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河南省肃反运动的胜利
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的糟呀”“乡间革命过火”等等谬论。
贾心斋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认真的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些报告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现在我仅把河南省的肃反工作情况向大会报告一下，以铁一般的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向人民进行恶毒进攻的荒谬言论。
一九五五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又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省开展了肃反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有组织的隐蔽的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一批。太康县捕获了以刀铡、火烫、剖腹、割舌、挖眼等残酷手段，杀害我干部和群众一百二十八名的反革命匪首郭馨坡。安阳公安处捕获了伪“灭共工作团”团长吴兰田，该犯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仅在滑县一带即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一百六十余名。南阳县一九五六年二月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农民联合党”，他们有党纲党章，流窜于南阳、唐河、新野三县结合部，发展反革命组织，企图占据唐河、泌阳、新野、襄阳、樊城等县，声言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许昌公安处破获了“中天道”的组织，道首张自成、张永安等在商城、上蔡、西华、临?、郾城等县地区秘密发展道徒一百八十余名，阴谋进行暴乱，此外还捕获了一些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如蒋特“内调局”派遣的樊家源、王若萍，他们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冒充夫妇打入我开封市花纱布公司工作，曾多次向匪住南越特务头子报告情况，并且指示其妹与我炮校军官结婚，企图搜集我军事情报，在逮捕时查出该犯修理电台工具和电台密码罪证。又如“蒋特中委会”派遣的“平汉路南段行动纵队长”，所谓“万能特务”扶平，他于一九五六年潜入我省信阳一带，企图制造雷管炸药，破坏我京汉铁路南段的桥梁。在破案中缴出他用化学药品浸透过的裤头、袜子等罪证。
一九五六年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开展了政治攻势，进一步实行了宽大政策，号召反革命分子自动向政府投案自首。一年中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漏网和新进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在政治攻势中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反动证件，据统计共缴获机枪十六挺，长枪一千一百二十九枝，各种子弹八万零七百五十七发，其他反动物资证件七万余件。
在去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这一情况，一九五六年我省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规定，结合整顿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评议，把他们纳入社内监督改造，在劳动改造中多数向好的方向转变，摘掉地主、富农帽子，改变成分的一天天加多。
河南去年在内部开展的肃反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特务分子、民愤很大的杀人凶犯和品质极端恶劣的流氓分子等。如郑州纺织机械厂技术员张锦玉，是“蒋特中委会”“自由中国劳工同盟”派遣的特务，混入该厂后，表面伪装积极，暗地则挑拨离间，策动工人离厂，并且将该厂生产、设备、人员等情况，向香港特务机关汇报。郑州铁路管理局，查出以段双印为组长的一个七人中统特务小组，全组从解放隐蔽至今。段双印曾混入我青年团担任团支部委员。信阳煤建公司秦会祥，曾经任阎锡山的暗杀团团副，是残杀十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治淮机械总队程少瑶，一九四零年叛变后担任日寇情报员，国民党还乡团分队长，曾打死我区长、县府科长等三人并纵火焚尸，夺枪二十余枝，该犯因民愤大在镇反时潜逃，群众即扎一纸人代替程犯枪毙。洛阳专区宜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员李岑涛是三青团区队长，一贯奸污玩弄男女学生共达四十七人，屡教不改。类似以上例子很多，不能一一枚举。在大专学校中也搞出一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历史上有反动罪恶行为的就更多。除此之外，在运动中还缴出大量武器和弹药，根据初步统计：交出各种枪五百九十二枝，炮两门，炮弹一箱，机枪十挺，子弹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发，及大量反动证件。
以上成绩和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的糟呀”，“乡间革命过火”，并且诬蔑积极分子“侦察情况是特务”，诬蔑肃反运动造成了“秦始皇时期偶语弃市”等谬论，右派分子的这些荒谬言论说明了他们昧着良心，闭着眼睛抹煞肃反成绩，突出地表现出他们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的肃反运动结果是良好的，不仅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案件和破坏事故较前显著的减少，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了，同时也纯洁了内部，把一部分同志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弄清了，群众的觉悟也提高了，因而出现了团结生产、积极工作的新气象，更进一步的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事实证明了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能够取得肃反斗争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首先，是认真地贯彻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除了对罪恶严重、民愤很大和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惩办外，凡自动投案自首坦白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均进行了宽大处理。
其次，认真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对每一个反革命案件均进行了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了依法办事的精神。
再次，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线，广泛的开展了宣传工作，对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在运动中使他们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警惕，提高了识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群众热烈的检举了许多罪恶重大，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证明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战胜一切狡猾的敌人。
在肃反运动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曾捕了少数虽有罪也可以不捕的人，也斗了虽有一般历史问题但不应该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斗争的人，在斗争中间也曾经发现一些过火的现象，但在这些现象被发现以后就及时纠正了。当然，在肃反中所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是极少数和个别的问题，也必须引以为戒。
