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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甘肃省的事实
邓宝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
开国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一切爱国的人们，看到祖国这样伟大的发展和变化，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尤其是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旧中国渡过了大半生，可以说是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亲眼看到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更是感到今天的来之不易。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瞻望将来，我们都会体会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但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之流，竟然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想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拖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想把全国人民从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拖回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断乎不能容忍的。这次会上，许多代表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严正的批判，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正义愤慨。我是甘肃人民的代表，我应当出来说话。我要用甘肃的事实，来揭穿右派分子抹煞开国以来的成就，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谰言，让大家看看，右派分子对现实的歪曲污蔑，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解放前的甘肃——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解放前的甘肃，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特别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二十多年期间，甘肃各民族人民被拖到了绝境。那时候，生产破坏，农村破产，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遇到灾荒，更是束手无策。一九二九年的大旱，单是兰州一地，灾民饿死街头的就在万人以上，出卖儿女的到处皆是。反动统治者对于甘肃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真是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他们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竭力挑拨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纠纷，使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正是由于反动统治的结果，甘肃的经济文化处于极端落后状态。到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全省除了玉门油矿略具规模以外，只有三十几个破破烂烂的小厂矿，职工不过七千人。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二点一五。粮食产量，只有四十三亿多斤。境内仅有的几十公里宝天铁路，还是有名的“盲肠”。大部分县不通汽车，不通电话。全省小学生不到三十万人，大学生只有一千多人。长期的反动统治，留给甘肃人民的只是一部血泪史。
解放后的甘肃——拨云见天，安居乐业
解放以后，甘肃人民是拨开乌云见青天。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六年，更是大变革、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六年。到一九五六年底，甘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空前的成绩，全省已经有三百多个生产厂矿，正在建设的有六十多个厂矿，其中包括炼油厂、石油机械厂、热电站等十几个大型工业。职工增加到三十万人，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十五点八六。粮食产量，达到一百零九亿斤。已经从历史上的缺粮的省份变为余粮的省份。百分之九十的农业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五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大量的旱地变成了水地，单是一九五六年增加的水浇地就达到四百三十六万亩，超过了解放后六年间所修水浇地面积的总和，相当于解放前几千年间所有水浇地面积的一半还多。在最干旱的地区，有一百多个乡，由于水地增加，已经可以摆脱一般旱灾的威胁。新修的铁路有一千五百多公里，正式通车的有八百多公里。公路达到一万四千多公里，县县通汽车，区区有电话。就连历史上以艰险著名的阴平古道（文县），在一九五六年也修通了公路。全省小学生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多人，大学生增加到六千多人，单是群众集体举办的小学就有三千多所，学生十六万多人。全省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民购买力从一九五○年平均每人六元提高到四十五元，全省棉布销售量从一九五○年的九十五万多匹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万匹。各民族人民已经结成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关系，这个关系，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正在一天比一天加强。现在，全省人民正以无比的热情，努力把甘肃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甘肃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逐步地实现。
从解放前后的甘肃情况的对照中，从甘肃八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发展变化中，说明什么问题呢？它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八年来的成就是伟大的。它有力地证明了右派论调的彻底破产。
我们并不掩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肯定成绩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在八年来的工作中发生过缺点和错误，也并不放松应有的努力来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尽管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而且其中有些确是难以避免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也决不加以忽视，只要一有发现，就想办法纠正，并且从中取得教训。特别是甘肃地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很快，而原有的基础很差，我们的经验又很不足，更需要随时注意，力求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尽量少犯错误，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同成绩比较起来，毕竟是极其次要的，而且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右派分子故意夸大缺点，颠倒黑白，把我们的工作说得“一团糟”，实际上是完全蔑视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劳动成果，竭力打击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图中伤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便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当然，立场的不同，思想感情的不同，对于好和“糟”的看法，必然也是不同的。就拿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把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广大人民看来，是挖掉了穷根，是天大的好事；而在右派分子看来，则是挖掉了命根，是天大的糟事。他们特别感到痛心疾首，也是很自然的。右派分子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其实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能早就把他们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了。
