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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
凡坤
一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民盟湖北省主委、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这些天来，在广大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下，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
他派人四出点火，要盟员“揭开党的黑幕”，“把象鼻子说成竹筒都可以。”
整风运动初期，马哲民对光明日报记者说：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这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他还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把人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为此，他首先派遣民盟省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到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去点火。在一次武汉市盟员大会上，马哲民甚至说：“这次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说，比如把象鼻子说成竹筒都可以。”马哲民的亲信陆鸣秋，并冒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的名义，秘密地到华中工学院去点火。
当马哲民派人到华中师范学院去搜集“肃反”和“工资改革”资料时，华师盟支部的一些干部不赞成背着学院党委来搜集材料。于是，他们便撇开这些靠拢党的盟员，自己动起手来。并再次派陆鸣秋到这个支部，号召全体盟员：“不要讲什么观点立场，要揭开党的黑幕。”5月下旬，民盟湖北省委的右派分子，并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了一个由武汉师专教师参加的“黑会”，会后并派张云冕、李秋山到各校去推动组织这次“黑会”的经验。
马哲民还叫省民盟委员到各县去搜集工人、农民对党的意见；并要大家注意青年学生的活动。他说：“只有这些人动起来，才能‘鸣放’得起来……工人、学生起来，力量就大得很。”
他煽动学生到北京请愿。他说：“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简直是放狗屁。”
身为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的马哲民，抓住了青年学生年纪轻、缺乏经验的弱点，明目张胆地煽动他们，企图利用他们作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俨然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者，出席同学们的大、小会议，天天接见学生代表。当少数同学提出“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低”的意见之后，马哲民便趁机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说，认为，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也没有夸大事实”，他“完全支持”。他说：“中南财经学院问题太多，正处在紧急关头，大家提出这些意见是挽救了财院。”他还说：“过去我们的教学工作总结中，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放狗屁。”接着他煽动同学说：“你们的问题，学校能够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请示高教部；如果高教部解决不了，那应为了不贻误你们的青春，你们要求离开财院、转院我也同意；只要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这个院长不当也可以。”
有些同学听了马哲民这一席话之后，很泄气。只想闹转院。这时，马哲民又一再向同学们表示，他“十分同情”青年人的“苦楚”，并说：“准备把同学们的意见转给高教部，请他们派人来解决。如果他们不来人，我们就派代表团上北京。”在马哲民的煽动下，同学们立即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出发前，马哲民又火上加油地说：“你们去闹，没问题。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要将他一军。”
马哲民并恶毒地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煽动学生对党不满。他对农业经济系的同学说：“你们的培养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是科长、场长等管理干部。但是，这些位子都被老干部占了。这些人业务不高，但都一定得当领导，除了领导之外，其他工作他们不能做。”他还说，目前党和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超越了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他企图煽动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与党闹对立，动摇党的基础，从而把党搞垮。
他教唆以往靠拢党的教授，要以“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帮助党整风”。
马哲民煽动中南财经学院的教师们与党闹对立。他积极鼓动过去在“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人“尽量吐苦水”。他对过去靠拢党的教授说：“你们这些人，平时是帮助党筑了墙的，总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恶恶之，因此，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要“逆以往之道而行”。也就是采取“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李光维教授曾反驳他说：“党所恶的是人民的敌人，难道也要我去好吗？”
王祥麟教授（民盟支部主委）说：“有一次马院长对我说，党员干部是法西斯作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教条。他想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自己却不说，而要我去提。我说，学校不要党委领导恐怕不对头。他立即板起面孔说：是你的思想没搞通；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说服党内的顽固派。”
