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的联合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以及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几个老党员。这个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在二十七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人民过着什么样痛苦的生活,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回想一下过去,再看一看解放后几年来在各方面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气象,每一个有良心的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动,不能不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此“不愉快”
作为农工民主党的老党员,对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我们不能不感到特别的痛恨。章伯钧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远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就做了共产党的逃兵,打着邓演达的旗帜,幻想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革命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但章伯钧本人却并未彻底认识这种中间路线思想的错误。他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想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在解放战争时期,当解放军在山东的某次战役中一度失利的时候,章伯钧就很高兴,他认为这样可以促使国共两党和谈成功,可以利用和谈抬高他的身价,实现他的企图。他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引用马歇尔的话说,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他说,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给了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跟苏联走,由于有了这种错觉,美国在当时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从这里说明,他对蒋政权在大陆上的复灭,是惋惜的,对中间势力的企图没有得到实现,是有余恨的。
因为他不喜欢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所以,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一贯对党不满,一贯采取消极的态度。尽管党和政府对他仁至义尽,给他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重的政治责任,但他并不满足。他说,如果只给一个人住洋房、坐汽车、吃山珍海味,不让他独立思考,也会闹革命的。章伯钧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员,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决定,还要说不能“独立思考”,还说要“闹革命”,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说明了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根源。他的对党不满和他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他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妨碍了民主党派的发展,认为民主党派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前,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向农工民主党的干部说,民主党派工作,可多可少,你们各人都要订一个自修计划,学一门专业,各人自找出路。他的这番话,表明了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不合他的心意,不能把农工民主党作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资本。
如此“积极”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野心勃勃,认为今后大有可为。首先,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的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作一个政治家。他经常说: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自由。又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他的所谓“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作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使民主党派发挥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的作用。
从这时开始,他就逐步筹划好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他的这套政治主张,他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一系列工作,通过合法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非法的不可告人的勾当。首先,他企图根本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两院制”和建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的所谓“两院制”,就是“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他主张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把政协变成参议院。他主张人大只有立法权和选举权,政协则有监督权和否决权。他说,不这样,就不能作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如此“爱共产党”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章伯钧的纲领中,着重反对的也正是这两条。他在提出企图根本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两院制”的同时,又提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主张。他说,共产党搞久了,也会腐化堕落,也会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就是先例。这里,作为政协副主席的章伯钧,又提出了如下主张:实行“两院制”以后,人大代表不要兼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也不要兼人大代表。又说,政协主要是由各民主党派组成,就让民主党派发挥参议院的作用。章伯钧主张参议院有监督权和否决权,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可以否决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从这里就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他的所谓“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自由”的说法,决不是偶然的。把这些话和他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看,正说明了他的政治野心蓄谋已久,而且十分阴险,十分恶毒。
如此“领导”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一贯是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拉拢中间,确立自己个人独裁的“领导”,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部署。首先,他反复强调要建立他的领导核心,把他的亲信安插进去,通过这个领导核心实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他经常说,农工民主党是他的一个“小摊子”,又认为农工民主党的许多中央委员都是他“口袋里的人物”。他向共产党伸手要民主,认为共产党的帮助是对民主党派的干涉,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强调民主党派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却一贯奉行家长制,独断专行,操纵一切。他甚至向别人说,“没有家长制,就没有农工民主党”。
如此“组织”
