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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水利建设的成就是解放前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
须恺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薄副总理和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下面我想专就解放前后的水利建设问题表达一些意见。
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别有用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诬蔑共产党，抹煞成绩，甚至大声叫嚷：“中国被共产党搞糟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等等，荒谬绝伦，令人不可容忍。全国人民从各个方面的实际成就，以铁一般的事实来斥责粉碎右派分子的胡言乱语，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凭我从事水利工作连续四十年的亲身体会，将解放前后的全国水利事业面貌，就荦荦大者轮廓性的对比一下，看一看究竟我们中国给共产党搞糟了还是搞好了？
首先，看一看最足以反映水利建设成就的农业生产，主要的粮食生产的情况发生了怎样一种变化。解放以前，水旱灾荒，连年不绝，因之粮食生产年年不能自给而必须依赖国外大量进口，当时“暹逻米”“西贡米”“花旗面粉”充斥市场，今日在座长者都能记忆，旧日海关进口货物统计材料更能充分证实这一点。中国号称农业大国，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就是那样低落。在全国解放的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二千一百多亿斤，经过几年来的农业和水利建设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一九五六年全国产量达到了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饱的问题，还有小量可以出口。这样的转变，有人或者觉得算不了什么，不错，我们望前看，距离我们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要求的目标还远，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回忆一下解放前的几十年经过，就成为大可珍贵的一页了。应该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还没有摆脱自然影响，水旱灾害，照常存在，而且有时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严重，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斗争，才能逐步战胜天灾。但是从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事实看，应该承认水旱灾害的深度已开始有所减轻，个别地区并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否则就很难形成农业上全国性的逐年增产局面。紧密联系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几条主要河流的解放前后的变化面貌，可以帮助说明问题的内在情况。
八年的水利建设已经使许多常年受灾的地区改变了面貌
第一谈到黄河，由于黄河现道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淤积而日趋高仰，由于旧时代统治阶级的漠视和无能，在国民党时代，洪水流量达到三千秒公方左右就会发生决口，统计每三年可以发生决口两次。北决泛滥华北平原，南决糜烂淮河平原，陆沉惨痛，两大平原亿万人民的记忆中，比我当更为深切。但是自从黄河下游掌握在人民手中十年以来，汛期流量一般都在三千秒公方以上，不少年次在一万六千秒公方左右，而黄河未曾有过溃决，主要是由于人民政府投下了巨大力量，彻底加强了大堤工事，从而扭转了旧时三年两决的局面。设想一下，如果黄河仍像从前一样的决口规律，那末十年以来，就会发生过五六次决口，就会造成过没法计算的巨大灾害。前后对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根治黄河，我们在解放以前只是一种遥远的崇高的理想而已，可是现在三门峡水库已经正式开工了，再有五年左右，黄河的历史面貌，就将彻头彻尾的改变了；“黄河是中国的祸害”的按语，就将成为历史陈迹了，这是古今中外所不能想像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能有这样的事迹出现么？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次，谈到永定河，它是以“小黄河”的别号载在中国水利史上的，因为它的为害性质和黄河一样，仅仅河流较短水量较小而已。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完成了官厅水库，这个名为永定而实际上长期迁徙无定的河流，才真正的进入了永定阶段。同时旧日畏之如猛兽的洪水，已经驯服的发出了光明的电，已经细水长流的进入了人民首都，为人民生活需要服务。试看，这样的改变自然、改变历史的伟举，解放以前如何能想像到只在短短几年时期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么！
此外，在华北河流中，潮白河开辟了下游新河道，大清河开辟了独流减河，漳卫河初步疏浚了四女寺减河，主要的是就目前实际可能范围，扩大洪水出海泄量。已成工事，没有疑义对消除水害的要求还远远不能适应，但是同旧日相比，由于汛期泄量加大，汛后泄水加快，对于水灾的范围和深度均得减轻，是没有疑义的。如1954年和去年那样大水，如果没有几年来的治水工事，灾情一定更为严重，天津市亦恐难以幸免，我想这个成绩估计，并不夸大罢。