右派分子既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自己
像一切狂妄的野心家一样，右派分子是毫无自知之明的。他们既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自己。他们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把人民估计得太低了，以为人民是可以愚弄的。他们以代表人民说话的姿态出现，到处点火，以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跟他们走，共产党就会垮台。北京的储安平，承章、罗联盟之命，不辞千里迢迢，派记者到兰州点火，给甘肃的右派分子撑腰。他们的利令智昏可以说是达于极点了。而结果呢？火是点起来了，可是并不像右派分子想的那么美妙，燃烧起来的是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怒火。玩火者必自焚。这对于右派分子说来，应该是一个极其辛辣的教训。现在，右派分子已经陷于孤立。如果他们不想自绝于人民，就必须立即洗心革面，向人民作彻底的交代，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否则，真要后悔莫及了。
反右派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待右派分子不能温情，对右派温情，就是对人民寡情。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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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云川在右派集团向人民猖狂进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化云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本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并且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努力贯彻执行。
在预备会期间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我对这个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文献，理解得还不够深刻，但已感到自己的眼睛比以前亮了好多，对右派集团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今天我想谈一谈为章罗联盟效力的张云川在右派集团向人民猖狂进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把党的工作说成一团漆黑，丑化党员，诬蔑积极分子
张云川是我们河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他是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又是民盟中央委员兼民盟副秘书长，不用说是一个不很小的人物，他和他的大头目们一样，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旗子，向人民大放冷箭。在中央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和其他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一样，把实事求是的肯定成绩说是“公式”，把说成绩的人说是言不由衷、说假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封住人民的嘴，由他们这一小撮人任意胡作非为，颠倒是非，把黑的说成白的，以达到他们把人民中国说成漆黑一团的目的呢？如果不是这样，他又有什么根据说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诬蔑党员站在群众头上，有革命的特权，大小干部是大小官，而且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等等？在党员和干部中，无疑有作风不好的人，但这是少数，甚至于是极少数，并且正因为有缺点有错误，所以党才进行整风，以便改正，这应该说是最伟大、最光明的举动。可是在张云川嘴里就把个别的、局部的，变成了全面的、全体的。在这里张云川特别对积极分子不满，说积极分子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用最恶毒的话骂积极分子是汤勤（审头刺汤剧中严世藩手下的奸险小人）。后来他感觉这说得太露骨了，所以又声明说我说的是假积极分子，是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可是我们知道他说的假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说的真积极分子，请看他指责党说：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从此可以看出张云川是如何的仇视靠拢党的人。张云川假借梁山泊的故事和人物对党的统战政策、统战工作也大肆攻击，很为卢俊义坐了梁山泊的第二把交椅，李逵、柴进不受重视，大鸣不平，以挑拨民主人士和我党的关系。尤其恶劣的是这种观点在此次小组会受到大家的批判时，他把另一位代表拉到室外说，我说的李逵……是指的你带兵起义，安排为委员，黄琪翔没带一兵一枪反摆在你上，是替你不平，竟然当场进行挑拨活动。张云川为什么对工作只说缺点不讲成绩，对我们在各种岗位上艰苦工作的广大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民主党派里的积极分子也好）说得那样坏，把一切都说得那样坏呢？这是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向人民进攻的一个大法宝，因为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就可以丑化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就便于造谣中伤，混淆黑白，煽惑人心，以便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既然人民中国都是坏人坏事，你们不下台何待？！
在郑州积极收集右派喽啰，死心蹋地执行章罗同盟大发展的任务
张云川在北京完成了头一个进攻的战役后，又急急忙忙的跑到郑州，执行章罗同盟大发展的任务，为章罗收集破铜烂铁，作为争天下的资本。在郑州他宣传北京大学大鸣大放的情况，他宣称林希翎的意见大部分是对的。这不是想在郑州也把反对社会主义的火燃起来是什么？在他布置发展任务时交代说：“对向党汇报的假积极分子，你们不要发展。”发展什么人呢？很显然，他们要发展的也不过还是那些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张云川自己亲自寻找的对象大部分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为什么专找这些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又想干什么？请张云川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不过他此行成绩不大，因为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张云川到郑州不久，人民就开始揭发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了。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了，右派头子看到形势不好，就一面收缩，一面抵抗。难怪这时张云川给李伯球、章伯钧写信埋怨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载着农工民主党座谈会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党整风，甚感稀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也令人很觉那个。”可谓出乎张云川意料之外，但张云川并不肯就此而止，仍然继续散布恶毒的言论，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农工民主党成员向他请示对北京反击章、罗右派分子的态度，他回答说鲜花毒草看是谁看。可以看出张云川反动的立场是如何的明确坚定，像章伯钧、葛佩琦这些反人民的“英雄”们，不是已经受到台湾、香港和美联社的欢呼了吗？张云川的发言也受到了台湾的欢迎。可是张云川还假惺惺地说章伯钧、葛佩琦的言论，没有市场，不必要追，而对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这件事，则断定“这不是真的”，换句话说，恐吓信是有意捏造的，是人民的阴谋了，这是何等的恶毒！谁能说张云川的爱憎不分明呢？
在视察中常常造谣诬蔑，颠倒是非
