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打碎章乃器的新攻势
冯和法
右派分子章乃器经过一个多月来各方面对他的批判，帮助，不但毫无悔悟，而且居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我的检讨”为幌子，对党、对人民发动了新攻势。章乃器算是没有辜负台湾反动报纸称许他“沉着应战”的期望，但全国人民对他这种反动透顶的言行，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们来把他的所谓“我的检讨”解剖一下，看看章乃器还在怎样继续他的攻势。
擦脂抹粉是掩盖不了的
章乃器在他的这篇所谓“检讨”中耍尽了无赖手法，他对别人揭发他的铁一样的事实，一字不提，而还敢厚颜无耻地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正人君子。
他认为他的错误只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但是，仅仅这一些
“检讨”也是假的。他不是批评他的个人主义，而是赞美他的个人主义使他能够“脱离泥坑，走上革命”。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能够使人“走上革命”，如果不是一句梦话，那就要看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了。如果章乃器指的“革命”，是要革共产党的命，革社会主义的命，那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他说：“那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那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姑不论昨天的革命者是否今天和明天就必然不会成为反革命，问题是，章乃器把自己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是不是真如他所自许的这样一个艳如桃李，冷如冰霜的人呢？可惜的是，各方面揭发他的丑史已经盈篇累牍，而他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章乃器，你为什么不回答大家对你所揭发的问题？例如：你在以“七君子”案件入狱时，叫人打电话给胡子婴同志给你掩藏你勾结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密电本，这是不是事实？你出狱后，为向蒋介石献媚，主张“多建议，少号召”，来反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抗日号召，这是不是事实？抗战时期你不仅当上了桂系的安徽财政厅长，而且又勾结陈诚，当上了三青团的头子，这是不是事实？你勾结上海银行，又要挟上海银行，勒索一笔巨款，来做你的所谓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兴工业家”——上川实业公司、上川企业公司的老板，这是不是事实？在重庆组织民主建国会的初期，你就提出中间路线，来取媚国民党，这是不是事实？解放以后，你还是主张民建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要为资本家服务，这是不是事实？……这一系列的丑史，有那些是自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所应有的呢？你说，在解放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但是除了国民党错捕了你，使你成为“七君子”之一，以后你就以此招摇撞骗，作为政治资本外，在解放前你受到过什么政治威胁？在解放前，你除了当大老板，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有过什么经济威胁？同样，在解放前，像你这样亦官亦商，八面玲珑的大人物，谁敢来碰你，你有过什么社会威胁？
章乃器说：“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就是“革命乐观主义者”。这是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所指的“革命”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在这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自然可以称为“革命乐观主义者”。所以，他千方百计地要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就是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他看来自然是一种“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他前几天在人代小组会上不是还说他是“左派”，还应该让他来发挥反右派斗争的“积极性”吗？章乃器很像“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脸向背后，我们和他虽然站在一起，他看到的只是后面，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前面。同他“接近过的人都可证明”，章乃器的所谓“积极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我们同章乃器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至今还继续施放毒素
如果说，章乃器的“自我检讨”没有一些“检讨”的味道，那就是不理解他的惯用字汇的原故。在他的文章中，许多“社会主义”在实质上难道不就是资本主义吗？他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中不是成为“忠于党”和“忠于社会主义”了吗？那末，他的“检讨”本来就不应依照我们对这两个字的一般理解去解释的。他在小组会上对他的几个主要谬论发了言，报上说：“章乃器开始认错”，这未免“委屈”了他，自命“真金不怕火”的章乃器怎肯不继续“沉着应战”而就轻易认错呢？
在他的“我的检讨”中丝毫没有认错的地方，相反的，他不仅继续对他的反动谬论进行辩论，而且还进一步施放了大量的毒素。看他是怎样“检查纠正和澄清”以下几个论点的：
