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食品工业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李烛尘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
从各个报告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数字中可以看出，1956年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变化的一年。同时，又是为1957年新的胜利和迎接更加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们是不会高兴这些事实和数字的，他们企图一笔抹杀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全国人民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绩，他们这个企图所包藏着的祸心，就是阴谋使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使共产党“垮台”，使我们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老路。现在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回击之下，他们的阴谋逐步被揭露出来，我们一定要继续开展和深入这个斗争，不取得最后胜利，决不收兵。
现在，我就食品工业方面的情况作一些介绍，从食品工业近几年来的变化和成绩当中，也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我谈到今后发展食品工业方面的一些意见，请大家讨论指正。
食品工业迅速发展
食品工业的产品是人们吃、穿、用三大重要生活资料之一。几年来，随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对食品的需要在逐年增长，从几种主要产品1956年比1952年实际生活消费量来看，增长是很快的，食用植物油增长56％，食糖106％，卷烟49％，盐的销售比1952年增长68％，酒类61％。
由于社会需要日益增长，这就促使了食品工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早在国民经济恢复终结时期的1952年，食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一般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当进入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以后，食品工业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指食品工业部所主管的行业）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0％以上，占全部消费资料工业总产值19％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食品工业生产的增长，基本上依靠旧厂潜力的发挥，但也根据了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进行了一些新企业的基本建设、新投入的企业有制糖厂、榨油厂、罐头厂、葡萄酒厂、麦芽厂、乳品厂、芳香厂以及其他食品厂。
到1957年，食品工业部所主管的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水平，虽然受到了农业原料供应不足的限制，但比1952年仍然有较大的增长。例如盐1957年计划生产700万吨，比1952年提高40％，食用植物油1957年计划生产122万吨，比1952年提高24％，食糖1957年计划产量87.4万吨，比1952年提高93％，卷烟1957年计划生产量403万箱，比1952年提高55％，酒类1957年计划生产量52.4万吨，比1952年提高128％，肥皂1957年计划生产量24.2万吨，比1952年提高106％。其他如罐头、乳制品、蛋制品、1957年计划产量比1952年增长二倍以上。
食品工业的发展，给农牧业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对于加强工农牧业之间的经济合作，巩固工农联盟，起了很大作用。第一、食品工业的发展，为需要加工的农产品找来了出路，农民可以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换取较多的工业品。第二、许多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如酒糟、甜菜废丝等，正是猪和牛等牲畜的良好饲料，如一个日处理甜菜1，000吨的糖厂，每年产湿废丝15万吨，掺用其他饲料，可喂牛近万只，羊十几万只。一个年产8，000吨的酒精厂，每天的酒糟就达20吨，掺用其他饲料，年可喂猪7万头。第三、食品工业的发展，对满足广大农村需要，保持物价稳定，用工业品交换农业品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适当地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和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根据盐、食糖、酒、卷烟等四种产品的五年积累（包括工、商利润和税金）的估计，将有一百亿元以上。