张云川这种反动的荒谬的言行，不是偶然的，他在江苏、安徽、河南、新疆等省区多次的视察中，常常是把农村干部说成大部分是坏的，甚至故意捏造什么灾区把树皮、树叶都吃光了，到了那个地方，人们问他树上的叶子是那来的，他说，我说的是过去；说这里饿死了人，那里也饿死了人，买粮也挤死了人，民有饥色，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满意党等等谎言，这就是说他们把造谣诬蔑、颠倒是非当作实现复辟的依据和策略。但你们这样作，你们真的能达到偷天换日目的么？你们的野心真的能够得逞吗？
我认为这完全是梦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的天下是金城汤池，妄想动摇国本，是人民所决不允许的，劝告右派先生们要清醒一下，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你们的罪恶的言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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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是新疆各族人民唯一正确的道路
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及其他同志的报告。
我国人民在解放后的短短七年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五大运动基础上取得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在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就使我国社会和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稳步地前进着。
我现在仅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方面，发表一点意见：
旧的民族关系根本改变
解放后，新疆地区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根本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友爱的新的民族关系，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教育，从而提高了各民族人民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使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不断的增强，在民族团结友爱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自下而上的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成立了五个自治州、六个自治县和一些自治乡。一九五五年十月正式宣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从此实现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并更进一步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几年来，根据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执行民族政策工作中，我们特别重视了民族干部的培养。例如：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派送民族干部到内地学习等。此外，还通过各种群众运动培养和提拔了大批民族干部，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干部。现在全自治区有民族干部六万一千三百三十名，约占全自治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五。较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二倍。民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上也有相当的提高。培养了大批的各民族骨干干部和领导干部，他们都在党政机关中担任领导工作。例如政府的自治区主席、专员、县长级的民族干部约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五九。县人民委员会科长级干部中民族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二九。各级党委机关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干部担任负责工作。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是受到尊重的。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中，大都使用着本地民族的语文，这就便利于民族干部行使职权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同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
解放以来，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和各族人民的需要，大力发展了工业建设，截至一九五六年，全区范围内共有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十七个，限额以下的工矿企业六百五十八个，在限额以下的工矿企业中三百一十一个厂矿是在解放后建立起来的，工业总产值较一九四九年增长四十九点一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工矿企业中民族工人的数目已增加到一万九千五百四十六人，占全区工矿企业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二，其中大多数职工都掌握了新的技术。这就是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培养了少数民族工人阶级的队伍。全自治区的耕地面积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六，粮食总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点零六倍，棉花的产量增加了十倍。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自治区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九年自治区仅有一所大学，一九五六年增加到了五所，中等学校现有一百二十四所，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三倍，大中学校的学生数目共增加了六倍，小学学生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全区的医院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点二，病床增加了四倍半。
这几年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团结了宗教人士、各民族的代表性人士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并帮助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因此，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并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关于这一点赛福鼎同志已作了详细的说明，我不必要多谈了。
总起来说，解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地证明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证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新疆各族人民唯一的正确道路。对此全自治区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体会是很深刻的。右派分子企图不要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自治区各族人民对右派分子这些幻想是十分愤慨的、是坚决反对的。
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当然我区在执行民族政策上也是有缺点的，如有的自治州、自治县至今还没有制定出自治条例，没有在国家的统一法制的基础上，根据各自治地方的特点，制定需要的单行法规。上级领导机关对于所属自治州、自治县的职权尊重不够，对于较落后的自治地方的各方面的发展重视不够。在实行了区域自治的民族中，对于其自治地方的其他民族的一些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有些自治地方的人民警察中，没有适当照顾自治民族成员，有些自治地方的机关中，本民族干部还少。尤其商贸部门的民族干部则更少。因此在商业贸易工作方面，由于对民族特点和需要了解不够以及语言方面的隔阂而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发生的问题。