一、关于定息问题。他认为他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矛盾，我们是在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讲演的传达中听到的。章乃器这里所谓“有人”是指谁？他的用意无非是，他所以说定息不是剥削，是根据毛主席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话引伸出来的，所以，如果错误，责任不在他章乃器。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已经够恶毒了。更可恶的是他下面说到毛主席在发表出来的讲演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一面时，他借此又一度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暗示别人说，毛主席的前后说法不同了。
二、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本质区别问题。他在这里坚持说：“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明明是说“被剥削与剥削”，而他还是不承认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据我们理解，在阶级没有最后消灭以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始终是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章乃器在所谓“检讨”中对这个问题只是对他的反动谬论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检查纠正和澄清”的地方。
三、关于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问题。章乃器对此不仅轻轻地以“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来推诿责任，而且嫁祸于人，说：“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难道章乃器不是“某些右派分子”的头儿吗？画上等号的难道不就是章乃器自己吗？他说：
“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原来章乃器的说法并没有错，只是“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所以“否定”了他的说法。实际上，这又何苦来！难道章乃器不欢迎所有右派分子拥护（也就他所说“混淆”）他的说法，他不正是这些右派分子的大帅吗？大帅怎好“脱离群众”呢？
四、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问题。他对此轻轻以“我没有这样说”推脱了事。但是，赃证俱在，白纸上黑字是抹不掉的，他不得不来个当“继续检查改正”，以图继续狡辩。
五、关于工商业者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问题。他对此又是一个“这不是我说的”，推得多么“轻松愉快”。请看：“‘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绝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是说得多么直截了当！自然，他的手法是“高明”的，到处打埋伏，随时可以狡赖。既不是你说的，为什么在国务会议上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你要起来辩解呢？
请看，章乃器对于他的反动谬论有那些“认错”和“检讨”？他在为他的谬论继续辩护中，始终不忘施放毒素，挑拨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和团结。他说：“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换句话说，一切批判他的人，他认为是“教条主义者官僚们”的人，就是在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利于团结和工作。他说：“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一面”，换句话说，别人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分悲观”，和片面强调他们的消极一面了。在这篇所谓“检讨”中，大骂“教条主义者”一类的字句是少见了，但是，他的一些遮眼法是大家早已熟悉，怎么也骗不过人的。
反动言行欲盖弥彰
大家认定章乃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头子之一，已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对他的声讨。对此，他是不可能始终“轻松愉快，心安理得”的，于是，除了一再把自己扮成“革命者”，用“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一类废话来作“丑表功”外，就是矢口“呼冤”。他说：“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为什么不用“我”字？——引者）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明确地否认了自己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思想战线”是否“右派”，他也是闪烁其辞的。
好吧，就按照章乃器自己所提出的六点来看，究竟是他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是别人“歪曲”了他。
第一，他把官僚主义视作比资本主义还可怕的敌人，他毁谤社会主义企业，认为社会主义加上官僚主义，企业的效率比资本主义不如。他一再夸大资本主义的优越，资本家“善于用人”、有“事业心”，反过来不是毁谤社会主义一团糟还是什么？他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个别缺点夸大到比人吃人的阶级对抗社会还不如，还说“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
第二，在右派分子中，他的分工不在学生方面，而是在工商界方面，他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难道他就不希望工商业者闹事？他认为国家没有以平等人格对待工商业者，“教条主义的官僚们”打击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两面性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和经济上的“五毒”等等说法，目的不是挑拨工商业者的不满，希望他们闹事又是什么？
