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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准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
裴阿欠的发言
毛主席的演讲和周总理的报告，我衷心拥护。
最近右派分子的谬论，刺痛了我的心，所以我参加联合发言之外，还想说一些心头话。
龙云一贯反人民，最近还在我们少数民族中间捣鬼，想叫我们背叛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的路上倒退回去，退到他卡住我们脖子走了十八年的老路上。这简直是白天做憨梦！恶名昭彰的龙云，再也骗不了我们。
傈僳族人民血泪未干，龙云再也骗不了人
我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各族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国民党——龙云统治下的血和泪。他派来征服我们的官员，贪馋凶恶，胜过虎狼。原来就是穷山谷，还要戽干河水来打鱼。几十种派款天天收，今年欠款明年就加利，养猪有税，过桥有税，连飞机飞过去一下也有税，每户每年要出六十多银元。贡山伪县长赖汇生（据说原来是龙的烧烟手），祝自己生日而户户派礼，规定每家起码要出一元钱和一只鸡，正在犁地的耕牛拉去杀吃了，缴款误了期的抓去就监禁毒打；贪官们把杉柏棺木、山货药材，无代价的刮了去，还派白工送背到千里之外。骨头上面只有一层皮了，还要揭去皮子敲骨髓，借个名目就吊打勒索，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的事例：碧江沙阿甲村三十二户就卖了二十一个孩子；我的村子二十户就有十五户人家逃往国外去避难。三分之二的人家吃不上盐巴，五个月只吃一百斤包谷，面汤可以当作镜子照，采野菜，打雀鸟，到处是饿殍！
我们也曾经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去冒险，有一次就用木棍石块打死了福贡伪县长。但是结果，龙云派兵来剿办，烧光了三百几十户人家，杀死和逼死二百多傈僳族人民，西朵河上飘满了尸体上的蛆，一年多还喝不成水！就在平时，龙云政府说我们“服威不服德”，“不见棺材不掉泪”，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的心目中还不如蚂蚁：农民腊保在一个军人旁边吐了一口痰，骂声“脏东西”就一枪打死了；妙阿此照民族装束挂着腰刀去见官，就说“企图行凶”被打死了！
这些血泪还没有干，要是龙云到我们怒江去胡说八道，要拖我们走回头路，那么，就可以用你所逼出来的血泪淹死你！
就要渴死的时候，共产党送来了凉水
龙云怨恨解放军进入云南，怨恨共产党救出了各族人民，他的心眼与我们是水火不相容，我们却恨国民党龙云垮的太迟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早来几年呢？解放了，
“孤儿寡女找到了爹娘”，政府从内地运来大批粮食、物资，搞救济，搞团结生产，惊弓之鸟回到树林里栖息了，逃出去的人家陆续回来安居了，在火坑冰窖里受罪的人脱身了！群众歌唱说：“断了半年盐，毛主席送来了盐巴；就要渴死的时辰，共产党送来了凉水”！
一九五四年成立自治区（一九五七年一月改州），日子越来越好了。过去是“猴子不坐凳，傈僳不做官”，而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全州已经有了八百四十六个民族干部担任各项工作，还有先进民族干部九百余人帮助着我们，与我们同呼吸、共甘苦，我们把他们当作怒江人民的儿女，龙云要我们拒绝汉族干部是做不到的！
龙云要我们乘“千载一时之机”，借着“区域自治”“自力更生”之名，抗拒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那才叫做虎狼拦着羊群的去路，水獭要把鱼和水分开，他想堵死我们发展的前途！我们非常明白：龙云——国民党把我们地区糟蹋成一片赤地，一堆废墟，把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压迫成贫困又落后。没有党的领导、国家的扶持和先进民族的帮助，叫我们怎么发展呢？
几年来政府发放了救济贷款约二百万元，单算去前两年就发放了十一万件农具，四百万斤粮食，四万五千件寒衣，一千多头耕畜；兴修了五百五十九条水沟，开了一万零五百亩梯田，学会了加工施肥，复种小春。还设立了三个农场，两个农技站和九个手工业工厂，培养了二百多手工工人，差不多每个山凹里都有了贸易机构。这样，边四县粮食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由每人平均二百六十斤提高到四百零四斤；副业收入也增加了。群众说：共产党的领导比父母搀着孩子走路还亲切，比种田人招呼庄稼还认真。俄科罗乡二百七十五户人家，解放前只有一百四十一把锄头，现在有了七百二十把；解放前只有二百九十七件布衣服、一床棉被，到现在有了一千七百八十九件布衣服和一百八十七床棉被。群众说：“现在吃干饭，一天吃的抵得过去三天粮”。从前看见穿布衣服的人就躲，现在人人都穿上了。过去怒江人病了就杀牲祭鬼，要吃药也没处找，现在有了三十一个卫生机构，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地区，一九五六年一年就诊治了三十三万多人次；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新文字，已经在青壮年中推广，原来只有强派学生、学款学粮的十九所小学，现在成立了一百零二所，教育着学生七千四百八十三人，还开办了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第一所民族中学！
右派分子睁着眼睛不愿看这些成绩，竖着耳朵不愿听这些变化，反而把这些成绩、变化当作“一团糟”，所以龙云才公然提出“自治以后的发展，我看共产党也没有办法”。要正告龙云：共产党的办法最多也最好，没有发展办法而有摧残办法的，倒是国民党龙云！解放以来，我们变聪明了，狼和羊能分得开，蜂蜜和毒药也辨得清。
全州各族农民认定了合作化是幸福之路
一九五六年后，我们根据自己地区的社会特点，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不经过土地改革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非常高兴：试建的一百四十六个合作社都成功了。第一批试办的六十七个社中，增产八成以上的有十二个，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百分之八十三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泸水鲁初罗社三十四户，一九五五年大春粮食收入九十五石、副业收入二百九十元，办社后头一年，大春就收到二百零五点二石，副业收入八百六十四元，粮食增产一倍多，副业增加将近二倍，现在边四县入社农民已达总农户百分之十二点五，加入互助组的达百分之六十。我敢断言：全州各族农民已经看清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已经认定了合作化是幸福的方向。右派分子企图在我们中间散布消极情绪，拿什么“内地退社的多呀”，“未必适合边疆地区”，“走快了没有”等等谰言吓唬我们，只会引起我们的无比愤恨，绝对动摇不了我们的意志。