淮河的治理，大家比较熟悉。淮河流域，从前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解放以来，一方面将淮、沂、泗、沭各河洪水互相干扰为害的根本状况加以变革，主要的将沂、沭洪水各自开辟出海道路，消除了淮河流域的侧面威胁；一方面对淮河本身在蓄泄兼施，干支并治，上下游兼顾的方针原则下，修筑水库，浚治河槽，控制利用湖泊洼地，扩大入江入海尾闾，积极推进各项治理工事不遗余力。在目前阶段，不论大雨、小雨、无雨，旧日的灾害在区域的大小方面，在灾情的深度方面，已经大大减轻，改变了旧时面貌，其中如苏北里下河区域，已经摆脱了历史上经常水旱灾害的局面，应该说治淮成绩是十分显著的。
在长江流域，除加强了堤防工事以外，举办了荆江分洪，汉水下游分洪，洞庭南湖整治等等蓄泄操纵工事，在一定的洪水标准下，消灭了灾害。全国其它河流，同样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新的水利措施，产生了新的成效。如果人们争取机会实地去看一看，拿目前的情况和过往的比一比，就可以深切知道短短八年中间，已经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一种想不到的前进的变化！
解放后扩大灌溉面积已超过了过去全国灌溉面积的一半
现在再从水利建设的另一重要方面，灌溉事业的发展方面看一看。在一九四九年全国灌溉面积仅有三亿多亩，到一九五六年达到了五亿多亩，就是说，解放以来扩大了两亿亩左右，比几千年来积累所得的灌溉面积的半数还多，其中有一亿多亩更是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中扩展的，这足以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比伟大的力量。
灌溉以外，解放后对沥涝地区也推进了不同程度的防涝工事，受益面积有九千多万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对于自然灾害，已经展开了强有力的战斗，是我国历史上向所未有的战斗；由于我国幅员的广大，河系的众多，历史性灾害的深重，要想全面彻底消除灾害是长期的艰苦工作。但是在这几年战斗的开始阶段，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保障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水利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大闸大坝一般自己都可设计施工
水利建设，防洪灌溉事业以外，在水力发电事业方面，发展速度也是难能少有的，于开泉代表已经有所论述，不再多说。在航运建设方面，如塘沽港的整修，湛江港的兴筑，长江上游航道的整治，以及平原河流无数船闸工程的建筑，都对水上交通运输起了前所未有的功效。
末了，也是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我国水利科学技术在解放以后获得了显著提高。就我所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虽则一个小小的水闸，例如湖北的金水闸，苏北的双金闸，还是外国工程师所设计的，这不是当时的技术人员无能到那样地步，乃是当时政府媚外和迷信洋人所形成的。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解放前夕，我国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建筑了少数船闸、泄水闸和小型水电站，从现在看来，那是无足称道的。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整个国家谈不到水利建设，就谈不到水利技术的使用，更谈不到水利技术的提高。
解放以后，如上面所讲，全国范围积极开展水利建设，党和政府除一方面从学校培养人才外，一方面对原有技术人员给以充分信任，使大家得到良好机会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并提高各自的技术水平，尤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苏联专家的精湛技术的指导和培植，提高得更为迅速。在目前可以说，除掉像黄河三门坝那样艰巨工程外，一般国际水平的大闸大坝和水电站等，基本上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力量来完成全部设计和施工，当然碰到特殊疑难问题，还必须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总之，目前的水利技术水平，和旧时已不能等量齐观，这也是解放以来所获得的重大成就。
由此可见解放以来，水利建设一日千里，是解放前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我们水利工作者大家都认识到目前的治水工作进度，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全国人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同时也承认在工作中间，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例如水土保持工作，农林水利各部门未能密切配合；不论防洪灌溉或治涝，大小型未能有机联系；农业水利与工业水利未能统一规划；规划设计有些标准过高有些漫无标准；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未能事前合理研究解决；科学研究未能与生产需要紧密结合等等，都给各项水利事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损失。因之，对于已有成绩固然不应有任何自满情绪，对于缺点和错误正需要全国人民给以批评，以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不过，像右派分子那样故意混淆黑白，将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成绩一笔抹煞，那种别有用心的诡计，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伸出铁腕来粉碎它们的阴谋，如同保护眼珠一样的保护社会主义建设，永远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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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承认错误