由于三大改造的胜利，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几年来肃反运动的胜利，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仍不断的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仍积极地派遣特务间谍，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我们还不能放松对敌斗争的警惕，进一步的加强工作，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划清敌我界限，继续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奋斗！
以上发言是否有当，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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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农民知道怎样保卫革命果实
罗祥根正告右派分子：
你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我们社里的社员，看到报纸上登出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家都很气愤。我动身来开会时，社员们要我到北京也来鸣放一下。我是一个农民，理论讲勿来，只能讲讲自己的体会。
我们的社叫五洞闸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浙江慈溪县，主要是种棉花的。一九五二年成立到现在五年多了。在这五年内，社员由十四户扩大到一千四百六十二户，棉花产量一九五二年每亩平均产籽棉一百六十斤，一九五五年提高到三百二十四斤，社员收入一九五二年每户平均二百七十五元，到一九五五年达到六百九十二元，生活一年好如一年。
一九五六年我们社里棉花计划产量每亩三百八十斤，根据灾前生长情况完成计划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正在开花结铃快要大丰收的时候，谁知连续来了四次台风，在第一次十二级以上大台风以后，棉花又害了角斑病，十分严重。这使我们全社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棉花每亩只收籽棉九十二斤，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七成多，加上其他作物的损失，总计共损失一百零七万多元，同时社员与合作社的房子被台风打垮四百五十多间。在这样大的灾害后，社员思想曾一度混乱，有的社员说农业生产没有工业生产好，不安心搞农业，有的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台风损失归罪于合作化，有的人消极畏难，怕生活过不下去，想单纯依赖政府来救济，少数社员要求退社，个别甚至自动单干起来。
当时我们迅速抓紧生产度荒工作与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我们开了不少会，反复向社员讲通道理，特别着重地向社员说明，虽然这样大的灾害不能全部战胜，但是有了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有了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我们的损失比起单干户来，却要小得多，我们棉花每亩平均也收到籽棉九十二斤，而两户单干的富裕农民每亩只收到籽棉四十五斤，并且我们九天内把社员的房子全部修建好，使社员安心生产，这些不是正可以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吗？经过这样一对比，那些思想糊涂的人也就明白了，如果不参加合作社，自己单干，损失不是更大吗？所以有人说，留两户单干户比较比较也是好的。同时我们贯彻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方针，发动社员讨论订出农业副业增产计划和节约度荒的措施，除了以积极可靠的精神拟订好冬种计划外，还采取以下办法度荒：（一）积极进行各种副业生产（捉鱼、砍柴、剥棉秆皮、做小工），计划收入五万元；（二）大力种植青菜度荒，要求每人平均达到三百斤；（三）号召社员节约。全体社员一致认为这些计划能够实现。同时，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的困难，十七万元棉花预购款准予缓还，并发了四千多元社会救济款，再加上海工人慰问团到我们社里慰问，还送了喷雾器与肥田粉。社员深深感到国家与工人老大哥对于我们的关怀与支持，战胜灾荒的信心就更高了。大家提出在六个半月度荒期中争取米缸、菜缸、柴仓三满的口号。这样使社员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条件，大家都安心生产，当初要退社的社员也不退社了。
今年春花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副业生产也完成了计划，我动身来北京开会时，春花还未全部收割好，前天接到社里会计来信，说蚕豆每亩平均收二百零七斤，油菜每亩平均收一百六十七点三斤，大麦虽然因四月份正在开花时多雨受些影响，但每亩平均仍收三百二十斤。春花丰收和副业计划实现，大大有利于克服去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同时对争取今年大丰收、保证社员增加收入打下有利基础。今年春耕以来，我们贯彻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指示，以前我们社里主要社干都不参加田间劳动，这是一个缺点，现在统统亲自下田了。并且做到有事与社员商量，社内账目也及时向社员公布，社员反映很好。现在大家生产劲头很大，有信心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我们亲身体会到，一九五六年的灾害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社的集体力量，那么我们农民就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我们想想过去：一九二六年的灾害还没有去年那样严重，但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民逃荒讨饭，很多人出卖儿女，许多人破了产给地主富农当雇工，社员王梦章，就因为荒年破了产，给地主当长工，一直当到解放为止。我们这个社当过长工的特别多，有一半社员是当过长工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社里没有一个人逃荒讨饭，更没有一个人出卖儿女。从前荒年的苦头现在不会再吃了。因此，我们社里大家都万分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共产党的恩情，合作社的好处，事实摆在那里，明明白白。但奇怪得很，右派分子竟反对共产党领导，说“合作化搞糟了”，说什么“农民面黄肌瘦，怨声载道”。右派分子这样大叫大喊，好像他们是“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我们农民不是“木头人”，我们看得清你们是什么货色！你们的话，我想如果我们那里镇反中被枪毙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伪乡长沈松培还在世，一定鼓掌欢迎。但是我们农民很气愤，我们社员说，这些人开着眼青天白日讲鬼话，叫他们来我们社看看吧！我们社员生活水平虽然还不算高，但比解放前好得多了，解放前农民过的是牛马生活。现在呢？社员个个吃饱穿暖，许多人还穿上绒线衣，解放以后盖了一百五十多间新房子。全社装二十二只有线广播机，有民校，还有篮球场，社员休息时都有机会学文化、打篮球、听广播。俗话说“神仙难定谷米价”，去年那样的荒年，国家保证了粮食供应，粮价平稳，大家能吃白米度荒，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吗？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右派分子还说什么镇反、肃反糟得很，黄绍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叫得特别响，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制，好像他是一位“青天大老爷”。说起黄绍竑先生，我们浙江人都很熟悉。抗日期间大敌当前，在他统治下，进行过多少次反共“清剿”，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这笔账也该去回忆回忆，在黄绍竑先生任伪浙江省主席期间，中共浙江省委曾两次遭受大破坏，中共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就是一九四二年在黄绍竑统治下惨遭逮捕杀害的。黄绍竑先生手下有一个“模范”县长，就是平阳县伪县长张韶舞，在那里杀人极多，一九四三年竟将杀人的人头拿来开“人头展览会”，借以镇慑人民，解放后黄绍竑竟将罪恶滔天的杀人凶犯张韶舞介绍到北京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后来浙南老百姓纷纷要求法办张韶舞，这才解回浙江，判处死刑。在黄绍竑与张韶舞看来，镇反、肃反怎么不“糟得很”呢？但是我们农民说镇反、肃反好得很，年老人说“杀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功德无量”。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将我们拉回到旧中国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但是那条老路我们祖宗三代走够了，苦头吃尽了，再也不愿意走了。如果右派分子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告诉你们，我们农民是知道怎样保卫自己革命果实，我们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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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歌颂自己的胜利有何不可？
