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更大地发挥广大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章蕴的发言
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听了周总理和各位副总理所作的有关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又听了许多代表所作的充满着生活体验的真情实感的发言,使我心情振奋,引起了一连串的回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新中国开国到现在,伟大的历史演变像连环画一样,一幅又一幅地在我的脑子里摆开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第一个丰功伟绩。中国人民作了主人之后,接上手的是一个底子穷、文化低、国际地位低微、内外敌人环视的破烂摊子。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起了劳动的双手,着手改造这个破烂摊子,建立繁荣、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中国。七年多来,我们的党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朝着远大的社会主义目标,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同时,还进行了即将完成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五年建设计划。眼见人民民主政权日趋巩固,祖国面貌月异日新,经济、文化欣欣向荣,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制造贫困的穷根被挖掉了,人民开始向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进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一次的丰功伟绩。
在旧社会倍受歧视的广大妇女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随着上述丰功伟绩一同出现的是中国妇女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妇女解放。经过两次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中国妇女从旧社会的“政权”、“族权”、“男权”、“神权”四条绳索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了;而且把产生压迫妇女的根源——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挖掉了。从此,压迫、奴役妇女和妇女低人一等的历史结束了,男女平等的新的史页开始了。
共产党领导我们中国人民作了这样的从根本上拯救了自己的好事,毫无疑问,人心背向当然会是很分明的。我们想想,在旧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农民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在旧社会里知识得不到发挥、出路得不到保障的知识分子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在旧社会里倍受歧视的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真正有爱国心的其他阶层人士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我想是不会的。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乃至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不过是一小撮醉心剥削制度、为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守灵”的人。这些人不睁开眼睛看看真正的人心向背,他们坐在资本主义灵牌子旁边,伤心地跳起来,跃跃欲试,想趁个什么机会推翻共产党、遏止社会主义的前进。他们看到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就幸灾乐祸,以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有了问题。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前进中的困难,看到党和政府在执行某些政策中在某些环节上还有些缺陷,看到某些党员和干部在工作上、作风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毛病、缺点甚至错误,看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许多具体措施还不大习惯,他们就暗自欢喜,以为对社会主义和对我党的人心向背有问题了,社会主义危机四伏,天下将要大乱。到了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诚心诚意请党外人士帮助我党整风,和大家对我们党善意地积极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和意见的时候,如是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大乱要开始了。从此他们这一小撮蓄谋已久的右派分子,行动起来了。到处点火了。煽动群众了。挑拨党群关系了。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了。伪装代表群众利益,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公开提出他们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了。他们向一部分幼稚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向一些没有经过旧社会苦难的人,向一些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在社会、国家的制度和组织上还划不清界线的人,向一些在革命过程中暂时损失了某些个人利益或者是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这些阶级斗争中,受过一点误伤的人,进行煽惑和挑拨了。他们想争取他们幻想能够争取的人来同情和支持他们,发出共鸣,为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推波助浪,壮大声势,扩展力量。如是有指挥、有计划的向我党的猖狂进攻开始了。在一个时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猖狂到明目张胆地要把我党目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从而更好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整风运动,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
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必将大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没有料到,全国广大的男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许许多多的进步人士,乃至广大的家庭妇女都是爱党的,是和党紧紧地站在一起的。当右派分子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紧张空气、煽惑人心、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看见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妇女都愤愤不平,摩拳擦掌,要与右派分子决一胜负。许多进步朋友也同样表现了忍无可忍的心情。当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件发表后,六条分辨大是大非的原则与大家见面了。那六条原则是透视妖魔的宝镜,这使全国人民分辨是、非、忠、奸的本领更加提高了;由于右派分子的危言耸听而被一时蒙混的人们,也逐渐清醒,擦亮了眼睛。在这个右派分子的狐狸尾巴翘得很高、人民眼睛擦得更亮了的时候,反右派斗争从全国席卷而来,右派分子的奸计被揭穿了,他们无地自容了,孤立了,他们落到个偷鸡不着反被人民捉住了。现在这个右派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正在方兴未艾,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斗争将会把右派分子的阴谋彻底搞清,使全国人民的眼睛更明亮,警惕性更高,嗅觉更灵,分辨是、非、真、伪、香花、毒草的能力更强。这个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党群关系更加亲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强大。
我也相信反右派分子的胜利,再加上我们党必将取得的整风胜利,将成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有力保证。
行将取得的我党的整风胜利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它对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来说,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再一次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树起来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也是永远常青的。
广大妇女正在贯彻执行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