潘大逵的发言
我现在以沉痛的心情当着全体代表面前，老老实实地交代我的问题，诚诚恳恳地承认我的错误，决心今后加强学习，彻底改造自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但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低，现在的思想乱，检讨不够深入，还恳求各位代表不断批评和帮助。
首先，我要对罗隆基的罪行除了我在四川代表小组和民盟谈过的以外，还要作一些补充的揭发。
我与罗隆基从小同学，熟识多年，回忆起他过去的一切，才认识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得寸进尺，欲望无穷，专搞宗派的野心家。只要列举下面几件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他常以“八年清华，三赶校长”而自鸣得意。在清华读书时，他就以组织小集团搞学生活动出名，结果他出了风头，当上了学生会会长，这就初步培养了他的政治野心，想当领袖的欲望。
2、在美国留学时期，他把一些国家主义信仰者组织起来，成立大江学会，并使他自己当上了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
3、回国后，他除了参加国社党外，亦曾与青年党接洽过，但因不能爬到领导地位而终止。
4、他在昆明开始搞民盟工作的时候，就搞小圈子，那时他特别联络几个清华同学和青年党党员（其中有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和我，另外有青年党党员唐小蓂、杨怡士、郑独步等），而与盟内进步分子闹对立，所以他的小宗派应该说从一九五○年起改组，而不是开始。
5、抗战中在重庆民盟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中，他联合起有党派和无党派的盟员对青年党作斗争，但他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夺取左舜生（青年党领袖）的秘书长地位。
6、解放初期，他未能得到如章伯钧和史良一样的地位。他以为党对他不重视，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太小，所以他就在那时（一九五○年）尽可能的多拉一些人，无论是教授或在其他方面失意的盟员。
7、七中全会他得到了副主席的地位，满足了他部分的一时的欲望，但仍以未得到部长职位为憾。
8、去年他得到森林工业部部长位置以后，又以不符合于他的专长而口出怨言；而且还以为不过是排朝站班，比跑龙套的角色稍高一级而已。
9、今年春他又对王造时分析国际形势、知识分子问题，企图利用王造时在上海为他作宣传，以迎合知识分子落后心理为自己拉群众，抬高声望。
10、从以上看来，他的口味就越来越高，圈子越搞越大，在反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上，就把过去视若敌人的章伯钧勾结成为亲密的战友。章罗联盟就因此形成，满以为政治资本扩大了，不但可与党讲价钱，而且要想与党分庭抗礼了。这就可以说明罗隆基是一个专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永不知足的野心家。
此外，他还是一个只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一贯反苏反共的阴谋者。他妄想改变我国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转为亲美反苏的路线，在我与他的来往中，我知道他有下面的一些看法：
1、美帝侵朝时，他与张东荪都认为首先发动战争的不一定是李承晚。
2、他同意铁托、卡德尔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认为苏联是干涉匈牙利内政。
3、他认为英法侵略埃及后，由于美国施加压力，致使英法停止侵略，战争才没有大打起来。
根据上面几点，他得出结论，是国际舆论对美国艾森豪威尔的评价越来越高，对苏联与和平民主阵营的信任越来越小（他说英美法共产党员退党者日多，文幼章都不愿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局势并非日趋缓和，台湾解放不易等等谰言。此外，他还说过贝利亚事件不过是苏共系派之争，马林科夫下台，他早有预见。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觉得他过去在斯大林逝世时的讲话，没有感情是应该的了。这可见他不但在思想上反苏反党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在感情上也是反苏的了。
为甚么他有以上一切思想呢？这说明他的意见不但基本上是美帝意见，而且他的思想感情也是与美帝一致的。解放前他除了与司徒雷登、魏德迈等有接触外，在昆时与美使馆人员朴劳斯及美领事等亦经常来往，并常将盟的内部文件交给他们。解放后，他亦经常阅读美国杂志，而他竟把这些美帝观点作为他的“外交纲领”，从此可见他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贯的，至于他对党的内政方针采取反抗的态度，也是很明显的，如他夸大知识分子的进步，忽略知识分子的改造；强调肃反的偏差，主张设立平反委员会；批评共产党发展太多，主张民主党派大发展等等谬论，早已被大家批驳，就不用多说了。
