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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范例
7月9日，我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叙述了我国政府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经过，并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就这个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代表们并且指出，我国政府同缅甸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商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我国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增进同邻国的友好关系的一个积极步骤。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之一。在封建时代，中缅两国虽然关系密切，但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885年英国统治缅甸之后，就利用这种疆界不很明确的情况，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侵占我国的领土。在那时候，中缅边界问题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在那时候，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个问题来挑拨中缅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缅甸也已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独立国家。中缅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同印度一起，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这样，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在这种新的条件下，用和平协商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就成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公平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为了认真地执行这个基本政策，我国政府对于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资料和实际情况，曾进行了系统的详细的调查研究。由于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的历史背景又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慎重的态度，从各个角度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既要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又要注意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既要注意到历史的变化，又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我们认为，如果只从某一个孤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复杂的问题，那么就可能得出不正确的判断，而只有把各方面的情况都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才会得出公平合理的结论。
我国政府针对中缅两国之间三段未决边界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基本政策和科学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个原则建议，在对待历史事实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不抹煞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反对牵强附会、夸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样就既维护了我国的民族利益，又维护了中缅两国的友谊。而维护中缅友谊，也是符合于我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已经使存在了七十年之久的中缅边界问题接近于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促进中缅两国之间的友谊，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和团结。几年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利用中缅边界问题，力图挑拨中缅两国的关系，制造紧张空气。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削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破坏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便于他们进行侵略活动。但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落空了。事实表明，只要我们亚非国家坚持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合作，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合理解决的。我们相信，通过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加以全面的完满的解决。让我们在中缅边界上树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的纪念碑，让我们在中缅关系史和亚非国家关系史上写下新的令人兴奋的一页，让我们把中缅友谊和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事业不断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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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
新华社16日讯 今天，科学家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今天的座谈会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到会的科学家有十四位发了言，有三位作了书面发言。