近年来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又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为了要在底子穷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提出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为了促进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的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长期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又提出了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口号。并且,这些方针政策,已经在贯彻执行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妇女团体和广大妇女群众,是坚决拥护党的这些英明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我们已经本着这些方针政策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妇联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妇女群众中进行了下面一些经常工作。
“五好”工作大大发挥了职工家属的积极性
第一,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挥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口号,我们妇联与工会配合一起在城市街道妇女和广大职工家属中,推行了“五好”(家庭生活安排好,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鼓励职工生产、工作、学习好,自己学习好)工作。这一工作大大提高了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的觉悟,发挥了她们的积极因素。由于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对鼓舞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提高职工出勤率,改善家庭邻里的关系,推动家属与家属之间的社会主义友爱、团结、互助,促进勤劳节约的风气,改进教育子女的方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成千累万的“五好”积极分子,差不多遍布在全国各城市的各个街道和工人宿舍中。广大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已经深刻体会到做到“五好”,就是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为使
“五好”内容更加适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使勤俭建国的方针体现于广大家庭,经全体代表一致决议,将原来的“五好”内容改为“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儿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现在个别地方的妇联已开始将“五好”推向农村妇女群众中去。她们为了适应农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农村“五好”的内容:即“勤劳、爱社、爱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学习文化技术好,尊婆、爱媳、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据个别地方的反映,试点的效果也很好。
通过劳力互助和经济互济的办法,解决了职工和家属许多困难
第二,我们妇联和工会配合一起,在部分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群众中,具体地推行了劳动互助和储金互助。不论谁家遇到生育、生病、婚丧大事和日常生活上的劳力困难时,就在自愿的原则下和自觉的基础上,实行劳力互助。如果是经济困难,就向储金互助组借贷解决。由于这个工作,发扬了社会主义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大大减少了职工因家务事的缺勤,也减少了妇女的痛苦,解决了许多临时困难,还鼓励了家属对储蓄的积极性。
组织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已有相当成效
第三,我们妇联在城乡妇女群众中普遍进行了宣传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的工作。许多妇女在基层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根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各尽所能的原则,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如养猪、鸡、鸭、羊、种菜,磨豆腐,缝纫,编织,为工厂加工……等等。这个工作对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减少国家的救济开支,增加社会财富和市场供应,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群策群力,举办了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
第四,我们妇联和工会配合一起,在发动群众又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下,倡导和辅导妇女群众举办了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就拿妇联基层组织举办的群众性的街道托儿站来说,就九十七个城市的统计,已建立街道托儿站二千三百零九个。妇联组织与工会配合辅导职工家属组织起来的职工宿舍托儿组,据一个省十八个市的初步统计,就有四千三百一十六个。两下共收托儿童二十八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名。如果按照平均一个人管理二十二个孩子计算(这是一般标准),仅就这一事业就解决了一万二千多个妇女的就业问题。在目前广大女职工需要寄托孩子而国家又还不能拿出大批的经费来兴办托儿事业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既能解决妇女群众的要求,又能节省政府对这一事业的投资的办法。同时对辅助劳动就业也有一定的作用。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解决就业问题,举办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提倡和推广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检查起来,我们妇联的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周总理号召的精神的,也是有助于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的。但是我们也感到我们对这些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作为一个人民团体,它的作用也还发挥得很不够。我们妇联将认真地响应周总理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想出更多的办法,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绩,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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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
李烛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一)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我有责任要向大会控诉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章乃器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散播荒谬论调,这些论调曾经造成一部分工商界的思想混乱,给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从效果检查章乃器的动机,肯定的说:他是犯了严重地反社会主义改造的罪行。
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在文章和发言中,他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拉着他们走回头路。他用全力攻击教条主义,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教条主义者”这个名词竟出现了二十五次之多,但细细阅读时,谁都会发现他所攻击的“教条主义”,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党的有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章乃器在表面上把官僚主义说得如何如何危险,但实质上是在攻击社会主义,颂扬资本主义。章乃器在对待阶级关系上是用美化资产阶级的手法(如故意制造出“红色资产阶级”“新兴工业家”等称号)来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我有一次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曾经面斥章乃器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质上反对共产党,我认为这是对章乃器的最确切的批评。
根据最近各方面人士的揭发,章乃器使用各种伎俩,极尽打击拉拢的能事,阴暗的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企图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他还恬不知耻的说他是“左派”,真是无耻已极!