彭仰钦 萨本炘 夏以焜代表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保证把各项报告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
一年来我们国家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事实。全国人民在这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向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胜利迈进的时候，少数右派分子却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和恶毒的诬蔑。开始我们对我们的真面目看得不清楚，还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但是以后越来越露骨了。现在我们彻底看穿了，他们不是我们自己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原来他们是一伙反共反人民的小丑。我们也完全看清了，他们不是在帮助党整风，也不是什么“鸣”和“放”，而是在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我们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我们决心擦亮自己的眼睛，继续提高警惕，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右派分子阴险的战术和手段之一就是用一些若明若暗似是而非的言论煽惑人民群众，企图把清水搅混，把晴天遮暗，使之正在忙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迷失方向。我们说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说我们的建设是“一团糟”；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硬说“你这是教条”而缺点是主要的。右派先生们！光天化日之下邪气是不能作妖的，你们的企图将永远是徒劳的。
我们几个都是实际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我们要在你们攻打的这个方面上和你们较量较量！右派先生们！你们睁眼看看历史事实吧！究竟是十个多还是一个多，你们该能够分辨出来吧！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节衣缩食，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的恢复了战争创伤，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解放之初，你们不是也曾预言共产党只能打仗不能建设吗！说“你们接收高炉去种高粱吧”！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不仅种好了高粱，也炼好了钢。钢的年产量由解放前的九十万吨提高到现在的四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你们能够否认吗！八年来我国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五倍以上，这也是事实吧！难道这些就是糟得很、缺点是主要的吗！再以我们武汉市来说吧！这几年来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了。过去它是一个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的消费城市，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在设备上也大部是残缺陈旧、功效不高、种类不多、规模很小的，城市里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商业投机，解放后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现在正逐步改变成我们国家巨大的工业基地之一。汉水铁桥、汉水公路桥已先后建成通车；世界闻名的长江大桥，已于今年五月合龙，不久即可正式通车，天堑变通途人民的理想实现了，长江不再是祖国南北交通运输上的障碍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旧中国的统治者们！也曾大喊而特喊过，但是人民懂得这只不过是他们企图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欺骗宣传罢了。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才有可能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建设工程。巨大的青山热电站第一台机组已经开始运转，新型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印染厂、重型机床厂和中型锅炉厂的建设也都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顺利进行，其中有些厂的部分车间已经开始投入生产。特别振奋人心的是规模宏大的我国第二个钢铁基地——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已经全面开始动工，并且在明年度七十三公尺高年产七十五万吨铁的第一座高炉就将建成投入生产。
在武汉长江两岸的大桥边，在一个个巨大的工地旁，你可以随时听到千百万个路过这里的人和工余休息的人们，他们是多么高兴的在谈论着大桥、谈论着这些新建的一批批的工厂，回忆着过去，骄傲的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有良心的人们！难道这些就叫缺点是主要的吗！都是一团糟吗！右派先生们说：你们整风嘛，作自我批评，就应该谈缺点，何必歌功颂德呢！我们说对！整风是要谈缺点的，但是谈缺点它只能是缺点而不应该颠倒黑白，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呀。说什么我们歌功颂德，我们说这不过是把你们歪曲了的事实纠正过来而已，莫说我们没有歌功颂德，就是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胜利而欢呼，歌自己的功，颂自己的德，报自己的喜，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怎么又能说成是“肉麻”和“无耻”呢？
把话说穿，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不到一起呢！我们说是胜利，你们说是失败；我们说这几年人民创造了奇迹，你们偏要说是“全面冒进”、“好大喜功”、“一团糟”；我们说肃清了反革命，人民得到了安宁，你们说伤害了“好人”；我们说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你们说它是三害的根源。原因何在呢！我们向右派先生们猛叫一声：你们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站错了方向，我们向东，你们向西，我们是向社会主义，你们是向资本主义，无怪乎我们面对着同一个事实而我们各有各的认识而没有共同的语言。
