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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学做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张黎群
(一)
我在5月16日的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曾有过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我发言的时候,正面临着国内右派分子对我党新闻事业领导权进行篡夺,并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意进攻的时候。我作了这么一个发言,在客观上是向党放了一枪,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二)
 我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共分五个问题。它的错误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报纸应该对谁负责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的报纸,毫无疑问应该向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具体来说,也就是要向领导机关和群众负责。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领导机关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向领导机关负责和向群众负责也是一致的。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在实际上却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并且在片面的向群众负责的理由下,要求报纸有更大的自主和独立。
我在发言中说,一个什么会议一来,打开报纸一看,映入眼帘的全是文件、指示、发言等等,连篇累牍地发,报纸成了布告牌。我们的报纸应该不应该刊登与广大群众利益有密切关系,并且为广大群众所密切关心的会议情况呢?毫无疑问,应该刊登,必须刊登。如果说这里存在着问题,那只是如何刊登得更好,更为群众所爱看。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以一种抱怨,厌烦和否定的情绪来对待这个问题,说报纸成“布告牌”。
我在发言中说,报纸编辑部常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责难,说,你们这样一弄,使得我们的工作被动了,闯了乱子了。如果报纸给实际工作造成了麻烦,甚至闯了乱子,应该不应该受到大家的责难呢?毫无疑问,是应该的。我们无产阶级报纸与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我们报纸的每一个宣传都是要严格地向社会主义事业,向我们领导机关和群众负责的。我们不容许我们的报纸可以不负责地闯祸、放火。但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想推卸这种责任,说报纸担负着“惹是生非”的责任,这显然是有点冤枉。报纸只是一个舆论机关。难道我们的人民群众能要这种不负责任的舆论机关吗?显然,这是我实际上在追求去办一个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报纸了。
我在座谈会上说,我们报纸太热衷于模仿,为了生怕出错,标题、用语、写文章都尽量模仿指示、文件的语气,越像越好,报纸仿佛成了留声机和翻版书。我们的报纸可以不可以把领导机关的意图宣传得更生动一些呢?当然可以,也是应该的。我们的党什么时候规定过我们报纸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要跟指示一模一样呢?但是,在我的发言中显然把报纸宣传的内容(思想)跟宣传的技巧混为一谈了。从内容上说,我们报纸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的政策的留声机和翻版书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我们还应该宣传什么东西吗?不首先肯定这个原则,片面地去追求生动,标新立异,就必然会掉进资产阶级报纸的泥坑里去。
我又说,目前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人员的从属性较大。这也是一句极为含混的话。如果说,这个从属性是指对领导机关的从属性,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的报纸所以在广大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正是由于它是在具有很高群众威信的共产党领导机关领导下的报纸,而不是一张只是几个知识分子“同人”办的自由主义的报纸。为了办好报,每一个新闻工作人员,都应该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和独立负责的精神。但是不肯定必须保证党的领导的前提,而去提倡什么创造性、独立性,在实际上就必然会走上削弱党的领导,甚至会发展到否定党的领导的道路。
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原则。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明显地表现了对这个原则的动摇。在所谓“向谁负责”的说法下,我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去追求办一张不需要党那么坚强领导的报纸。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批评问题。在这一段发言中,我提到了作为青年报纸批评的范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报纸确实碰到过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却把这个问题夸大为“能不能批评”即批评自由的问题,这显然是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一个严重歪曲和误解。
我们的党从来就是领导人民群众和各种缺点作斗争的指挥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关于在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中央曾经多次作出决议。报纸上的批评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向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以改进工作的方式之一,而我却片面地夸大了报纸上的批评的作用。在要扩大批评范围、增加批评分量的片面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报纸在批评方面也犯了一些不问时机、效果和不准确的错误。忽视了引导青年如何正确地进行批评,克服他们对待缺点、错误所采取的偏激、片面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而我没有从这当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错误地把对报纸正确的反批评,看作是对报纸批评的限制。