仅罐头、蛋制品、乳制品等出口产品也换回了大量外汇，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不难看出，过去几年食品工业的成绩是主要的，它对于国计民生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因而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需要的食品的数量是极其巨大的，例如全国每人每年多吃一斤油，一年就需要增产30万吨油；全国每人每年多吃半斤糖，一年就需要增产15万吨糖。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以来，食品工业虽然是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许多食品市场供应紧张，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人民生活确实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食品工业今后还须要大力发展。
现在，我想着重谈谈与发展食品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几个问题。
积极开辟原料来源
首先关于食品工业的原料问题，这是当前食品工业遇到的最大的矛盾。虽然几年来经济作物是有较大增大的。如以1949年为基数，到1956年甜菜产量增加749％，甘蔗增加242％，花生增加171％，芝麻增加9％，油菜子增加34％，烤烟增加906％，畜产品增加65％，但是正如周总理在八大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有些经济作物如花生、菜子、芝麻自1954年以来一直没有完成计划。甘蔗、甜菜也有两年没有完成计划，1957年播种计划也没有完成；不少经济作物品种不好，有效成分的含量不高，优良品种推广工作和耕作技术指导作的不够，例如全国甘蔗中土种还占到40％左右；东北某些地区的甜菜由于没有注意合理轮作，曾影响了甜菜产量和含糖分的下降，烟叶的种子有退化的趋向；在开辟原料来源，特别是同粮食不争地的经济作物方面也做的不够，例如木本油料中的油茶林，就有40％尚未恢复，菠萝、椰子、葵花子和一部分草本、木本的芳香植物等等，都是不需要好地来种植的，但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某些农业原料的收购价偏低，也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过去几年来工、农业计划协作不够，食品工业原料没有很好统一规划和安排，所有这些，都影响了食品工业原料的供应。但应该说明，几年来，工业部门本身主动地协助农业部门进行农业原料的规划和选育优良品种等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差的。除了在甘蔗和甜菜方面配合农业部门作了一些优良品种的试验研究和繁殖推广的工作，并得到一些成绩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配合协助农业部门做什么工作，这是需要我们今后改善的。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解决食品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我们认为必须很好地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甲、必须注意改进原料品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原料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关于提高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了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和改进肥料供应条件，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经验外，还必须从改进原料品种和质量着手，因为这方面潜力是很大的。例如，甘蔗土种与良种单位面积产糖量要差一倍到三倍。油料作物中的菜子优良品种与一般品种在同一地区同一条件下，每亩产量相差50斤左右，含油率相差10％，因此每亩产油量就相差一倍以上。在这里需要指出的片面的注意单位产量高，不考虑原料品质的有效成分含量，也是不对的。例如甜菜单位产量虽然提高了，但含糖分下降了，结果反而使单位面积产糖量减少，这不但不能增加工业生产，而且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除了要求农业部门加强良种的选育和推广的工作外，建议在农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由农业、农垦、林业、食品各部门分别建立必要的试验场和良种繁殖场，这样做，将促使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更有利于改进品种和质量工作的开展。
乙、积极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发展同粮食不争地的经济作物。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为了增加食品原料供应，大力开展新的原料来源，特别是发展同粮食不争地的经济作物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根据初步估算，如果油茶林全部恢复到战前2.000万亩水平，使每亩产油达到40斤左右，约可增产20—30万吨茶油。显然从这方面来下功夫，原料增产就大有可为了。
