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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继续发展和巩固中苏伟大友谊！
钱俊瑞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
许多代表在这里说得很好：资产阶级右派这次向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有全套纲领的，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战术的。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就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复辟。这个罪恶的目的同样反映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右派的阴谋得逞，真个来一个
“轮流执政”，罗隆基真个当上了他寤寐求之的外交部长，那末右派就会实行他们的实质上是美国国务院为他们制定的“对外政策”。
右派头目的“对外政策”是反对苏联，投靠美国
什么是章罗同盟和龙云等右派头目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呢？那就是：反对苏联，投靠美国。
尽管我们国家的宪法在序言中强调地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指出“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而且尽管在三年前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此庄严隆重地通过这个宪法的时候，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也都举手表示赞成，同时宪法第十八条又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但是所有这些，右派头子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所拳拳服膺而且坚持贯彻的就是“反苏，亲美”四个大字。
罗隆基一贯反苏亲美
前国社党（即民社党）头子之一罗隆基在反苏反共问题上是完全能够和国社党的另一头目张君劢媲美的。早在二十七年前，罗隆基就写道：“俄国如今已乘机而起，……共产渔人之利，一旦东亚全部赤化，复巢之下宁有完卵”，他献计中日两国反动派联合反苏“剿共”。解放以来，他一贯反对一面倒的国策，仇视苏联，提倡亲美路线。他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朝一日来买罗隆基这匹马，买“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窝子的马，以便比蒋介石更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罗隆基常说，“我既要社会主义，又要美国生活方式。”我们说，你要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式、张君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你不过是用“社会主义”作幌子，宣扬你的“美国生活方式”，利诱我国人民走亲美路线，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而已。
章伯钧在莫斯科的反苏谈话，必须向人民交代
反共起家的章伯钧在反苏阵线上并不示弱。别的且不说吧，单说从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苏联的污蔑中伤，实际上异常积极地参加了去年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的反苏反共的啦啦队。作为人民代表，我们都有权质问章伯钧：在去年你参加我国人大代表团（注意，这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出国访问，你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曾经发表了一篇什么样子的反苏谈话？你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反苏谈话？你必须向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作彻底的交代。
龙云这位汪精卫的“仁兄”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
龙云，这位大卖国贼汪精卫的“仁兄”、同谋者、庇护人和联络员，最近在反苏活动上特别显出他的身手。他在今年六月十三日的我们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竟然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提出什么苏联对我国的借款不合理，并且给我们以压力呀；指责“苏军解放东北时，搬走了许多工业装备”呀，等等。同时龙云又在我们人大的常委会上大肆宣传美国如何如何大方和善良。人们不禁要问：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帮助蒋介石大举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地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全国的解放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供给我们的工业装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右派先生们，这些你们是统统知道的。知道了，放在肚子里，不讲，而且加以歪曲和颠倒，这就算是你们的本领。
把苏联和美国比一比
右派先生们常常要我们把苏联和美国比一比。的确需要比，不作这样的比较是不好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中国人民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各方面比，比来比去，比了几十年，才得出一条结论就是：苏联对我们好，美国对我们很不好。试比一下吧。举其荦荦大者：
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穷困，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经济文化可以有计划地顺畅地发展。它以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他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这个好得很。这合乎我国广大人民历来的理想和愿望。因此，我们就选择走这条路——“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走社会主义的路。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富的富煞，穷的穷煞；一小撮金融寡头享有最大的和一切的自由，广大劳动人民却只有饥饿、贫困、失业和受迫害的“自由”。它欺负和压迫别的国家，对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的统治。美国的这种制度，这种生活方式，只合乎中国极少数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脾胃，而遭到我国广大人民的痛恨，而且近来越来越厉害地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痛恨。对于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决不可亲，决不可学。这个问题已经为几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发展所解决了。
谁帮助了我们的革命？谁帮助了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帝国主义的美国？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吧。
美国一贯仇视我国人民 极力破坏我国和平建设
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民主革命，即使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时期，除了镇压（如对义和团），从来没有给以任何帮助；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革命时期，它就更加抱持兽性的仇视，更加说不到什么帮助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只因为日本向美国发动了进攻，美国才以中国为同盟军，企图用我们的力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即使在那时，美国政府也拼命地支持蒋介石集团、溶共灭共，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抗日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用了全力指使和支援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国大内战。就在那个时期，美国给予蒋介石的贷款援助确乎达到四十六亿美元的惊人数字。这大概就是龙云、罗隆基之流所钦羡莫名的美国式的大方和善良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国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美国的态度怎样呢？坚决不承认！全面禁运！进攻朝鲜、越南，以便进一步进攻我国，把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长期侵占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用美日蒋条约和马尼拉条约来包围威胁我们！坚决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派遣特务间谍来我国破坏捣乱。动员自己的军队，武装蒋介石集团的军队来我国境内骚扰，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一直到最近杜勒斯先生对我国国内右派分子的言论大声叫好，相互呼应，祈祷着“共产主义中国的消逝！”这一切，就是美国政府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帮助”！
苏联对我国人民真诚无私给我们的帮助像天一般大