共青团的报纸和党的报纸在批评的范围上、分量上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共青团领导的报纸应该和共青团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相适应。而我却认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既是一个青年工作部门的报纸,又是一个舆论机关,强调在舆论机关这一点上和任何报纸完全一样。因此,在批评的范围上越广越好,这是超越了青年报的身份,仿佛我们报纸的某些批评可以脱离团中央领导的约束,独立于团中央的领导之外似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抢先问题。我在这一段讲话中说,新闻要注意时间,不要慢吞吞,因此提出要主张抢先。我们的新闻应该不应该注意时间性呢?当然应该。目前某些新闻报道上不应该的迟缓现象,也应该改进。但是在我的发言中却夸大了新闻的时间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新闻的第一原则。这就错误了。在尚存在阶级的社会和世界里,一切的新闻报道都是有阶级性的,报道什么,什么时间去报道都不能不关系到一定阶级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报道,就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大前提,就是一切报道,不论是批评或是歌颂,忧或是喜,都必须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我们新闻的第一个原则。在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些新闻报道要力求迅速。在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些新闻报道也应该把发表的时间延迟一些。离开了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来提倡抢先,这显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指导下,也就必然会制造混乱,对我们的事业制造不利。例如,我们曾在地方政府还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抢先透露了今年徒工要延迟转正的消息,就在上海等地一度造成混乱。可是我却没有从中记取教训,改进缺点,却仍旧片面地强调可以抢先,这显然很不应该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采访问题。我的发言中强调了要求政府各部门和领导机关给予采访上的便利,并且还没有根据地夸大了青年报记者采访中的困难。其次,我们的新闻采访有充分的自由的,我们许多机关团体对新闻报道也都是十分重视的。问题是记者采访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各报采访的对象也要注意分工,采访范围也应该有所区别。我却笼统地强调要“一视同仁”,否认一切界限,这当然是错误的。
第五个问题是报纸的宣传艺术问题,也就是编排和写作的技巧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也是要讲究编排技巧的。现在我们报纸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今后还需要继续努力去改进报纸的编排和写作技巧。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离开了阶级观点和政治内容,孤立地去讲编排艺术和宣传形式。大谈所谓群众心理,说群众喜欢新鲜、刺激、差别、奇异、猜揣等等。这实际上是想把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办成一张迎合小市民低级兴趣的报纸,做他们趣味的尾巴。在这一部分里,我完全是贩运了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的货色。
从以上的各点中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已经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了。报纸是党和国家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需要努力改进报纸工作。跟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地去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报纸也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我们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决不墨守成规。但是这一切,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就是从什么立场、观点和原则去改进我们的报纸,去解决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暴露了我并没有弄清这个前提。我显然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原则去探讨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相反的,我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一些重大的、基本的原则,表示怀疑和动摇;又不加批判和分析地企图从资产阶级报纸的仓库里,找寻什么好的货色。这样,当我实际上已经掉进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泥坑里,还不自觉,直到最近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才清醒过来。
(三)
这次所犯的错误,也使我痛切地感到,虽然我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盘据在我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特别是近年来,我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多和过高地估计了青年报应该发挥的作用,误认为青年报作用发挥得不够的原因,是由于外在因素的限制;而没有认识到青年报之所以办得还不能尽人之意,最根本的原因正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低和业务本领差。也在这种骄傲自满情绪的支配下,我就不谨慎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了警惕,于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受党长期培养的干部来说,发生这样严重政治错误是极不应该的,是应该受到组织应有的处分。这一次错误发生后,党和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报社编委会和各方面的同志,给了我严格的而又充满期望的批评与帮助,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激发了我正视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痛定思痛,我一定在这次错误中记取深刻的教训,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努力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并且团结报社全体同志,为进一步办好中国青年报而贡献出力量。(原载中国青年报)


第4版()
专栏:

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她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与她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贫农”成份和橡皮年龄
林希翎经常夸耀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就吃苦、受罪,又做工。她自称有“工人阶级觉悟”,十三岁参加革命,现在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
实际情况是这样:林希翎的父亲做过浙江温岭县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逃跑,遗弃了原妻。他的父亲还做过中国世界语学院(函授)院长,做过英语教员和报纸编辑。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1948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林希翎说她做过工,实际情况怎样呢?解放前夕,因父母关系恶化,父亲断绝对她们的供给,她不得不半工半读。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她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母亲、父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1949年10月,林希翎就带着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在部队三年零十个月,前后住医院休养九次,养病时间达两年之久,其余一年多的时间辗转调动了十三次工作,在一个工作单位最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她是不是十三岁就参加了革命呢?她的母亲给她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自从你十六岁参加革命……。”这样看来,林希翎隐瞒了三岁。同学们说她的年龄可大可小,是“橡皮年龄”。