他散布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谣言，要求盟员多提意见，“说服”党员退出学校。
马哲民捏造事实污蔑党，把工作中的部分缺点扩大为全部；把个别党员的错误，扩大为全党的错误，企图以此达到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华中师范学院邵子风教授说：“有一次，在盟武汉市委常委会上，马哲民公开说：老干部是“坚持三大主义（指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熟读四子书（抓辫子、扣帽子、摆架子、要面子）”；说“老党员都是经验主义，新党员是教条主义，应付不了解放后的复杂局面。”去年，马哲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从四川视察回来，向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王祥麟等说：“四川某大学有一个教授对我说：共产党员是一些木头人，思想简单。这位教授不愿入党，不愿与这些木头人为伍。”
在一次民盟省委召开的“高校党委制座谈会”上，马哲民派陆鸣秋代他宣布说：“中央已决定改变高校党委制，只有少数党员不肯退出，因此希望到会者对党委制多提些意见，尽量揭露缺点，以便说服那些党员。”经过讨论，除了有两三个人附有条件的赞成取消党委制外，大多数到会者都反对取消党委制。然而，马哲民仍然说：“党委制越来越阻碍了高等学校的发展。”在总结时，他故意歪曲与会者的意见，说大家认为“党委制不能存在”。
早在去年夏天，他就开始推销章伯钧“两院制”的主张。
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作指导的。6月12日，马哲民对中南财经学院的教职员作报告时说：“今后人民内部的差别，是同一前进目标下的进步快、慢之分，没有多大差别了。因此，我们不能把阶级观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他极力攻击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积极支持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要搞资产阶级民主、搞“两院制”。他说：“政协初期是一个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就改变了。有人提出：政协应该对政府有监督权、应成为上议院的性质。我主张这样提。”（马哲民1956年8月在庐山松门别墅的报告）。他还说：“政协可能改为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上议院形式；人民代表会可能改成相当于下议院的形式。如此，就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固定下来了。民主党派要自信起来，我们也要万岁了。”（1956年7月14日在民盟武汉市委基层干部座谈会上报告）
于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马哲民便指示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中的民盟支部积极扩大组织。他说：“民盟是知识分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一只渡船。”马哲民并派专职干部陈中正，到华中农学院去指示：“盟组织活动，可不必和党商量。”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与党分庭抗礼，马哲民极力主张民盟在武汉市创办报纸，以扩大盟的影响。
他污蔑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是教条主义，公开为章伯钧、储安平等辩护。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对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猛烈回击的时候，马哲民仗着平时伪装进步的假面具和两面派手法进行顽抗。他污蔑人民日报社论是教条主义残余；说人民日报指出右派分子进行阶级斗争不对。同时，公开为章伯钧、储安平、陈新桂等人的反动言论辩护说：“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是立场问题，还不敢做结论。”他还说：“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点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章乃器是落后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进步。
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叛徒，先叛党，又叛盟，至今还埋怨蒋介石不争气。
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不是偶然产生的。马哲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日本鬼混过两年回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1926年，北伐军胜利到达武汉后，马哲民回国。大革命失败后，马哲民贪生怕死，不服从党所分配的工作，偷偷摸摸地带着眷属跑到上海，加入了汪精卫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宣布“要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马哲民在成都。当蒋管区民主运动高涨时期，他以进步面貌跑到重庆，参加了民主同盟。但是，由于他贪生怕死，他在重庆被捕后，马上摇尾乞怜于张笃伦（伪重庆市长），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为此，民盟中央要开除他的盟籍。因为章伯钧竭力帮忙，才马马虎虎搁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笃伦任伪湖北省主席，马哲民又连忙跟他赶到湖北，通过张的关系，到湖北农学院当教授。马哲民在解放后每每回忆起反动派对他的恩惠时，不由得牢骚满腹，逢人便说：“蒋介石不好好地搞，不争气。”从这里即可了解到：马哲民为什么要反共、反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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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了解的章乃器
胡子婴