丙、及早地对于食品工业原料基地加以规划，这是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过去食品工业对于原料基地的规划工作是注意的不够的。有些需要原料基地的行业到现在还没有着手筹划建立，过去已经形成原料基地的如烟叶、油料等，由于没有加以规划，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致最近几年来食品工业在原料供应问题上随着发展的要求，越来越感到被动。因此，建议国家计委和农业部门在不影响发展粮棉的原则下，统一规划和建立主要行业的原料基地，从根本上来解决原料的供应问题。
丁、原料的分配调拨问题。目前不少食品行业，原料的调拨分配，还必须依靠商业部门这一中间环节，结果往往使得工业部门的生产安排，不易得到保证。因此，关于原料的分配调拨问题可否考虑：1．有些原料可由城市服务部门统一收购，由工业部门协同服务部门制订分配方案，进行调拨供应；2．有些用粮食作原料的，则仍由粮食部门统一分配调拨；3．有些原料，可以由工业部门直接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由工业部门进行分配调拨；4．有些原料尽可能使工厂直接和农业社签订原料供应合同。总之改进原料的分配调拨工作，必须从尽量减少长途运输，减少中间环节，保证原料供应，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出发。
戊、必须合理地调整收购原料的价格。对于收购价格偏低的原料应加以调整，这对于稳定和发展生产是有很大作用的。但调整的价格必须合理，调整的步骤也只能是逐步的，关于像有些地区，棉子收购价格只等于棉子饼的价格，甚至还低于棉子饼的价格，有些野生的资源收购价过低，影响到农民不愿采集，对于这些情况，应该及早作合理的调整。
以上就是我对于食品工业的农业原料方面的一些意见。
充分利用现有原料
第二，关于食品工业的增产节约问题。发展食品工业的根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原料。但是，我们工业部门本身在农业原料的利用方面，也有很大潜力，这是我们工业方面应当首先努力的。
食品工业的原料利用方面，在先进与后落之间相差是很悬殊的。如土榨油坊中用同样百斤油料的出油率高低相差2—3斤含油高的原料出油率相差3—6斤，毛棉油精炼率，济南油厂达94％以上，而其他条件相同的油厂仅为91—92％。河北省白酒厂的淀粉出酒率，1956年全省平均为70％，涿县白酒厂高达75.8％，而商都酒厂仅有56％左右。甘蔗土糖产糖率，福建为10.5％，广西只有7.34％；机制甜菜糖总损失率，阿城只有2.9％，友宜、红光、和平三厂则在3.3％以上。肥皂工厂的废液全国尚有六分之一没有回收甘油，罐头工厂中的次果、果皮，有些酒精厂和白酒厂的酒糟，糖厂的甜菜废丝与滤泥等，都还未得到充分的合理利用。
根据上述情况，食品工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主要要求：
在制盐工业方面：1957年除了要求争取完成国家计划700万吨外，再增产56万吨。由于盐业职工积极努力，各地党政领导重视支持以及有些地区当地驻军大力协助，及时解决了旺产季度劳动力不足等困难问题，因而到6月底全国原盐产量已完成457万吨，预计如无大的灾害全年可以争取完成原盐700万吨以上。
油脂工业方面，全年全国增产食油8万吨，要求大多数土榨油坊出油率平均提高1％；在小型机榨油厂或土榨油坊对农村留用的饲料大豆争取一部分加工榨油；在大、中城市利用部分粮谷加工厂的米糠进行榨油，并提高机榨的出油率和棉油的精炼率，要求机榨油厂平均提高出油率0.5％。
制糖工业方面，要求下一个生产期，增产4.5万吨，属于今年第四季榨季的1.5万吨，其中全国机制糖厂在下一个生产期从提高总得糖率中增产1.1万吨食糖；土糖坊在推广加水压榨的经验中平均提高总得糖率0.7％，约可增产1.2万吨糖。推行小锄低砍，多收甘蔗可增产2.1万吨。
酿酒工业方面，要求全国白酒在1956年基础上，小曲酒提高淀粉出酒率5％，大曲酒提高2％，可增产65度白酒1.2万吨，节约粮食3万吨，并进一步解决酒糟利用问题，以增加养猪的饲料。
其他如卷烟、罐头、乳制品、蛋制品、肥皂等若干行业，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大力争取原料，积极采用代用品，减少浪费，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从今年上半年执行的结果来看，由于各级党政的领导，食品工业部已经在增产节约方面开始获得了一些成绩，我相信只要我们全体职工作进一步的努力，各有关部门加以支持，特别是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多加督促检查，预计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改进工业管理形式
第三，关于改进食品工业管理形式的问题，也即是改进工业体制问题。首先是我完全拥护这次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近两年来，为了纠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统得过严的缺点，我们又研究了体制问题，现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利，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关于改进食品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除了要首先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上下关系，扩大地方职权而外，还必须要解决目前食品工业存在着多头领导的问题，即有些食品工业中的一个行业分属于好几个部门领导，因而，妨碍了这些行业的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建议一个行业原则上应归一个部门统一规划和管理，克服目前多头领导的弊端。
