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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否定出版事业的成绩 否定党对出版社的领导
曾彦修追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首都出版界召开座谈会揭露曾彦修的反动言论
新华社17日讯 首都出版界15日和1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和驳斥曾彦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出席座谈会的有出版界人士和几十个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百余人。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张致祥也出席了这一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十四个人。
彻底驳倒右派言论，才能改进出版工作
文化部部长助理、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洛峰说明这次座谈会有两个内容，一是展开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一是进一步研究改进出版工作。他说：半年多来，特别是整风以后，文化界人士对出版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是好的，对改进出版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工作，我们已在改进；有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将提出方案同大家共同研究。黄洛峰说：但在整风中也有少数右派分子对出版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这中间，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共产党员曾彦修是代表人物之一。必须彻底驳倒右派言论，辨明大是大非，我们才可以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改进我们的工作。
出版事业成绩巨大，右派分子不能抹煞
老出版家舒新城以从事出版工作四十年的亲身经历和他看到的解放前后出版事业的变化驳斥右派分子关于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反动论点。舒新城说：解放后出版事业的突出精神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和旧社会的出版事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旧社会的出版事业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凭着“良心”在搞出版事业，但绝大多数是“唯利是图”的，搞“自由竞争”，还有不少皮包书店，偷印书稿，出黄色书，出一折八扣的乱七八糟的书，搞出版事业的甚至是不识字的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黄色书刊和投机书店逐步消灭；抢出同类书争夺市场的恶习也逐步改革了，政府对旧出版业的人员作了统一的安排，书刊定价标准逐步统一。几年来建立了许多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书刊统一发行，使许多偏僻地区的读者也能买到书籍；另外还建立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文字出版社，这些成就是很显著的。解放以前，反动政权对出版事业没有任何的“领导”，只有摧残，检查书稿，禁止发行，各地方也可以任意禁书、扣书，捕编辑，压经理，借故索诈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为了“扬州闲话”就被人控告，打官司，结果是送了十几部“四部备要”才了事。关于体制问题，舒新城说：人民出版事业的出版、印刷、发行分工是好的，这可以使各方面分别提高工作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也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人力和物资，执行中有些缺点是次要的。在旧中国的所谓出版、印刷、发行的三位一体制并不好，特别在解放后不适用了。那时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对同行进行竞争，出书以“一本万利”为主，为学术目的出书是极少的；印刷方面常常为了利润而接收外件搁置书刊；自己不搞书店，没有地方可以发行。舒新城说：当然我们的出版工作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个人对出版工作也有些意见，但右派分子否定人民出版事业的巨大成绩，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经营体制，都是错误的，我坚决反对。舒新城说：解放后我们增加了四千多万小学生，二千多万成人参加了扫盲学习，这六千多万人需要通俗小册子。党是看到了这些人的，所以我们出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通俗书籍，但右派分子看不见这六千万人，他们反对出版通俗书籍。因为他们的头脑中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这是有思想根源的，绝不是偶然的。
广大群众需要通俗读物，曾彦修却说小册子“泛滥市场”
