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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会议揭发
曾昭抡是章罗联盟的军师
本报讯 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曾昭抡，11日晚在民主同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扩大会议上作的交代，部内的同志们感到极不满意。12日，许多同志贴大字报指出，曾昭抡的交代只是谈已经被揭发的问题；尽量解释，推脱责任；强调思想落后，偶然被人利用；归罪于章、罗个人的野心，并没有揭发他们整个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阴谋活动。
为了帮助曾昭抡进一步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15日晚，民主同盟高等教育部支部继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
担任过有名的反苏反共刊物“时代评论”的总编辑
会议主持人沈一帆首先说，11日晚上曾昭抡初步作了交代，这是好的。但是他的交代还极不老实，许多重要事情都还没有谈。沈一帆揭露了曾昭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等地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曾昭抡在昆明时就同罗隆基有来往，同其他右派分子潘光旦等也有来往，关系很不平常。是否那时他们就有了小集团的基础？是否就进行了第三条路线的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来接收北京大学以前，曾昭抡在昆明曾经对人讲过，“国共对峙起码有五十年，民盟大有可为”。这是什么意思？曾昭抡到北京以后，他又同张东荪、叶笃义等积极搞民盟的工作。但奇怪的是，1946年“李闻事件”以后，他却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钱和护照溜到美国去了。这里面的细节，要他自己交代。沈一帆说，曾昭抡还承认从国外回到香港的时候，曾参加了右派分子的座谈会，但没交代有那些人参加，有些什么活动？据我所知，他不仅参加过右派座谈会，还搞了其他活动，如担任过有名的反苏反共的刊物“时代评论”的总编辑。曾昭抡之所以在香港留下来，是周新民、萨空了上船去劝下来的，并不是他看到国内形势不好而留下的。他还承认1952年“三反”以前，他同罗隆基小集团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每星期都见面，可是只交代了一件民盟北京市支部专职干部破坏选举的阴谋活动。实际上，还有其他的阴谋活动，曾昭抡要彻底交代。
披着科学家外衣，实际上充当章罗联盟的军师
教学指导司李洁民接着发言。他说，我认为曾昭抡交代的态度是不端正的。仅从报纸上揭露的一些材料已足以证明，曾昭抡是一个披着科学家外衣，摆着一副慈祥面孔，在人民内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阴谋家；是章罗中间的一员骁将、冲锋陷阵的先锋；是章罗的军师，章罗小集团的灵魂。李洁民质问：曾昭抡曾幸灾乐祸地认为目前中国局势紧张，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要发生匈牙利事变，时局一触即发。他身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为什么唯恐学校不乱？居心何在？曾昭抡还企图以救世主的身份出来收拾混乱局面，多么狂妄！在党开始整风以后，他们小集团的成员到处放火，曾昭抡向他们小集团泄露国家机密，策划活动，挑拨党和人民、和青年的关系，唯恐天下不乱，希望这一场大火烧垮中国共产党，使资本主义死灰复燃。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罪恶多么严重！
在民盟内排挤进步分子，篡夺盟中央的领导权
留学生管理司陈端仪说，曾昭抡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一贯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民主，崇拜美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而且一贯积极地为这些丑恶的东西作宣传。直到1957年，他代表高等教育部向匈牙利教育代表团团员、匈牙利高等教育司司长介绍我国高等教育情况时，还在宣传他崇拜的美国教育制度没有什么不好。1948年，他从美国转英国回到香港，就同章伯钧、周鲸文等右派分子在一起开座谈会、办杂志、写文章，极尽宣传美国、宣传中间路线的能事。同时他在香港民盟的干部中间散布消极情绪，他劝大家都回家去，“不要在香港吃苦了”。他拥护当时司徒雷登、李宗仁发动和平攻势阻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反攻。他在讨论新政协的纲领时，又同章伯钧等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坚持主张只要民族主义，不要新民主主义。