最后，我要着重指出的，目前食品工业所存在的某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我坚决相信这些困难将会逐步得到解决。我国食品工业也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发展，宽阔的前途是展开在我们面前的。目前食品工业领导方面的缺点错误是不少的，希望听到各位代表的批评意见，以便我们努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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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
李伯球的发言
一、我感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反右派斗争的号角把我从错误的泥坑里警醒。我的严重错误首先是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市召开了各种座谈会，鼓励大鸣大放，上了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圈套，变为章伯钧放毒、点火的工具之一。并且在去年以来，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党中央执行章伯钧的路线，把农工党引入极可疑的、危险的方向。最明显的是今年农工民主党四月会议，章、黄处心积虑要实现黄琪翔的副主席，我做了他的支持者。会议以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要“亲政”要掌握全部权力，正企图更多地引用“心腹”，进行大发展。所幸党和人民及时揭发和反击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把农工党挽救过来。
二、现在从几件重要的事实来看看章伯钧、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活动的真相和我的错误。
1．章伯钧利用他的地位假借帮助中共整风，直接指使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举行六个方面的座谈会。章伯钧说：“九三做得好，走在前头。民盟中央同市委正在分头搞，农工民主党也不应落后。中央和市委合办，市没有钱中央支持。”首先邀集了为召开座谈会而联系的各方面联络人。其中就有不少章伯钧的心腹，如张申府、王又庸、王枕心等。章伯钧在会上说：“帮助中共整风，要破除顾虑，多邀集农工党外人士包括其他党派的人来参加。”并说：“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来头，顾虑少。中下层知识分子顾虑多，说话的机会又少，也要组织他们座谈。北京市要在六月底，人大四次会议前开十几个座谈会。北京搞开了，中央要派人到上海各地去帮助地方搞。”在章伯钧亲自督促之下，座谈会开得很常，一次接一次。他还指使李健生用个人名义召开了两次妇女界座谈。初次座谈报道，章认为太简单，要求干部每天整理记录，把问题突出来赶给光明日报发表。内容要多，占版面不妨大。每一方面座谈会章伯钧都来作一番鼓励（只有文化工作者和书画家座谈会章未到）。座谈会上出现了不少反党领导的谬论。尤其是张申府邀集来的师大教授胡明、朱启贤等，大发民主办校实质上反对党委制的狂言。今天来看显然章伯钧是配合光明日报和民盟的布置，来挑拨不满分子去点火、放毒、推波助浪。并还企图扩大他的影响，拉拢不满的知识分子，收罗“三教九流”。
2．与开座谈会同时，章伯钧、黄琪翔在这时期，约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吃饭。连办公会议也移到文化俱乐部开了两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六月六日下午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处负责人以外，还有张申府、王枕心、王又庸、曾子英以及丘哲、杨子恒、蔡一鸣、詹云青。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说这次集会的名单是他与章伯钧商定的。这一次章伯钧大发谬言，主要有如下几点：（1）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2）农工党有一套资本——即有政治活动经验的老人。过去失去联系的现在都要收罗回来。劳改的、办刑的期满了都可以来，“老三党”的人都要得到安排。（3）交代张云川到郑州去发展组织（张于七日离京赴郑）。（4）要马上办“中华论坛”，由张申府、何仲珉来办。（5）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要七、八十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从近来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章伯钧那几天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最紧张的时候。他正要引进更多的“心腹”来掌握农工党中央，进一步发展组织扩大宣传，来扩大影响，准备更大的“资本”。
3．章伯钧去年以来就念念不忘办“中华论坛”，章伯钧由北戴河回来时，常常邀集农工党中央和地方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大谈改变宣传工作，首先要把“学习通讯”改为“前进报”。同时又要复办抗日时期重庆办过的“中华论坛”，并要亲自主编办成“东方杂志”。经常说要何仲珉、丘锷仑、丁方拓、吴孟辉参加编辑工作。我们不同意这样办，要求建立期刊筹备小组，并由执行局会议推定李伯球、严信民、黄善继、夏康农、徐彬如、张云川组成小组。曾召开过一次会，初步的交换了意见。（吴孟辉记录）小组谈后，我曾约何仲珉、丘锷仑、张育康谈，将小组记录综合成期刊计划大纲以供讨论。这种期刊计划大纲初稿，我到广东、上海视察曾约集同志们讨论。大致都同意办成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帮助思想改造结合实际来分析时事政策的刊物。但与章的意见完全不同，章即置之不理，还是谈他自己一套的“中华论坛”。到了今年章更要早日办起来，并露出心底要张申府、何仲珉来办了。