其次，我要对我自己如何参加、执行章罗联盟的宗派阴谋加以检讨。
罗隆基在盟内搞无形组织的小宗派是从昆明开始的，在那时是与盟内左派分子闹对立。到了一九五○年略有发展（中央的人有张东荪、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叶笃义、张志和、范朴斋等，地方上有马哲民、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王文光、李德家、张松涛和我等人），开始与章伯钧争领导。我当时不满意我的工作的安排，他就鼓励我在四川搞一宗派与楚图南对立起来，后来西南大行政区撤销，盟中央有意调我到京工作，罗隆基则坚决反对，不肯撤离他所谓的据点，并以我在西南是地方领导，到中央是专职干部的说法来迎合我的落后思想，使我在四川为他效劳。
五一年后宗派的形式改变了，章罗在近年也合作了，现在的方式：一是由集体而变为个别或少数人的接触，交换意见，二是通过会议坚持他们的主张（如今春工作会议的大鸣放，大发展，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等等），三是通过章罗二人的密商（如去年他们在北戴河的会商，和今春的四个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等等），再布置他们的计划。
章罗联盟的阴谋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部分，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而采用的方法就是有意歪曲传达，或利用他们的地位发出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有时利用合法的组织名义，有时又用私人邀请茶饭谈心方式，或者大谈一套，或者三言两语，总之不外散布毒素，陶醉自己，迷惑别人。这样，凡是与他们接触较密的人们，就受到了他们深刻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人，必然是思想上与他们有共同基础），对某些意见还以为是代表组织的正确指示，就不知不觉的按照他们的阴谋方向进行了工作，我就是参加了他们这样性质的宗派和阴谋的一人，并且我在四川也就响应了章罗的主张，影响了四川的干部和盟员，因而在整风中起了最恶劣的带头点火作用，把四川盟搞得一团糟，我应该引咎负责。
我在四川又怎样执行章罗的阴谋呢？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六个字方针提出后，章罗都以为盟今后的地位和作用，将大有变化，比以往的劲头大多了；对四川盟也就特别发生兴趣，以为那里大有潜力可掘，特别是想在文教界中拉拢群众，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好与党分庭抗礼。所以他们提出政治设计院我就在四川提出民主党派成员必须在学校里参加施工设计，打牌不可以专做梦，桌子脚不可以三缺一等等荒谬主张，简直忘记了宪法上的规定，党为全国人民的核心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妄图与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言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甚么呢？
章罗在政治上既有这样的野心，因此，他们的组织路线就是大发展，罗隆基批评四川发展盟员太少，远不如其它各地，我在四川也就认真执行了他的主张，着重自愿参加，打破三个为主的界限，强调发展青年、中间、落后，希望在大鸣放中以敢于向党批评来提高盟的威望，便于吸收成员；所以主张发展手续可以放宽，流水式也好，中小城市也好，都可不必限制。我因受到罗隆基的批评，我对发展得较多的地方组织如重庆就大加赞扬，对发展得少的如成都就表示不满；我还疑惑田一平对发展组织兴趣不大，怪统战部对发展组织支持不力。
罗隆基去年到成都视察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同我商量，开了几次座谈会，访问了一些人。其目的也不外在于：一为盟干部打气，说盟有前途，要大发展组织，二在搜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所以他特别注意有问题的老知识分子，他在成都收到了一些被斗过的人的信件，这就成为他后来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根据之一；他今春路过成都机场时，又大夸他的意见提得好，称赞储安平谈得不错，史良、李仲公等的意见提得很坏，这明明是说凡是攻击党的就好，拥护党的就坏，也足以说明他蓄意反党、反人民了，其用意的恶毒尚不止此，他在我面前说明这些意见的动机，就是想利用我传达他这种意思到四川盟的干部和其它的人，实现他到处点火的阴谋。
我在盟的工作作法上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对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感到兴趣；特别强调与统战部协商，但由自己作主。因此，我对盟的工作安排，人事调整，都往往由盟自己作决定，而在事后才告诉统战部一声。我强调接受党的领导是在方针政策上面，重大问题才去请示一下，所以我就采取了与党的关系不是越靠越拢而是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就说明我也坚决执行了章罗脱离党的领导、自搞一套的作法。不止于此，我还对四川党的领导进行诬蔑，企图挑拨党与党，党与群的团结关系，妄想削弱党的威望，抬高盟的地位。这是十足的英美资产阶级政党的恶劣作风。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我完全接受了罗隆基和费孝通的意见，因而我在成都作传达的时候，只是宣传了他们二人的主张而忽略了胡愈之与楚图南的意见。我也夸大“肃反”、“思改”中的偏差，因此，我不但响应了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甚至发展了他的范围和内容。在学校党委制的问题上，我不加辨别地接受了章伯钧的错误传达，也跟着说党委制过去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损失，因而主张专家治校。在鸣放方面我强调知识分子的进步，一切问题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主张毫无标准的鸣放；甚至说鸣放精神不应限于学术，也可适用于政治；互相监督也不应限于组织，个人也可以发挥监督作用等等谬论。以上说明我在公开抗拒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策上面，与章罗并无不同，现在我才认识到这是违反宪法、反党、反人民的极严重的错误。