陈端仪说：我要质问你——曾昭抡，1945年国民党兵工署拿钱给你，送你到美国去，不久你又忽然从美国回到香港。你是回来参加革命、参加民主运动的吗？如果是，那你为什么同一伙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干这么一些反革命、反人民的勾当？你受谁的委托，接受谁给的任务，受谁的指使？罗隆基上星期在民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去年他去北戴河以前，有一段时间他同章伯钧由于争权夺利的关系合作得不大好，你就对这情况很焦虑，积极地奔走，找了章伯钧，又找罗隆基。你说：“你们要好好合作，要做好文教界的工作”。从罗隆基的这一坦白中，可以看到曾昭抡是章罗联盟的主要骨干。我们要问曾昭抡，你这样积极地来促成章罗联盟，你的用意何在？你这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要他们结成联盟以后，做好文教界的什么工作？怎样来做好这些工作？去年你和章、罗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你们就在民盟排挤进步人士，你们计谋把沈钧儒主席挤掉，换上章伯钧作主席，罗隆基作第一副主席，把胡愈之秘书长挤掉，换上你们的右派分子潘大逵，把文教委员会楚图南主任挤掉，换上你自己。根据浦熙修上周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揭发，这样一些主要的人事安排，你是都参加了的。你们在计谋篡夺民盟中央的领导权以后，紧接着你们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就向党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特从北京大学化学系赶来参加会议的四位教授，孙承谔、蒋明谦、邢其毅和唐有祺也要求发言。
在北大期间玩弄权术，挑拨离间，排挤打击别人
孙承谔教授现在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他说他和曾昭抡同事过十七年。曾昭抡从1931年到1951年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二十年。1931年到1937年正是日寇入侵、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曾昭抡却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钱，带学生到日本去旅行。抗日战争期间，他就开始和罗隆基勾结在一起，同去见过美国“特使”马歇尔，不知干了些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党正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当时他却拿了国民党反动派“国防部兵工署”的钱，带了一些人到美国去了，说是准备回来给国民党搞什么“国防科学研究院”的。这些问题要他交代清楚。曾昭抡在北大期间，利用小人排挤老教授，搞得大家不团结。他曾经和特务胡美勾结在一起活动，后来那个特务是畏罪自杀的。解放以后，他又勾结另一坏分子排挤冯式权、邢其毅等教授。孙承谔说，“三反”的时候，曾昭抡则逃避检查，我曾亲自到高教部来请他回北大去开会，他去了却说是给大家作“报告”。大家揭露他的丑恶行为时，他竟然根本不去了。他为什么逃避，也希望他作交代。
蒋明谦教授，曾作过曾昭抡的学生和助教。他在会上愤慨地揭发了曾昭抡过去一贯玩弄权术、操权弄势的丑恶面目。他说，曾昭抡在北京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时，一贯在教授间挑拨离间、排挤打击。刘云浦等好几位教授都被他排挤离开了学校，和他在北京大学同事了十七年的孙承谔教授，他也排挤。他担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以后，还不肯放掉化学系主任的位子，继续玩弄了一年多的权术，最后所有教授因为不满意他的把持，退了聘书，他才不得不离开北大。蒋明谦还揭发了曾昭抡几件玩弄权术的丑行。第一是1950年，曾昭抡故意拉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仅有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把化学研究所拉垮，原因是没有让他做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是从1933年到1951年，曾昭抡一直把持着中国化学会。第三是在解放初期，曾昭抡让北大化学系的教师为他写了许多“方案”，又用别的单位的名义把这些方案送给政府，去骗取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科学界的大骗子，凶恶的把头教授