右派分子章乃器，抗日战争之前参加过救国会，从1935年到1937年，他写过很多有关抗日救国的文章，救国会的七人之狱，他也是其中之一。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有较好的政治影响。解放之后，他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还是第二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全国人民代表，粮食部部长。6月19日之前，他一直是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6月19日两会的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因他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进行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因而作出决定，停止他两会的一切职务，责令他检讨。
这一决定在报上发表以后，曾经有个别的知识分子和我说：章乃器没有被说服之前是不会做检讨的；也有人和我说：你去劝劝他吧，他是很能干的，这样下去对他很不利，怪可惜的。以上这两种说法都出之于与他不甚相识的知识分子之口，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都没有认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害性，都为他个人的“才华”所迷惑。说这样话的人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原因，第一，他过去抗日救国坐牢的一段政治历史，已深入人心，人们已把他当革命英雄人物看待；第二，他确是有一点才华，善于辞令，善于文笔，与他不甚相识而听他讲过话，看过他的文章的人，是很容易引起爱才之心的；第三，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比章伯钧、罗隆基辈隐蔽得多，没有那种“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论调的明显，人们不容易识别他的反动本质。但从少数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映也可以看出他比章伯钧、罗隆基等的手段更阴险，更毒辣。揭露他一贯的反动本质，使大家认识他的真面目，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反动本质是一贯的
要识别章乃器的反动本质并不很容易。我和他有过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应该是比较熟悉他的，但由于我和他共同生活期间，正是他政治上表现较好的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也保留着一段较好的印象。同时也由于我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感到反动两个字简直与章乃器连不起来。在这次人民日报社论揭露他的反动本质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他是一个刚愎自用，个人领袖欲非常强的人。为了满足他的领袖欲望，他常常不择手段。他所到之处，总是制造纠纷和不团结。他只能听悦耳之言，不能接受合理的批评；个人的恩怨记得非常牢，有机会就要报复，为了个人恩怨，可以抹煞真理。他善于原谅自己的错误，善于巧辩、诡辩。他对自己连最起码的是非之感也没有，譬如他乱搞男女关系，明明犯了错误，却会说他是对的。他目空一切，骄傲自大，对共产党，在口头上，除了毛主席以外，其他的党员他都不买帐。他的这许多恶劣品质，我是熟悉的，也是非常厌恶的。但我只把它看做他个人的事，而没有认识到他在政治上的危害性。这次人民日报揭露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之后，我又回忆他的历史，经过分析，才认识到他的反动本质，不是突然的，而是一贯的。现在把我记忆所及，将他从历史上反党的领导的一贯性，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他的抗日救亡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政治资本
他的政治地位是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得来的。当时他反蒋抗日救国，搞得轰轰烈烈。他的唇枪笔剑，都非常锋利，确也鼓动了当时许多人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当时的学生最崇拜他。他也曾因抗日救国牺牲了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的职位，最后和其他救国会的领袖共同入狱，成为有名的“七君子”之狱。他的这一段历史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历史，但根据他的具体行动，他的抗日救亡行动，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范围，并没有半点无产阶级的立场。“七君子”出狱之后，正好是“八一三”前夜，蒋介石已经被逼抗日了。他一面在宋子文主持的伪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里工作，一面在报纸上写出了“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公开打击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在他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在他抗日救国时，就同时在勾结军阀反动派。同时，入狱之前，在救国会的组织中，他是经常和人闹意见的，他同钱俊瑞闹得最尖锐，因为钱是共产党员；其次是沈衡老，因为沈衡老当时是接受地下党的领导的，又是救国会中大家公认的家长。抗日一开始，他刚从牢狱里出来，就公开打击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并且投在宋子文的门下。他的抗日救国，也无非为自己创造卖身投靠的政治资本。
用尽心机想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上海沦陷，他和朋友们经过香港到了武汉，就到安徽做国民党的财政厅长去了。当时安徽省伪主席是李宗仁。他写信给我（我在香港），说李宗仁本来要他做省府秘书长而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所以退而要他做财政厅长，如果他不答应，变成争地位了。因此他就托词安徽财政厅长是“实逼处此”。他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时感到他对我是真主意假商量，既答应了李宗仁，为什么还来问我的意见。在我看来，省府秘书长和财政厅长都一样，都是国民党天下的官，和贪官污吏为伍，没有什么光彩。我到了重庆，还是和朋友们联名写信给他，要他到重庆担任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我觉得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比做官好些。他自然没有听从我，他连救国会的许多领袖们的意见也不接受，何况是我。后来他回到重庆，经常夸耀他在安徽理财有成绩。当时他常常说，他不需要用吹牛拍马的手段取得当局的宠爱，他是只凭他出色的才能和政绩，使当局少不了他。在他入狱期间，也曾经要救国会的宣传干部吴大琨用假名写文章，为他宣传他创办中国征信所、票据交换等等的才能，企图向国民党送秋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对他个人减轻政治压力。他的这些自吹自擂，实际上是招供了他是用尽心机想取得蒋介石政府对他的信任。
