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
专栏：
章乃器“心安理得”于坚持反动立场吗？
孙起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现在我就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右派分子放烟幕，章乃器罗隆基同一腔调
从政治上、思想上看，右派分子的本质是什么？概括地说，他们的本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党的领导。右派反人民，就在这两条根本的东西上反；人民反右派，也必须在这两条根本的东西上揭露他们，回击他们。最近以来，右派先生们似乎开始有一些“自我批评”的精神，似乎他们很愿意戴上像“学习不够”“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等等一类的帽子，唯有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两条，却死不认账。很可玩味的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同一天晚上，一个右派领袖叫罗隆基，在民盟的会议上宣称，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另一个右派领袖叫章乃器，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也作了连词句都几乎同罗隆基完全一样的自白。他们的这种高度的一致性是不谋而合的，还是谋而合的，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对于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的是，他们所最忌讳、最想遮遮掩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正是右派最本质的东西，这一点更加可以肯定无疑了。
右派先生会辩解：他们不都在口头上，文字上表示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吗？凭什么能够断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是的，他们不仅表示过，而且在为全国人民已经揭露为右派分子的时候还在继续表示。他们一定要这样地继续表示，那有什么法子呢？他们有充分的表示的自由。不过，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毕竟不是靠表示来作决定的，完全要靠事实和行动。大量事实戳穿了右派分子的伪装，揭露了他们的真相：他们的表示拥护党，是为了便于反对党，他们的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便于反对社会主义。在这里，我想举章乃器为例，限于时间，仅仅只能就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和手法这一方面，向大会提供若干材料。
章乃器有他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且顽固地为它斗争
章乃器的反党是一贯的、阴狠的。我们不必追溯很远，只需把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某些言论分析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他的反党的真正面目。他的反党确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所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用尽千方百计去歪曲、污蔑，否定党关于资产阶级的根本理论、政策，恬不知耻地、无孔不入地贩运他的美化资产阶级的论调，从阶级基础的立脚点上根本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章乃器的否认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反动观点，现在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破产了。可能有人以为这是他最近的主张，或者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一时的错觉。不是的，早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就说过：“经过一年多新时代的教育，他们的两面性动摇性已基本消除了。如果我们还把解放初期甚至在反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们，就不符事实了，不适当了。”这个论调曾经在民建会内的“三反”运动中受到严正的批驳，因而没有在工商界、社会上发挥多大的消极作用。据我们后来了解，党也曾对他的这些论调进行批评，劝勉他改正错误。假使他真正是接受党的领导的话，假使他真正只是思想糊涂的话，此后他就应当改弦更张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后来一直没有放弃斗争。一九五六年，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章乃器又利用这个时机宣传更为猖狂、更为系统化的荒谬主张。如资产阶级没有阶级两面性，肯定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工商界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先向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学习，而不能学习工人群众的优良品质，不如此工商界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和接受不易”等等。会议之前，他曾经得意洋洋地说：“有些问题可以耐心等待，时间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以为斗争准能胜利。可惜得很，他这一套的命运并不见佳，正相反，在与会者的一致痛驳之下，他只有把自己在政治上陷于更加狼狈的境地。在这次会议的前面、中间和会后，民建会的同志不断地向他进行了团结教育的工作。如果他仅仅是在认识上有些错误或者有些右倾，经过上述的批判斗争，他应当完全改变自己的看法，同一次又一次向他伸出团结之手的同志们一道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另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且坚决地为之而斗争。在那次会议结束之后，他还用书面发言的方式吹起继续战斗的号角，说什么“同志们！请原谅我，我绝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党热烈期望我们大家都坚强起来，不要再有软弱性和动摇性！”真是活见鬼，难道党会期望资产阶级“坚强起来”，不承认有两面性，坚决抗拒改造吗？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请托过章乃器这样去号召资产阶级的！他的这种反党的政治立场，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就再也掩盖不住了。毛主席报告中的第四个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的主要论点，明明是针对着章乃器之流的荒谬主张进行批驳的，这一点，章乃器不会不明白。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如果他的心目中还有党和毛主席的一点影子，这个时候他总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主张加以改变了。