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党是引导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最英明的指挥者
杨显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以及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
我是一个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一向从事棉花的研究和改进工作。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像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不仅毫无成绩，而且倒退了。我现在就亲身的经历，将解放前后棉花科学技术工作的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用铁的事实，来彻底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党阴谋。
改良棉花品种取得巨大成就
首先谈一下我国棉花品种改良情况：远在清朝末叶，我国纺织工业就有了某些发展。从一八九八年开始就在湖北等省推广陆地棉良种。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也曾在国内推广陆地棉良种。可是，直到一九四九年，所能推广的陆地棉良种的面积只有四百二十万亩，在那时全国棉田中，仅仅占到百分之十左右。解放后，经过短短七年的时间，陆地棉良种的面积，已经达到八千四百零五万亩，占全国棉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十九倍。由于棉花良种的普及，我国棉花纤维品质也大大提高。在解放初期一九五○年的时候，全国商品棉中，棉花纤维在一英寸以上能纺细纱的，仅仅占百分之七点三，但是到一九五五年，便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点二八。由于棉花良种的普及，保证了我国纺织业的需要，也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有中级纱和细纱原料完全依靠外棉进口的情况。在良种选育的方法上，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棉花科学工作者运用中棉和陆地棉的种间杂交以及陆地棉和海岛棉的无性杂交等方法，育成了长绒棉二号和长绒棉三号的良种棉。这种选育新品种的科学方法，已引起了国际科学工作者，尤其是苏联科学家们的注意。在解放前，对于纺织高级细纱的海岛棉，能不能在我国种植，一直是个疑问。虽然也经过多年的试验，但没有找出什么可靠的答案。解放后，我国棉花科学工作者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试验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证实在我国的新疆、云南、广东等地区都可以种植海岛棉。这就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解放后我国的棉花品种和品质改良工作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要问右派分子，对这一事实作何解释呢？
改进栽培技术，出现大面积丰产棉田
在棉花栽培技术方面，我国农民是有悠久历史的，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但在解放以前，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重视农民群众的宝贵经验，棉花科学研究工作，只注意选种，不重视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改进。反动政府也不允许科学工作者经常下乡。有些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接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竟遭到反动派的诬陷。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因而长期以来农民的经验不能总结，植棉技术得不到提高。解放以后，棉花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才注意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植棉技术经验。同时，学习和运用了苏联先进的植棉科学技术。现在，我国栽培棉花已经有一整套的科学栽培技术。目前，广泛采用的密植、早播、深耕、整枝、施肥等等先进技术，在从前的棉花科学界都是没有肯定或者是根本否定的。由于改进了栽培技术，发掘了增产潜力，解放后全国各棉区已不断地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高额丰产和大面积丰产的成绩。一九五二年山西翼城县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棉田，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一千零二十一斤籽棉（比当年全国平均产量高9.9倍）。一九五五年新疆玛纳斯河棉区在八万多亩的大面积棉田上，平均每亩产籽棉四百斤（比当年全国平均产量高2.8倍），其中高额丰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每亩一千三百九十二斤籽棉（比全国平均高12.2倍）。长江流域一带的两熟棉区，过去栽培粗放，产量很低。解放后，大力研究和改进了两熟套作技术。现在，许多地区已经作到了棉粮两熟都丰产。如湖北省八百多万亩两熟棉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一倍多。湖北平均产三百斤籽棉（比当年全国平均产量高2.2倍）以上的大面积丰产合作社就有五百多个。
群众掌握了治虫的先进技术