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诬蔑攻击，并没有使我们失掉了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六万万人民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我们的风要继续整，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人民也决不叫他得逞。现在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在全国展开，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道路很清楚，还是赶快悬崖勒马，回转头来彻底交代，人民是不究既往的，如仍执迷不悟，那是你们自绝于人民，两条道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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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巨大成绩吧！
朱维仁的发言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无限地增强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这次会议上，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政策的完全正确，并给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否定社会主义方向、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卑鄙企图以有力的打击。我完全拥护这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其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的卑鄙企图，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从各方面夸大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他们说，工业化搞糟了，越建设越浪费。或者，他们口头上承认国家工业化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又把某一地区某一企业的缺点说成是主要的。问题是否如此呢？现在就让这些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事实吧。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沈阳是什么样子，而今，沈阳工人已经提前一年又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水平
沈阳是我国原有的机器工业比重较大并兼有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业城市。也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在日伪统治时期和美蒋统治时期给沈阳留下了“巨大”的工业遗产吧，但他们实际上是遗留下来一个残缺不全的技术水平落后的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基础。占比重最大的机器工业，在日伪时期只能制造简单的机器和机器配件，实际上只是些为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工业服务的原料加工厂或附属工厂而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几年，除了四大家族争夺拍卖工厂设备、半制品、原材料以及把工厂变作兵营之外，没有做任何发展工业的事情。
那么，现在沈阳工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自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沈阳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经过八年多创造性的劳动，可以说：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我国少有的机器制造业基地之一了。沈阳市的工人阶级，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盟邦苏联的无私援助下，经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短短四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就使全市工业总产值迅速地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九点七（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基本上达到了沈阳工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沈阳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一方面担负着出机器、出干部以支援全国工业化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本身还要完成七项重点工程和二十七项限额以上工程的巨大建设任务。由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昭示的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吸引，由于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正确，由于伟大苏联在技术上和物质上给予的巨大帮助，沈阳工人阶级表现了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创造了更为巨大的成绩：全市工业总产值，到一九五六年底，较五年计划开始的前一年（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九，提前一年又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也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指标；更为重要的，是几年来试制成功新产品达二千零六十九种，而且新、老产品的质量都有显著改善，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基本建设任务也提前完成了计划进度：七项重点工程，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七，其中六项已分别提前一年或一年半竣工投入了生产；二十七项限额以上工程，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其中已有十八项竣工投入生产；工程质量一般说是良好的，工程成本是逐年下降的。所有这些，难道不可以说几年来沈阳工业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吗？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沈阳工业发展的客观事实，竟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对于新旧时代沈阳工业的鲜明对比，竟然无动于衷。反之，他们对于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缺点，则特别感到兴趣。是的，在我们的工业企业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例如：不少企业对经济核算注意不够，非生产人员过多，设备利用率不高，有严重的浪费现象；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不力；产品质量还不稳定，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缺点是局部的、次要的和暂时的现象，是能够克服的，其中有些已经克服了或正在克服当中。这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右派分子有意夸大这些缺点，不过是为了遂行其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阴谋而已。