4．关于“政策研究委员会”问题。按照农工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是要成立党员代表筹备委员会。中央执行局亦决定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但因章不愿建立筹备委员会，要设一政策委员会，黄琪翔就让这个小组无事可做而解散。以后因我们反对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改为政策研究委员会而已。三月间，全国工作会议时，他在会上说要把在民盟设立几个委员会的办法搬过来。有一次他邀集执行局的人谈表示要安排张云川、何世琨各主持一个委员会。后来因张、何在三中全会反对选副主席上同他发生了争执，问题才搁下来。这次会议预定要成立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章无可奈何，又坚持只以中央执行局委员为筹委拒绝增加人，其实章伯钧是不愿召开代表大会的，他要使筹备工作取消。一定要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于各部、处协商分配的干部名额，黄琪翔说章不同意，要多留名额给他安排。显然章伯钧这时候是要竭力安排他腰包里的人，并准备收罗“三教九流”的人物，以便在农工党为所欲为。
5．关于三中全会选黄琪翔为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问题。我一月中由上海回到北京，黄琪翔即找我到他家里谈，关于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秘书长相关的问题。他说：“徐冰同志问到政协委员补缺问题。”他又说：“同则沉同志商量过此事，认为解决副主席不困难，解决秘书长困难就大。”黄要求我同意将来开会把副主席和秘书长分开两次会来解决。并表示当了副主席、人大常委，那末体委副主任、法案委员都可让出来。又一次是黄约则沉和我到黄家，仍然谈关于这一连串问题。则沉当面说黄的副主席没问题，并说：“我本来认为秘书长可推伯球，但这有困难，伯球要好好虚心检查自己。”我当时很感激则沉的批评。我再到则沉家时表示要支持季老任副主席，如一时未实现，由季老任秘书长，他如仍在南京则我代他。并提出季老任政协常委。我和则沉还谈到在农工党如何团结进步分子，并适当安排问题。我在去年夏即坚持要求王深林摆脱山东工作专任农工党中央事，所以对则沉的安排意见，我完全同意。但后来协商政协委员提名时，我坚持同则沉谈过的意见都被章伯钧拒绝了。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时则沉病了。则沉病前告诉我他曾向章建议约一些负责同志商量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章不愿谈。四月会议时深林、信民采取消极态度，我处于孤立的境地。章伯钧任意发纵指使。临到选举前一天，章伯钧才正式提名黄琪翔为副主席，杨逸棠、王一帆为执行局委员。当时张云川代何世琨提出书面指出黄琪翔与杨虎关系未交代，坚决反对选副主席，引起激烈的争论。章却宣称：“先作出决议，一切交章伯钧全权办理，然后再酝酿选举。”我当时一面反对作出这样的决议，一面却极力支持黄琪翔为副主席。今天看来，这又是我上章、黄圈套的一个大错误。
6．关于发展组织和处理干部问题。章伯钧强烈地提出大发展组织是在北戴河回来之后。他主张打破“防区制”，主张上中下层、青年、大中小城市，全面地无限地发展。他对农工党有重点的、以中上层、大中城市为主的发展工作是不满意的。他对天津的发展却大为赞赏。我在北京市发展组织虽然坚持医药界和原有基础的发展为主，并在工作上以培养骨干，团结中间，面向落后为原则。但群众工作偏重面向落后，并赞赏撒网式的发展，去年到今年五月以前，即发展了一倍半。这是附和了章伯钧的。到了今年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大发展”的谬论更谈得有劲头。全国工作会议的决议，除了坚持重点和原有基础、中上层为主的方针以外，还接受了章伯钧的意见要向文化界美术工艺等方面发展。并且要在没有组织的大、中城市都发展，小城市也可以根据可能与必要发展组织，这就为章伯钧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大发展就要有一大批干部，在全国工作会议中，各地组织的负责干部建议，各地可以现职干部由中央调来支持中央新建组织工作。但章伯钧不愿按照组织系统去抽调干部，而从自己的腰包里提出几十个所谓“老三党”名单。劳改过的、判过刑的无所不有。以这些人为有政治经验。章伯钧去年将出国前即打算安排连瑞琦为上海市委第一副主委，刘宗宽为重庆市主委。后来经当地同志反对，才把刘宗宽改为四川省委副主委，把连瑞琦提为政协委员。据王一帆交代，章伯钧当他去广东、江西时要他去整一整梅日新和廖少议。今年四月会议期间，对各地干部则大加拉拔。会议后又要蔡一鸣、詹云青来京面谈。章伯钧口头上说要共产党员来参加民主党派工作，但实际上是想利用来作“掩眼法”。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五月间章、黄正商量要请徐彬如同志来作农工党中央秘书长。但征询统战部以后，他们认为可改任副的。六月五日，他们还商量要徐彬如任副秘书长的事。这显然是章伯钧为了加深“毒蛇的保护色”的诡计。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常用奸险阴狠的一打一拉的两面手法。他常常把张云川丑诋积极分子，说成是骂他，并说张云川写信骂过他是卖党求荣的石敬塘，而发怒。去年十月间张、何同黄琪翔争嘈后，章伯钧还找王深林、严信民和我等谈假装要整张、何，这些都是借以掩盖自己同张云川同样反共面目的手法。