但是他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不仅丝毫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教导的意思，反而在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加速了他的向党进攻的步调；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恶毒地歪曲毛主席的论点，把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只有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反动论调公然说是毛主席的主张，并且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来蛊惑工商界。大概是党号召鸣放以后，章乃器的头脑特别发胀了，因此谬论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别位代表讲得不少，无需重复。应当指出的，这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同整个右派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时机向党猖狂进攻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章乃器的这种反动论调的发展，而且急求“出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这一方面的反动活动正是整个右派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间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看一看他的挖党的领导的墙脚，是多么“巧妙”，因而也是多么恶毒啊！他并不像葛佩琦之流那样笨拙地正面点破，而是“意味深长”地令人按照他的路线去发展反党的言行。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既然没有什么区别了，看你工人阶级还领导个什么！资产阶级一样是个革命的阶级了，要说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这样，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可见，他是在最根本的地方反对党的领导，搞垮党的领导。为了掩护，他有时确也不能不说几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违心之论。例如，他最近说过不止一次的“我爱护党中央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就是为反党打掩护的烟幕。谢天谢地，亏得党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爱护”，因而眼睛明亮，终于看穿了章乃器是个右派分子。他的所以放出这些有毒的烟幕，目的在于使劳动人民失却警觉，解除武装，以利于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各位代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对党进攻，葛佩琦之流使的是明枪，章乃器使的是明枪加上浸透了毒药的暗箭。对于一切危害党的明枪、暗箭，我们都必须把它们揭露开来，而且彻底、干净、全部地加以消灭！
人们可能要问：章乃器的反党，难道完全不露声色？那也不是，马脚有时还是要露出来的，特别是在他近期的言论和活动之中，狐狸尾巴就露得更多一些。限于时间，在这里只说下面几点：
章乃器阻挠民建中央号召成员学习中共“八大”文件
第一，中共举行“八大”会议，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民建会的地方组织都期待着民建会中央紧接在“八大”会议以后作出学习“八大”文件的部署。但是，在别的民主党派发出布置学习的通知的时候，民建会中央还是毫无动作。问题出在那里呢？问题就出在章乃器的反对和阻挠。那时在京的民建会中央负责人都认为有必要早发通知，独独到负责宣教工作的章乃器那里却卡住了。章乃器认为号召学习“八大”文件是形式主义，强调应当批判形式上的歌功颂德、拥护、号召一番。后来在民建会中常委会议上有人批评了迟发通知的这件事情，章乃器还气势汹汹地反唇相讥说：这是表现着资产阶级的竞争性。他并且接着借题发挥，对党、对统一战线大肆污蔑了一通，说什么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说什么有些人看见党员要低一等，对党员无原则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说什么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中国只有一级公民云云。这是章乃器的反党尾巴露得比较长的一次。从上面的话里，我相信各位代表能够想像得出章乃器对党那副深恶痛绝的神气来。
章乃器为什么一面到处点火，一面大肆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
第二，章乃器长时间以来到处点火煽动人们，特别是煽动工商界向党进攻。他用的一句含义无穷的口号是：要抬起头来。记得荣毅仁代表在听了他的话以后曾经补上一句，说头要抬起来，尾巴可不要翘起来。我看这还不是章乃器的本意。章乃器这句口号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抬起头来，工人阶级低下头去，共产党低下头去。工商界中听了章乃器的煽动以后，也有想不通所以然的：工商业者到底在那些方面抬不起头来呢？要怎样才算是抬起头来呢？唯恐有些工商业者不懂得其中奥妙，于是章乃器又出了点子：你们不是还有自卑感吗？人家不是还在说你们有消极一面吗？你们的自卑感和消极从那儿来的？还不是“五反”造成的？你们不是有职无权吗？要知道，像我章乃器这样常见毛主席周总理的人，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全是靠斗争得来的。意思是，你们不斗还行吗？唯恐这样的点火还不够，章乃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恶毒透顶地煽动道：“教条主义者一贯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应该看到，八年来，他们经常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饱经了斗争火焰的洗礼，这对于他们的教育和锻炼是十分深刻的。这种火焰转到了某些教条主义的官僚面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温室中的暖气，成为教条主义官僚们的享受。”这里充满着污蔑我国和平改造政策的反动的阶级仇恨，这一段话使我们清楚地听到章乃器对于党的咬牙切齿之声，把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的工作人员描绘成吃人的魔鬼一样，这不是反对党，挑拨工商界向党进攻是什么？更加恶毒的是，他自己一面在拼命点火，一面又大肆宣传阶级斗争熄灭的论点，企图使劳动人民完全陷于麻木不仁的境地，好使他们猖狂进攻，为所欲为。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就发表过这样的谬论：“我体会到，党所要求的扩大民主生活的尺度是远远超过某些同志的看法的。我所理解的党的看法是这样：扩大民主生活，并不会削弱集中，而只会有利于集中……应该相信，尽管扩大民主生活，在我国也出现不了政治路线上的反对派”这些言论，完全是为右派的活动铺平道路。到了今年六月，章乃器进一步宣传起敌我不分的论调来，他说：“教条主义者连我们祖先不断告诉我们的‘化敌为友’的教训都忘记了。他们死啃‘存在决定意识’的法则，然而是‘鼠目寸光’，看得很小很近，而且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这里，章乃器的言论就简直在为反革命铺平道路了。一面到处大点其火，一面高唱“化敌为友”，我们要问一问章乃器这一位自称“爱护党中央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的右派分子，你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