各个自治地方的财政权限还未明确划分，因此使各该自治地方不能很好的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工作和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有些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中，对于本民族文字的使用上，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对于民族风俗习惯也还有不够尊重的现象。在个别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精神不够。
应该说明：上述的缺点是在缺少工作经验和干部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前进中发生的，但必须肯定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抹煞这些事实。我们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在我们的巨大成绩中找出个别缺点钻空子，我们一定要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右派分子企图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民族团结，以及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自治区各族人民是会清楚的注意着他们的阴谋诡计。自治区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着党和人民政府。我们各族人民生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要更加巩固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勇往直前的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今后我们将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定期地检查其执行情况，加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更进一步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关系并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克服与防止在少数干部中存在着的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要重视发挥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划分各级自治机关的财政权限，因为明确划分财政权限，有利于自治机关更好地根据地方的具体条件发展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更好地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达到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应当是数量与质量并重。只有培养出大批具备一定政治业务水平的民族干部，才能充分发挥自治职权，顺利发展各项事业，并能加强与巩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再加上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的帮助，就会使我们的建设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此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特别重视民族地区的文教事业，并在财政上予以照顾。同时在民族地区还应重视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培养翻译干部的工作。
在培养地方民族工人方面，解放后，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民族工人。但有些地方还重视不够，例如中央有关部门调配直属中央的国营厂矿中需要的工人时，大部分是由内地各省调派的，这在一方面是对的，但应该首先吸收当地的民族工人，若人数不足时，再有计划地由内地招聘。这样既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就业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壮大少数民族工人的队伍。这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人民，衷心地爱戴和拥护各民族的救星——中国共产党，衷心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同全国的各个兄弟民族一起，依靠各少数民族的老大哥——汉族人民的帮助，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们坚决相信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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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关基督教方面的三点意见
邓裕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所做的各项报告。这些报告都说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伟大成就，并且有力地揭露了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这些报告使广大人民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场，使他们不能再用巧妙的言论来欺骗群众。在下面着重谈谈有关基督教方面的三点意见。
一、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斗争到底
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不能说右派的思想和言论没有影响，没有市场。我们基督教界人士有许多人曾经受过英美式的教育；我们曾经有过严重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我们曾醉醇过英美式的“民主”和“自由”；我们也曾有人向往过“中间路线”。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在匈牙利事件以后，上述这些曾经被否定的思想在有些人中间或多或少的又重新抬头。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这几年来新中国建设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任何一个没有把良心湮没的人都能清楚地看见的。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所享有的是真实的符合客观需要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决不要中国人民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被奴役的地位；我们决不能允许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要用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许多革命志士用鲜血得来的独立和自由。在一九五六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提出一个“三大见证”的口号，就是彻底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这三个见证今天是，将来也还是中国基督徒努力的方向。我们衷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领导；我们要坚决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流传在基督教内的影响展开斗争。我们相信经过这一次揭露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运动以后，那些曾经受他们蒙蔽和欺骗的基督徒一定会醒悟过来，重新站稳人民立场，为中国教会的爱国运动和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继续警惕和粉碎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