苏联怎么样呢？那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和美帝国主义完全两样。苏联对我国的革命从来就支持。列宁对于孙中山首先给以崇高的评价。十月革命一成功，苏俄政府首先宣布取消帝俄对我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力支持我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各方面支援我国的抗战，一直到派遣顾问和飞行员，同我国军民共同浴血作战，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最后击败关东军，大大加速了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国。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就和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苏联就开始了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苏联政府给我国以低利和无利贷款，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援我们抗美援朝；派遣大批专家和通过技术合作来帮助我们建设。发展中苏贸易，使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破产。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后，苏联曾先后决定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一百五十六项重要企业，他们帮助我们设计，供应头等的装备，帮助我们安装。苏联帮助我国建设大规模的水库和长江大铁桥一类的大工程，帮助我们作黄河和长江的水利规划。去年苏联派遣优秀的科学家，帮同我国科学家作出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规划，为我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我国派遣几千留学生到苏联，帮助我们培养大批专家，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帮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
右派分子要我们比一比。好吧！我们比较一下的结果怎么样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右派野心家错估了形势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他们反苏的煽动和阴谋。从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那些右派野心家对苏联国内形势和整个国际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苏联的局面要大变了，国际局势也要大变了。特别从十月十一月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不牢靠了，国际局势不是走向和缓而是更趋紧张了，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爆发了。于是他们竭力想要在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煽动的世界规模的反苏反共运动中占一席地，借批判斯大林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子来对苏联进行恶毒的攻击。在这一方面，章伯钧可算是一个典型人物。
这就是右派的“好心肠”
我们说，我们学习外国的经验，只要它们是好的，我们都要学，但是我们首先和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这是完全必须的。但是右派分子一方面把我们学习苏联的成绩一笔加以抹煞，同时进一步用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否定苏联先进经验的重大价值，在政治上企图在人民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因为学苏联学错了，在工作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似乎这种损失就应该由苏联经验负责，应该由苏联派来中国的专家负责，应该由苏联负责。因此，对于右派说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反对苏联。整风运动不是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吗？那好极了，机会难得，借此反苏，一举数得，岂不妙哉！这就是右派分子的帮助党整风的一股“好心肠”！
右派思想极端反动的本质
右派分子对于苏联国内的各种措施，总想抓些把柄来达到他们中伤和污蔑苏联的目的。比如，苏联的党和政府决定大规模垦荒，那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右派分子却要说苏联粮食问题严重，闹荒了。苏联党和政府最近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机构，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这对推进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显然是极其重要和适时的措施。但右派分子却要说，苏联党中央的领导威信降低了。总之，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他们的阶级本能的仇视出发，看待苏联的一切问题，看待中苏关系的一切方面，人民说是好的，他们总说是坏的，反之，人民说是坏的，他们偏说是好的。立场不同，就产生了这样根本的分歧。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对苏联的问题上用极端狭隘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而在对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却根据也是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投降主义来打交道了。这就更加暴露出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极端反动的本质。
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中苏友好协会全体会员和全国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的反苏阴谋表示无比的愤怒。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这一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苏的进攻。不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我们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巩固同伟大苏联的团结合作，同时发展和巩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的基本利益所在。我们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团结，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的，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它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决定性的保证。右派分子的一切反苏阴谋一定归于失败。社会主义一定胜利。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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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人民低头认罪
章伯钧的发言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徽代表小组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救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完全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止于此，我的坏思想又窃取了联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民主自由的旗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掌握了，要由工人阶级来掌握”。所以我在今年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有了这样两句话：“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这显然我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东西，这一个重大的错误思想正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所痛加驳斥的一点。此外，我又荒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生活方式”看作有它们的生命力。错误地以为只要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民主”，我们国家的生活就更加完满。从去年以来我往往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把这一套挂着修正主义招牌而实际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谰调向人们鼓吹。这一毒素害人不浅，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右派分子固然投其所好，有的进步分子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这是我的罪过。