章乃器越来越露骨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章乃器在今年五月十四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有比较露骨的反党的东西。例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因此，我觉得，在‘折墙’和‘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在另外一段中，章乃器这样说道：
“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这两段里有特别露骨的恶毒的反党的东西。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所“创造”的对党极端污蔑的“大党主义”，而且根据章乃器的估计，“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我们要质问章乃器：你所说的“大党主义”指的是什么？你所说的“大党主义”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没有什么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尚且要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依章乃器看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别的党派在政治上竟然居于领导地位，这样，共产党的“大党主义”是命定了的，是断然改不好的。要去掉“大党主义”，除非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说得真“妙”！我章乃器是在帮助党改正错误呀！我是在帮助党“拆墙”“填沟”呀，党要是愿意去掉情况很严重的“大党主义”的话，那么，请考虑考虑改变自己的领导地位吧。不然的话，“墙”是拆不掉的，“沟”是填不平的。要党检查“大党主义”，这样，章乃器的反党的狐狸尾巴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章乃器的这种论调，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实质上完全是一回事。正是由于这样的一致性，在别人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时候，章乃器却要公开为他辩解说：“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在另一段中，章乃器主张党当戏剧的编导，不要上前台，特别耐人玩味的是劝党对人民闹事的处理不要亲自出马，“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解释和说明”，而且还以恫吓的口气说，“处理不好就闹僵了”。请把这一段话同另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论调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右派头子（“宗兄”和“宗弟”）的估计和看法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章伯钧认为：“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章乃器：以人民闹事为例）‘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章乃器：处理不好就闹僵了）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章乃器：人民闹事，要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马。）（章伯钧的话，见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一文）总之，章乃器的意见是：人民已经闹事了，请党到后台当编导去吧，前台有我们呢。如果党要出马，事情闹僵了，可别怨我言之不预也。请看：这不是露骨的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
第四，集中地向中共统战部门开火。不少民主人士在帮助统战部整风中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部分人提出这些批评和意见，只是为了帮助统战部在贯彻党的路线中改正缺点和错误，把工作作得更好。对于统战部的政治路线是没有什么怀疑和意见的。章乃器则不然，据他说，统战部“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这短短的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统战部在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了。而且他说得故意含糊其辞，使人可以发生两种都是合乎他的期望的错误理解：一种是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统战部则是执行了另外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统战部这样严重的错误都不加纠正，那也是犯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另一种是统战部执行的就是党的政治路线，那么，不仅统战部的路线是错误的，连党的路线也是错误的。这是章乃器对党的极其恶毒的污蔑，这是他否定党的领导的另一种比较露骨的手法。
章乃器自吹“心安理得”也是右派卑劣手法的一种
各位代表，根据以上的材料，章乃器的反党难道还不够明显吗？难道还需要如他所说的，观察若干年，甚至等他死后化验骨灰才能下结论吗？在这里我们要以章乃器批评别人的话回劝章乃器：你不要搞什么神秘主义了，还是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前面，立即对自己的反党活动，老老实实地作出交代吧！靠耍无赖的办法闯过关去，肯定是办不到的！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尖锐的斗争。关于右派分子，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对策和估计。“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在进门以前，必须把自己的肮脏包袱打开，把里面的腐朽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混进来或者闯进来是不行的。章乃器不是自己吹嘘“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吗？不是觉得他自己比“投降将军”坚强吗？这是烟幕弹，这也是一种卑劣的斗争方法。我要问章乃器：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得”的什么“理”？你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号召工商界说：“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你的“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坚强”，可能就寄托希望于这“最后”两字上吧？党中央、毛主席说的话不算“最后”，周总理代表政府的说话不算“最后”，全国人民代表的说话不算“最后”，章乃器的“最后”算盘到底打在什么上头？应当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假使你们把“最后”的宝押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外，那么，你们只会堕入罪恶的深渊中去，这绝对不是出路而是绝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走上这条绝路，有什么“心安理得”之可言！有什么“坚强”之可言！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开着的，走生路还是走绝路，这取决于右派分子自己的选择，至于全国人民的反击右派分子的坚决斗争，决不会因为右派分子的耍些手法而改变。我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我们一定要同危害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敌人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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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申正义而彰公道