(二)
现在,请大家来看看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散播的毒素对工商界的危害性和他们的卑鄙目的吧!
一、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的著作中指示我们:“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但章乃器如何说呢?他说:“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工商业家理解到:(是他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需要改造。”由此可见,他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歪曲毛主席的言论,以便于传播自己的毒素,这种用心阴险的手法是卑鄙的。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中也改造自己,所要改造的是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的任务是保持阶级本质的纯洁,资产阶级的改造是剥削者的改造,它所要改造的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东西,即剥削劣根性的改造。章乃器故意说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是混淆阶级界限,是否认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实质与任务,也就是否认继续改造。章乃器就是以这种论调来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及对党、政府的不满情绪,用意是十分恶毒的。
他又说:“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的概念是什么?那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一面的两面性。”谁说过高潮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还仍然是“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经济上的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五毒”!实际上这是出于章乃器自己之口。他们是别有用心的用这种挑拨的手法来达到否认两面性的存在,否认改造的意义。
两面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面貌内容都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表现在解放前一方面赞同革命,一方面又动摇妥协,解放后一方面拥护共同纲领、宪法、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高潮后,一方面在工作上成为劳动人民,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的身份,还有定息,与劳动人民的经济基础还不一样,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工作作风与劳动人民还有距离,既是说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同时还有资本主义的一面。即使没有了定息,也还有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思想烙印,在对待社会主义事业上不是爱之那么深那么切,遇到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容易发生动摇犹豫。右派分子提出的定息二十年,撤退公股代表,定息不是剥削,不要改造了等等的荒谬言论,有人认为是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是替工商界说话,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也正是两面性的十足说明。
我们所要改造的正是这些本质的东西,既与工人阶级呼吸、脉搏不一致的东西,难道这不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我们只有正视现实,承认缺点,才能更好地改造。右派分子否认两面性存在,否认本质的改造,是在蛊惑我们不要改造,是在撒弥天大谎!
二、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章乃器说:“历史上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反而欢迎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工人阶级只是不剥削和反剥削。”毕鸣岐说:“今天资本家也不能占有产品了,也不能支配产品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他们一方面否认阶级存在,否认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一方面美化资产阶级,如章乃器说:
“红色资产阶级。”毕鸣岐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又说:“高潮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世界资本主义宣告背叛自己阶级的起义。”毕鸣岐又说:
“资本家们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没有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等等谬论。这样一来,使人不能不想到:这个先进的阶级到底是谁呢?在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资产阶级了。所以,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不管他们有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但他们的理论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
工商业者应当认识:高潮的形成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由于党的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包括自己在内)的最大利益,别的也没路可走,因而接受了改造。这是内因。另一方面高潮的形成是由于五大运动的巨大胜利,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国际威望的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以及国家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割断了资本主义蔓延滋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把企业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这是外因。八大文件提到“不太勉强的接受了改造”即是说还带有一些勉强的接受,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不论内因和外因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取得的,资本主义是不会自发的走入社会主义的,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三、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剥削
章乃器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否认是剥削,既是不劳而获,就有人劳而不获或劳而少获,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定息是一种物质,是劳动创造的,它体现着国家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赎买。我们应该认识不管交出的生产资料也罢,定息也罢,都是属于工人的,不是理所当然享之有份的。政府所以给我们定息,是为了照顾我们能够有条件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改造。我们工商界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应该更加工作得好,学习得好,努力自我改造,为了将来更顺利的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消灭定息。
右派分子故意给工商业者制造一种理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样可以受之无愧,可以再拿三十年、五十年,可以永远的拿下去。这样不但断送了我们要求改造的信心,连我们的子孙也永无成为我们日夜想望的光荣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天,这是工人阶级绝不容许,也是我们资产阶级不能容许的!