在组织方面,他强调要大发展。他主张发展青年人,主张取消所谓“防区制”——民主党派发展的重点分工。他说,民主党派的工作要竞赛,既然要竞赛,就非取消“防区制”不可。农工民主党在组织上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中上层分子为主的方针,是经过共产党和兄弟党派协商以后由中央会议作了决定的,也是章伯钧自己同意的,但他在执行中却完全否定了这些决议,只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办事。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在大家的坚持下,他虽表示同意,但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决定告诉统战部,在执行时可以灵活掌握,在发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农兵,我们都欢迎。以大中城市为主,也是经过他自己同意的,但以后他却主张民主党派应深入到县城里去对共产党发挥监督的作用。他说,县城里“以党代政”的现象,比上面更为严重,如果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里也说明了,他的这种组织路线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在提出“两院制”的时候,他还只考虑到要政协和民主党派发挥参议院的作用,对人大具有监督权和否决权;在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时,他的计划又有了发展,主张民主党派在县城里也应发挥这种监督的作用。
如此“宣传”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除了强调领导核心和强调组织大发展以外,他也考虑到了农工民主党的宣传工作。他主张在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中华论坛”——农工民主党在解放前的机关刊物,他说要网罗一批大知识分子为“中华论坛”写稿,他亲自来作总编辑。他说,他作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一是可以担负起政治责任,如果有谁发表了有问题的言论,不要怕,有他章伯钧说话,不怕别人戴帽子。除了“中华论坛”,他还操纵了“前进报”,他说,每一期的“前进报”他都要写一篇文章,由半月刊改为旬刊,由旬刊改为周刊,进一步再改为日报。他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将来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他指定“前进报”要多报道领导人物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报道他个人的活动。他说:有些外国代表团来访问我,“前进报”就应该报道,并擅自决定要指定一位“专职记者”来报道这一类的活动。此外,他还指名要去访问某某人,要把一些被访问的人写成报道陆续在“前进报”发表。
如此“扩充干部”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强调建立他的领导核心,一方面又要求大量扩充干部。农工民主党在今年三月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时,他提出要成立一个干部部,打算物色一位他的亲信人物来掌握全党的干部工作。去年十一月,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要再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划分,过去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劳改的人,只要他本人同意,都可以回到农工民主党来工作。半年多来,他的这个计划已经在逐步实现,有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他保释出来,有些已经恢复了党籍,有些正打算调到农工民主党工作。
如此“帮助整风”
从上述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的一系列具体作法来看,正说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有计划、有路线和有组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决不是偶然的。在中共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借着帮助整风的机会,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猖狂进攻。通过民主同盟,他组织了四个小组研究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和知识分子就业等问题;通过光明日报,派出了很多记者到上海等九大城市去点火;通过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邀请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界等六个方面的人士开了二十多次座谈会。与此同时,他派出了三位中央委员分别到河南、东北和山东等地去发展组织。李伯球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主任委员,章伯钧对李伯球说,你能够发展三、五千人,将来可以作北京市的副市长。就这样,李伯球在北京市所做的点火工作表现得特别积极,对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也特别严重。黄琪翔是一个落伍军人,一向在蒋介石的反动集团中鬼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民主运动并无点滴贡献,近年来伪装进步与李伯球勾结一起,成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右派领导的核心。
我们警告他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只是十分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关于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从这些简略的情况里,也已经可以看出章伯钧的政治阴谋是十分凶恶、十分毒辣的。对于这种恶毒的政治阴谋,对于章伯钧这条带有保护色的毒蛇,我们农工民主党极大部分的同志表示切齿的痛恨!在我们农工民主党内部,已经展开了对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保证,向共产党和向全国人民保证,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现在,章伯钧仍然没有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章伯钧:社会主义的大门是开着的,你应该憣然悔悟,及早回头,把你的政治阴谋向全国人民作出坦白的交代。如果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就是自绝于人民,自走绝路。
我们要改造自己
我们农工民主党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曾经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碰过不少钉子,也有过血的教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已经成为我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针,章伯钧和其他右派分子企图把本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是徒然的,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但我们的缺点也还是很多的,我们的政治水准很低,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弱,我们一定要虚心谨慎地向工人阶级学习,我们一定坚决清除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影响,彻底检查过去的工作,将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坚决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诚恳地希望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对我们的监督,也诚恳地希望各兄弟党派对我们进行监督,使我们少犯错误,能够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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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叶笃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我愿意在这里揭露罗隆基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和他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
谈罗隆基
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首先,罗隆基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无所不为的人。
当一九三五年到三七年的时候,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适于此时在平津爆发。当时罗隆基参加了张君劢、张东荪的反动的国社党,主持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晨报。他的报纸对于爱国抗日运动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提出“南方可以谈抗日,北方只能谈反蒋”的奇怪论调。那个时候正是宋哲元的所谓“冀察政委会”统治平津,是个半汉奸性质的政权。罗隆基的所谓“北方谈反蒋”实质上就是与当时日本军阀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口号相呼应。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就在这个时候以国社党的关系拿了日本人的钱在天津办了一个所谓的研究所。拿了日本人的钱不替日本人说话,行吗?