第三，他到河北、杭州、上海，到处点火，报上已经有不少的揭发，难道都不是事实吗？他到青田视察，挑拨农民对统购统销的不满，粮食部长希望粮食问题出乱子，和另一右派分子曾昭抡，以教育部副部长身份，惟恐教育工作不乱，又有什么分别？他怎么还有脸说自己“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
第四，他恶意地歪曲斯大林对于党员品质的说法，不仅把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说成是“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而且，还说：“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句子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照他的说法，苏联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员作为党性来说，就没有共同之处。他说：“毛主席对党员的教导是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这句话本来没有错，但他把这句话和苏联比较，难道不是暗示苏联共产党员就不是这个样？难道还不是挑拨我们的党和苏联的关系吗？他说他“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但他是这样的赞美资本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企业“优越性”，还能说他是“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吗？
第五，最近在民建会已经揭露了他不少的“小组织”。整风以来，他支持上海的黄苗夫，鼓励北京的吴金萃，要他们猖狂进攻，难道不是事实？他“夜以继日地劳动”，还能说是为了“对得起党和国家”，而不是反对党和国家吗？
第六，他根本否定阶级本质的区别，从而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他把共产党员比作“西望长安”剧本中的政治骗子；他暗示党“垄断”革命理论，把一切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概称为“教条主义”；他毁谤统战部偏听偏信，“划圈子”，“参加宗派活动”；他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合唱，诬蔑党有“大党主义”，而且还是“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他居然还敢说他的批评没有超出批判“三害”范围，“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
章乃器是一个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自从他的反动言行遭到各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就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他的反动活动缩小到思想问题或者理解问题的范围之内。现在，他再一次掩耳盗铃地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全国人民决不会被章乃器所骗的。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思想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右派分子章乃器既然站上台来，向党和人民挑战，自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回击，现在，他企图退缩到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去，只是他自己像驼鸟一样，把头缩到沙中去而已。
甘心自绝于人民
章乃器对于别人所揭露的事实一概置之不理，别人批判他的话只以“歪曲”两字轻轻推开。在人代会四川小组会上，他公然说民建会和工商联的联合指示是对他的话的“歪曲”，现在，他竟敢在人代会大会上，假借“检讨”的幌子，继续发动攻势，散播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他在所谓“我的检讨”中不仅把自己洗刷的干干净净，并在洗刷自己的时候肆放毒素，而且在他的“检讨”的结束部分，更是阴险万分，又施放了一支毒箭。他诬蔑批评他的人是利用了“众口可以铄金”、“曾参杀人”的策略，7月10日他给粮食部共青团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详细。他写道：“在民主党派中，有些造谣专家。他们从‘曾参杀人’的故事中取得了‘智慧’，以为慈母对于爱子，尚且经不起三次同样的谣言，而发生动摇，那末，领导对于干部，群众对于个人，当然更经不起几次同样的谣言。因此，他们就有组织地、从各方面放出同样的谣言，以蒙蔽领导，欺骗群众”。他诬蔑了全国反对他的人，把大家骂成造谣专家；也诬蔑了领导，认为是轻信“谣言”。章乃器，你究竟是否还有一些人心？
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希望，经由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对他们开着的”。现在，右派分子章乃器不仅不接受别人对他的耐心的帮助，坚持反动立场，而且还敢在“检讨”幌子下继续向党和人民进攻，这表明章乃器已经越走越远，不惜自绝于人民。我们为了辨别大是大非，使全国工商业者更清楚地认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就必须对他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他的一切反动阴谋。
第3版()
专栏：
上海民盟的背叛
本报记者 季音 张竞
本报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曾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上海民盟的情况就是这样。
上海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展开以后，人们在大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反党活动的材料中，愈来愈明显地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上海民盟的领导机关，是这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的一个主要的指挥部，一个右派分子的大本营，许多恶毒地向党射击的子弹，都是从这个角落里发射出来的。