章乃器回到重庆后，和救国会领袖们的思想更远了。因为当时皖南事变已爆发，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动愈来愈变本加厉了。许多在后方的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救国会领袖们是站在民主运动的前面的，是受党的领导的。他就和救国会领袖们闹意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救国会应该有独立的行动，不应该跟共产党跑。而且对沈衡老成为救国会领导，他也不买帐。因为沈衡老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不高兴。终于他退出了救国会，救国会也因他做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而开除了他。
想搞第三种势力，没有办法才到解放区进行投机
离开了救国会，章乃器就失去了政治资本，于是他搞了个“新兵服务社”向国民党送秋波。但国民党没有给他青睐。后来他一面利用胡厥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组织，一面利用黄任老职业教育社的群众基础，发起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建国会。他是标明走中间路线的。所谓“不左偏、不右袒”，他的政治主张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他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一个庞大的第三种势力。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非常迎合资本家的胃口，特别是“军队国家化”，非常迎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惧怕共产党得势的心理。当时是蒋介石的天下，“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实际上要共产党缴械给国民党。最近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否定资产阶级，他的骨头烧了灰也找不出反党的东西，真是睁了眼撒谎。他的上述的主张，都是白纸上写了黑字的。
他的转向共产党，最后终于由香港到沈阳，是由于蒋介石封闭了各民主党派。这说明他是被迫向左转的。到了沈阳，他大买古董。当时古董的价钱一落千丈，朋友们问他为什么买这许多古董？他说：“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这就充分说明他在解放区的政治态度的投机性了。后来民建总会在北京复会，他和黄任老、施复亮三个人为召集人，他总是和他们两个人闹意见，闹不团结。不但如此，他还和许多人闹意见，又说统战部在民建搞小圈子。他对民建会最不满意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员，他说共产党员没有执行党的政策。另一种就是接受党领导的非党人士，他说他们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仇恨他们比敌人还要入骨，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反对党的领导。他惯于玩弄词句骗人。譬如他把党和党员分开，他说他接受党的领导，但他反对党员。又如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文章里，这种论调很多。这就是他迷惑人的恶毒手法。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贯的志愿
1955年春，民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作工作报告时，讲到一半，插进了他自己的话。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中国民主建国会，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冬，民建召开二中全会，他向中常会提出了几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交大家讨论。主要的内容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特性，所以没有两面性，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是向全世界资产阶级宣布起义的。他的这些荒谬言论，当时都曾经受到批评。大家帮助他纠正错误，但他没有接受，而且把批评他的人怀恨在心。陈毅副总理曾批评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他就记恨陈毅副总理；李维汉部长和许涤新副部长也都对他进行过批评，他对他们两人也是记恨的。反之，如果是一个反动分子表示对他信任，他就会引为知己。例如，抗战时他在安徽做伪财政厅长时，伪省府主席调换了一个广西派的中等头目廖磊，对章乃器是比较言听计从的。因此，他将廖磊引为知己。在他的心目中，廖磊和李维汉部长相比，廖磊是知己，李部长是冤家。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只认识个人的恩怨，他没有真正的是非。
章乃器这次以帮助党整风为幌子，阴险地散布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已经有许多人驳斥过了，我不再重复。总的说来，他的反党是一贯的。就是在救国会时期，他就反党了。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反动军阀的地位远比共产党高得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贯的志愿。发起民建会的政治主张，是他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我招供。解放之后，资本家得到了改造，有了进步，但他原封未动。他骂资本家的进步言论是违心之论，骂马列主义理论是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理论在他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他一开口用不着什么构思，就是成套的资本主义理论。
到处诋毁共产党，挑拨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