当然，在我们前进中还会遇到困难。工作中也还有些缺点，例如干部中还残存着地方民族主义及大民族主义思想；试办合作社中，研究民族及地区的特点不够，各项工作的配合还有缺陷等等。但是要告诉右派分子：这是我们人民内部的事，我们曾经不断克服，今后更将依据主席的指示，不断在工作中和整风中克服，你们休想来钻空子破坏！抓住白毡子里的一根黑羊毛，一定要叫我们把白毡子说成黑毡子是做不到的。一棵枯草堵不了滔滔江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堵我们的去路！
各位代表：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不许右派分子乱说乱动，不许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我保证：我们愿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在先进民族的帮助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毫不动摇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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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野心分子的病根
张奚若的发言
为甚么在解放后八年来国家各种辉煌成就的面前，人人欢欣鼓舞庆赏不已，而右派野心分子竟然心怀忿恨，不但无视这些成就，而且还要推翻造成这些成就的人民政权呢？他们为甚么一定要和广大人民这样过不去呢？他们为甚么一定要“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呢？
总的说来，这完全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阶级立场不同，好恶也就常常无法相同。这又是“糟得很，好得很”那个老问题的重新出现。
这本来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些野心分子经过八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熏淘，结果还是这样顽梗不化地保持着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有人说，就是不讲学习，光就八年来与广大人民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常接触来说，感染也应感染上几分马列主义气息和人民立场思想，何至竟然还是那副面孔和那种心肠呢？这似乎只能证明一点，就是：这些右派野心分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死硬派。
因为右派野心分子不肯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他们对今天的一切事情就都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他们认为这是违反物理，本末倒置；在他们看来，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此。他们心里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我们相信集体主义，他们崇拜个人主义。我们实行了新民主，他们留恋着旧民主。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感谢共产党，他们仇恨共产党，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坏事情都是共产党干的，其中最坏的就是消灭了他们的阶级、破坏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还不断地劝告他们要加入他们最瞧不起的那工人阶级。在他们看来，这无异是“伤害之上加侮辱”！因此，他们便招兵买马，调兵遣将，秘密策划，公开点火，一切一切都来了。
阶级立场未变一点虽然是右派野心分子发生反动行为的基本原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主因而外，还有若干次要的原因，这些次要的原因也可叫做副因。这些副因是因人而异，并不一律。有的是政客习气太深，有的是流氓作风太重；有的是欲壑难填，永远追求名利，有的是异想天开，强作无理怪论；有的是不甘寂寞，何妨投机，有的是好乱成性，竟欲造反。这些毛病，有的只具一二，有的不但全部皆有，还要再加别的。按照坏人坏事发展的规律，这些人到头来就弄到利令智昏，想入非非，中风狂走，自投网罗。试问今日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右派野心分子谁不是这样？
本来在旧社会里政客的职业就是要朝三暮四，颠倒黑白，纵横捭阖，酬张为幻。一切拥护反对毫无道德标准，一切思想行为皆以博取个人利益或权力为最终目的。这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今日却属骇人听闻的行径。请问这样搞下去，将置人民利益国家前途于何地，岂不是又要把新中国拉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是的，右派野心分子的目的本来如此。这就难怪今日我们同他们变成势不两立了。这是两个不同立场的无可避免的冲突，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变成敌我矛盾的必然结果。
右派野心分子这种反动行为的发展过程，据最近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是与他们误会和利用去年宣布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有相当关系的。在这以前，他们只是心怀不满，背后骂娘罢了。在这以后，他们忽然觉得心胸开朗，眉飞色舞，以为可以大有所为了。本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一样，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采取的，并不是为了共存而共存，为了鸣放而鸣放，更不是为了给别人提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便利而采取的。可是心怀异志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东西的人所见却与别人不同。别人认为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英明而伟大的政策，他们却认为这是与共产党平分秋色或分庭抗礼的大好机会。从此他们的活动增加了，组织扩大了，步骤加紧了。碰巧，今年五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这些人认为“时哉不可失”，于是就到处擂鼓，到处点火了。甚至密室策划者竟然还认为共产党“既不能收，又不能用武力，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不料一天好梦，甜蜜了不到一月，在党和政府及全国广大人民对右派的猖狂进攻开始了有力的“反批评”和“回击”之后，不到数日，这些幻想中的空中楼阁便烟消云散，杳无踪影了，剩下的只是些欷歔太息，埋怨诟詈，欲降不降的可怜样子。