除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以外，我们还需要警惕帝国主义对我们的阴谋。帝国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是不甘心的，因此这几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进攻。他们一直歪曲说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或者说只有表面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制造了许多关于中国教会、关于中国基督教人士的完全没有根据的荒谬可笑的谣言。大批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英美传教士还留在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研究他们对付中国基督教的新策略，继续散布思想毒素。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有不少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出版物从香港寄到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那里，这些出版物歪曲圣经，散布消极悲观思想，宣传帝国主义的“威力”和对战争恐惧的心理，宣传基督徒和共产党的对立。
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不单单是要继续控制新中国和许多其它曾经在他们“势力范围”的国家里面的基督教，他们的阴谋是同他们的颠复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举一个例：一九五六年八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曾经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同年十月匈牙利事变发生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一个负责人曾经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英国基督教刊物“大英周刊”上骄傲地说：“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匈牙利教会生活里开始”；“一九五六年八月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为这个新的日子铺平了道路”。在匈牙利教会里的反动分子重新上台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又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另一个基督教刊物“见证”上说：“我们在布达佩斯开会的时候已经知道将要在匈牙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根据我们从匈牙利教会内部得来的消息，这个负责人在匈牙利事变最紧张的时候曾经几次从日内瓦用长途电话同布达佩斯的匈牙利教会里的反动分子联系，指示他们赶快利用时机在人事上造成既成事实，把倾向法西斯的分子捧上台来。事情还不够清楚吗？这并不是什么宗教活动，并不是对匈牙利教会的自由的“关心”。而是帝国主义赤裸裸地通过匈牙利教会内的反动分子来进行的对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颠复活动。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们企图在匈牙利做这样无耻的事，他们也企图在新中国做同样的事。他们在匈牙利是失败了。我们新中国的基督徒对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一定要加倍地提高警惕，使他们对于新中国教会和对于我们祖国的破坏活动都能随时被揭露、被粉碎。
三、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体会
在过去几个月中在全国各地宗教事务部门和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中，基督教界人士曾经提出不少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合理的，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提出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带有片面性，把责任完全推到党和政府的身上的。吴耀宗先生在今年三月的政协会议上除了反映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情况外，还提了两点具体的意见：第一希望政府加强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加强宗教事务部门的人力，特别在基层方面；第二建议根据宪法第八十八条制定一些与执行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例。这些建议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这两个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迅速的具体的见之于实行。
在过去二年我曾经到过山东和安徽进行视察工作，我亲自体验到宗教政策的贯彻同基督徒的积极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基督徒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参加得越积极，宗教政策就一定执行得更好；另一方面宗教政策执行得越好，基督徒的积极性也就越高。例如：河南洛宁崇阳乡北?村住着二十来户人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因而从一九五四年起，这个村庄就改名为“福音村”，村里的信徒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他们都已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白天一起下地劳动生产，晚间一起唱诗礼拜、互相帮助，从不吵架。一九五六年在县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上，这个村被评为模范队，得到政府奖给农药一袋，锦旗一面。今春福音村的生产搞得更出色，全队麦田全部施行了两次追肥，有的经过三次，并且及时除草，适时浇水，麦苗长得特别旺盛，大秋地也整理得很好。因而这次评模中福音村又被评为模范队，社里赠给他们一面红旗，他们将红旗插在教会的前面，现在全村信徒们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另外像中华基督教会江阴区会共有信徒五千四百四十三人，其中生产劳动模范、军属模范、扫盲模范八十六人，人民代表二十九人，农业社干部及其他行政干部二百三十四人。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一九五六年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的信徒三十人，各级政协委员十人，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干部二百六十二人，被评为先进模范者四十四人。据上海一百余所教堂不完全的统计，共有先进模范光荣称号的信徒一千零六人（尚未包括“五好”积极分子在内）。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基督徒是可以贡献一份力量的。从这些事例也可以看出贯彻宗教政策应从两方面来做。一方面我们教会的负责人士一定要不断地提高全国信徒爱国主义的认识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政府对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还存在着的问题加以更好的注意和更迅速的处理。
诸位代表，解放八年来我们基督徒和全国人民一样，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并且亲身体认到我们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忘我的劳动下，迅速地在改变它的面貌。举一个使我们高兴的例子：过去我们自己不能制造汽车、飞机和各种复杂的机器。今天我们自己都能制造了，并且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发明和创造。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祖国就可以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今天我们人民的生活也在逐渐提高，一天比一天过得好。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幸福，感到兴奋，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要更好地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地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同时我们更要进一步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来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破坏建设的阴谋。我们基督徒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努力生产，努力工作，让我们可爱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