害群之马
1953年,林希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她认为这是飞黄腾达的一个新阶梯,见人就夸耀自己“将来要当法学专家了”。在学校里她把自己封为是有“棱角的青年”,“完全放纵个性自由的发展”,“不许任何人来动一动”,她把图书馆的“青年近卫军”的插图撕下来,贴在自己寝室里。她退出伙食团后,又随便到食堂去吃饭。借了别人的书不还,当人家向她索取时,又骂人家是“吝啬鬼”。她申请入团,团组织指出她的缺点,希望她能改正,但她却说“你们光注意些鸡毛蒜皮,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有棱角的青年’,如果想磨掉我的棱角,我宁愿不入你们的团”!当人们真诚帮助林希翎时,她又骂帮助他的团组织是“压制”和“陷害”她的“魔掌”,骂帮助她的党员是“监视”她的“宪兵和警察”,并公开宣扬说“我的性格与这个社会有矛盾”。于是,她便打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幌子,到处搜集党与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她四处进行破坏活动,成为青年中的“害群之马”。
如此“大作家”
1954年,党批评了文艺报不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向研究古典文学中的唯心主义投了第一枪的李希凡和蓝翎同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注目人物。林希翎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想爬上去。她写了一篇“试论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但是写这篇文章时,她连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都没有研究过,只靠“托尔斯泰日记”、“巴尔札克评传”和一些别人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章,东拼西凑的写了一万多字。她把这篇文章送给李希凡、蓝翎同志,请他们帮助修改,并要求他们共同署上名字。李希凡,蓝翎同志不同意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也没有同意署名,把文章转给“文艺报”了。文艺报通知她要发表这篇文章时,她就不用程海果的名字,而用了一个林希翎的名字。她因为李、蓝二人是文坛上的新生力量,在青年中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她就把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来借此炫耀自己,并混淆别人耳目。
林希翎知道要发表她的文章后,就向同学借钱买烟、喝酒,并四处通知她的亲友看她的文章。一次,她的部队上的要好的同志来看她,见她又喝酒又吃烟,问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她说:“大作家都是这个样子,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灵感搞创作”。又吹嘘说:“校长和老教授都尊敬我,学校还想送我出国留学,这些我还没考虑好。我现在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电影剧本,我想把你也写进去,你想到我这里来,我可以马上建议把你调来。”她还经常摇头摆尾地吹嘘自己。她说:“何洛教授写了一部关于陕北劳动模范李凤莲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还要求我帮助他修辞呢!”
当苏联“共产党人”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性问题”时,我国文学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林希翎声言要写一篇四万字的论文来“驳斥”苏联“共产党人”,还骗取了一个创作室和四十天的创作假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林希翎的“巨著”和读者见面。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揭露了林希翎的丑恶思想行为。这一下触怒了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她说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污蔑”与“陷害”,到处喊冤叫屈。当时还迷惑了少数人。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对一个尚可争取的青年,态度是粗暴了些。为此,中国青年报曾两次公开检讨,后来吴玉章校长、胡耀邦同志都曾和她谈过话,安慰和鼓励她好好学习。林希翎对党的关怀不仅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反变本加厉的诋毁中国青年报,仇恨组织对她的帮助。她写了近两万字的“控诉书”,散发全国各大专学校。但是,后经中国人民大学、法院、中国青年报组成的调查组调查,证实了她的所谓“控诉书”纯系捏造。
谭惕吾的“女儿”
尽管学校党、团组织一贯给林希翎教育,但是,林希翎并没有悔改之意,相反,她的反动思想更加突出。她已由对个别人、个别党员的不满发展到对整个组织、整个党的仇恨。她猖獗地说,“你们共产党虽有五百万军队,到时候也一样完蛋!”
整风开始后,林希翎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猖狂地向党发起了进攻。她首先跑到北京大学去点火,她跑上讲台就污蔑党的政策,说“肃反扩大化”了,“三害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主张“爆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骂我们伟大的党是“混蛋”。
后来她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发表了几次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她还大肆吹嘘说,许多革命领袖同她有深厚往来。按照她自己所说(实是撒谎),她的论点都受到这些人的“尊重”。
尽管林希翎用了一套阴险的手法,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但在今天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生的面前,马上就认出了她的反动的本质。广大学生都勇敢地站出来驳斥她的谬论,当她的论点被驳斥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她就出走了。她跑到谭惕吾家里住了五天。林希翎是怎样认识谭惕吾的呢?还在今年
2月间,林希翎在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法院实习,在这里碰上了别具用心“视察”的“女将”谭惕吾。林希翎也在寻找所谓“翻案”材料,这两个气味相投的右派分子,一见如故,就互称母女。这次林希翎的反动论点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林希翎就跑到谭惕吾的家里去“领教”。她在谭的家里又与右派分子黄绍竑勾结起来,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策划。林希翎回校,又纠集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谋划创办反动刊物“广场”,并为这反动刊物找印刷出版的地方。她又召集她的喽啰们密谋带上面包去新华门口请愿闹事。
目前,林希翎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的面目,已赤裸裸的暴露在广大学生的面前。她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本报综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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