曾经受过曾昭抡打击、排挤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邢其毅说：曾昭抡在国外留学是学化学工程的，留学回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大战中德国使用毒气杀人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大加鼓吹，他搞起毒气化学来了。以后他就打着学者的幌子，拿化学当作政治资本，借以接近政府，进行政治活动。在昆明的时候，曾昭抡并不好好教书，他带人到原西康省等地长期旅行，哪儿来的钱？究竟去干了些什么？希望他交代清楚。抗战胜利以后，他拿伪国防部的钱到美国去，回来后他就大吹其原子能，并写书宣传。从他那一些行径看来，他哪里是什么学者，简直是个科学界的大骗子。他的面目慢慢被人看穿，在化学界吃不开了，甚至在“中国化学会”中连个常务理事都几乎没有份儿的时候，他又钻到化工界去了，搞上了一个
“化工学会”的副理事长。他的目的是什么？曾昭抡应该彻底交代。部里的同志们也许不了解“教授治校”是怎么一个问题，今天就总可以清楚了吧！曾昭抡就是旧北大的把头教授中凶恶的一个。这就很难怪许多教授一听见“教授治校”四个字，马上就会想到封建把头又回来了，所以一致地说，假若现在“教授治校”，革命就白革了！
唐有祺教授说：曾昭抡上次交代时说，罗隆基阴险毒辣，要利用人时就拉拢，不要时就踢开。其实，从我的观察中，曾昭抡在这一点上和罗隆基并无二致。据我所知，曾昭抡在化学界一直是运用这个手法来活动和取得地位的。这种手法的运用对象，有时是一个个的人，也可以是一个阶层的人。例如他经常在教授之间挑拨，并假借和利用年青人来打击教授。他是十足的学阀和政客。他最近在他设计的“关于科学规划的几点意见”中，还说什么“一视同仁”。难道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还不够大公无私吗？他的这种手法完全是为了积累他的政治资本而使用的。
欣赏英美式资产阶级民主，积极宣传崇美、亲美
接着财务司朱其芳说：曾昭抡对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没有交代，也没有表示态度，这特别激起了高教部全体盟员的愤怒。曾昭抡说，“过去以运动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违反知识分子规律的”。这已经流露出他对思想改造等几个运动是害怕的。我要问，曾昭抡你为什么害怕？这不难看出你害怕的底子：一、你是很欣赏英美式的民主，特别赞成所谓“美国式的文明”。你离开美国后在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崇美、亲美的文章。二、你返国后在香港参加了章伯钧组织一系列右派性质的座谈会。三、解放后你和罗隆基、张东荪等人搞宗派活动，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四、你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闹宗派，控制化学系。思想改造时，北京大学几次要你去，你都不敢去。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上有恶毒的东西，心怀鬼胎，是要害怕改造的。你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难道说你现在的情况还不如解放前的情况吗？在高等教育部你担任了副部长，在分工上将建设祖国的工业教育由你主管，地位很高，责任重大，可见党对你是很信任的；也给予你很好的生活条件。在你出国访苏时，也得到了国外友人的尊敬和优待。这些荣誉和信任，不是党和人民给予你的吗？这能说党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不信任吗？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工业司周仲岐、办公厅马惠英、教学指导司冯植森、综合大学司陈荷英。工业教育司全体同志还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曾昭抡提出质问。
会议主持人沈一帆最后说，希望曾昭抡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再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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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钱伟长联成一气向党进攻
孟昭英反社会主义阴谋毕露
本报讯 最近几天，清华大学师生在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同时，又展开了对右派分子、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批判。孟昭英利用这次党整风的机会，和右派分子钱伟长联成一体向党进攻。
一贯的反共反苏言论
许多教师和同学都揭发了孟昭英在人民教师和科学家的幌子下面，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孟昭英从小就在教会学校上学，大学上的是燕京，后来由于受了司徒雷登的赏识，被送到美国去留学。在他的心目中，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曾因为英文说得好，被美国人称赞而沾沾自喜，自命为高等华人。他自己说：“我除了皮肤是黄色的，眼睛是白的以外，简直就是美国人了”。“在国民党时代，我甚至希望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当总统。”1943年，他为了要出洋还在伪中央训练团受训，参加了国民党。刚解放时，他准备到美国去工作。孟昭英在谈到反苏反共思想时说，一个反革命分子曾造谣诬蔑苏联红军，他深信不疑，并代作宣传。对于苏联的科学技术，他是非常轻视的。他反对党的土改政策。他的二哥是一个恶霸地主，在土地改革中被镇压了。他总认为共产党是“乱党”，实行恐怖政策。