1956年是沈阳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今年仍在继续稳步前进，而右派分子却诬蔑说1956年是“冒进”了，今年又“冒退”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特别集中力量攻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工业生产高潮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们污蔑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大发展为“冒进”，污蔑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计划的合理调整为“冒退”，似乎我们经济工作的错误百出，一无是处。但是，成绩终归是成绩，卑鄙的愿望改变不了事实。一九五六年沈阳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的鼓舞下，自动地掀起了工业生产高潮。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挖掘企业潜力，广泛地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结果为国家创造了空前巨大的财富。生产总值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点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成为沈阳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工业生产的这样迅速发展有何不好呢？给它戴上“冒进”的帽子的根据何在呢？右派分子说，去年的大发展造成了今年工业生产的困难，迫使今年不得不“冒退”。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年前五个月沈阳工业生产情况吧。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市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该五个月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劳动生产率超额完成该五个月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五，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百分之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虽然略低于去年，但大大高于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难道这能叫做“冒退”吗？这不恰恰说明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仍在继续积极地稳步前进吗？去年增长快了些，为了保持各方面工作的平衡，在继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年稍为放慢些，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才故意把好事说成坏事。应该肯定地说：工人阶级在去年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在工业战线上实行的大跃进，是做得完全对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某些领导机关在动员职工制订与完成计划时缺乏瞻前顾后，深思熟虑的缺点，虽然曾给以后工作造成了某些困难，但是经过今年国家计划的调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的工业建设是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了。这些缺点错误推动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水平，决不像右派分子所幻想的那样，造成了我们不可克服的困难。
苏联把最新的技术设备供给我们，甚至把苏联企业中还没使用的新设备首先供给我们，而右派分子却一口否定苏联的援助，甚至诬蔑苏联，是存何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阴谋倒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还从各方面否定伟大苏联对我国工业建设的援助，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正确方针。但是，我们沈阳工人阶级清楚地看到和懂得，伟大苏联盟邦以最新技术设备、以技术精湛的苏联专家、以丰富的先进经验，对沈阳工业的发展，给了如何巨大的援助！以沈阳国营工业的技术设备来说，据一九五六年统计，全市国营工厂拥有的一万三千余台金属切削机床中，国外进口的新式机床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苏联的最新产品。有些新式设备，甚至在苏联的企业中还没有使用，就首先援助了我们。例如有一种九千六百吨液压机，在苏联只试制成功了两台，苏联政府就把其中的一台援助了我们沈阳的一个国营工厂。这种事例并不是个别的。为了帮助我们掌握新设备和掌握新技术，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专家来到我们企业工作。他们都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操作经验，他们一面具体指导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一面亲切地教导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在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上，充分表现了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生产技术问题，都是实地考察，亲自动手解决。有的专家为了我国工业建设而致积劳成疾，甚至有的专家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更是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收益。今天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新的产业门类与新的工业品种的日益增多，哪一项不是借助于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呢？这一切，能不使我国人民衷心地感谢伟大苏联盟邦吗？
但是近来有一些人，似乎热衷于反对教条主义，津津乐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的缺点，甚至把一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都归咎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概斥之为教条主义。这种对待学习苏联的态度，不能只简单的认为是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其实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们不是在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在散布修正主义。我们并不否认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发生的缺点。例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够，有些机械搬运。但是，决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学习方法有缺点，而怀疑苏联先进经验的优越性；决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及时揭穿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右派分子龙云等发出的反苏谰言。新中国建国八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伟大苏联对我国的无私援助，真是有口皆碑，罄竹难书。而这些右派分子竟故意抹煞事实，生活在人民的新中国，依旧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苏反共滥调，污蔑苏联在东北搬走机器，无耻地为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榨取吹嘘，其死死坚持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继续仇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反苏反共的右派分子们，还是收敛一些吧，在人民的新中国，你们这样放肆地造谣污蔑，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总之，我国人民过去四年多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做出巨大成绩，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整风运动，将进一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从而将进一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卑鄙企图，必将遭到彻底破产。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