最后，我对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要深刻地检查一下。我现在才认识到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决不单是受了章罗思想的影响而是他们的思想引起了我与他们共鸣，这即是说我的思想本质和根源是与他们有共同的基础的，所以他们的主张与我一拍即合。
我出生于地主家庭，从十四岁起就到清华读书，开始受美帝教育，直到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七岁了，这说明我长期受了美帝资产阶级教育的毒素。在美国求学时代，我的政治倾向也是非常落后的，我经常与当时有国家主义信仰的同学在一起（王造时、彭文应就与我非常接近），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时候，我尚主张在美的留学生不必有左右袒的表示。一九三○年回国即接受褚辅成、沈钧儒二老之聘，在上海法学院教书，就贩卖英美民主政治，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等思想。当时在私立大学教书与国立大学相比，待遇是很差的，生活也是较苦的，所以对国民党又加上一层的不满意。抗日救国运动一起，我参加救国会，但是与我接触较多的，还是王造时。抗战中在昆明参加民盟，那时经常来往的是罗隆基。从以上情况来看，我的右倾思想的根是很深的，我的右倾朋友是很多的。解放以来除土改外，我没有很好地参加其它各种运动，虽然我的生活地位比解放前，无论从那方面来说，是好得多了，可是我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旧有基础上原封不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一切遗毒，还是根深蒂固地潜伏着，人生观改变得少，思想进步得慢，以致这些毒菌一旦遇着适当机会，就不知不觉地冒了出来危害人民。在整风中，我不是从人民的立场来进行善意的批评，现在我认识到这个错误，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和痛心。
最近我的儿子、侄女（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都分别由东北和武汉来信，一面表示惋惜，一面表示愤慨，都说党和人民对我不薄，生活比过去国民党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自己也知道要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得解放，不但生活不下去，就是性命也难保），真想不到过去参加民主革命的人而今天竟会如此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最近我的两个小儿子（都还在成都读小学）听见说我是右派分子他们又弄不清这个名词的含义，到处向人家打听，损伤了他们幼小天真的心灵，我想起他们不禁使我非常悲痛，再一想起党和人民几年来对我不断的培养、教育和对我的重视，而我竟丧心病狂地不顾一切后果，发出了违背宪法，损害社会主义，破坏党群团结等等谬论，这就使我更痛心了，不仅为落后分子作了代言人，而且是为反革命分子撑腰，起了到处点火的作用，还配得上作一个人民代表吗？
我现在决心立志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今天的检讨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我一定要继续彻底交代。我现在诚恳地向人民认错伏罪，坚决与章罗联盟一刀两断，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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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发展我国造船工业
杨俊生、萨本炘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们对积极发展我国造船工业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解放后几年来，我国造船工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有很大的发展。旧中国的造船工业，实际上是修配工业；所谓造船，只是用外国材料，外国机器在中国作一些装配工作而已。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建造以前不能造的复杂的舰艇，自行设计和正在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七千多吨排水量的沿海油轮（即四千五百吨装油量沿海油轮），已设计八千吨排水量的沿海货轮（即五千吨载货量沿海货轮），还准备设计和建造约二万吨排水量的远洋货轮。几年来造船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飞跃的进步。兴建了好几个新型船厂，造船工业的队伍是较前壮大了，已经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种优良条件。即温和的气候、不冻及冬夏季水位落差不大的港口、相当数量的技术工人。同时，我国又有一万二千余公里海岸线，数十万公里可通航的河道，丰富的物资可供运输等条件。而我国造船工业的落后状态，和这些优越条件是不相称的，这些有利条件还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作为造船工业的技术人员来说，对于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问题，有下面几点意见。