许多教师和同学都指出，在三反以前孟昭英的反苏反共立场非常鲜明，公开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把党员看成是监视别人的人，进步分子是“盲从”，是共产党的尾巴，积极分子都是假的。他自己是硬骨头。他并且公开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土改。这些都说明，孟昭英在三反运动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好好接受改造，所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留恋资本主义道路。到整风开始，他认为有机可趁，就向党发起恶毒的攻击。
到处煽动，向党进攻
整风一开始，孟昭英就开始抓住机会向党进攻，因此他的反共面目又现了原形。他一方面扬言党群关系既不正，又不常，党现在是相当严重的脱离群众了。另一方面，他散布空气，威胁党要听取各种反动意见。他还想把整风领导权夺过去，提倡用“三反”时的办法“整”党。他在座谈会上煽动群众，说什么党委没有决心整风，态度还不端正，校长只陶醉于掌声、陶醉于清华的成绩。他又说什么统战部长李维汉很不虚心，他6月4日在统战部会上的发言不是放而是收。他又说，自三反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见面全是一套“马列主义”，而心里想的又是一套，不讲真心话，这样的社会风气是很危险的。他说党群之间的墙是共产党砌的，现在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后，享乐在前。他又说学校负责同志对群众的关系是牵导，不是领导。他描写党员是一群“唯唯诺诺不动脑筋”的人，说党员独立思考能力差，党的领导说什么，下面就说什么，人云亦云，不动脑筋，虽有脑筋也不敢动，是“木脑瓜”。他抓住党的领导这一环猛力攻击，说党动不动就是“阶级”“路线”，对党施加压力。他还对学生说肃反工作发生了大偏差，把同学的思想批判看作为敌我斗争。他对老教师则煽动说，青年党团员有“取而代之”的计划。孟昭英到处危言耸听，煽动点火。
董树屏教授在批判孟昭英右派言行时说：孟昭英这次是想乘党整风企图达到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他一向歪曲党和国家的政策，例如说肃反发生很大偏差，肃反后人与人不说真心话，新社会比旧社会还虚伪等，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否定肃反成绩。他还对我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满，说农村人民生活很苦，下边干部做偏了。他在关心什么人的生活？我看他是在关心地主阶级的生活罢！机械制造系王祖唐副教授说，孟昭英口头上承认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反对党的领导。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骂党团员“唯唯诺诺”，说自己是“硬骨头”，其实他是右派的顽固分子。他根本不想改造。近一年来，他借口工作忙，无时间，不愿意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但在整风开始后，他就对九三学社有兴趣了，就积极起来了。他是想借此机会来向党进攻的。
真是有职无权吗？
孟昭英还拿着一件“有职无权”的武器，一面煽动群众，一面向党进攻。在整风中，他一直说他是“有职无权”，“当系主任还不如系参谋”。可是事实上是怎样呢？孟昭英现在身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无线电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今年年初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国访问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无线电系讲师吴佑寿质问说“不管是系内新专业的设立，还是关于教学计划的修订，或是留助教的问题，以及评薪评级等，你都参加了讨论，而且许多事都是最后要和你商量以后才作决定的。从这些工作的讨论研究过程中，很难说你是‘有职无权’的。如果你还认为在党委领导下有职有权是空话，那么到底你还要什么权？是否要取消党的领导？是不是要党对什么事情都不提意见？是不是这样孟先生才认为是有职有权了呢？”董树屏教授也揭露孟昭英说，他说自己有职无权，自己系里成立新专业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相反，他独自答应另外成立一个新专业，而却不与其他同志商量。他这不是有职无权，而是独断独行。
同钱伟长一唱一和