7．章伯钧最可耻又最可恶的是一贯地反苏反共、仇恨斯大林，据章伯钧自己在检查小组供认远在一九三○年曾经同叛徒叶青合作过，只因李、季告诉他叶青连妻子都出卖才作罢。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党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上引进了朱代杰、朱静陶两个托派来做中委；大骂斯大林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主义。章伯钧还供认，那时候同陈独秀来往，同陈公博也通声气。去年来反苏反共更无忌惮，丑诋斯大林，恶意中伤苏联的领导人员。他把贝利亚事件说成是派系斗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比汉朝刘邦的帝业。并且以为蒋介石太愚蠢了，马歇尔没有做好民盟的工作等。夸耀民盟的功劳来显示章、罗是“英雄”。对于毛主席表面颂扬，实质上是诋毁。他以为毛主席得力于“四书”和“资治通鉴”。俄国就是没有中国“文化”。章伯钧对刘少奇委员长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关于民主党派在社会基础的分析和李维汉部长的发言，诋为“教条主义”。六月九日还在黄琪翔家里说：七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讥笑周总理“当场难堪，无话可答”。章伯钧对于农工党中央负责干部，更是毫无人性的、恶毒地明枪暗箭。今天向这个挑挑，明天又抢这个打那个。去年以来同统战部有工作关系、直接来往的，章伯钧是最疾忌的。去年有一次在黄琪翔家里指着我和深林、信民等说：“你们那一个没有向统战部控告我呢！恐怕只有黄琪翔没有。”章又常常通过黄琪翔来对付我们。黄表面比章和善，但是他执行了章伯钧的意图，并使农工民主党按照章伯钧的一切布置，逐步走上极可疑的和危险的道路。如果不是共产党和人民及时地对右派分子反击，农工民主党将面临更严重的危险。
这里，我对黄琪翔提出希望：你既然立誓要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你就应该把章伯钧要你执行工作的真实企图是什么？你自己要求于章的又是什么？彻底揭发出来。你过去投到蒋介石下面鬼混，以后到德国去做反动的军事代表团，回国后又绕了很大圈子才到香港，很多同志都反对你这种种行动，但章伯钧是支持你的，这几年章伯钧又依靠你来搞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同你到底密契的是什么？你同黄绍竑又是来往很密切的。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发。
（三）我现在怎样认识自己的错误呢？
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我痛心、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卑劣的个人权位思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做了章伯钧点火的工具，掉下右派分子阴谋的污泥坑里而不自觉。现在我感谢党警醒了我，挽救了我，感谢同志们批判我。我决心要在党领导下彻底改造自己，坚决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并接受严肃的政治考验。
首先我反省到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严重地害了自己，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就是错误的、主观片面的。以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基本上已经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了。阶级斗争结束了，今后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因此强调扩大民主生活，认为要扩大民主生活中，来进一步贯彻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引导群众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进行思想改造。中共整风运动开始，党号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帮助整风。我认为可以努力联系群众，搜集意见，来发挥帮助的作用。所以章伯钧布置农工党六个方面的座谈会，我完全没有警惕到他别有用心，只嫌他布置得太急、太多而已。座谈会开始进行后，完全放手各方面给联系人去定名单，（联系人中很多章伯钧指定的）定时间。初期还担心群众有顾虑，总是鼓励鸣放，打破顾虑。并指出意见对的要求得到解决，意见不对的也要有交代说明。记录整理出来，把所有问题排队同有关单位商量，可解决的解决，下面如有当放不放或当改不改的，反映到上级党委，一定会贯彻放、贯彻改的方针。要求参加座谈的人相信共产党，发扬三爱：爱共产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针对三害，实事求是，大鸣大放。对于座谈会出现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敌意的谬论，还认为毒草也让它长出来，再加批判和消除。同干部分析座谈会的思想情况时，还强调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怕逆流。所有这些看法和说法都成为右派分子挑引不满推波助浪了。都是充分表现立场模糊，政治上思想上右倾麻痹十分严重的情况。所以丧失政治警惕，不仅看不见章伯钧的阴谋，并且不自觉地走上了章伯钧的圈套，变为替他点火、放毒的工具。