能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自然也就能倒在其他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当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同司徒雷登签定了卖国的美蒋商约,全国爱国人士都一致声讨,罗隆基却到处为这个卖国条约辩护,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平等的条约。他既然拿过日本人的钱,也自然想要拿美国人的钱。他同司徒雷登、魏德迈和美国的上海总领事等时有往还。目的为的是什么呢?用罗隆基同司徒雷登讲的这几句话来看吧:“美国已经买上了一匹输定了的马(指支援蒋介石)。假如你们能拿出几分之一的钱来支援中国的民主党派,作用会大得多。”罗隆基没有想到美国人比日本人更会打算盘,更现实主义,日本人可以拿出钱来支援他在天津办研究所,但美国人只肯支援他个人服用的一切药品。
解放以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一边倒的外交已经提出来了,罗隆基还同张东荪两个人在四九年秘密地会见了当时继续留住北京的美国总领事。据罗隆基说,谈话内容是请该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司徒托罗转达周总理,美国拟以几十亿美元经济援助为钓饵诱使我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罗不能转达。不转达,也就算了,何必专为此事会见美国总领事?很明显,除此而外,一定还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罗隆基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
力勾搭搞阴谋活动的人。
一九四六年中共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整年的耐心的谈判。罗隆基以民盟的关系也参加了和谈。当时国民党对付民盟的办法是一打一拉,打击盟内进步力量救国会,拉拢盟内落后分子张君劢、罗隆基。代表国民党同罗隆基联系的具体人是雷震。能卖身投靠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罗隆基当然很容易地也就同雷震勾结起来。当时所谓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经常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几乎每次开会的时候雷震都要跑到交通银行去,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找罗隆基出去询问开会情况,并通过罗来影响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决心撕毁旧政协决议,单独召开伪国大。论理凡是在旧政协决议上签了字的人都不应当参加片面召开的伪国大的。这个时候青年党串通罗隆基想用偷天换日的手法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伪国大。他们以第三方面名义拟了一个给蒋介石的信件,要求继续和谈一个月,到时如仍无结果,蒋介石就可召开伪国大,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信是十一月十二日拟好的,并骗取大家签了字。当天上午周总理、董老、李维汉部长到交通银行同大家交换意见,但是被瞒着不让知道,等他们三人一走,马上把信件交给莫德惠,准备当晚送交蒋介石。幸亏沈衡老及时地发现了这是个阴谋,把信件追回来使那个阴谋终于未能得逞。不然的话,除了暴露原形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而外,还不定有多少人被迫拖下伪国大的混水。
蒋记伪国大终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和谈完全破裂了。民盟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回到上海去居住,但罗隆基却继续留在南京同雷震勾勾搭搭。到了四七年底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国民党把罗隆基送到上海一家最阔绰的虹桥疗养院居住。每月多少两黄金的住院费都是由雷震代付的,雷震不时还由南京到上海去同罗隆基密谈。当然密谈的内容绝不会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再次,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和反抗党的领导的。
他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组织过一个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小团体,名叫“大江会”,参加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台湾。回国以后,他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月”,专门写反共的文章。当时他们自称为“新月派”。
一九四八年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行动是非常自由的,可以随便出去。上海地下党几次找人邀他到香港或者到解放区,但他都拿行动不便为借口,拒绝不去。他不但自己不去,同时也影响了张表老也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呢?原来他想的是整个另外的一套。四八年底吴晗同志路过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托吴晗带交沈衡老转致中共,提出实行议会政治和协和外交的条件,并提出民盟在必要时退居在野党的威胁。
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罗隆基一到北京立即提出盟内共产党员“归队”,要他们退出民盟。结合他在最近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不要在民主党派中发展,可以看出他的反党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一脉相承下来的。
再次,罗隆基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的阴谋野心家。
上面谈到的反动的“大江会”、“新月派”和国社党,罗隆基都是组织者或积极参加者。罗隆基就是靠搞这些反动的小集团起家的。解放以后民盟召开四中全会检查和纠正以罗隆基为代表的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在当时是非常适时的和需要的。但罗隆基却认为那是盟内对他的打击,因而故态复萌,在五○年又在盟内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在自己周围搞盟内派系。在北京参加进去的人有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刘王立明、周鲸文,外地的有张志和、范朴斋、潘大逵、马哲民、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等人。我当时也是参加进去的一个。他经常对人说:“民盟的前身是政团同盟,各人有各人小圈子(主要指救国会同农工民主党),假如盟内无党派分子不组织起来,我们在盟内就会吃亏。”他又说:“统战部安排民盟的位置是照顾各方面的,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指多少人)”。
罗隆基组织这个小集团最初本来是为对付章伯钧的。章、罗二人都是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冲突,同时也当然可以为了达到他们的阴谋而互相结合。章伯钧在人大安徽小组的发言中说:“罗有一套人马在民盟中央,他的那一套人马我愿意接收过来”。章、罗二人谁利用了谁呢?还是引用章伯钧在安徽小组的发言吧,章伯钧说:“是他利用我,还是我利用他,还是互相利用,我看是相得益彰……是心心相印的勾结”。就在这种“心心相印的勾结”之下,于是乎章、罗联盟就组成了。
最后,罗隆基是有现实罪行的。
罗隆基在今年三月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公开地说:“今天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这与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不必学习,说法是相互呼应的。章乃器在对资产阶级放毒素,罗隆基在对知识分子放毒素。
自从他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反动主张后,他遭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怒指责,但却获得少数国内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喝彩。他一共收到一百几十封反动信件,赞同他的主张。他亲自批示回复“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统战部或政协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明显,是号召反对肃反,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充分暴露出他的制造混乱,向党疯狂进攻的恶毒企图。这难道还能说他没有达到现实罪行吗!