土木系吴柳生教授说，孟昭英和钱伟长在言行上好像出于一个行动纲领，如毒化青年思想，如说不能用阶级立场看问题，丑化党，离间党群关系，说党要将老教授“取而代之”等。徐亦庄副教授说，孟昭英和钱伟长共同举着一面“反对宗派主义”的大旗向党进攻。他们都在座谈会上煽动，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挑拨党群关系，交流所谓宗派主义的材料，这难道是偶合吗？张维教授、李丕济教授、韩丽英讲师和刘润生同学等人，还揭露了孟昭英错误对待由工程物理系转交无线电系三个专业一百五十个学生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件事是和钱伟长发动“理工合校”大签名的计划互相配合的。刘润生同学说，孟昭英先生对工程物理系学生的大字报很感兴趣。当6月6日晚上我向孟主任汇报同学的情况时，他很激动地说，叫他们回工程物理系去！我们系里根本没有要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吧！上街吧！到高等教育部去，搞一搞吧！我当时就问孟先生，这些同学明明调到我们系了，像孟先生所讲只会加深矛盾。但他说，矛盾不是我们制造的，让学校去解决吧！孟先生主张学生去闹事，用意何在？当时如果把孟的话和同学讲，一定会引起混乱的，难道这是帮助党整风吗？难道这不是向党进攻吗？这件事证明孟的言行是和钱伟长一唱一和，互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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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肮脏的一群
——记上海右派集团几个主要人物的一些“旧账”
本报记者 张竞、季音
上海右派集团在章罗联盟领导下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初步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已经在报端大白于世了。
有人问道：这些右派人物是些什么人物呢？他们为什么这样刻骨地仇视社会主义？这样刻骨地仇视人民和共产党？为了让读者们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些右派分子的来历。上海右派分子的小头目陈仁炳曾经要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那末好吧，现在我们就来给这些先生们算一算他们的“旧账”。
当我们翻开这些右派分子的旧账，满篇是丑恶的血腥的纪录。原来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大多是各式各样的帮凶，其中有直接参与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有手拿朱笔进行文化思想杀戮的新闻检查官，有起草“戡乱宣言”的文化特务，有上任三载、腰缠万贯的国民党官员，……总之在他们的账面上，记着许多笔我国劳动人民的血债。
反革命的谋士，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在上海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中，复旦大学杨兆龙担任了向社会主义法制进攻的先锋，他闭着眼一再地诬蔑说我国没有法制，对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大加赞赏。为什么这位自封的法学家对新中国人民的法制如此毒恨？当我们查了他的旧账之后，便明白了。原来杨兆龙解放前就是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革命者的检察官，是美国反动法学家庞德培养出来的门生。远在二十年前，他就十分赞赏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立法精神好”，在一篇题为“党化司法的意义与价值”的文章中，他向国民党献策实行“党化司法”。以后，他坐上了国民党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司长这把充满血腥气的交椅，就直接参与了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共产党员王孝和，就是在他签字之下，被杀害的。
在上海右派分子中，更多的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谋士、走卒之流，徐仲年就是这末一个人物。在上海右派分子的一片叫嚣中，徐仲年叫出了一阵最难听的乌鸦声。他在一篇“乌昼啼”的文章中，骂共产党员是“阎罗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是“牛鬼蛇神”，用尽恶毒的字眼。
