明日黄花”之感。希望你们重视一下这个工作，设法提早出版时间。 武汉市 陈元芳
最令人头痛的事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爱看人民日报的读者。人民日报已和我建立了深厚情谊，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食粮和时刻不能离开的伙伴。但是最近以来，我们经常不能看到当天的报纸，就是隔日报纸也常不能看到。这是最令人头痛和不满的。比如，6月23日，我们才收到20和21日的报，中间相隔四天，一次又来两天的。新闻既变成了历史，读者又无时详读。这种情况，对报纸的任务和读者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要求来说，都是不利的。我诚恳地建议你们提早出版时间，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陕西咸阳 尹效芳遗憾的是出报太晚了编辑同志：
人民最欢迎的报纸——人民日报，对我来说是每天不可缺少的政治食粮。每次报纸到后，每个同志都争先恐后地阅读，特别是整风以来报上刊登了不少重要发言与文章，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能站稳立场，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遗憾的是，最近以来，经常不能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使我非常着急。希望你们能改进一下报纸出版发行工作。 保定 郑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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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司法机关两干部揭露
黄绍竑谭惕吾视察的秘密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两个司法工作人员昨天在上海“解放日报”著文揭穿黄绍竑、谭惕吾在视察上海司法工作中的秘密。根据他们的揭露，黄绍竑、谭惕吾在视察中，总是不愿意看成绩而是挑筋剔骨地找缺点，然后将缺点夸大，并且发表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
司法工作人员吴宏泽、卓启民的文章中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本来两个方面都有，即错放、轻判和错判、重判的两个方面。人民代表来视察，帮助我们发现工作上的错误、缺点，这是每个工作人员最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黄、谭两代表从来没有问过一句“有没有放错过坏人，轻纵过反革命分子”的话，从没有听到他们问起上海反革命活动情况怎么样，反革命分子肃清得彻底不彻底。他们对这样重大的敌我斗争问题似乎丝毫不感兴趣。相反地，他们倒是苦心孤诣地寻找司法工作中的毛病。他们在检察院视察时就问“发现法院错判案件多少？”在法院视察时就反复地问：“检察院有无违反逮捕拘留条例羁押人犯的事情？有没有不该起诉的起诉了？”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
文章中指出：黄绍竑、谭惕吾在视察时都发表过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黄绍竑在视察座谈会上曾这样讲过：“即使罪该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有家庭生活负担的话，判了死刑，政府还要救济其家属，是否合算，是不是合乎国家利益？”谭惕吾在视察时，对一个尚未来得及破坏而已被破获的重大现行派遣特务分子被判处了重刑，说是判得过重了。理由是：“还没有开始活动”。另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多次“控告”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罪行显著，解放后又拒不交代。法院依法判处徒刑，而谭惕吾竟为他热衷地辩解说，“这不是有意陷害，而是一般职务行为”。
这两个司法工作人员的文中还揭露说：“黄绍竑过去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个省的当权者，在他当政的时期，这个省有无数革命志士、进步青年被屠杀、被迫害。谭惕吾也是当时与黄绍竑在一起的当权人物。那时候，他们是否想起过这些被反革命屠杀、迫害的革命志士、进步青年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呢？”文章说：“事实上，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亲密地称黄绍竑为‘季宽先生’，并都拉上反动旧关系要求黄绍竑替他们‘鸣冤’、‘平反’”。文章提到，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曾经写信给黄绍竑说：“解放前当您主持浙江省时期，我是某县的司法小首长，曾和您见过几次面……今年您视察沪、浙司法，发表卓见，无任欣佩。”并说：“你现在也身居要职”，因此要求黄绍竑为他“在北京呼吁”“翻案”。黄绍竑接到这封信以后，把它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并要办公厅转上海高等法院处理。文章说，“黄绍竑不仅替反革命分子到处叫嚣，反对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据说他还到处‘放火’，故意说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有90％以上都是旧军政人员。谁都知道，人民政府镇压的是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绝不是旧军政人员。他这样说法，无非是想挑拨他们和人民政府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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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提早出报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从7月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并从7月1日起试行。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稿件，从7月1日开始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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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行民盟中央反社会主义的方针