我要在这里正告这些右派野心分子：你们利令智昏，想入非非，搞了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现在已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我希望你们能虔诚忏悔，老实交代，重新做人。蒙混过关，不但不行，就是过去，还有问题。人民是不会受骗的，所苦者仍是你们自己。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甚为简单：一是憣然悔悟，接受改造，一是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二者之间的是非利害，一清二楚，何去何从，难道还有任何犹豫的余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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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毕鸣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今天，大会给我这个机会使我能够向各位代表、向全国人民表示我真诚悔过的决心，实在感到万分的感激。
这次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散布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荒谬言论，和章乃器一唱一和，作了他的有力助手。在全国人民站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时候，我还没有从思想深处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根源，依然强调是从善意出发，进行辩解。同时，还用批判章乃器的方式来尽力摆脱与他在思想上的联系。这种不老实的态度，自然是得不到人民的谅解的。在我学习了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以及最近期间得到党内外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后，才悚然惊醒，认识到我的错误言论不仅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危害社会主义改造的毒草，而且已经朝着反党、反人民的方向发展了。如果不是通过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教育了我，那就会很快地葬身到反动的泥坑里去。这不能不深切地感谢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下面就我初步检查的认识向各位代表作一次交代。以后还准备继续深入检查，并向民建会、工商联组织方面和工商界同志们继续进行交代。只是限于水平，检查得还很不够，迫切要求同志们大力帮助，进一步端正我的思想认识。
（一）我的主要错误论点
1．过分强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双手交出来是伟大的。因而居功自赏，夸大内因，抹煞了八年来党的教育和和平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这一更为重要的外因。因此，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估价过高。认为这是鲤鱼跳龙门式的突进，已经变质了，不必再继续深入改造也一样能走入社会主义，有意识地来美化民族资产阶级。
2．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否认阶级关系依然存在。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还要改造些什么？没有从阶级本质来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在思想改造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更错误的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有自卑感和与工人阶级之间现存的矛盾，是教条主义者造成的。认为他们不去看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事实，不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硬抱着教条不放。因而荒谬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正表现出我对改造政策的不满，想用我的主观愿望来改变政策，否认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则。这就不仅迷惑了工商业者改造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是想用反教条主义来贩卖修正主义。
3．由于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伟大而加以美化，所以就荒谬地认为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应该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并且说：“在广大工商界确实生长了马列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又说：“我们和工人阶级也有共同的感情”，不愿再听“求同存异”的说法，不要再把“改造”挂在嘴边上。这些谬论都反映了我对现行的改造政策不服气。实质上，是在要求与工人阶级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不愿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继续深入改造。
从我这些主要的、严重的错误论点来看，没有一处不是和章乃器的论调相同的。就是关于定息是否剥削的问题，在我过去发言中尽管不同意章乃器的说法，并曾肯定定息是剥削，同时也批判了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谬论，但对章乃器的不劳而获的说法还是感到很舒服，并对他不同意脱胎换骨的说法也有同感。我所以和章乃器同语言、共呼吸，正是由于我和章乃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具有相同的思想体系，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反动思想，因而也就成了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支持者和贩卖者。
（二）我的思想根源和初步认识