在这样恶毒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我最近一年多以来，特别在帮助党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一九五六年我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这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形式。其目的在于扩大我的所谓“民主”，以便自己在此情况下有所作为，使非党民主人士也有所作为。在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又错误的提出“政治设计院”，主张多研究些国家的政策方针，加强民主党派的权利。我把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放在和人大一样的地位看待，这是不折不扣的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违犯宪法的主张，必然走向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
不仅如此，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我就根据我的主观愿望，加以曲解，特别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并且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有所进步，可以放心发展。直到最近中共提出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整风，我对于发展组织更加强调起来，我认为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我还主张民主党派可以发展组织到县一级，各民主党派协议分县发展。我又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提高一步。这种荒谬的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实际上是削弱党的领导，形成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对于党是最危害的。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权利的斗争。自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而一些过去和他接近而反对我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做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华罗庚、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今年五月初，在中共整风开始时，由我专断地约罗共同召集有关宣传、文教、组织部分负责同志讨论设立四个小组座谈会的问题，此事事先并未和史、高二位副主席商量。
四个小组为：
（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组。
（二）科学规划组。
（三）有职无权组。
（四）高等学校党委制组。
组织这四个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其后果造成思想混乱，使少数右派高级知识分子的阴谋活动更为猖狂起来向党进攻。如科学规划小组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危害于党的领导科学工作和破坏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正如郭沫若副委员长和潘梓年代表所指责的那样严重。其他三个小组，虽未召开会议进行工作，但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和恶劣。
六月五日下午有三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和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来找我，谈到高等学校内整风运动的情况时，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他们还说，情况虽然严重，但他们有办法解决，“可放可收”，党委是无办法的。我同意他们的这个看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并邀请史副主席、闵刚侯常务委员和叶笃义主任，在一起谈了一次，谈话内容大致和头天所谈情况相同。我当时也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就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支持一个狂妄的反党的阴谋，企图由民盟代替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
本年四月一日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我很赏识他，觉得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而他的新闻观点和思想认识，有和我相符之处，这种不谋而合的看法表现在光明日报在此期间的编辑方针是：
（一）多报道一些民主党派的活动和民主党派个人的活动。
（二）多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明。
（三）多报道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
这样的方针是和我资产阶级的一套想法相吻合，从而篡改了光明日报的编辑方针，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喉舌，尤其可恨的是我同意了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组织座谈会，发生到处点火的作用，破坏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储与罗的私人关系较多，对于储主持光明日报的方针罗亦有所指示，因而章罗储的右派思想在光明日报就起着共同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在农工民主党鼓励李伯球在北京搞大发展，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也告诉他组织座谈会，农工北京市委会在五月一个多月中，在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农业、教育、文艺、京剧六界共组织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成员和群众共有五百多人。不仅如此，在这期间，我又派王一帆到东北，杨逸棠到山东，张云川到河南等地发展组织。我这样的大发展计划，是想通过农工民主党影响科技医卫人员，正如通过民盟影响大学教授一样，其目的都是企图取得政治资本，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此外为了扩大我在农工民主党内外的政治影响，从去年以来将“学习通讯”改组为前进报，改变过去着重于报道党务报告工作总结等，加进了一些旧的诗词书画，这表现了我的封建残余思想。我在去年下半年，还打算恢复以前抗战期间的“中华论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在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我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借此“以文会友，谈学谈政”。这件事直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说明我的企图和活动，总想在文教界和科技界起点作用。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是跟我政治上搞一套的办法是相适应的。
我在农工民主党向来习惯于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如今年三月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补选黄琪翔为副主席的事，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引起党内同志们的不满。这就说明我把农工党当做私有天下，忘记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往往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危害领导党的组织，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今后必须彻底改变方向，把农工民主党归还于全体成员，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农工民主党引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组织。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位代表，我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代。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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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检讨
章乃器的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具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加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常觉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的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出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那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那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那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八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那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那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