张砺生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并建议大会通过和批准这些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在此次会议的大会上原未准备发言，但因近来右派中有一些心怀叵测别具用心的阴谋分子的背谬言行，使我不能容忍，因此我也就不能不说几句话以申正义而彰公道。
我虽属无党无派，但我却是真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和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以及中苏友好同盟合作的。所以我对这些右派中的阴谋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苏合作的反动言行，是不胜愤慨坚决反对的，这些人的倒车复辟、动摇国本、为害人民的言行，我们应当以敌我矛盾视之，不应当以人民内部矛盾视之。
我之为人，向不愿作歌颂功德之事，善颂善祷这一套，我是不会作也不屑作。但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艰苦卓绝，努力奋斗，将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腐朽败坏的政治社会制度一律推翻，尤其近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万恶帝国主义者驱逐净尽，建立了真正独立自由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尤以自开国以来也不过短短七八年的时间，所有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以及一切社会改革莫不具有辉煌伟大的成就，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只要不昧良心、不是瞎子、不是别具用心，就得认为我说这样话俱是事实，绝非歌颂谀词，兹仅就个人所感举几件大事例言之：
如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一群帝国主义和其头子的美国都不敢小视中国，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过去空前未有的地位。解放军的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中外称扬。万隆会议周总理所提出五项国际和平共处原则，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所倾心称赞，给国际合作开了一条光明的大道；三反五反转变了社会上贪污欺诈之积弊；土地改革与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但推翻了数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而且又进一步使他们走上了富裕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私有工商业的改造使私营工商业由公私合营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公有化，资产阶级得到统筹安排的照顾；肃反成绩的显著，在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正确方针下，反革命得到了肃清，才得使社会治安太平无事；统购统销稳定了物价，安定了人民之生活；其他再如铁路之大量修建，炼钢事业之空前发展，汽车飞机之制造，水利之兴修，无论什么事业都是在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中。苏联的无私的帮助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少走弯路，胜利前进。民族政策的正确使西藏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今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已超额完成者甚多，此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党领导正确的表现，将来的美好远景定能逐步逐年前进。当此建国初始，在过渡时期内而人才物力都感缺乏，而错误缺点势所难免，所以党才有整风运动之提出，整风就是要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克服三害所引起的缺点，纠正错误，以期工作方面尽善尽美。
我以为三害以外还有个害根是自私自利（只顾私、不顾公，只顾己、不顾人之谓），更应当整而除之。我以为整风只整共产党是不全面的，因为那些害是人人或多或少都有的毛病，我主张整风是由共产党起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学校、各家庭、各个人都应当整之。使人人洗心涤面当一个新人，并须常常整之，以免藏垢纳污，正常保持清新。如我国古语所说的作个新人是要“日新、又新、日日新”，才够一个新社会的新公民。
领导党整风希望各方面提意见批评，而各方面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批评这是好的，但右派中的章伯钧等则是恶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是动摇国本祸害人民的阴谋分子，因此我们人民应当群起而攻之。尚望章等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从此革面洗心服从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当可予你们以自新之路，否则是自绝于人民，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纵容你们背信弃义的行为，定必有以制裁之。我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有年，而中山的主张为反革命的阻碍未能实现，而今天共产党已多倍的实现了。我想中山如有灵必含笑欣慰也。
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真正人民的天下，而我们全国人民应当一边倒，诚心诚意的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苏友好同盟合作，团结在毛泽东主席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再进一步要实行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造成一个真正人类和平幸福美满的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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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是水里捞盐瞎子过桥