我们查了一下徐仲年的旧账，才知道他仇视共产党并不从现在开始，而是由来已久了。远在1933年，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文化机构中的一员大将，是陈立夫、叶楚伧、张道藩这些国民党反动头子的座上客，他参加过国民党中宣部办的“中国文艺社”，担任过“中国文艺社”的刊物“文艺月报”的主编，以及其他国民党和三青团御用刊物的要职。1941年，他由吴稚辉和张道藩介绍正式参加国民党为“特别党员”，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大学直属区党部执委、宣传股长等“要职”，和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理事，他和张道藩每星期都要见一次面，接受张的指示。
抗战胜利后，徐仲年更积极地成了反共战线上的一名走卒。1945年12月，国民党特务组织在重庆组织了一个“陪都文化界座谈会”，假借文化界的名义来攻击共产党，他就担任了这个座谈会的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方治特地派了八十个便衣打手保护着他登上了主席台。徐仲年在会上完全扮演了一个特务角色，他发表了一篇颠倒黑白的演说，说共产党是“败类分子”，“丧心病狂”，“口里喊民主，实际行动是封建；口里喊团结，事实是谋分裂；口里不住的喊不要内战，实际是在发动内乱；重陷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至今还毫无悔改之意，且变本加厉，扩大祸乱。”徐仲年的这篇反共演说会后即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对他的演说，特务头子方治连声称赞“很好”。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开始后，徐仲年积极响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戡乱动员令”，1947年8月30日，他还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戡乱动员大会”，并且参加起草“戡乱宣言”，对共产党用尽了咒骂的字眼。但咒骂并不是他的唯一本领，必要的时候也能歌唱，例如他写的小说“如法泡制”里，就曾歌唱过蒋介石，说他是“蔼然仁者”。——这就是徐仲年的爱和憎。
我们再来看看：上海右派集团的一些其他人物，他们的账面上几乎都有着这样一笔见不得人的肮脏账。上海右派分子骨干、上海民盟副主任兼秘书长陈仁炳，一向标榜“进步”，但最近人们揭穿了他的假面具，他过去一直和孔祥熙勾勾搭搭，由孔祥熙拉进财政部做了七、八年专员。他还长期以来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一个特务赵望有密交，上海解放前后，他首先帮助这个特务加入了“民盟”，以后就钻进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到1954年才被公安部门逮捕。
贪婪地压榨人民的“慈善家”
上海的右派分子在这次向党的进攻中，突然都变成了一批悲天悯人的慈善家，他们不断地为基层工人农民叫苦，仿佛只有他们最关心工农的生活。其中叫得最响的是王造时，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疾呼，要“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说什么“基层群众有苦说不出”。
王造时之流真是这样的慈善家么？前江西“前方日报”的一群职工，最近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封控诉信，彻底地剥下了这些慈善家们的伪装。
职工们的信中说：“当时，无论物价怎样飞涨，王造时从不考虑增加工人一点点工资。有一次，吉安市几个报社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王造时坚持不答允，并打电话给伪警察局长，深夜叫来警察、特务，强迫工人上工。工人梁广生等就因为不上工，被他叫警察抓去扣押了两天。”
“王造时还常常亲自到工人宿舍里，喊工人起床上工，谁要起慢一点，王造时就用手杖敲他的头。……王造时对待学徒、勤杂工，则更为残酷。学徒的工作比正式工人更繁重，严冬深夜还要赤脚在雪地里进进出出用水洗机器，可是，学徒除了理发和吃一点粗饭外，三年没有穿过一双新袜子，他还说人家应该感谢他。……”
上海前“自由出版社”的职工，最近也揭发了老板王造时贪婪地剥削工人的许多事实，职工们说：王造时“平时对职工的生活困难毫不在意，一看到社里有钱，就马上设法支取，甚至在出版社负债累累、无法维持的时候也如此，有两名职工垫出三千八百元现款，王造时竟昧着良心企图把这笔垫款抵作他个人的欠薪。到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王造时对所有职工的欠薪分文不发，自己却捞进了六百余元，等到最后一批书籍由新华书店收购，王造时还贪得无厌地从中又捞进二百元。……他还用企业的名义向人民银行借了五千元，落入私人腰包，抵赖不还；对工人阶级监督企业，一贯采取蔑视态度，全体职工和经理部都认为应该先缴税款，再发工资，王造时坚持不答允，用三角尺猛击出版社经理。”……
请看口口声声“关心群众疾苦”的王造时，就是这样一个贪婪无比的不法资本家。