再看一看防治棉花病虫害的工作。在国民党时代，从事棉花病害研究的人员，只能带点简单的药械在农场或到农村去作一下防治棉花病虫害的宣传和示范工作。棉区农民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群众性的防治工作是极少的。使用的药剂也是些效力不高的，如烟草水、棉油乳剂等。喷洒药剂的器械更是少得可怜，主要是用手工浸沾法。解放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国已大量地应用666、1605、1059、滴滴涕等现代化的、效力高的农药。近代化的治虫药械已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先进的治虫技术已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掌握。近几年，治虫的范围，约达到全国棉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解放前，我国根本不会制造666、滴滴涕、1605、1059等农药。但是，在解放后，由于党的重视和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现在我国已能大量生产666、滴滴涕。今年又可以开始生产1605。1059的试制也已经获得成功。熏蒸棉籽杀虫用的溴化甲烷和棉种消毒用的西力生，我国也已能自己制造。在药械制造方面，从一九五○年起，我国就能生产七万多架喷雾器喷粉器。在一九五六年，每年制造能力已经达到一百万架以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我国已经试用飞机防治棉虫。这些成就在旧中国真是不可想像的事！
统一分级，优级优价
就棉花分级标准来讲，由于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原棉统一分级标准。在反动统治时代，这个问题研究了几十年，可是根本就没有见诸实行。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在一九五○年就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棉花分级办法，公布了全国统一的“棉花分级标准”。这些办法和标准，在短短四年内，已在全国各初级棉花市场普遍贯彻执行，农民卖棉花能得到优级优价的好处。实行棉花标准最早的是美国，搞了四十一年，全国棉花标准才初步得到统一。到现在有了六十年，它的棉花标准还只能在中级棉花市场执行，也只是给中间商人从中取利，农民卖棉花得不到优级优价的好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棉花科学工作队伍逐步壮大
在棉花科学工作的队伍中，解放后，也逐步壮大和发展起来。现在，全国有七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都在进行棉花试验研究工作。棉区各省、自治区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综合试验站以及棉花专业试验站，都在进行棉花科学研究工作。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筹设全国性的棉花专业科学研究所。国家这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右派分子竟说我们的科学工作不及反动的国民党时代，这是恶毒地诬蔑我们的党和全体的科学工作者。
再回想一下我们一些科学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遭遇吧！以我自己为例：我于一九二七年在金陵大学毕业，后来又到美国留过学。当时一心想从事棉花研究工作，为我国棉花改进事业贡献一分力量。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的一点愿望完全落空了。反动政府是不关心怎样来发展我国的棉花生产。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不靠派系活动，不靠人事关系，连一个工作也找不到。我在国民党时期，混了十九年，曾经失业过七次，调换工作十三次。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四年，最短的只有两个月，平均一年半就得调换一次工作，而且常常不让我做棉花科学工作。有一个时期，我竟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当干事。像我这样的遭遇，在旧社会是不少的。请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所有从事棉花工作技术人员是怎样呢！我们都能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安心地进行工作，积极地为发展我国棉花科学和生产而努力。这就是新旧社会对待科学工作者一个鲜明的对照。在旧中国，一个科学工作者，连找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机会都很困难，试问这样的时代，科学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植棉科学技术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当然，我们并不说解放后几年来，我国棉花科学技术工作已经没有什么缺点了。缺点还是存在的。例如我们虽注意了棉花品种推广工作，但棉种混杂和退化现象还没有克服；对于克服棉花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雨涝灾害的各种技术措施，还研究得不够；在棉花栽培技术方面，有的地区还不能很好地掌握因地制宜的原则。这些工作都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改进的。
但是总的来讲，解放后，我国棉花科学技术改进事业的成绩是极其巨大的。仅就棉花产量而言：一九五五年，我国棉花皮棉总产量为三千零三十六万担，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八万担增加了两倍半，比解放前一九三六年我国棉花最高年总产量一千六百九十七万担，高出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方面，一九五五年为皮棉三十五点一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一点六斤，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由于我国棉花产量和质量的迅速提高，已经根本扭转了解放前我国原棉依赖进口的情况。