人民出版社的宋家修在会上驳斥了曾彦修的“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性著作，而让小册子泛滥于市场”的谰言。宋家修说：我们六亿人口中五亿多是工农群众，他们还有很大一部分不识字，识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党要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要特别着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多出些通俗易懂的书给他们读。就是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吧，也都是旧社会的过来人，脑子里都有自己原来的一套，他们绝大多数人过去从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他们要从头学习。我们还是应该赶紧让马列主义占领市场掌握群众呢，还是应该让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泛滥于市场？过去几年所出相当大量的小册子中，确实有一部分选择不严，但其中好的通俗读物不在少数，很多知识分子都承认这些书籍对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方面起过不容否认的作用。关于出版学术著作的问题，宋家修说，仅就人民出版社而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外，就出版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亚里斯多德、费尔巴哈、狄德罗、卢梭等人的著作。即将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参考资料的规模之巨大、内容之丰富，不仅我国过去所未有，就是放在各国所出的同类书中也能显出自己的长处，其他的例子何止数十百种。宋家修说，这证明曾彦修的说法完全是抹煞事实。
工人出版社鲁牧，通俗出版社朱中文等列举事实，批驳曾彦修否定通俗读物的作用。同时质问曾彦修，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么？
世界知识社副总编辑张明养在会上发言说，八年来的出版工作有很大成绩，完全不是如曾彦修所说的“一团糟”。解放后出版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曾彦修应当说是知道的。他为什么要这样闭着眼否定成绩呢？因为曾彦修实质上是反对出马列主义的书。出版事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规定“第一要出马列主义”，曾就说“难道我们单靠些教条主义小册子就能立国吗？”张明养说，曾彦修处处强调党对出版工作不重视，没有方针没有领导，他主张办“同人出版社”“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难道这是要加强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吗？谁也不会相信。真象是：曾彦修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曾彦修企图推翻出版事业方针，让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泛滥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曾彦修不是不知道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前出版事业是有方针的，而是他深恶痛绝地反对这些方针，否定这些方针，要推翻这些方针。具体来说，就是他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出版方针。梁纯夫说，曾彦修好像非常赞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要在这个方针基础上来考虑出版制度。但事实上，曾彦修所了解的方针和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本质上是完全两样的。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是建立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而曾彦修的方针却完全否定了这一基础，其目的在于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让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著作”泛滥。
老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少候在会上质问曾彦修：究竟根据什么事实，什么统计，断定我们解放以来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也不翻。赵少候说，如果曾彦修不是把阿里斯陀芬、莎士比亚、莫里哀、托尔斯泰、普式庚、但丁、歌德、雪莱、狄更斯、马克吐温、泰戈尔等当作三四流作家的话，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相当大的成绩的。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集十二卷已发行到二十四万册，莫里哀的剧本已出到九种，不久就要出他的多卷集。至于现代的进步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斯梯、英国的杰克林赛、美国的马尔兹、巴西的亚马多、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等等的著作，我们都出版了。赵少候说：由于翻译工作者思想觉悟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细心翻译，再加以各出版社编辑部的认真加工，现在的翻译质量比解放前提高不少。曾彦修所说几年来只翻了些外国人胡说八道的小册子，这才是真正的胡说八道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沈鹏说，我们和右派分子没有共同的语言。右派分子说“糟得很”，我们就说好得很。沈鹏以解放前后美术出版事业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景况，驳斥曾彦修所谓解放后出版事业“没有领导”“一团糟”等等谬论。沈鹏说，倘若“没有领导，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美术出版机构的成立就很难设想。沈鹏还举出以木版水印技术驰名国内外的北京荣宝斋在解放初负债累累，几乎倒闭，而从改为国营后，业务蒸蒸日上的事例，说明如果没有领导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沈鹏说，几年来的出版工作是有领导、有方向、有成绩的。曾彦修或者是戴上了右派眼镜看不到，或者是故意装作看不见。但无论属于何种原因，曾彦修都不能否认他别有企图。他要偷运另外一套“领导”、“方向”，达到另外一种成绩。沈鹏说，曾彦修所谓“领导”问题的一套反动纲领如果实现，自然就不会“没有方向”了。马列主义著作可以不要，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人民的通俗读物可以不要，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著作可以不要，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不学，计划可以不订……。沈鹏说，我们看，曾彦修遵循的是怎样的“方向”啊！