什么思想支配着我泛滥出这些荒谬言论？目的是为了什么？经过我初步检查，挖到了两个主要病根，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根源。首先是由于我的出身决定了我这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在我的思想意识上已经深深地扎住了根。虽然经过八年的改造，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了进步，如在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推动各项爱国运动中都曾作了一些工作，但是一接触到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原有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反动阶级本质就会不自主地暴露出来。一直到全行业合营后，尽管生产资料交出来了，而脑子里原有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仍是原封未动，没有很好地加以改造，这就会不时地支配着自己的言行发生错误。另一个也是最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在另一方面的发展，强烈的名利观点在支配着我，不仅为了个人利益，同时也为了阶级利益不时反映出一些不甘心、不服气的反动思想。从个人来说，遇事总想拔尖、抢先、显露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领导欲望；从阶级来说，则把代表阶级落后一面的思想认作是代表了阶级利益。在这两种思想意识的交炽下支配着我的言行日趋狂妄自大，以至于在这次鸣放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在过渡时期总任务公布以前，我这落后一面的思想意识主要反映在经济活动方面，过去曾有数次在违反国家经济政策上泛滥出唯利是图的本质，如抢购、居奇、与国营对抗等。在我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使我在政治上、社会上得到一定的地位时，并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而滋长了名利观念，更加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起来。在工作中强调个人成绩，忽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工商联和民建的同志关系上，也由于名利观点的强烈，形成了不团结的现象，总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不能屈居他人之下。例如公私合营天津投资公司和示范机器厂在募集私股投资时，本来是工商界群众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投资，而我则认为是我个人工作的成绩很大，居功自傲；政府根据工商联反映的情况为工商界解决了一些问题，也把这些成绩算在自己头上，认为只有我才能真正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在天津民建会和工商联改选的时候，我曾主张一元化，想兼任两会的主任委员；对工商界其他领导层人士则都认为不如我，甚至对党的统战工作也表示不满，当时我曾对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思想不求进步，工作也不积极，而党反加以照顾，思想上搞不通，认为统战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敷衍了事不愿多管，竟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的同志以资产阶级思想来对待资产阶级分子”，以后又在天津市委统战部说：“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该批评的不批评是姑息养奸”。请看，我这反动的阶级本质已经发展到了如何程度，我这样以资产阶级思想来看党的统战政策岂不是对党的政策的诬蔑和向党猖狂进攻吗？
我这资产阶级本质的名利观点发展最严重的阶段是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当时的思想，一方面认为企业已经交出来了，是有功劳的；一方面认为三权没有了，经济上的活动是不可能了，我这固有的名利观点就转移到政治方面，总想往上爬；同时更认为自己学习了马列主义，也能讲一套，尤其是在全行业合营后，我认为阶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说法得到证实，便洋洋自得，认为我也可以称作马列主义者，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特别是担任了天津市副市长以后，自以为这是党和政府论功行赏，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骄傲思想和争名誉、争地位的个人欲望更日趋严重，所以就不肯一心一意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恨不能一下摘掉资本家帽子，马上进到工人阶级队伍，认为这才光荣，不会产生自卑感了。今天检查起来，我这种思想，正是为了变成工人阶级后就可以取得领导阶级的发言权了。结合到我这顽固的唯利是图的思想本质，如果不把这个反动思想改造过来，而带着它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结果就必然会造成篡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罪恶行为。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阶级矛盾既然已经是非对抗性的了，两面性和阶级关系自然不应该再有了，所以对那些迫切要求摘帽子的工商业者不加分析的感到同情，妄想以否认两面性和阶级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艰巨性来看问题，更忘却了自己还有很长的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我这样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自然就会感到我这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正当利益，遇到大放大鸣的机会，就情不自禁地尽情发泄出来，再加上我这名利观点日益强烈，使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误思想：认为这就会进一步增加我在工商界的威信，获得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这和章乃器抓住工商业者的弱点企图用反动谬论哗众取宠争取政治资本的作法，在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自从我得到“应从效果来检查动机”的启发后，更使我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危害性。目前正由于我帮助章乃器贩卖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使天津市和其他城市的工商业者不少人不能安心接受改造，对于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的说法抱着不满，严重地影响了公私共事关系，使工商业者在深入改造的前进过程中受到深刻的不良影响。我这种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来泛滥反动思想，不管动机如何，它必然会造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抵触情绪，加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恶果，这是引导阶级关系再度走上对抗性的危险行为，这是绝对不容宽恕的。