赵九章在发言中批判了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指出这完全是对党的诬蔑。他认为党是真正保护和爱护科学家的。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党作了不少措施来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他自己平时已能以六分之四或六分之五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工作。他说，由于党支持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已大为改善，以气象为例，抗战期间要用中国的资料作气象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解放八年来，我国的气象观测台、站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不到一百台发展到现在的一千三百七十七台，高空气象台由过去的几台发展到现在的七十台。赵九章说，他最近在日本时，美国代表对我国气象研究工作的发展表示惊讶。
他质问曾昭抡所谓大学和研究所矛盾很大，是人为的挑拨还是客观的事实？他以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例，说明这个研究机构不仅支援了产业部门（地质部、气象局），并且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地质勘探学院进行广泛的合作，这几个学校的一些专业就是研究所协助之下搞起来的，彼此间并无矛盾。
钱伟长曾昭抡是科学界的野心家 他们的作法同章罗联盟是一致的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前误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钱学森并揭发钱伟长一贯耍两面派的手法。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劲头小”，“作得不够”；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钱学森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杨石先说，曾昭抡成为罗隆基小集团的重要人物是由来已久（在抗战初期）的。杨石先指出，曾昭抡不仅是想“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而是要取而代之。他不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在去年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曾昭抡身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有意见不在会上正式提出，而要钱伟长先摸摸底，制造一个反对方案，企图用民盟和几万高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压迫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并企图在知识分子中争取一些群众。这种作法和他们对整个国家局势的估计是一致的，和章罗联盟的全部行动是一致的。曾昭抡说这个小组是临时偶然提出的，是被章罗所利用了，完全是蒙混大家的花言巧语，必须予以揭穿。杨石先还代表叶企孙、黄子卿、恽子强、柳大纲、华罗庚等揭发钱伟长在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期间，曾提出一个挑拨性的提案，并怂恿几个学部委员签了名，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就送出。他质问钱伟长：你在这个提案里提出“目前高等学校内还有反对科学研究，尤其对科学研究散布着不公平的攻击”，建议学部大会“公开批评”，这是在想干什么？你不只一次对我说：学部组织工作做得不好，你所想作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的组织工作吗？
张光斗说，钱恶毒地攻击党所规定的科学体制，说成是“本位主义”的根源，“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一堵墙”。实质上是钱不喜欢这样的科学体制，是攻击党的领导。钱提出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张光斗说，如果科学研究工作去“就人”，就会使力量分散，研究工作的内容也将随着人的兴趣、专长而定，既没有组织，又没有计划。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路线是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
右派主张以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代替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取消党的领导
他说，钱在“争鸣”月刊上说，我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把科学院、高等学校、企业部门的研究工作统一管起来。科学规划委员会只管计划，不管经费，不管条件。科学院的学部只管科学院的工作。这些话实质上是反对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总领导，反对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更基本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张光斗指出，钱在高等学校中，也有一套攻击党的领导的主张。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教学路线，和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学路线相对抗。他提出“教授治校”、要成立“教授会”、把“人权下放”、“经费权下放”、“教学权下放”等等，“党委会负责管事务”和所谓“思想工作”。他还提出“公开办党”，“党务由群众参加”，这是明明白白地要取消党的领导。
黄子卿说，他和曾昭抡认识三十多年，青年时代就是同学。他了解曾的为人是一贯地好抓权和弄权，对人不对事，以个人爱憎为标准。曾昭抡把持化学会二十多年，从化学会成立到1952年一直是化学会的主要人物。我国化学界不团结的症结主要是由于曾的把头作风。曾在化学会排斥异己，把一些名望很高的化学家排斥在化学会之外。化学会所办的刊物化学会会志（即今日化学学报），一直抓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编辑委员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发表文章也由他一人决定。一直到1952年，北京开化学会代表大会时，根据群众意见改选化学会，才改变了曾的把持局面。以后，化学学报才真正走上轨道。黄子卿还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曾是弄权的典型。他说1956年化学会开会，代表都由曾提名，曾把代表分为三类：特邀代表、普通代表和列席代表。当时，傅鹰教授在胶体化学方面是全国闻名的，却连个列席代表的资格都没有，原因是曾不喜欢傅在特邀代表的名单中，却有一个1948年才毕业的助教。解放初期，科学院要搞化学名词。曾当时是化学会会长，科学院让他提名。曾当时提的差不多都是有机化学家，却没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方面的科学家。这样搞出来的化学名词当然不合用，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在化学界的批评下，曾昭抡不得已又成立了一个名词研究委员会，扩大到一百多人，故意分散力量，使它根本不能起作用。
张维指出，曾昭抡、钱伟长把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说成是短时期内偶然的事情，这是和事实不符合的。他认为他们的活动就是