一、关于造船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造船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一般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苏联和其他国家对造船科学研究工作是很重视的，研究工作不仅在正规的研究机关内进行，而且还有计划的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工厂的实验室密切地配合工作。因此，近二十年来世界上船舶性能的经济效能，在船体方面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一，在轮机方面也是如此。这种经济效能的提高，是各国对造船科学研究工作重视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偶然的事。
我国在造船科学研究方面，仅在上海有一个造船科学研究所，而且规模很小，不能适应今后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现在该所主要的设备仅有一个小型试验水池（上海造船学院最近新建了一个长一百公尺的水池，所有仪器将于今年第三季度自国外陆续运到装置），是解放后兴建的，一九五四年开始做船模拖曳试验。当时兴建这样一个小的水池，是因为受投资限制，用以来积累经验和训练人员，尚未始不可；如要进一步做精密试验，这样的设备就太不够了。因为水池小，船模用得小，所得结果就不可能很准确。国际间公认的标准是六公尺的船模，水池长度大约为船模的五十到六十多倍。因此，该所水池要扩大到三百到四百公尺，才能适应今后需要。同时，还应配备浅水池，适航性水池以及船舶结构、振动、机械装置和造船材料等研究试验设备。为了提高造船科学技术水平，造船科学研究所内设备的充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和研究工作人员考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研究建设投资希望应有一千万元左右，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数字，希望主管机关予以支持。
二、造船工业需要协作和支持
造船工业是最大的综合性工业，需要各种重工业的配合，根据我们几年来从事造船工作的体会，其他工业如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电机工业等和我们的协作以及对我们的支持是不够的。首先讲冶金工业。现在我国除能生产一部分内河船用钢材外，海轮用的钢材，还没有大量生产，现在修造海轮用钢材都是进口货，如我们修苏联海轮，因钢材供应不及时，往往影响交货期限。这一问题，不论是从船舶工业来说，从节用外汇来说，都是值得我们慎重考虑和研究解决的。其次，船上所装的动力机，国内所生产的是小马力的，过去绝大多数民用船舶的主机是船舶工业局所属各厂自己制造的，一千到二千马力的都是往复式蒸气机，现正试造二千四百马力单流式蒸气机，还未完成，一千马力以上的柴油机和较大马力的船用气轮机，国内还不能制造。最近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局已准备设计制造大型船用气旋机，将使我国船用主机的性能，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同时我们还希望一机部及早考虑制造低速柴油机，设计资料可向外国购买，免得多走弯路，在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方针时即宜注意及此。要是气旋机，柴油机制造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能配合交通部门的需要，设计制造他们在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要的几种基本船型。其他如电机制造工业、油漆工业、木材工业等，都希望能考虑一下船舶的特殊需要。船上用电机是多种多样的，要求体积小、重量轻，有时要封闭式的；电缆有时也有特殊要求。出口船舶必须符合国际标准。目前油漆、木材等材料往往难得符合理想，近几年来修造苏联船舶，因国产器材未能达到苏方规格，往往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总之，对于船用器材，我们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一般尚未为各方面所接受，使我们在工作中非常被动。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对造船工业能更多的协作和支持。而且，仅是大的工业企业的协作是不够的，还应该为造船工业创造条件，使它能有一些必要的卫星工厂，如航行仪表、船用非标准的制品等，这些工厂可以采取造船工业部门直接经营或固定协作关系的形式。没有协作支持，船舶工业唱独角戏是唱不起来的。
三、应该重视造船工业，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进出上海港口的外国船只，繁忙地运来了国外的器材，运走了我国的各种工农业产品。假使以每年一千万吨的货运量来计算（这个数字是不大的），每吨货物平均一万海浬运程，每吨货物大约要付八个英镑的运费，一年就是八千万镑。如果出口物资占一半，一年要付外汇四千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三亿多元。假使有一部分货运由我国自己的船舶来担当，就可以节省一笔外汇。