人们从上海民盟的领导成员中，发现上海民盟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右派集团，右派分子已掌握了上海民盟的领导大权。上海民盟的领导集团，现在已查明有半数以上是右派分子。但重要的还不在数量上，重要的是这一半人都是担负了实际领导工作的人，陈仁炳是领导机关又领导基层工作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彭文应是分工领导教育和妇女工作的副主任，右派分子孙斯鸣则是坐镇市委实际掌管民盟工作的副秘书长。他们形成了上海民盟市委的实际领导核心，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的大风浪中，把上海民盟的政治方向，转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上。
招兵买马早有准备
已经查明，上海民盟这次对党的猖狂进攻，早在一年前就进行了积极的组织准备，其中主要的就是拼命扩充队伍，增强右派力量。一年前，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盟右派首领章伯钧在北京叫喊：“民盟大有可为，民主党派至少应该发展一、二百万人……”这个号召得到了被右派分子操纵的上海民盟的积极响应，从此他们就开始了不顾一切的“大发展”，他们竭力反对各民主党派在发展对象上的分工，提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口号，迫不及待地督促各文艺团体中的民盟支部委员，要他们赶快拉盟员，“拉慢了就会被别的党派拉走了”。责难前文艺区分部发展组织太“保守”，到后来，陈仁炳等人索兴亲自出马，抛开基层组织，深入到各部门进行“个人联系”。
上海民盟隐藏在这个“大发展”背后的政治野心，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各种卑鄙活动中，完全暴露了出来。他们在这次“大发展”中有两个“重点”，或者说是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向名牌进攻”（用他们的术语叫做“抓名牌”），陈仁炳常常说：“××单位只要那几个知名人士争取过来，局面就是我们的了。”为了抓名牌，可以不惜一切工本，千方百计地用登门拜访、请客吃饭、汽车接送等卑劣的手段，甚至答允可以不宣誓、不写自传、不参加任何会议为条件。上海名歌唱家董爱琳，曾被他们确定为发展对象，陈仁炳先通过别人的关系一再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请她吃饭，几次都被董爱琳拒绝了，最后董被逼得没法，勉强答应了他的一次邀请，他便在席间大吹其对音乐的爱好，接着又向董爱琳炫耀沪剧方面我们有丁是娥，越剧方面有戚雅仙，京剧方面有……，就是音乐界盟员较少，特别是歌唱方面更少，所以希望你们名歌唱家也能来参加……”这席话引起了董爱琳强烈的反感，当时就拒绝参加民盟，可是陈仁炳没有死心，一星期后，又跑到董爱琳家里动员她入盟，当董爱琳一口回绝后，陈仁炳还死皮赖脸地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决定，还请你再考虑。”对京剧演员言慧珠、童芷苓等陈仁炳也用尽了阿谀奉承的本领。为了争取名画家刘海粟入盟，他们甚至在刘未入盟前，就把他列入市委委员，大概是作为入盟的一个交换条件吧。
上海民盟“大发展”的第二个重点是“向落后开门”。他们到处物色那些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有意识地找他们开座谈会，美其名为代表知识分子“利益”，实际上是从中物色发展对象，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在去年12月，由陈仁炳一手主持的“上影”五次座谈会上，就有这么两件事情：陈仁炳看到舒绣文几年来没有拍什么戏，估计她对上影厂领导一定会有意见，便有意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趁机争取她入盟。不料，舒绣文非但没有在座谈会上发牢骚，却为上影厂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上影厂七年来的成绩不能否定。这使陈仁炳大失所望，以后就再也不理舒绣文了。并告人说：“发展舒绣文，盟要脱离群众的”。在那五次座谈会上，另一演员房珊，因对评级不满，与领导上的情绪很对立，并说共产党没有民主，只有民盟才有温暖，表示想参加民盟，陈仁炳一听大为得意，马上就批准她入盟。盟内有人反对他这种做法，但他却说：“吸收这样的人进来，对我们非常有利。”就在这五次座谈会前后，上影的盟员一下就由七人发展到三十三人。有人把这种突击式的发展组织称之为“火线入盟”。即是说，这些人是在与共产党的作战中经过了“考验”的。是可靠的“同志”。
上海民盟除了大规模的发展外，右派分子同时还注意在各个部门培养盟的骨干，布设据点，像“上影”的吴茵，“人艺”的章曼萍，都是为右派分子重用的心腹。他们在这次放火中都起了据点的作用。
通过这种种办法，上海民盟组织在短短一年内，竟由九百人扩大到三千四百几十人，增长了三倍多。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是抱了正当的愿望而入盟的好人，但是在不少的基层单位中，民盟小组或支部变成了落后分子、失意分子的小集团，他们的组织生活，就是发牢骚，骂领导，甚至进行反党的活动。所谓思想改造的任务，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更可疑的是上海民盟还把一些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历史不明的人也吸收入盟，在上海司法部门中有两个定了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发展为盟员。而这无疑正是上海民盟市委右派野心家所预期的目的。
誓师大会杀气腾腾