我又反省到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后，以一个青年投身于第三条道路，落后的根是很深的。后来虽已觉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没有经过严格的革命的阶级教育，思想没有改造好；并且背了进步包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随时找机会冒出来。看不见阶级斗争错误认识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蒙蔽了自己，并且从去冬视察和今春以来知识分子的反映中得出一个错误的看法：那就是认为有些机关宗派主义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沾染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思想。因此把有些人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和反感，理解为在整风运动开展鸣放的情况下必然有的现象。加上好求表现的恶劣思想，认为民盟过去对院系调整、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高教部的重视。农工党以医卫界为重点以后，常常希望能有机会，发挥作用来表现一番。所以这次我极重视医卫界的反映，对各区联合诊所，开业医师，关于药价诊费调整问题，打算向综合各区座谈意见，再加调查和分析，然后向卫生机关提出来。
我在农工党工作中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政治任务重，做工作的人少。政治上基本态度一致的同志，在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又常常发生矛盾。对于工作态度上应该解决的问题，常常不能采取一致的主动的办法。反过来有些问题由黄琪翔出来沟通意见和支持得到了解决。钟岱任组织部副部长问题就是由黄琪翔提出及坚持而解决的。我认为这是对工作有利的好事。我自己更认为几年来所负的责任同所处的职位不相称，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今后还要继续担任工作任务，除季方以外就应该由我来担任秘书长。但近来因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内部的内部事务一再表示不过问，章伯钧对我们更肆无忌惮地一打一拉。农工党四月会议后，章立即颠倒是非，进行挑拨对黄琪翔说：“反对你的是季方。”同时又劝王深林请假去青岛休息，立意要把我排斥出中央，把应该解决的秘书长问题压住不解决，并对杨逸棠放出恶毒的诡计，说要建议我去北京市当副市长。这些都是使我愤怒的。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上了他的圈套呢？我应该挖出埋藏在我思想深处的劣根来。这不是别的：而是全心想求得秘书长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既打开工作的关键，又满足了个人权位思想，错误地想通过黄琪翔去沟通各同志意见，自以为徐彬如等同志一定会支持我的。所以希望黄琪翔多征询彬如等意见，同时还努力想减少章伯钧的疑忌，尽管心中十分不满章伯钧，但是章伯钧的公开合法的地位权力还不得不屈从的，对于他布置的工作还是听他指使行事。以为我工作积极负责，黄对章的说话，解决秘书长的问题就更有力。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忽视政治原则斗争，陷入人事圈子了。并且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没有估计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对章伯钧只看作是一个敲诈的流氓政客，对章、罗联盟的一套阴谋活动和他野心勃勃的做法都是没有估计到。因此把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言论，只看作荒谬的狂言。自己充当了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工具，还自以为我一向矢志忠于党的领导，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党和人民给我极大的信任，同章伯钧等右派分子有根本不同。竟然没有自觉到正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阴谋活动紧张的时际，我做了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的恶劣事情。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还不认识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还顾虑章伯钧可能后台过关，初时的斗争就不够坚决，更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实在痛心到无地自容，痛心自己竟掉下右派阴谋的污泥坑里。我每一想到辜负党、辜负人民的信任，我就要痛哭。但我决心要在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同章伯钧等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线。决心在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的监督、劳动生活的磨炼来彻底改造自己。
我衷诚地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来认识自己的错误。但其中有与事实不符的，请允许我要求检查真实情况，给我严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