我们不妨再说右派骨干、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的一件丑事。解放前，彭文应依靠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的牌头，自称代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企图霸占上海北四川路一一八四号的一幢房屋。这间房屋原来的老房客姓周，抗日胜利后，姓周的按照合法手续重新搬回开店营业，一家十五口靠这爿店过活，但是彭文应看中了这爿房子，不顾别人死活，几次威吓，硬要姓周的把房屋让给他，姓周的不肯，彭文应便亲自率领了打手数十名，到姓周的店里大打出手，把店铺打得稀烂，有一个暴徒还拔出手枪，威逼姓周的立即让出房屋，最后姓周的只得让出一半房屋。
上海右派分子们的的旧账中，这些贪婪地压榨劳动人民的事情，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上任三载，腰缠万贯”的吸血鬼
右派分子这次用以攻击共产党的共同语言就是“共产党已经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了。”他们肆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今天的社会形容得“暗无天日”，“危害万民”。狂妄地要共产党“下台”、“下轿”，让他们来接班。
可是，请看看他们这帮人过去是怎样“爱民如子”“深得人心”的呢？上海右派集团的一分子夏高阳，从1940到1943年，就曾在浙江温岭当过三年“县太爷”，他的“德政”，在温岭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人民到今天犹有余恨。他用种种欺骗手段，掠夺农民和盐民的大批土地和盐田，低价拍卖给地主豪绅，从中渔利。他又用边抓、边谈、边放的手法，施行他“禁”盗匪，“禁”烟毒的“仁政”，实际上是无论罪恶多大，有钱就有理，结果温岭的盗匪越“禁”越多，甚至可以浩浩荡荡的白日开入城镇大肆抢劫。
温岭有许多民谣“歌颂”这位“夏县长”，如：
黄献金（当时横行浙江沿海的海盗），
势力大，
高阳本是他一家；
鸦片白粉走私来，
坐地分赃县太爷。
夏高阳，黑心肠，抓壮丁，刮田粮；
不是抗日打东洋，干的什么勾当自明亮。
夏高阳在温岭统治三年的结果，把一个物产丰盛，堪称鱼米之乡的地方，搞得民不聊生，满目荒凉，而他自己却是“腰缠万贯”，下任时，竟带了二十担随身箱笼满载而归。正如民谣所形容的：
夏高阳，有能耐，买卖壮丁发横财；
来时“穷秀才”，去时成了富翁夏“万财”。
来了夏高阳，百姓遭灾殃，
腰包金银满；万两。
浸透了剥削阶级毒汁的人
热衷于个人的功名利禄，是右派分子们历史上的一个共同特点。解放前，他们为此目的，不惜卑躬屈膝，阿谀奉迎，到处钻营，耍两面手段，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卑鄙地追求功名利禄的历史。
这里我们要以右派分子孙大雨作例子。孙大雨一向以“进步教授”自居，但是，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中，群众剥下了他的伪装，显出了原形。原来孙大雨早在1942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投靠孙科和张道藩，参加翻译蒋介石的法西斯著作“中国之命运”。抗战胜利后，他想谋取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拼命讨好三青团头子陈雪屏，以后他的升官发财目的没有达到，就由罗隆基介绍加入了民盟，但同时又加入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发起的反动组织“国际文化协会”，脚踏两头船，那边有利就往那边倒。
人们揭发孙大雨的好利与自私，也到了惊人的程度。他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诗论”，据新文艺出版社编辑说他的书是“唯心主义加形式主义”，但他说他的文章是
“字字有份量”，硬要出版社按三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和最低定额来出版，最后因出版社不同意，被迫以十八元一千字计算，而这仍是出版社现行的最高稿费。反右派斗争展开后，他整日装病在家，不参加会议，学校几次打电话要他到校，每次都由他妻子回绝了，凑巧有一次学报编辑部也同时打电话通知他结算稿费，在电话机旁边的孙大雨，一听到“稿费”两个字，立即一跃而起，接过话筒说：“我那篇文章是三万六千七百九十多个字，要给我多少钱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此贪财的孙大雨，对人却刻薄到极点，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妻儿也不例外。解放前，孙大雨一个人能配给到两份火油，他母亲要用一些，他就要自己母亲按照市价拿钱来向他买。现在，他每个月有三百多元薪水，他妻子是小学教员，收入很少，但是他在家用上硬要妻子与他平均负担，不肯给家庭多拿出一元钱。
上边所说的，仅仅是上海右派集团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一部分旧账。这些账，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本着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解放后，并未向他们算过，现在他们既然要向党和人民“算一算旧账”，那么就一起来算一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