人民铁道出版社的施公先以事实驳斥了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否定出版事业成绩的谬论。他指出：曾彦修所说党“把持政权”“砍掉出版局中国不会亡”真是与黄绍竑、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异曲同工。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李国钧，人民出版社的范用、陈今、邓步城和新华地图出版社的刘宗弼。
曾彦修在17日座谈会结束时发了言。他说，他长期以来自高自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不好好学习，以至犯了错误。但是他又说，他只是在思想上对党有不满，而不是政治上反对党。
会议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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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和工商联联席会继续揭发
毕鸣岐要同党在企业中争领导权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今天继续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进行揭发和批驳。在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七人。胡子昂为会议的执行主席。
毕鸣岐首先在会上作检讨，他在“检讨”中开始承认“自己不仅是在朝着反党、反人民的方向发展，而且已经进行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说：“我一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要说搞宗派，就是向党搞资产阶级的大宗派，没有什么小宗派。”他又说：“我有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大部分，是和党合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毕鸣岐还承认一部分别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他说，过去几年中，在他的思想深处和行动中，总认为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力量愈强，他的代表性就愈大，他企图以此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例如解放初期私营经济比重很大，后来经过改造比重越来越小，他就感到不安，怕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他就不能做代表性人物了。
毕鸣岐在谈到他好争权夺利的问题时，初步承认他是存在着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垄断思想。
毕鸣岐还承认他曾经借一些依据不足的材料，对政府机关进行攻击。
毕鸣岐在承认上述一些问题后，接着又作了很多解释，同时很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好似自己没有错似的，态度很不老实。
在毕鸣岐检讨以后，发言的人都对他的检讨不满意，批评他的检讨内容空洞，态度虚伪。
北京市工商联主委乐松生、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和天津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万国权，都列举事实、揭发毕鸣岐在整风期间，借视察工作的机会，到处点火，进行挑拨离间的反动言行。万国权说，毕鸣岐到天津染料化学工业公司第七厂视察时，对私方人员说，你们提的合理化建议很多，积极性比工人高，比工人贡献多。毕鸣岐还对该厂私方人员谈到“摘帽子”问题，说什么现在这不过是个概念问题。他说我（毕鸣岐自己）愿意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政府不让我摘。毕鸣岐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这里公私关系不错，但我在工商联的办公桌上看不到这样好的关系。因此，在毕鸣岐视察后，这个工厂资方人员和工人的关系就恶化了，后来经过政府很多工作才扭转过来。
万国权接着根据毕鸣岐的亲信交代的材料，证明毕鸣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于抗美援朝，毕鸣岐一开始对共产党提出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表示怀疑；以后，他作为赴朝慰问团的一个副团长从朝鲜回来，背地里却说：“美国炮火威力大，朝鲜已片瓦无存，要不停战，朝鲜问题很大。”毕鸣岐污蔑“五反”运动说：“五反”运动得不偿失，许多工商业者受了很大打击，抬不起头来，积极性发挥不了。对于在工商界进行“肃反”运动，毕鸣岐说，“工商业者都经过改造，那里来的反革命分子？”又说什么“‘肃反’比‘五反’还难，‘五反’有钱就可以交代过关。”
全国工商联常委千家驹认为毕鸣岐的几次检讨是假检讨。当民建和工商联批评章乃器的时候，毕鸣岐说：“章乃器如果请我吃饭，我就替他出个主意，当着众人假检讨一番就过去了。”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检讨了。
千家驹肯定毕鸣岐是原封不动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委徐崇林指出，毕鸣岐是买办阶级分子，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只有消极的一面。但毕鸣岐还多方美化民族资产阶级，说民族资产阶级如何伟大，与工人阶级差不多。