易瑞生说：我们也同意“算旧账”，我们要使我们的儿子和孙子知道老子过去受的苦，不要说蠢话。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的报告，并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我是江西省萍乡县年丰乡第一农业社主任。我过去没有读过书、不会讲话，现在看到右派分子说：“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很苦，没有得到改善”，我很气愤。如果不懂事的孩子这样说，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们小，年幼无知，可是右派分子们，你们这些家伙，念过多少年书，读过大学，有的留过洋，难道还不懂事、不知道旧社会的农民怎样困苦吗？真的没有看到解放后农民生活的改善吗？这真是一件怪事。就拿我们社来说，全社二百八十三户，一千二百九十三人，在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的生活。我们农民种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富农的，收一担谷，要交六斗租，再加上反动政府要粮、要税和各种敲诈勒索。这样，我们劳动一年，就没有剩下多少粮食，不得不再吃些野菜和东讨西借来活命。几天吃不上油、盐，过年吃不上鱼和肉，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农民到冬天穿不上烂棉袄，盖不上破棉被；绝大多数农民住的房子是四面都透风，在下雨天，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国民党反动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还要拉夫捉丁和残酷压迫，我们农民不得不逃荒逃命，曾记得，在抗战打日本鬼子那年，我家那个村一百零四户都没得吃，生活逼着我们逃荒外地，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七十天的逃难中，饿死、病死和冻死了七十六个人，这有多凄惨啊！右派分子们，你们不是主张算旧账吗？那么好罢，现在就算一算我们江西的三笔账：
第一笔账，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三十四万多户红军家属（其中有些户参军的有二至三人），有十多万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还在解放军和地方工作的不到一千人。
第二笔账，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占领苏区以后，苏区人民被杀害的上百万人。
第三笔账，大革命前，江西有二千六百万人口。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大批屠杀与摧残，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三百多万人。全省人口将近减少一半，现在才恢复到一千八百二十万。右派分子们，过去的这些账，难道你们都忘了吗？你们忘了，我们江西人民可忘不了。如果你们这些右派分子，真正要算账，现在不要说让你们还本，就是还点利息你们也永远还不起。我们要诉苦，要使我们的儿子和孙子知道他们的老子过去是如何受地主、富农、资本家剥削压迫，如何受国民党反动派对老根据地人民大批屠杀和摧残。
右派分子造谣说，农民生活很苦，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你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就会知道农民的生活改善了没有！解放以后，我们农民在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翻了身，做了主人。我们于一九五○年组织了一个十一户的互助组，一九五三年转为初级社，三十四户，一九五四年扩大到一百零四户，一九五五年冬转为高级社，扩大到二百八十三户。因为合作化有很大优越性，生产大大发展了，耕地面积稻谷产量从一九四九年每亩四百七十斤到一九五六年提高到将近一千斤。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增加，现在我们每户养到三头猪，有三十多只鸡鸭。我们一九五六年每人全年平均纯收入达到九十多元，比解放前增加将近一倍半。除个别户，在生活上稍有困难外，其余都达到了中农生活水平，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员，达到了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过去在未建社前，我社每户平均全年要缺三、四个月口粮，一九五六年除了充分保证社员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卖了三十三万多斤余粮。现在大家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生活逐年改善。去年我社仅杀年猪共九十多头。过去是破衣烂袄，现在是有单有棉，都换上了新衣服，被子也换上了新面子和新棉絮；过去穿不上胶鞋，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穿上了。
在文化上我们也翻了身。全社一千二百九十三人中，过去只有三十多个人上过小学，六个读过高小，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识字，能够看报纸，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现在我们社里，有一百三十多个孩子读初小，二十五个读高小，十五个读初中，在高中和大学的有七个。
解放以后，我们的生活不但得到了改善，环境卫生也随着有很大的改善，人口增加了。从解放到现在二百八十三户中，增添了二百多个孩子。八年来，因年老或疾病死亡的仅十五人。群众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农业合作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这就可以充分说明，由于合作化的优越性，增加了生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与提高。
右派分子们，你们可能不愿意听人民生活改善的话，但我们要说；不但要说，我们还编成山歌去唱，你们不愿意听我们偏要唱。
右派分子们，我现在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接受改造，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就是水里捞盐，枉费心机，瞎子过桥，死路一条。你们别妄想叫我们农民再过牛马的日子吧，我们是不过的。我们有了共产党，有了人民政府，有了农业合作社，我们扎了根，而且根还扎得很牢固，你们是打不倒的。我们有六万万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知道，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和许多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获得今天的胜利。我们要坚决保卫革命的胜利的果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怕任何狂风暴雨，不怕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兴风作浪，如果你们要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就坚决打倒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