“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他说，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成立于5月13日，但是从曾昭抡交代过的事实说明，曾远在去年8月北戴河时，就和章、罗交换过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在一封民盟给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信中也说明他们在四、五月间已经对科学体制问题在各地盟员中征求过意见。这封信集中地说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张维说，章伯钧在交代中提到6月5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曾去找过他。张维质问曾、钱在章的密室中除了策划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外，还策划了些什么？张维还揭露钱伟长到处点火的事实。6月6日是钱最忙的一天，在参加过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回到清华大学以后，下午三点到五点和学生座谈清华大学的校长选举问题，五点到六点又有学生访问他。钱当时的情绪给学生的印象是唯恐天下不乱。六点以后，钱又去看大字报。在校园里遇到一位平时不很熟悉的教师，钱热心地问他是否准备在“自由讲坛”上讲话，钱可以让学生去找他。张维说，他从1947年起和钱共事。他认为钱的反党言行并不是偶然的。他说，党对钱伟长一贯是信任和重视的，但是钱从刚解放时起就表面上表现进步，背后却极尽污蔑党的能事。院系调整时，钱和费孝通搞了一个“十院三十二系”的方案，和当时的教育部院系调整方案对抗。他说，钱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参加了学校里很多主要事务的研究，但他反说有职无权；而钱在学生中搞理工合校的运动，事先却没有和学校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商量过。张维揭露钱还对党中央的负责人进行过恶意的攻击，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张维质问钱伟长，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应该彻底交代。
右派分子没有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几年教育，已经同他们分了家
翦伯赞说，现在许多右派分子都说“被利用了”，“被拉下水了”。他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不能说是被利用的，他们在提出这个反动科学纲领上起了主动作用。他说，这个科学纲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哨战。右派分子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阿斗”，以为可以在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建立据点。他们不仅看上了年老的科学家，还看中了第二代，作长远打算，搞点“自由市场”，拉拢群众，组织力量。他们认为这一下打中了共产党的要害。翦伯赞说，右派分子没有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几年教育，已经同他们分了家，他们把我们估计过低了。他说，科学研究的时间、资料等问题，我们还可以提意见讨论，提意见也不免偏急，讲得走了一点火，但我们是想搞好工作，不是像右派分子要搞垮共产党，要反掉马克思主义。动机好的提意见是走火无心，而右派却是放火有意。他说，高级知识分子决不被他们利用，一定要把右派打垮。
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科学家要依靠党的领导
冯德培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得到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科学家要依靠党的领导。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要首先解决立场问题。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几年来在广阔范围内和空前规模上获得重大发展，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时间、设备、资料、干部问题，我们是要讨论和解决的，但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对待这些问题，右派分子就把它们说的乌烟瘴气。冯德培说，关于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问题，不仅要考虑今天的时间，还要考虑明天的时间。解放前科学家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作三年五年计划根本不可能。现在完全有条件作五年十年计划，甚至一个科学家死了，还可以预计他的事业的继续。现在一般研究人员的时间问题已经解决，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科学家的时间问题，领导上也正在研究解决。其他设备资料问题也是如此。右派分子竟然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是什么话，即使用旧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也是不老实，不凭良心，是通不过的。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等，他们一致不满意曾昭抡、钱伟长在上次座谈会上的交代。侯德榜说，党对八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满足，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开展整风，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整风，而有些人竟乘机混水摸鱼，诬蔑党，企图使党在人民中失去威望，取而代之。这是何等重大的罪行。傅鹰说，各校领导方面都在积极设法解决科学家的工作条件问题，但右派分子要抢先一步搞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来，这是不是想让全国科学家误认为是民盟代他们说了话，领导上才解决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的。这不仅仅是曾昭抡交代的“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而是右派想要领导科学。陈望道说，从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程序来说是一个欺诈。这个纲领制订过程是鬼鬼祟祟的。对于制订过程的报道也不是光明正大的。这个文件的制订，参与其事的只有五个人，加上后来改稿的费孝通和最先起草的一个干部，也总共不过七个人。而光明日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时却说已广泛征求了盟员的意见。
郑振铎、罗尔纲和因身体不好未到会的陆学善都提出了书面发言。千家驹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认为反右派斗争是生平最深刻的阶级教育