罗隆基章伯钧指挥文汇报推涛作浪
徐铸成揭露章罗联盟把文汇报当作反共工具
徐铸成在发言中揭露章伯钧、罗隆基利用文汇报的事实，在这次发言中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并且揭发一些事实。
徐铸成说，他们是利用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断对我们贯输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利用浦熙修来影响和利用文汇报。
徐铸成说：1948年我从上海到香港去办文汇报的时候罗就指点我报纸的态度不要太左，要超然一点，不要和共产党太接近。
徐铸成说，解放以后，浦熙修参加了文汇报，罗隆基一再对我表示，浦熙修所以肯在文汇报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好像他从此以后，对文汇报就应该有特权。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我见面时影响我、利用我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表示他对文汇报的意见。
去年文汇报复刊后，4月间我和罗隆基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你这样迁就的态度是自由主义。”除此之外，他那天还反复谈到，人民日报的社论不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人民日报。不要迷信党员，党员马列主义水平不一定比我们高。他知道我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因此就暗示我不要相信党的领导，在单位里可以独断专行，不要服从党组的意见。他还说，在言论上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要了解中央意图，要向中央反映意见，都可以找他。总之，要我靠拢他，而不靠拢党。
第二次和罗隆基谈话是去年6月中，找他打听文汇报的复刊问题。他一再表示文汇报的复刊是他们叫出来的，他暗示中央对文汇报并不真正爱护和支持，只有他才真正关心文汇报。
以后，我们又见过他两次。
他主张我们在北京出版，因为中央的政策到地方就走样了，在上海不好办。他还建议我们在复刊之初首先展开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他还说肃反工作问题很大。我们曾争取文化部的具体领导，罗隆基就对浦熙修说：机关报的“铁帽子”，你们戴得还没有够吗？当时他已经知道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出版了，就向我们说，有困难可以找他向中央反映。
去年8月底，我们为了征求对文汇报复刊的意见，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民主人士座谈，请的人有陈叔通、叶圣陶、郑振铎、邓初民、陈劭先等，看到有邓初民和陈劭先在座，罗隆基很不高兴，说有这两位教条主义者在座，就不好谈了。后来浦熙修把邓初民支使走了，叶圣陶也走了。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等就“畅所欲言”了，他们尽说党员无能，并以讥笑的口吻谈有些要求入党入团的同志。章乃器还说“我是一辈子不入党的。”
罗隆基5月10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谬论后，当晚曾打电话给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他得知办事处没有把座谈会的消息发到上海以后，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座谈会你们新闻记者不注意，可惜了！”
文汇报一向受到进步分子的热烈支持，因为罗隆基把进步的靠拢党的人都说是教条主义，浦熙修在罗隆基的影响下，约稿的范围就越来越狭小，对象限于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等，对吴晗、史良、邓初民等的稿件表示不欢迎。所以，在过去一个时期，文汇报几乎成为右派分子的讲坛。在过去一个时期，文汇报编辑部原希望通过北京办事处及时了解首都的政治气候，结果了解的往往是从罗隆基、章伯钧那里吹来的右派气候。
罗隆基一再说他和章伯钧不是一起的，但事实证明，至少他们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上是一致的，想把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也是一致的。我去年和章伯钧见过几次面，章伯钧也对我说办报要有自己的主张，要多登党报没有登的消息。对复刊后的文汇报，他也一再说应该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多讨论具体工作和政策问题，他也主张文字改革问题可以首先在文汇报展开讨论。很明显，他们都知道文字改革问题最能打动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最能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在罗隆基出国期间，浦熙修同志有事就给章伯钧打电话，可见在如何利用文汇报上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一致的。
去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章伯钧递条子给我，要我和赵超构、储安平、萧乾第二天到他那里吃饭。第二天赵超构没去。章伯钧那天的谈话，有几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国际新闻应该分工，党报多登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非党报应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本市新闻也不要一样。比如，今天各报都登陈云副总理和财经干部共度周末，我昨天也参加了交通部的晚会，为什么不登章部长和交通部干部共度周末呢？可见他要和共产党
“分庭抗礼”的思想早就有了；他说，哪一天他想约王芸生来一起谈谈，今后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几家非党报纸在报纸和发行定额等问题上可以采取一致的态度。以后这问题并没有谈，但章伯钧说这些话是蓄意想通过这些手法来抓几家党外报纸。
章伯钧、罗隆基都想抓报纸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文汇报就被他们拉上了右派报纸的道路。
徐铸成在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后，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