我上面所谈的，仅仅是我国棉花科学技术工作，在解放后八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在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粮食作物方面，以及农业科学的各个部门，也都已经同样地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党的重视科学、并且实际上能完全领导科学工作；也充分地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科学技术工作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的。右派分子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说：党是引导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最英明的指挥者。右派分子想借此混淆是非，来实现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是狂妄无知，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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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马思聪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董必武、彭真诸同志的报告。解放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在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上是这样，在文化事业建设上也是这样。从音乐工作方面说，成绩也非常显著，音乐院校的数目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学校的设备和学生人数更不止增加一倍。此外，国家还建立了许多专业的音乐团体。这几年来，我国出现了很多年轻而有才能的歌唱家、演奏家和作曲家，其中有十来位获得了国际音乐比赛奖。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右派分子否定不了的。
过去，曾经有些外国人污蔑中国，说我国是一个没有音乐的国家。实际上我国音乐文化发达得非常早，而且有极为繁盛的时期，很久以来我国人常常称自己的国家是“礼乐之邦”，把乐作为自己国家的光荣的特征之一，可见音乐在中国人民生活当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了，事实也是如此，孔子用来作为教育方法的六艺，乐就被列为第二位，在孔子以前，就已有了关于从黄帝到周代的各个朝代的代表音乐的传说。所传说的咸池、大韶、大夏等等音乐当然没有方法去加以证实，但这种传说的产生却说明了产生传说的时代以音乐文化的发达和对于音乐的重视，从周代起，就开始建立乐制了，宫廷有乐队，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乐器已经种类繁多，金石丝竹之属有好几十种。至于乐曲，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被记载下来的曲名非常多，看来也是很丰富的。乐曲的形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唐代更是中国历史音乐文化的黄金时代，音乐普遍流传于宫廷和老百姓，乐曲种类的繁多、内容的丰富、形式的复杂和完整在历史上也是空前。唐以后，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经济上的长期落后，音乐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近三、四百年来，我国音乐更是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后面了。这是我们应该急起直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向我们提出了应该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的音乐文化的要求，也为我们进行音乐创作准备了精神的、物质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光荣的任务。
进一步鼓励作曲家的创作实践
和解放以前比较起来，我们的工作条件已经好得多了。但是，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音乐工作需要来说，还有着很多不够的地方，今天我从创作和演出这两个重要方面来谈谈。解放以后，国家对作曲家采取了薪金制，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但在创作报酬制度方面却注意得很不够，至今还没有建立出一套合乎需要的制度来，结果没有能从创作劳动报酬这方面去鼓励创作实践，这是一个缺憾。作曲家写歌曲，还有刊物或报纸可以发表，得到一些稿费报酬。但是写器乐曲，即使写出的作品能够得到演出，得到广播，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如果不出版，就得不到任何报酬（而器乐曲的出版比歌曲困难得多）。目前演出团体演出作曲家的作品是不给报酬的，广播电台对音乐广播节目虽有一定的报酬，但对作曲者却是不给报酬的。有的作曲者给自己的作品写了点说明，文字部分可以得到稿费，而作品本身却得不到任何的报酬。最近有些地方的广播电台据说是为了增产节约而把原来已经不大合理的给演唱者演奏者的报酬又降低了三分之一。唱片的版税也规定得过低，音乐家的劳动没有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几年来唱片厂给曲作者、词作者、演唱者、演奏者、指挥者的全部酬金的总数，还不到上缴利润和税款的二十分之一。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两年，有关方面也已经讨论了一两年，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为了繁荣音乐创作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规定出合理的稿酬制度和音乐作品的上演酬金制度。此外，国家还应建立音乐作品的收购制度，因为像交响乐、歌剧等大型作品，如果没有收购制度的保障，许多作曲家是不敢尝试的。
为音乐家的演出创造更好的条件