对罗隆基这样一个没有民族气节,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一贯反共和搞阴谋小集团的阴谋野心家,我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我控诉他的现实罪行!
谈我自己
以下我还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对我所犯的错误面向全体代表做一个交代。
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使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错在什么地方
我的错误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系列的。这说明我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错误思想一有机会就强烈地表现出来。我谈到在制定全国的或地方的政策方针上,民主党派应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谈到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我又谈到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增加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还谈到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最后,我还建议把四个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合并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这些错误在那里呢?
首先,民主党派在制定方针政策上过去是发挥了作用的。周总理的报告内说得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政协就是专门进行这种协商的机关。当然,民主党派的工作过去未都做得尽善尽美,在自己统战分工的范围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在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时未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今后应加强工作,以求发挥更好的作用。
其次,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这是极端荒谬的看法。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只体现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就够了。至于机关、学校等业务单位,它们本身不是决定政策的,而是贯彻政策完成任务的机构,因此不需要强调党在这些机构中的组织作用。事实上,党的总的方针政策是要具体地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假如党不在这些业务单位中具体地发挥组织作用,那就把党的方针政策驾在空中不能着地。周总理的报告讲得清楚:“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的领导。”
次之,所谓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想法。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矛盾的。作为党的助手,在机关、学校中的民主党派是帮助党来解决那些客观上本来存在着的矛盾的。
关于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这既不符合民主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他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最后,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
错误从哪里来
检查一下产生以上一系列错误思想的原因,也应当说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思想根源的。
归根结底,基本上还是立场不稳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判断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六项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随时想到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是加强党的领导呢,还是削弱党的领导呢?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这是个基本立场,什么时候违背了它,就立刻发生原则性错误。
其次,主观上立场不稳了,自然随之而来的是外邪侵入。我和罗隆基虽然远在五二年在政治上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但政治上划清了界限并不等于在思想上划清楚界限。长期和他处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那套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譬如去年年初罗隆基鼓动的,并得到章伯钧支持的,通过民盟中常会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这自然是他们以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他们非法的目的。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公会议和工作会议上也极力争取采纳这个建议。这说明我不但思想上作了罗隆基的俘虏,并且政治上也作了他的工具。
最后,自己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主观上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学习也就放松了。去年一年的几个重大的历史文件我都未好好地学习。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未好好学习,因此我对国际政治问题就掌握不了正确的方向。八大文件我也未好好学习,因此对如何贯彻党的领导问题也模糊不清。今年五月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清华大学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汇报会上,我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也夸夸其谈了一番,其实八大所规定的党委负责制究竟是什么内容我还搞不清楚呢。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近年来由于党的信任而使我骄傲起来,放松了学习,我落后了,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
立场不稳是先天不足,放松学习就缺乏营养,自然就抵抗不住经常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细菌,终于使我产生了上面所说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言论。
我决心加强学习,改造自己,一方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同右派分子,主要是章罗阴谋集团,作坚决的斗争。通过对章伯钧罗隆基的实际斗争,反过来也有助于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我坚决地站在全体民盟同志的斗争行列中,誓把章罗联盟的全部阴谋和组织干净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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