今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并提出要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怀叵测的上海民盟右派分子满以为天下大变了，可以趁机向党大举进攻了，于是就在5月14日召开了一个全市民盟干部大会，策动全市各单位民盟组织向党开火。会议由右派分子彭文应主持，他一走上讲台，就说：“今天是誓师的大会，是民主进军的大会……”向谁誓师？向谁进军？不用说，目标当然是各级党的领导了。道貌岸然一向以“学者”自居的沈志远，在这次大会上，竟完全换了一付杀气腾腾的面孔，他以从来没有过的“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姿态，做了一个长篇的煽动性的报告，报告中几乎用尽一切恶毒的言词，对共产党进行了极其露骨的污蔑和中伤。他污蔑人事部门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工作……”他把某些单位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夸大成“钢骨水泥的很厚的墙，”或者是“不可跨越的”“相互不能沟通”的深沟。他恶毒地在“教条主义长期统治”的大帽子下，说“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思想几乎达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没有任何独立思考，听不见有什么自由辩论的空气。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他又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夸大起来，然后又别有用心地喊出一连串煽惑人心的口号：“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批评这些人，我们要反对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求有一分职，就要有一分适合于这个职位的权，同时要求有适合于这个职权的信任！”“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来侵犯我们应当有的责任，我们应当有的权利！”不仅如此，他在报告里一再强调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等等的思想、作风、措施、制度进行全面的大检查。”要大家“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以前的制度、方针、政策，不要怕片面，提出来再说。”他还非常肯定地说：“那些过了时的、不合理的、不符合当前形势要求的制度”必须“坚决的，彻底的加以消除。”最后，他还唯恐大家没有勇气出“师”“进军”，一再拍胸脯保证给大家撑腰、支持。经过沈志远这一番“鼓动”，在四百个盟员干部的心里烧起了熊熊的烈火，本来对党有些意见的，被他挑得激愤起来了，原来靠拢党的也在心里蒙上了一层疑虑。当他们拿起沈志远所传授的“火把”回到各单位之后，一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云就在上海的天空翻滚起来了。全面发动，五路进攻
就在这次誓师大会之后，上海民盟的各级组织向党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其中有五个方面是他们进攻的重点，即戏剧音乐界、电影界、高等教学、司法、新闻，这几方面都由民盟的主要人员直接负责。陈仁炳、彭文应在文艺部门最先打响了，他们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人民艺术剧院、京剧院、国画院、曲艺界、评弹界四处纵起“火”来。“上影”和“人艺”的火烧得最早也最猛，“人艺”的右派分子张立德、章曼萍等人逼着要领导承认“宗派主义”，鼓动演员们散伙另组剧团，拒绝领导上着手改进工作。右派分子骂国画院是“一言难尽，一塌糊涂，一团糟”，提出不要国画院；评弹界和曲艺界也掀起了闹工资福利的风潮……许杰、戴家祥和孙大雨，在高等学校里也分别行动起来了。民盟华东师大支部负责人许杰召开了中文系民盟小组会议，会上他们辱骂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是“监工”，提出要“中文系的党退出去”，“学校里撤销党委会”，“民盟要与党委享同样地位。”并且领导他所在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组织了什么“整风筹委会”，美其名要“帮助党整风”，但却不许党总支的同志参加。他们画漫画，出大字报，骂党员是“特务”，是“阎罗王”，甚至提出要由非党人员来召开“整风会议”，领导党的整风。
同校历史系的民盟盟员戴家祥，化名“楚歌”，贴出了一封“告全体同学书”，说“三大主义是一母所生的难兄难弟，这个母体是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因此造成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人身生存没有保障，……”他号召同学们“起来”，“反对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
另一角里，司法工作方面的枪声也打响了，民盟上海市委在5月18日召开了一次三十多人参加的司法工作座谈会，别有用心地对司法工作展开了疯狂的污蔑，攻击，造谣说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社会镇反案件有34％错判了，说什么“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现在还有草菅人命的昏官”，他们同时又把攻击矛头对着工农出身的司法工作者，讽刺他们“没有文化”，“连判决书也不会写，”挑拨司法部门中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什么党对司法部门的知识分子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民盟右派分子对这次攻击异常满意，对发表污蔑言论的李国机、刘和平大加赞赏，请李国机签名留念，请他们吃饭，并且对刘说：“如果谁要你检讨，你就写稿到（民盟）市委组织部。”
新闻战线上，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陆诒都投入了战斗。
上海民盟右派分子就这样在四处掀风作浪，发出了一切最难听、最恶毒的咒骂声，不准别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讲一点工作的成绩，5月的上海，被上海民盟右派分子烧起的这把漫天野火，烧得到处黑烟滚滚，天地为之变色。被反共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民盟右派人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民盟右派分子戴家祥生动地道出了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天，他兴冲冲地跑到学生宿舍对一群学生说：“你们这里有党员吗？这次整风，共产党从中央到学校都很恐慌，我准备给以致命的打击！”
上海的民盟正是这样地向共产党发起了一个“致命的打击！”