音乐家艺术实践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出，在这方面现有条件还不能满足需要，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演出场所，北京有许多音乐团体，有许多歌唱家和演奏家，也经常有外国音乐团体和音乐家来表演，但却没有一所音乐厅。解放以后北京已新建了好几个大剧场，但连同旧的剧场都已分配给各剧团、剧院所有，只是音乐没有自己的场地，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从东单对外贸易部起到天安门的公安部，这一条街的半边就有五个大礼堂，据说使用率非常低，为什么能够修建这些礼堂而不能修建一个迫切需要着的音乐厅呢？上海、天津、成都等大城市也是没有音乐厅，很多音乐团体不能经常演出，很多音乐家想演出没有地点。除了缺少音乐厅外，演出的组织工作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欧洲有很多国家有演出公司，专门做音乐家演出的组织工作。苏联也有类似的机构，我以为这个办法很好，现在我们专业音乐团体演出少，音乐家演出得更少，一个音乐家想要演出，他总无法从场地到卖票自己去包揽一切，如果有类似演出公司的组织，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也就能帮助解决人民缺乏音乐生活和音乐家缺乏演出的矛盾了。
对于音乐家在艺术实践中所迫切需要的必要的器材，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以解决，例如苏联以及全世界的演奏家都普遍采用的斯坦威的钢琴，目前在中国就只有一架。因此许多中外的演奏家常因为没有好钢琴而使艺术表演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大力培养音乐专家
中国音乐曾经有过极为繁盛的时期，但现在许多地方的确还比较落后，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除了应该很好的学习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外，借鉴外国经验也很重要。近几年来，我国聘请了一些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音乐专家来讲学，对于提高我们的音乐水平有很多帮助，目前我们还缺乏音乐专家，要大力培养，请外国专家来帮助我们培养专家是有效的办法之一。所以今后还应该继续聘请各种乐器和声乐，音乐理论的专家到我国来教课。
音乐在人民生活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为建设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努力的同时，广大的人民日益要求有更多更好的音乐粮食。满足他们的需要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一个繁荣的音乐高潮是会提早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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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族人民的衷心话
载涛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各项工作报告。
我学习了讨论了总理的报告后，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极大的收获和提高。若没有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祖国不会站起来得到今天的国际地位，若没有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是不可能这样胜利的走入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小地位，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六亿人民的如天之福，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果实，是历史上的奇迹！
从报告中所举出的增产数字来看，可以证明我国生产发展速度广度的突飞猛进。这不用说在解放前历代的生产情况根本不能和今天相比，即从解放以来几年的成绩来看，也是逐年增加，日新月异。
至于广大人民的生活，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物质上，都随着生产的发达，得到显著的提高。我在视察中看到，无论汉族人民或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和教育下，生产日有提高，因之生活日有改进。即以我们满族人民的情况来说，比起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的被压迫、歧视，任其自生自灭的悲惨遭遇，真是有天渊之别。现在我们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欢欣鼓舞的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劳动，学习先进技能，提高生活，衣、食、住、行和政治、文化，都有显著的增进。各地满族人民在见到我的时候，都表现了感激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对于党的伟大、正确的政策，都表现出衷心的拥护。
明显的事实、辉煌的成绩摆在我们的面前，而右派分子却毫无良心的加以歪曲以至诬蔑。他们果然是没有看见吗？不是，他们是另有居心，是想把进步的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以便资产阶级得到复辟。我现在郑重地警告右派分子，你们的梦想是枉费心机，我代表我们满族人民警告你们，你们的反动思想，荒谬言行，我们有十足的把握使之粉碎。社会主义是坚决不容许丝毫动摇的。我们一定全力保卫这项伟大事业，保卫我们翻身的果实。
现在我们各地的满族人民在政治生活上，就热烈的要求学习马列主义，像成都已经和当地蒙民一同组织起学习会。在文化教育上，广州成立了满族小学；各地历次的参观团，也都有满民参加，大家看到飞跃的建设成绩，更增加了绝大的信心，更提高了要求进步的热情。我谨代表我们全体满民，说出衷心的话：今后永远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前进，为建设更光辉、更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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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从新做人