我们认为：外贸和运输部门没有积极争取自备船舶、自运货物的决心，没有及早的把这件事大声疾呼地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注意，对每年要付大量外汇作运费不以为意，从而工业部门便不能很好的组织力量解决自行建造海洋船舶的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建造中小型船舶方面虽获得一点成绩，但大型船舶的建造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
进出上海港和其他港口负担远洋运输的远洋船（载重万吨左右），是现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类型的船舶，我国是否能够建造呢？我们认为，要建造万吨远洋船，不是没有一些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以我国近年来造船工业和机械工业已有的基础，只要组织得好，采取一些措施，万吨远洋船可以很快的开工生产。这里首先是建造远洋船的基地问题，建设新厂时间是比较长的，投资也是比较大的；但改建一些有基础的老厂，可以边改建、边生产，特别是有修理和改装大型船舶的船厂，对于这些厂的改建工作，应该及早定案，积极地加速进行。
四、不同意等待的论点
现在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要等待冶金、机械、电机等工业有了足够的发展，才能发展船舶工业。这只有一小部分道理，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发展趋势曾有过这一情况。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英国、日本等海运国就是显著的例子。社会主义建设是按比例平衡的有计划的建设，应当相应的配合发展，不能彼此等待。若一环等一环的等待下去，我国的造船技术在十二年内如何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呢？至于造船工业中有一些特别困难的机件，目前国内不能解决，在一定时期内仍需兄弟国家协作帮助，但总不能因为有一些困难而就放弃造船工业的发展。五、争取修造外国船舶，平衡外汇
自造船舶，自运物资，可以节省部分外汇，这是发展造船工业一个方面的好处。除此以外，据我们了解，最近几年世界造船工业空前景气，日本、英国、西德等国家造船业异常紧张，日本的造船任务已排至一九六○年。要向他们订购船只颇不容易。我国几年来曾为苏联及其他国家修造了一些船只，所获得的外汇虽不算多，但通过苏联验船规范的执行，对提高我国船舶工业技术水平，收获却不算少。同时，对苏修造船出口工作，解决了各厂生产任务不足、劳动力过剩等困难，也解决了苏方远东船舶的一部分修理问题，对苏方的海运起了一些作用。已经交出去的船舶质量，也都合乎国际标准，获得了苏方使用单位的赞扬。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展，争取外国新船订货。一条五千吨海轮，约值人民币六、七百万元，要抵上多少苹果、桔子、猪肉的出口啊！
为了造船出口，争取外汇，在最近几年，即使进口一些外国器材加工建造后再出口也是合算的。我国人力充足，能以“技术劳动”的形式对外贸易，比农产品出口优越得多。从近年世界造船工业的空前景气和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说，争取“技术劳动”出口是有前途的。同时，对船用钢材的大量生产和大型主机的制造等，仍望有关部门积极进行，以期逐步做到用本国器材造外国船舶。
六、关键问题是什么？
为了使造船工业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认为当前应抓紧下列几点：
1．从速组织船舶订货，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由国家计委分批的把造船任务肯定下来，确定船型，并即组织设计工作。凡是国内任务，能国内自造的必须国内自造，在国内自造有些困难的，也要尽量设法克服困难在国内勉力自造。由于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限制，所造船舶可能不尽理想。造船工业部门应该精益求精，力求逐步提高；使用部门也要体谅情况，先求能造能用。至于国外任务，在近几年内需用些国外技术协助及进口的国外器材，也是必要的。
2．从速组织协作。上面说过，光是造船工业部门，独角戏是唱不起来的，必须其他工业协作支持，特别是冶金、机械、电机等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船用的钢材、主机、电器，应及早组织试造和生产。特别是解决新式大型船机问题，尤为迫切。
3．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改建了一些船厂，打下了一些基础；但对于建造大型船舶还是努力不够的。造大船的工艺装备还很落后，必须迅速扭转这一情况，迅速改建一些有基础的老厂，以适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为了建造大型船舶，改建工作必须积极进行，不能再犹豫、观望。
最后，我们在这里表明我们的态度。解放以来，我们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而一些右派分子却利用党整风机会，进行颠覆活动，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坚决同他们划清界限，进行尖锐斗争。同时，在这个斗争中，进一步提高我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进一步发展船舶工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以上各节，是否有当，请各位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