千家驹今天在会上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他承认在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他说，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说，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止是“和平共处”而已。他说，反动纲领中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4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可以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第一，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主张培养年青一代的科学家要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的补充。我主张对于研究工作干部的人事调配，应决定于指导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决定于人事部门。我反对过去人事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者“统”的太死，主张开放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由市场”。这不就是反动纲领中所谓培养干部一视同仁等论调的张本吗？搞点“自由市场”，这就是否定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的调配人力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集中的民主。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主张无领导的绝对的“自由”。第二，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提出“有的人就只能以领导的发言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当成客观的经济规律。找点材料来引证一下或宣扬一番，即算尽研究之能事。固然，政府制定政策方针是十分慎重的，基本上也是以客观情况做依据的。但亦不可能设想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是完全附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尽善尽美的。”这一段话就是反动纲领中所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第三段话的根据。我在发言中还有一段说：“有人说，今天做经济工作只有三条路，一搬弄教条；二研究经济思想史或解放前的经济史料；三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这里，虽反映有的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但这样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的。第三，反动纲领中错误严重的就是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一段话，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赤裸裸的暴露。这一段话虽然是费孝通的得意之笔，“应当恢复”和“应当重视”两句是费孝通亲笔加入的。但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曾经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不要采取一律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也不无可取的地方，如能加以吸收，错误的加以批判，正确部分加以继承，即可发扬马列主义，丰富马列主义。不幸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所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都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一段话虽然与费孝通的有辞句上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真是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社会科学是阶级性最强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加以“恢复”，这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打掩护是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提出要“恢复”的话，但主张不要全部加以否定，这和费孝通的“恢复”论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第四，我把解放后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估价过高，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反动纲领中反映出来，但我在科学院发言中却特别暴露了我这一错误观点。我说：“对于我国解放前学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也是对他们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足的……把旧知识分子看成永远是旧知识分子，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看法。”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党派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错误意见。现在看来，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是估计过低而是估计过高的问题。从这次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以自己来说，我平时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自居的，但从这次作为民盟五人小组的一成员，竟不认识这样重大的反党反人民的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我是否还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就大成问题了。这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章、罗已经把我作为他们所要猎取的一个对象。“争鸣”月刊同意由我来编，他们又推荐我做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证明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争取我。他说，这一事件给了我生平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我要以这件事件为教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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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提出纪念办法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向全军提出了关于建军三十周年的纪念办法。