解放以来，只见他公开诋毁共产党，他劝大家“不要对党员有迷信”，说共产党员有李万铭，也有刘青山。他说马列主义理论不是共产党所能垄断的。意思是他运用起来，比党员还要正确。他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他斗争得来的。总而言之，他在工商界中尽力贬低党的威信，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他爱护党中央的威信，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也是睁了眼说谎）。另一方面，他又迎合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迎合他们对改造的抵触情绪，大量散布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是革命的红色资产阶级，定息不是剥削，资本家进入社会主义比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要光荣得多等等谬论，来讨好工商界。他还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挑拨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企图煽动工商界脱离甚至反抗党的领导，变成他的群众，变成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资本。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对合营后资本家的技术专长和经营经验评价为民族遗产，国家财富之后，他以为共产党在承认错误了，国际局势将影响中共的政策了，他的一直潜伏着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成熟了。所以从那时以后，也就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民建二中全会前夜，他的反动言论就大量出笼。他用“思想问题不能用决议来解决”的说法，箝制大家对反动言论的批评，而他却大量散布反动言论，引起了全国各地工商界很大的混乱。很多人不愿意再上政治课，说政治课都是教条主义，除非章乃器去上课，认为只有章乃器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凡是讲正面话的人都受到打击。一切最无理，最猖狂的话都上了墙报。工商界中出现了一些小章乃器，他给他们撑腰。这些人气焰万丈，而章乃器却说这是党整风的结果。他说这是过去用压服，现在要用说服了，说服是要用高深的理论的。言下之意，你们不懂理论，你们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人，你们就慌张了，只有他对工商界有四十年的研究，他最懂得工商界心理，又懂得理论，只有他有办法，这就是他预期的效果。事实证明，章乃器一贯是反党的，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没有熄灭过。只要有机会，他的这一愿望就会变成反动行动。这种反动行动很早就已开始，现在不过是更集中地表现出来，因为他错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
坚持反动立场狂妄达于极点
现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已经公布，他歪曲毛主席的话的卑鄙伎俩，已全部大白于天下。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他的反动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全国人民已广泛地掀起了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但是他没有做检讨，只听见他说：“要他做检讨，他只有反批评”；他说周总理对他的批驳是断章取义，李维汉部长是偏听偏信。他的狂妄，他的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强性，到达了极点。如果还有人以为这不过是理论上的错误，还为他的才华惋惜，这除了说明立场有问题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工商界和知识分子，必须投身反右派的斗争，而且要从反右派的斗争中检查自己。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与右派分子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有点共同之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倒并没有那么热切的情感。我们常常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动摇不定。我对章乃器的许多反动言论，一开始只把他看成哗众取宠，把他当做为了个人满足领袖欲而不择手段，没有从政治上去认识他的反动性与危害性。经过不断的揭发与斗争，才逐渐对他的反动本质明确起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会这样的麻痹？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我们的立场不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因此对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就不可能有敏感性。因此，我必须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自己的右倾思想，锻炼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能逐渐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使自己能够像工人群众那样的对政治上的是非，直觉地就辨别出来。在反右派斗争中，隐瞒起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口里尽管喊得震天价响，但是脚底下是虚的，战斗力是不可能强的，这对于自己没有好处。我们自己必须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进行一次思想消毒。
再不老实交代就将自绝于人民
对于右派分子来说，周总理已经讲过：“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说法。因为我们 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愈来愈巩固，也不怕右派分子造反。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是从治病救人出发，希望他们及早回头。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及早回头。一切右派分子如果在这时还想狡赖、诡辩、耍手段，不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那末只有自绝于人民。