马哲民的发言
我虽不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却是从旧社会中来的旧知识分子；旧社会的恶劣生活习惯，沾染很深，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虽学习过和写作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只算理论上或概念上被接受的教条，没有与工农实际斗争，密切结合，做到为工农服务，并不能改变原来思想的本质。虽参加了一些民主革命运动，徒然加强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反而妨害了我底思想，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我过去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参加民主革命所作的一切，按照今天社会主义要求来衡量，便成为阻碍自己进步的绊脚石。我必须面对真理，彻底粉碎旧日我底一切，以求在新社会做一个新人。我也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
一
现在我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我们旧知识分子，到底是否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是单凭空口白话，或主观愿望和感情作用，而是要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清清楚楚的认识，站得稳立场，受得住考验。而这些根本性问题，又以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信仰中国共产党，为其前提。党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并进行社会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铁的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不会有这一切，尤其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
过去我对于这个问题底表面上的道理，仿佛也能说，并有二、三十年跟着党走的历史，能够说不真实吗？可是，由于事实的考验，深刻地检查，才知道并不完全是那末一回事。譬如我原来是党员，只因不能克服困难，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掉了队，被党开除；后来本有机会，说明当时不得已的情况，争取恢复组织生活，只因怕牺牲，怕丢掉个人自由的生活，对党的同志，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解放以后，我虽向党交代了一切事实，但还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尚以为个人对党无罪，不向党思想见面，反想回避这种缺点，怕党搔着这种思想上的疮疤——硬说：我对党只是无条件帮忙，帮得多少，算得多少，试看这种严重的思想毛病，还能说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献给人民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因对党的态度不正确，乃使我对党的领导，也有错误的看法。不错，自毛主席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对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拥护的。同时，我也常常在争取党的同志，共同工作，并将自己的工作，汇报给党的同志（有时是以这样做来逃避工作责任）。但我却往往只强调接受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忽视党的组织领导。我个人并不十分觉得对党负有直接责任，必须经常请示党；甚至于直接和党组织的接触，更是不多。因而就将党的领导，偏重于政策方针，忽视了领导、保证和监督执行这种政策方针的“核心力量”（党组织）；这不仅不能很好的贯彻党的领导，反而容易发生单独行动，脱离党领导的危险。因而把工作看做是党交给我的工作这种意义，是不明确的，有时甚至对党有分庭抗礼的思想；这以今天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当然是很大的错误。
再就对党员的看法说，我也不是从那确实具有无产阶级、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贞的高贵品质去衡量，而是从那是否有特殊外表才华或所谓能力去认识；甚至把那久经锻炼，质朴无华，不为任何困难低头的老党员，以为是德高而才不大，他们只能对敌冲锋陷阵，而难于胜任更复杂的建设工作。所以和我谈得来的党员，多只限于一些知识分子，很少与工农党员接近。因而对工农党员，根本没有感情，更没有热爱。
由此可见我的接近党，靠拢党的过程，实在潜伏着很多不正确的思想，对党不满的情绪；假使这种思想，不加克服，更进一步的跟着党走，更进一步的接受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因而我常有党是党，我是我，不能血肉相连，打成一片的思想。
二
同样的问题，在我对待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上，也有存在，如果单讲理论，我也可以谈上一大套，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就不那末简单。比方说要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任务，首先要明确对人民敌人专政的实际意义或革命意义；可是在这一问题上，我就时时因敌我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忘记了敌人对人民的残酷，和人民革命的目的，反而恐怕人民对敌人的过火。如我对待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等，都发生过这种情绪；尤其在对待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虽然拥护“有反必肃”，却斤斤计较“有错必纠”，以为这方面做得不够，意见很多。