纪念办法包括军内活动和对外活动两方面。在部队内，要举行纪念会，由负责干部向部队作报告，并向基层干部和士兵进行一次传统教育；领导干部应与士兵共同进行节日活动，参加士兵勤务工作，与士兵谈心，征求士兵意见；要利用军内刊物、有线广播等展开纪念宣传；部队文工团队、电影队、俱乐部等应组织各种文娱活动。
在对外活动方面，部队要组织在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部队干部和英雄模范人物向工厂、学校、农业社宣传军队斗争历史和建设成就；约请地方党、政干部和模范人物向部队报告祖国建设情况，组织群众参观军内各种展览和部队生活；组织军民联欢以及慰问烈、军属等活动。部队还可与驻地附近的复员军人代表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参加部队的纪念活动，或派代表对他们进行慰问。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昨天发出通知，决定八月份在全国各地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电影展览。电影展览由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参加展览的新片有故事片“战斗里成长”、“激战前夜”、“沙漠里的战斗”，纪录片“移山填海”、“在长征的道路上”和“空中比武”等。此外，参加展览映出的还有历年来各制片厂出品的有关军事题材的影片，如“翠岗红旗”、“钢铁战士”、“董存瑞”、“上甘岭”、“钢铁运输线”、“伞兵生活”、“飞行在世界屋脊上”、“护航”、“在和平建设的岗位上”等二十九部。电影展览自八月一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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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接见米海依等
粟裕宴请日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1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今天上午接见了中匈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匈牙利组主席索菲涅茨·米海依，委员乌依哈茨·拉斯洛、班多·加波尔等，并且就中匈科学和技术友好合作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接见时，中匈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狄景襄和委员李轩也在座。
据新华社16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以远藤三郎为首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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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利管理 抗住干旱威胁
天山南北一千万亩小麦丰收
本报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近一千万亩小麦已大部黄熟，当地农民正紧张地进行收割。
今年入春以来，新疆天气乍寒乍暖，天山、昆仑山的积雪融化得很少，干旱现象严重地威胁着小麦的发育。各地领导干部发动农民起来进行了抗旱斗争。通过找水源、挖泉井、加强水利管理、改进灌溉方法等一系列的措施。不但保证了小麦的顺利成长，而且提高了小麦的产量。据估计，今年新疆小麦的总产量比去年将有所增加。喀什专区的一百九十多万亩小麦，可比去年增产三千七百多万斤。过去一贯产量较低的吐鲁番盆地的鄯善、托克逊和吐鲁番三县，今年每亩平均产量也达二百斤左右，比去年约增产六、七十斤。
今年新疆各地的夏收准备工作，一般都比往年做得细致及时。大部分农业社都在收割前将夏收用具准备停当，并合理地调配了人力和畜力。为了胜利完成夏收任务，各专区（自治州）、县的党、政负责同志都亲自下乡帮助抢收。预计到25日前后，新疆小麦除北疆一少部分春麦外，绝大部分地区即可收割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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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锄 查漏补缺
云南各地力争大丰收
本报昆明电 云南省各地农业社的生产活动已进入中耕夏锄阶段。在中耕夏锄中，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增产窍门，争取农业大丰收。楚雄、玉溪、曲靖、蒙自、大理等地很多农业社利用闲田废地、田边地角进行种植，开垦小片荒地增加产量。玉溪地区各县提出开展多栽多种、查漏补缺运动。全区仅间种、套种及田埂地角种植小杂粮、小油料、饲料一项，预计将增产杂粮五百多万斤。祥云县在十三万多亩地里分别间种十八种早熟作物，预计全县能多增产九千多斤小杂粮和薯类。绥江县和平乡为保证农业大丰收，在栽插结束后开展了田间大检查：查苗、查窝、查田边地角、查作物成长情况等。他们边查边算账，动员社员立即弥补漏洞。丽江县六十多个农业社把所有的土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化验，按照土壤化验结果，分别加施不同性能的肥料。在山区水源缺乏和多砂壤土地区的农业社，订出了增加中耕次数保持土壤水份的计划，改变了过去盲目施肥、盲目改良土壤的现象。昭通、会泽、思茅、宜良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田间，帮助农业社总结、推广先进生进经验。有些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抽调部分工作人员深入高寒山区，帮助农业社提高农业技术，争取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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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杂肥潜力大
本报讯 据河北、山西、辽宁、浙江、福建、北京等十一个省、市供销社统计，到今年6月初，已销售到农民手中的杂肥有一百零四万吨多。为支援农业生产需要，许多供销社正在大力组织和挖掘地方杂肥。
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产杂肥单位随意提高杂肥的销售价格。这种现象亟待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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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耕畜体质增强幼驹增多
本报长春电 吉林省牲畜瘦弱、死亡的现象有了扭转。榆树县去年春天半膘的耕畜占50％，今年则有80％以上的耕畜达到七、八成膘；白城、安广今年耕畜死亡率比去年同期降低了80％。
农民饲养耕畜的积极性也比去年高。5月末，全省已有九万多匹马配种，农安县三十二个国营配马站所配种的头数，比去年同时期提高40％以上。
由于注意接产护驹工作，幼畜身格健康，死亡率大量减少。
吉林省喂养牲畜情况好转，主要是改变了去年盲目集中饲养的办法。去年冬天，吉林省农业厅召开全省牧畜工作会议，提出了“划大群为小群，分队、分槽”饲养管理的方法。并且合理地调整了饲养员的报酬，建立了使役、责任、奖惩等制度。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小牲畜，开垦小片荒地，以增加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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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米之乡”到处出现烟囱林立的工厂 “三角地带”已经摆脱半殖民地的状态