这次通过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使我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头脑清醒过来了。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和平改造政策的无比正确，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场是不堪设想的，解放八年了，还允许我们拿着定息，给我们相当充裕的机会学习锻炼，安心地进行改造，这是何等幸运的事。具体到我个人，如果不是在党的领导下，我焉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那能参与这样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优厚待遇，我竟不知感恩报德，反而狂妄地散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谬论，实在是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辜负了人民对我的信任，辜负了工商界同志们对我的委托。我愿意真诚地向全国人民认罪。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这个严重的错误，也有信心和决心坚决改正这个错误，愿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
在全行业合营时，我和全国工商界同志们一道提出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的诺言。今天我愿意再一次重申这个诺言。通过这次错误思想的检查，我有坚决实现这个诺言的信心和决心。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在工作实践中以实际行动来补救这次所犯错误和给改造工作中带来的损失。最后，我还愿意向受到我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反动谬论影响的工商界同志们进一忠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忠诚老实、认真深入地继续接受改造，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才是我们最大的利益，违反这个方向的任何甜言蜜语都是有害的毒药。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方向，才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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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铁饭碗”和“磨洋工”
贺绿汀的发言
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大团结，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八年后的今天，无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也大大的改善了，大家都从心里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实在好。但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看还有相当多数的人不是很明白的，我发现有许多人存在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仅仅就是大家有饭吃。
机关团体中有不少人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磨洋工”
社会主义的目的应该使大家有饭吃，这句话并不算错。我们政府对于劳动就业、鳏寡孤独、自然灾害等等，总是想尽办法救济。而对那些对革命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过贡献的人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很周到。一直到最近，毛主席还在对我们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为了要达到大家有饭吃，就必须所有的人都努力生产，为了鼓励生产，必须按劳取酬，不应该让有劳动力的人不劳而获，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应该承认目前的农村、工厂基本上是按劳取酬，在农村高级合作社中不劳动是得不到工分的，在工厂不劳动也要扣工资的（有些工厂劳动纪律还不好）。但是在广大的机关团体及一部分学校中就没有那样严格。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努力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工作不努力。当然也有分配工作不适当的，或没有很好安排工作的。但是也有不愿意工作的，或甚至躺在社会主义身上，不劳而获。
上海的右派分子孙大雨，每月三百余元的薪水，白住在居住条件第一等的十八层楼上，专门骂人，诬指好人为反革命，专门反对共产党，作坏事情，似乎没有人可以奈何他。这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罗隆基不愿意管木头，要当外交部长。六亿人口的木头不是一件小事情，他自己住的房子用的桌子凳子那一样都离不了木头，人民把关系六亿人口的木头的命运交给他，他瞧不起。一定要抛头露面，出入外交场合，才算带劲。我想人民不是傻瓜，把千万先烈的血换来的新中国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美国造的所谓“外交家”，将来又会是千万人头落地。