而不知道这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表现，就是人民革命的目的，决不能与那由运动所带来的某些所谓偏差，相提并论。又比方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伟大成就，人民内部对抗性的矛盾，算是基本上消灭；但人民内部原来是剥削阶级的分子（如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反革命分子，乃至盗、窃犯等等，固然还有存在，必须发挥专政的作用；就是为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应该在集中与专政的作用中表现出来；并且必须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来扩大民主；而我底思想认识，常侧重于扩大民主生活的方面，以致无形中与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思想合流而不觉，这也不是偶然的。
由上述进到社会主义，必须站稳的立场上，我底思想认识，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又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表现出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虽在原则上赞成，并不怀疑；但因我对待这一政策的实践，很是不够；我就没有带头作好学习，更没有决心，下到工厂和农村里去，体验工人和农民生活，向他们学习。也即是说，我还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和认识；加以自解放以来，我很少参加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缺乏思想锻炼的机会；民主党派的生活，缺乏批评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更成了知识分子培养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因而我底那种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自由主义思想，便容易被保留下来。
由于我底错误思想之存在，一碰到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便经不起考验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自章罗联盟，操纵民盟中央，并利用民盟今年三月的全国工作会议，公开进行他们底阴谋布置（据费孝通在大会中的发言，承认在民盟二届代表大会时，便种下了思想毒素，我到还没有检查到，真是糊涂）。会议后半，他们还分途请客，大肆拉拢民盟的地方骨干。章在请我们的吃饭中（我是吴春选约去的，说是开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组会，到会的人有楚图南、费孝通、吴景超、沈志远、钱端升、冯素陶和我），便谈了这样的一些话，他大意说：“我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是中国有六亿人口的大国，他们底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乃至生育问题都要管到，这是空前未有的大担子，恐怕连毛主席原先都没有想到。”又说：“中国最多的是民主主义者，最少的是社会主义者，但却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中最大的矛盾；如果中国社会主义者，不给予充分的民主，那民主主义者怎样发挥积极性去服从社会主义呢？”谈到这里，他便大谈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必须贯彻；并说：“他所提出的给予人民政协的监督权，就是贯彻这个方针的方式之一。”章还说：“我从习仲勋那儿探听了一下口风，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不易搞，所以我在这次会议中，极力主张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任务，有了这，则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了条件，否则只是空谈，兑不了现。”章还说：“毛在上海对老朋友谈，他宁愿不干主席来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章又说：“民主主义者人数有几亿，我们知识分子就有几百万。”云云（他底这些话，不是连续讲的，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加以组织而成；并且因我是迟到早退，可能有些话没听到）。后来章伯钧歪曲传达毛主席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特别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问题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的传达，以加强他底这种谬论的力量。
因为我那时的思想情况，是错误的认为国内的阶级关系，既基本消灭，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在对内关系上可以相对的缩小，内部的民主生活，可以相对的扩大，没有深刻地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与加强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不可分的；因而我和章底思想，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我听了他底话，受了他底毒而不觉。