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在发言中认为，毕鸣岐是有计划地从经济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企图夺取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复辟。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前，他总是同国营企业对立，骂服从国营公司领导的王芷洲是国营公司的尾巴，说工农联盟不如资农联盟，不满意税收，仇恨税务局长，到最后还迟迟不申请公私合营。在高潮以后，又抗拒领导，支持董少臣要求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的意见，说中共天津市委的干部是“冀中来的土包子”，说工商联的党员干部是来监视的，说“到社会主义，究竟谁领导谁，就要看谁有能耐了”，“变成工人阶级就可以取得工作上的领导权”等等。毕鸣岐这些言行的目的就在于夺取领导权。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何宗谦揭发毕鸣岐为了满足他的政治野心，一贯不择手段的卑鄙行为。何宗谦说：1950年天津市工业会和商业会合并，选举工商联委员，毕鸣岐被选为天津市工商联第四副主委，就很不满，争选第二副主委。1957年1月，天津市工商联改选，毕鸣岐对他的亲信赵天爵、高幼珊等说：“我当选主任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一定要比朱继圣多几票才好看。”于是，毕鸣岐就叫赵天爵、高幼珊、米禄斋等人只投毕鸣岐的票，不投朱继圣的票。
何宗谦揭露，毕鸣岐为了争夺天津民建会主委，曾对他的亲信说：“我把天津对外贸易行业的五百个经理都拉入民建会作会员，看民建会选我不选我。”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最后发言指出，毕鸣岐和章乃器一鼻孔出气。他今天的检讨，是通不过的。他告诉毕鸣岐，我们要和你斗争到底，直到你彻底交代，从根本上认错为止。他说：“我们对你揭发批判，是帮助你，是希望把你救出来，但究竟救得出来、救不出来，在你自己。”
会议主席胡子昂在会议结束时说：毕鸣岐的检讨，从态度说是十分恶劣的，从内容说是在检讨的形式下对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同志以及社会上对他的批评进行解释和抵赖，甚至反攻别人。两会根据天津市地方组织和会员的要求，责令毕鸣岐回天津继续检讨。如果在天津检讨仍不彻底，将来还要到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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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县云门乡农民揭露
章乃器土改时袒护地主
本报成都17日电 四川合川县云门乡部分农业社员于11日集会揭发1951年在该乡参加土地改革的章乃器的反动立场。汤士忠等揭发章暗地给地主撑腰的阴谋活动。章在开地主会时常把农民武装队员派到远处站岗，偷偷地和地主谈话。地主们也常悄悄去找章密谈，因而使得地主们更加嚣张。汤士忠说有次我去追地主黄绪然应交出的财产，他说“章团长（章是土改参观团团长）说过有就交没有就算了，你们不敢怎样，章团长是给我们办事的”。地主王仲文还对我说：“章团长说你们分到的果实还不稳当”。我那时觉悟不高，以为章是中央来的还说不稳当，就把分到手的磨子水车送还了王仲平。
谭绍成说，土改时地主的儿子王作舟见我背着枪，就说“你们对地主这么毒辣，章团长说不符合政策，你们枪杆恐怕背不稳当，说不定二天要掉过来。”
章在土改中处处袒护地主。陈伯均说，我们斗地主就像挖了章的心头肉一样，他处处拿政策吓唬我们，打击农民斗争情绪。当时农民都背地骂他是地主后台老板。
章对工商业兼地主更加袒护。赵崇贵说，地主郑崇文很狡猾，我们用手指着同他斗争说理，章就训我一顿，说我违反政策。农民们见章对地主处处包庇，很多农民说，有了章乃器地主阶级打不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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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渡过台风侵袭
警报解除一些地区将有暴雨
新华社广州17日电 南海台风昨晚以十级风力于广东东部海丰县至宝安县间登陆，今晨黎明前，以八级风力在广州市南部掠过，吹向西江上游。目前风力已减弱至六级。
初步估计：有八人死亡，一只渔船沉没，还有数十只下落不明。受中心台风波及的海丰县塌房三十余间，未割的熟稻约损失二成。
台风登陆前的两三天，有关的几个县组织了三十多万农民抢割稻谷，三万多名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和城镇工人下乡参加防风工作。沿海的海军和航运部门都派出舰艇和船只出海通知渔船回港避风。有四个县还帮助一千四百多家房屋不牢固的住户迁居避风。灾后，各级领导部门正继续深入了解灾情，处理善后。
新华社17日讯 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17日中午十二点发布台风解除警报及暴雨预告：
南海的台风已于昨晚二十三点在汕尾偏西地区登陆，并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今晨八点已移到了广州西北方约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目前台风已经减弱，此次台风威胁已经基本解除。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受台风残余势力影响，广东及广西东部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南海北部海面尚有五、六级的偏南风，以后将继续减弱。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西南部将有暴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东北部将有大雨或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