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是要作事情的，不是作官。罗隆基不愿意管木头，我们也可以肯定他没有管过木头，而是专门在那里搞章罗联盟，作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些右派分子已经不仅是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问题，而是搞阴谋组织要想推翻社会主义。但是也不能说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人与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毫无联系。官有高低，位置有大小，不愿意为人民办事而企图站在人民头上、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是相同的。
目前情况有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旧制度取消了，新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任何学校机关团体的人员只有进没有出，因此就还都有空子可钻，工作全凭自己的政治觉悟来保证，不愿意好好工作的人，任何人都无法强制他，一个人在三个月试用期内工作得很不错，一到正式任用就松了劲，伸手要房子、要补贴，要这要那，闹情绪；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于是学校、团体负责人及党委忙于这些事务工作，忙于说服教育及解决人事纠纷。但仍旧不能说服这些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一般情况总是待遇愈高愈好，工作愈少愈好，因而为了保证工作，不得不增加人员，接着来的就是机构不断庞大臃肿，工作效率不断降低。政府为了克服这种恶性膨胀，不得不下令人事冻结，然后一些迫切需要的要进来的人进不来，而那些不适宜于该单位工作的人要出去的也出不去，于是许多的工作都处在瘫痪状态。学校、团体、机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人民办事情，事情办不好，就会给国家人民带来最严重的损失。为了照顾个人落后，而让这些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人天天“磨洋工”，不加以处理，我认为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我们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民为我们美好的将来庄严地工作着，但也有少数人不带劲的，也有不劳而获的，当然还有右派分子。在我们伟大的时代中所存在的这些消极因素，到处都可以发现的，我认为应该研究其根源加以克服。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目前我们在机关、团体、学校中，对满足各方面生活上的需要想得很周到，有些地方外宾参观了之后说：“在你们这个单位里除了法院之外，什么都有了”，而对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保证，则除了说服教育之外，没有任何带强制性的办法，这是产生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根源，干不干都没有关系，反正是“铁饭碗”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我认为这一段话对于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工作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保证工作效率方面既缺少严格的制度，而在说服教育方面往往不能正确掌握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政策一来，公式本身一变而为团结、团结、团结，没有斗争。事情就更难办了。
既要说服教育更要有各种健全的工作制度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的时候了。我认为目前这种“铁饭碗”制度不是好办法。无论机关、团体、学校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单位，而不是单纯的照顾机关。必须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单位，方能人尽其才，不应该把不适宜于某种工作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永远冻结在那里不动，因此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为了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对人事的处理应有一定的取舍权。
在解放以前，学校教师都有聘书约束的，教得不好，期满之后，学校有权可以不续聘。因此教师工作没有不认真负责的。在苏联，大学教师每四年有一次全面考查，合格的方能继续工作。并且在教师的升级及科学研究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
因此，为了保证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工作效率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劳动纪律，适当考虑采用聘约合同等等办法，或者像苏联一样采取定期全面考查制度等等。
应该有一定的考勤制度，好的奖励，对工作不好的人员屡戒不改的可以处分，一直至开除为止。一个工作不好的人失了业，再补上另一个工作好的失业者，对整个的社会劳动就业问题上讲，没有什么差别的，相反地，教育了所有的人，不能向自己的职业开玩笑，只能努力工作。一个工作不好的人暂时尝尝失业的痛苦，往往比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要灵验得多。同时，不适宜于甲处工作的，适宜于乙处；这样也可以使人才不致于过分集中以至积压不能更充分发挥作用。
为了保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定出一定的制度与劳动纪律，不等于不要社会救济与应有的照顾，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重要属性之一。我们对于自然灾害与失去劳动力的人，必须设法救济，对于那些对革命及社会文化科学事业有贡献有成就的人应该照顾。但是工作与救济或照顾应该分开来；同时救济或照顾最好也要有一定的明确的制度。与工作混在一起，必致互相影响。
这个问题是较复杂的，牵涉方面很广，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关系很大。因此我建议我们的党、政领导和人大常委妥善考虑这个问题，参考兄弟国家的办法，定出初步的方案来。同时应该在全国范围进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教育，要使所有的人认识到躺在社会主义身上不劳而获就是剥削思想，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创造才能建设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我的意见可能片面或不正确，希望代表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