其实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眼光来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章所说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当然就是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矛盾，章所说：社会主义少而民主主义多，当然就是工人阶级少而非工人阶级多；他所说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给予民主主义者的充分民主，便不能使民主主义者去服从社会主义；当然要工人阶级承认非工人阶级的充分民主，否则非工人阶级便不能服务社会主义了。同时，他还把这个问题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相结合，那就更明显地指代表社会主义的，只有共产党，而其他民主党派，则代表非工人阶级；并且是前者人少而后者人多；正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聚集起来，向共产党争天下。这样一来，他们憎恨党的领导，而曰“党天下”，憎恨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三害的根源”等等，当然就不奇怪了。并且可以想到，章底这套荒谬理论，实在可以将一切反私营工商业、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右派思想，贯通一气，造成他所妄想的，联合向党进攻的形势，最后达到他消灭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实行反动统治复辟的目的。根据章底这种谬论，提出了“政治设计院”以对党“分庭抗礼”和“平分春色”，恐怕他还觉得是很客气了。章的所谓“爱社会主义又爱民主自由”，大概是从这个反动思想上来的；难道章竟不知道没有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便要亡国，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罗那时所鼓吹的政治纲领，突出的是对知识分子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与费孝通底“早春天气”等谬论为基础；必须给知识分子以特别地位和温暖，而不强调改造。以罗底这种政治纲领，和章底那政治纲领来比较，仿佛是各不相侔，且有小巫大巫之别；但因后来发展到罗提“平反委员会”，叶笃义底组织知识分子大政党和“党退学校”以及“放弃科学的领导”等等来看，实又成为章罗联盟，利用民盟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当时因章所谈的和我原来的意思，有些共鸣（实则那时还不知其真正涵义），及罗底知识分子观点，系为民盟工作会议中一些人的共同见解（出发点或各有不同），我便将这种毒素，带回武汉，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批判的传达了一些给湖北省的盟员；并以我自己原来的错误思想，结合章、罗的思想，来指导我底言行。
在大“放”大“鸣”中，章、罗一方面是派人到各大城市去点火；另方面是在北京大发谬论，提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要求，及喊出了“反对党天下”，“党退出学校”，“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根源”等口号，影响各地盟员和盟外人士，莫辨是非，乱鸣一通，淆乱人心。虽因武汉市大专学校的“鸣”“放”较迟，尚未进入到这些大问题的阶段；然思想上已有这些谬论作基础，即使在对待一般问题上（如对肃反问题），也能热火朝天。
最恶毒的是章伯钧故意歪曲4月30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制等，益促使武汉市的第一阶段“鸣”“放”的歪风达到高潮，形成猖狂向党进攻的形势，并把民盟湖北省委会在“鸣”“放”中的活动，涂上了和章、罗活动一脉贯通的色彩，我是主任委员，当然要负责。
同时，还使我自己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党和人民以很大的损失。例如：我主张允许知识分子在肃反中吃了苦头的发发牢骚，吐吐苦水；我认为我们学校在肃反中有所谓杀人逻辑；又如：我认为老干部容易是经验主义，新党员容易是教条主义；我认为某些党员，有特权思想，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他服务；我说：“有人说入党的有木头人”；再如：我说：“党的某些教条主义，能和党外的机会主义，交锋一下也好”；我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些教条主义，要一棍子打死”；我说：“学校党的人事部门，有人说是阎王殿”等等。
这就足以证明我那时的思想，已在事实上做了章、罗思想的俘虏；我底言论，也事实上成了章、罗的应声虫。只因我这次参加大会，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得到湖北代表小组各位代表的热忱帮助，尤其党员同志的帮助，以及听了各位代表在大会中反击右派的惊心动魄的发言等等，并经过我自己的思想检查，才理解到章罗联盟，正是为完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任务，而为反动统治复辟，铺平道路；其结果只有使中国人民永劫不复。而我也因为存在有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自由主义思想，乃对章、罗活动，发生关联。
现在我愈检查我底思想深处，愈发现它的丑恶。我是多年受过党的教育培养，并在党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我对那为贯彻革命任务，而执行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能够怀疑和反对；我对那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百折不回，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中国共产党，和党底骨干党员，能忍心加以污蔑、攻击，而独独同情于因肃反运动所波及的那些落后分子，以为没有做到“有错必纠”，甚至不惜代表他们向党反噬；我底这种思想，还能说是爱党，拥护党，没有失掉社会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吗？我自己把自己究竟看做是什么呀？我底这种思想，我底这种言论，把我划在章罗联盟一起，还有一点不应该吗？我愈想愈觉我底思想的丑恶，我愈想愈只有痛恨自己！我只有不辞任何惩罚，不计任何个人利害来向人民，向党承认这种错误。我甘愿承受民盟的整风来对我底错误和罪过，加以彻底清算！我决心要对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提高自己，并向人民赎回我底罪愆！我只有从新做人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