四、右派分子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惯用“教条主义者”“压服”来诬蔑党对我们的教导,他们所指的教条主义者是指的向我们讲道理的人,是坚决回击他们这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在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进行着修正主义的贩卖,在歪曲着马列主义的真理。章乃器说:“马列主义者绝不神化或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他认为党在魔化资产阶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说:“五反使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卑感”。毕鸣岐说:“自卑感是阶级关系造成的”,他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是共产党造成的,因此他说解决的办法只有:“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卑感在部分工商业者中是存在的,但这正是留恋资本主义的落后的一面的表现,难道不是因为留恋过去“我说了算”“占山为王”“今不如昔”等情绪的流露吗?克服自卑感的办法只有加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认真接受改造,当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头脑中占了主要地位的时候,自卑感即不存在了。右派分子危言耸听,他们最中心的目的,是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章乃器一向善于隐蔽自己的尾巴的,但这次却暴露得很多,如他说:“官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是更危险的敌人。”官僚主义是一种坏的工作作风,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怎么可以相比呢?他用以比较的目的不是别的,他所指的官僚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他所赞扬的是资本主义,他为什么硬要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说:“目前对工商业家的思想教育,应该是充分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大力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资本家除了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与他前边所讲的联系起来,他所要发挥的是资本家的剥削才能,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所要发挥的正是那些消极的东西。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让已死亡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也就是想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世界!
(三)
事实非常明显:右派分子所否定的一切正是我们所已得到的一切,或努力即将得到的一切,他们在毁灭着我们的前途,他们利用了工商界消极一面的特点和工商界对工作上的某些正当的不满,加以渲染毒化,离间挑拨,让我们走回头路。应当大喝一声:右派分子死心吧!几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所获得的伟大成绩,任何一个爱国的工商业者都拥护的,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工商界是满意的、信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更不可能得到和平改造。我们工商界今天已经同共产党、同社会主义事业结成分不开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愈来愈巩固。想拉我们离开共产党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
工商界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应该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意识、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呼吸脉搏,爱什么恨什么……。我们应该善于分辨何者为敌、何者为友,像章乃器、毕鸣岐等右派分子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对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工商界正在进行严厉的斥责与揭发,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他们集中的代表了资产阶级消极丑恶的一面,同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工商界的同志们,这次运动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让我们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吧!
最后,我要再一次警告章乃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说,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呢?……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章乃器今天已经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问题,而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且已经成为不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了!
章乃器平日自命为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何尝不知,明知之而故意作出上述种种挑拨离间煽惑诬蔑言论和行动,可恨之处就在这里。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也是天夺其魄,敢于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前胡说八道,那自然就你的丑恶面貌自行暴露了。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无论大会小会经过群众的揭发,章乃器竟悍然无动于中,顽强骄横拒不交代。民建和工商联两常委会对他均已作了停职检讨的处分,但他迄今尚置之不理。章乃器在各右派分子中可谓无赖之尤,无耻之极。连日报载章乃器丑恶言行,大家看报后可了解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还要继续和章乃器作无情斗争。他不老老实实脱下裤子尽情交代,绝不罢休。斗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说服,一是压服。章乃器如不可理喻拒不交代,我们当然不愿压服你,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将要求政府彻底检查依法制裁。何去何从待你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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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的发言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职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党不满的、勇于攻击党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党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抢新闻,实质上是点火。我不赞成多发表歌颂党的社论。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谣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闻。我还发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结合“互相监督”发言。我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错误的观点来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我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处处放火的结果首先是烧昏了我自己的头脑,使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谬论。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五月十九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罗隆基已经利用我直接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肃反问题发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攻击五年计划的建设。幸而党领导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发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大更多的错误。章伯钧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传,以增加他的政治资本。章伯钧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绍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图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创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于他们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拨,还说要向我“遥致敬意”,实际上无非想造谣生非,挑拨离间。我的错误的言论虽然为他们所利用,然而他们的希望只是一个梦想。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宽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坚决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新做人,争取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效力。以为中国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而在实质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正确地认识我的错误。一个多月以来,经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经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而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的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我特别认识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错路,工作就要犯错误。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就使我受到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争。我对我的错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应当继续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继续深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论。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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