搬石头与夺帅印
“搬石头”，“夺帅印”，这是上海民盟右派骨干陈仁炳、陆诒提出的两句行动口号，这两句话最本质地道出了他们的野心，也贯穿在他们的整个行动中。这次民盟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中，几乎都有这么两部曲，第一曲是骂倒一切，把所在单位的工作形容为“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紧接着就高唱要“搬石头”，领导人要“下台”，“重病要用重药医”，要“认真执行纪律”等。进行得最露骨的是“上影”，陈仁炳和吴茵在上影召开了五次座谈会之后，把记满了“黑暗”的会议记录分送给中央和上海市委，但就是不送给上影的党组织，陈仁炳说出了他的心意：“我们的底牌摊出来了，看他们怎么办。”他一再呼吁电影界“要搬开大石头”，挑拨说“有些人早应下台，就是没有下台，党对自己的儿女拍得很轻，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以后，“上影”经理袁文殊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检讨了领导工作的缺点，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群众都表示欢迎，但陈仁炳仍不甘心，立即写了一篇“虚心些，再虚心些”的文章送到文汇报，攻击袁文殊的检讨是“绍兴师爷式的诛心之论”，咒骂“官官相护”，要求党“无情地做挖墙脚的工作”。背地里，陈仁炳对人说，这次他不搬掉“上影”的领导人，决不甘心。为什么民盟右派如此热心于“搬石头”？受到罗隆基和沈志远赏识的右派分子吴茵最近已说出真相，原来她早就蓄意想“上台”做“上影”的厂长和艺委会的主任。
最近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透露出民盟右派是有一系列“夺帅印”的具体计划的，他们有的要做局长，有的要做校长，有的要做主任，各有各的目标，例如不遗余力攻击文化局工作“一团糟”的陈仁炳，他的目标是“上海文化局副局长”；陆诒的目标是“新闻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陈仁炳还对沈志远说：“民盟要争取一个上海市副市长。”自然，这还只是这些野心分子的“初步目标”而已，他们最终是要“共产党下台”的。就在5月间，他们曾经抓住上海徐汇区政协的一次小纠纷，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要把中共徐汇区党委书记王钧赶“下台”，“给全国做出一个典型。”
“上台”与“下台”，这就是斗争的中心。千方百计夺取报纸
民盟右派分子异常注意夺取舆论的工具。上海不少民盟基层组织，在党开始整风时，即要党“把黑板报交出来给我们办。”许多单位的黑板报成了民盟右派攻击党的一个阵地。
争夺报纸的领导权，更是上海民盟右派的一条重要战线。文汇报是老早就被上海民盟宣传部主任徐铸成等人占领了。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新闻日报。上海民盟宣传部副主任陆诒在5月初党开始整风时，就对新闻日报党组织挑战，提出“小会不过瘾，要搞大会。”第一天的大会上，陆诒第一个起立作了准备已久的长篇煽动性发言，说新闻日报的主要矛盾是党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他还布置了一系列的发言，用许多歪曲事实的例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大会越开越偏激，最后发展到点着鼻子骂积极分子是“无耻之尤”，“浑身涂满了人民的鲜血。”墙报上也出现了指名辱骂党的负责干部是“棺材脸孔”等等的文章。陆诒等人在会内会外展开了紧张的活动，新闻日报内部，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上海民盟市委用最大的力量投入了争夺报纸的战斗，过去从不联系基层的沈志远，当时竟亲自出马直接领导新闻日报的民盟支部，为陆诒撑腰。陆诒在新闻日报大会上的一个长篇发言，被全文刊载在上海民盟的机关刊物“盟讯”上。以后，沈去北京开会，就把这个重任托付给沈的亲信陈仁炳来接管。
上海民盟的右派大将们纷纷起来，从外部策应争夺新闻日报“帅印”的战斗。彭文应在市委宣传会议上，紧接陆诒的发言之后，也呼应地攻击报纸。右派分子徐铸成介绍了他赶走共产党员的所谓“拆墙经验”，要陆诒在新闻日报“推广”。彭文应并要陆诒在未夺得“帅印”之前，先争取做“夜班”，因为夜班可以最后决定稿件的取舍，控制版面。在这期间，确实有一些右派分子的稿件，经过陆诒的手登到报上去了。
上海民盟何去何从
上海民盟野心分子烧起的这把大火，延烧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扑灭了。事情的结局与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当人民揭穿了他们的阴谋之后，被孤立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广大正直的盟员也都离开了他们。过去受到他们蒙蔽、煽惑而盲目跟着放火的盟员，也清醒过来，愤怒地向他们展开了斗争。复旦大学盟员赵荣远等四人最近在给沈志远的一封公开信中，揭发了沈志远的反动言行，沉痛地检查自己由于沈志远的恶毒宣传，思想上一度发生混乱，做了右派分子的“火把”。这一封信的最后说：“告诉你，我们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我们绝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把民盟拖到反动方向！”这是上海民盟广大盟员的呼声。愈来愈多的上海人民正在投入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他们也决不允许上海民盟背弃人民民主事业，走上反社会主义道路。
上海民盟右派野心家陈仁炳、陆诒等人最近都已作了初步交代，供认了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但他们的交代尤其是陈仁炳的交代还很不老实。其他如彭文应、孙斯鸣、韩鸣等右派骨干，还在用各种方式顽抗，没有向人民供出他们的罪行。身为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沈志远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态度暧昧，已经受到群众的指责。人们希望上海民盟的整风领导小组真正硬起腰干来，与右派分子无情地展开斗争！
上海民盟将何去何从，这是一场严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到了须要立即作出抉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