宁沪杭形成近代工业网
本报上海16日电 日益增多的近代工业，正在给美丽的江南景色增添无限异采。最近，本报驻江苏、浙江和上海的记者，分别就宁沪杭地区的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说明近年来江南地区的近代工业发展很快，闻名的“渔米之乡”正在同时形成为一个庞大的近代工业的基地。
解放前只以轻工业闻名国内外的富庶的江苏省，现在已经拥有了数量、规模都很可观的重工业。从黄海之滨，到京沪沿线，许多重工业企业被恢复和建设起来了。现在江苏主要的重工业产品，如电力、原煤、肥田粉、水泥、机床等产量，都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四倍到十倍。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永利宁厂，今年生产的肥田粉，足够供应全江苏省十万余亩耕地面积施肥之用。栖霞山麓的江南水泥厂，过去筹建十六年，未能生产出一吨水泥，现在它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水泥厂之一，年产量已达到四十万吨。黄海边上有着丰富蕴藏量的锦屏磷矿，解放前不过是一堆破屋和一片污水坑，仅靠少数职工的手工劳动维持生产，自1953年起，这里新建了一个大型斜井和一座机械化的磷灰石加工车间，今年年产量可超过解放前一年的八倍多。去年十月，这里又动工新建一批包括有六个新式矿井和选矿厂、发电站等现代化设备的基建工程，这一工程完成后，锦屏磷矿就将成为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电气化的新型磷矿。
近代工业的兴建使京沪沿线的许多城市改变了旧日的面貌。受尽了战争创伤的古老的徐州，正在建成为一个新的煤矿之城。一对对新型矿井和一处处新矿区正在逐年增加。解放初期这里只有夏桥和韩桥两对矿井，产量极低，从1953年开始，经过大规模勘探证明，在徐州市周围广场一千余平方公里的地下，蕴藏着近百亿吨的煤，足可建设成一个新的煤业基地。现在新的矿井正陆续开工兴建，老的矿井也进行了改建扩建，采煤机械化程度已达90％以上。人们称这儿为“华东的顿巴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蹂躏了三十多年的南京，现在已是江苏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工厂已由解放前的二十个发展到一百一十三个，其中一千人以上的就有二十五个。问题还不在于数量的激增，而在于这些工厂的生产水平都远非解放前所能比拟，如现在的南京机床厂，解放时只能配制一些马拉“耕种机”和草绳机等简单机械，现在这个厂已拥有二千多职工和二百九十五个工程技术人员，几年来他们已为国家制造出四千多台各式车床。在已经试制和生产的十九种车床中，有七种是新式的电动车床。有些并参加过出国展览。许多工厂自己设计或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如高压容器、“雷米封”、火星塞、萤光灯、手提摄影机和特种水泥等，都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生产过的。目前，又一批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如磷肥厂、肉类蛋品加工厂和下关电厂，正在南京市区和郊区加紧施工中。
为了供应宁沪杭地区的新兴工业和江南人民以充裕的动力，一个庞大的电力网已在兴建中，宁沪线上的望亭正在兴建一座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火力发电站——望亭发电站，据最近消息，电站的锅炉、汽机等四个主要车间，已经基本完成，第一台机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发电。
在浙江风景优美的新安江畔，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安江水力发电站也已经动工，这个水力发电站建成后比我国丰满水电站还要大，它的发电能力有五十八万瓩，全年发电量十六亿度，比目前浙江所有的电厂发电量大十倍以上。上海的发电厂近年来也完成了规模很大的扩建工程。与建设电站同时，江南地区第一条十一万伏超高压输电线——上海望亭线已经建成并开始输电。将来这条输电线将改装为二十二万伏的干线，形成为包括江、浙、沪、皖地区的江南大电力网。
江南的经济中心上海，近年来工业发展得更快。这座我国最大的轻纺工业城市现在已同时成为一个拥有独力制造体系的生产力巨大的重工业城市。从以下几个数字中即可以看出它的发展速度：上海钢材产量解放前最高的一年是八千吨，现在年产量已达到六十八万多吨，增加八十四倍；解放前电动机的年产量最高只有三千瓩，现在已达到二十八万多瓩，增加九十三倍，其它如发电机年产量超过三百多倍，自行车产量超过二十三倍，——主要的变化还不在于产量的激增，而在于上海已摆脱了不能独立制造工业品的半殖民地的落后状况，走向独立地成套地制造各种高级工业品，据统计解放后上海已生产出约一万种旧中国历史上从未生产过的新工业品，其中包括成套发电设备、各种精密机床等等。上海的轻、纺、化学工业，也都有极大的发展。运往江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日用工业品，一年比一年多。
在充分利用旧有设备的同时，上海也进行了并还在继续进行规模宏大的工业基本建设。好几个大型重工业工厂已完成扩建工程。上海郊外目前正在兴建三个新工业区，在这里将要新建几十个中小型的机电、化工、仪表工厂。
历史上很少近代工业的“渔米之乡”浙江，现在在秀丽的钱塘江畔，也出现了一座座新的工厂。据统计浙江在解放后新建、改建并投入生产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二十多所。浙江沿海舟山、宁波、温州等渔区，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鱼粉厂、造船厂，现在还在兴建的有鱼类烘干厂、冷藏厂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海之滨将出现全套水产工业。浙江省丝绸、棉纺织、发电、水泥、机械制造、明矾、蜡纸、面粉、酿酒、制药、榨油、制茶等七十一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有六十七种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列入国家计划的二十六种产品中已有柴油、内燃机、民用船舶、麻布等六种产品产量提前一年完成了国家五年计划。几年来浙江试制成了全套的制氧机、冷冻设备、苏式台钻和被称为纸中王牌的“电溶器纸”等近三百种新产品。这些产品有一部分已达到国际水平。
古老的浙江丝绸工业，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国家正在杭州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丝绸印染联合工厂，这个工厂建成后，将采用全套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来缫丝、织绸、印染，彻底改变过去丝绸印染工业半手工业生产方式。浙江丝绸的年产量现占全国三分之一。八年来生产的绸缎长度，可围绕地球赤道三转多。近年来，还试制了云霞缎、鸳鸯绉、健康呢等五十多种新品种和五百多种新花样。已被损毁了二十多年未曾修复的杭（州）甬（江）铁路，1956年已全线通车，它把长江三角洲的沪、杭、甬连接起来，这条铁路的建成，对繁荣江浙地区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乌云不能长久遮住太阳，右派分子的谎话骗不了人”，这是江南人民声讨右派分子的共同声音。解放后江南工业建设的伟大成绩是任何人不能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