（原载7月9日新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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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黄绍竑公事皮包里的秘密
听说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公事皮包里藏有秘密资料，他曾经利用这些资料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施放过不少的明枪暗箭，而且还利用这些资料来装备过像林希翎、谢昕一类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公事皮包内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资料呢？虽然这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探索的。
去年年底，黄绍竑到广东来视察政法工作，前后八天，他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机关，召开了律师座谈会和陪审员座谈会，参观了劳改工厂、看守所、公安展览会和法庭开庭情况，提审了四个犯人，调阅了一批案卷。黄绍竑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充分暴露了他不可告人的视察目的和动机。
黄绍竑视察政法工作，不是为了改进和提高这一工作，而是为了找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岔子，为了替反革命分子找“鸣冤”的材料而来的。因此，他对那些被视察的单位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采取各种方法，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他认为有用的资料。黄绍竑对公安工作“很感兴趣”，要视察公安工作；但是公安厅三次请他去听汇报，他却不去，而且从所接触的人员中多方探取有关公安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他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参观时，坐下只问了两句：“犯人吃得饱不饱？”“有没有打骂犯人现象？”立即下到监仓去访问犯人。他与犯人直接谈话，问遍了三个监仓没发现问题，便又提审了四个犯人。在提审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玄时，他对这个特务说：“我也是国民党的人，你有甚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甚么不好的，都可以对我讲。”请看，黄绍竑已狂妄到何种地步！
黄绍竑在视察中对于反革命分子处处寄予同情和关怀，对他们的一切如同身受，稍有“不平”之处被发现，他便要挺身而出为他们“鸣冤”“叫屈”。他在看守所中看见图书室理论书籍多于文艺作品，便立即对工作人员说：“应该多购置一些三国志、水浒传等旧文艺书籍，这也有教育意义的，理论书籍枯燥无味，犯人不会爱看的。”这真不知到底是黄绍竑自己的看法，还是犯人真正的思想，我想这很可能有共通之点。在劳改单位中，有些部门因过份强调人道主义待遇，将犯人供给标准提得太高，引起附近群众的不满，向公安部门提了不少意见。黄绍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不是建议有关单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而是强调工作人员要去说服群众。
黄绍竑在参观看守所时，曾经同那些从香港偷运炸药、定时炸弹、纵火器等，准备于1956年10月10日在广州发动暴乱的蒋帮特务分子谈过话，表示对这些人很关心。
黄绍竑如果真正关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应该认识到惩办反革命和一切罪犯的严重意义。但是，黄绍竑刚刚参观了看守所，就在广东省检察院对工作人员说：“我认为一般监督工作比起诉工作还重要。因起诉的案子罪恶危害不一定都很大，但干部违法乱纪常常造成很大的损失。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也是很大的，这是面而不是点。”言外之意，是干部的某些违法乱纪现象比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危害还要大，所以监督干部比惩办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更为重要。更进一步试探黄绍竑内心深处的意见，那岂不是要将专政的锋芒从敌人的头子转移到革命工作人员中有缺点和错误的人的头上？黄绍竑的理想如果一朝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便归于乌有了。黄绍竑想得真美，只不过这是他这类右派分子过于天真的幻想罢了。
黄绍竑在视察中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非常重视，而对工作中巨大的成绩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听汇报、看总结，对错误和缺点要反复推敲，追查到底。这当然是允许的，而且也受到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但他对成绩部分却很少过问，甚至不闻不问。他参观展览政法工作成绩的“广东省公安展览会”时，竟一溜而过，请他提意见，他只笑笑。这那像一个专为视察政法工作而来的人民代表呢！不过这些情况，与黄绍竑个人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不足为奇的。无怪乎他在中央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种说法，是“宣扬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在黄绍竑眼中，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就是错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更是错误。黄绍竑和全国人民对成绩和错误既然是站在两个这样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信写到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我是政法系统的干部，经常跑省市政法机关，所以有机会听到各方面对黄绍竑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对探索黄绍竑的公事皮包里的秘密资料显然有些用处。
张德永
1957、7、7于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