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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
民革中央小组一致痛斥陈铭枢狂妄无耻
本报讯 14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举行十四次扩大会议，再一次揭发并批判陈铭枢的反动言行。在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吴茂荪、蔡廷锴、蒋光鼐、陈其瑗、甘祠森、聂轰、朱蕴山、周范文、于振瀛、赵祖康、梅龚彬、朱学范、邵恒秋等。
吴茂荪在会上集中地揭发了最近一个时期陈铭枢污蔑毛主席的一些反动言论，引起了参加会议的人的极大愤慨。吴茂荪说：根据揭露的材料，陈铭枢公然把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他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他的根据是毛主席在致臧克家的信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一句话。
陈铭枢还污蔑毛主席所接触的非党人士多是“趋附之辈”。他认为“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认为他们是“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
陈铭枢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污蔑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引起了大家的无比愤慨。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严厉地斥责了他的这种荒谬言行。
李济深说：陈铭枢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他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
李济深发言说：陈铭枢不论在解放前解放后，都毫无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之心，他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心想作领袖，他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陈铭枢无耻地认为解放前每次革命都是他领导的，窃取人民革命之功为己功，还印发小册子，为自己吹嘘。1951年华北革大毕业典礼，民革中常会派邵力子同志代表民革参加，陈铭枢却擅自去讲话，结果群众大为不满。陈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宣传他的不伦不类的佛学唯心论。陈铭枢在民革二届二中全会时，到处挑拨关系，请客拉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利用同志捧他为民革领袖。他为了夺取民革的领导地位，抓住上海、南京、武汉三个地方组织，制造人事纠纷，认敌为我，培植私人势力，使三个地方组织造成很大损失。
陈铭枢在武汉工作时，捏造事实，题诗污辱共产党，到处散发，说警卫员监视他。我要问陈铭枢：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你为什么怀疑共产党派人监视你？我问你，你这样恶毒诽谤党，用心何在？
李济深说，陈铭枢的反动言行近年来发展到向党和党的领袖猖狂进攻的地步。他捏造事实，诽谤毛主席，大骂共产党。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你这样狂妄进攻，还有什么天良可言？你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政治野心家！你是一个“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的人，我对你这个无耻之徒已经看透了。现在，你已站在敌我界线的边沿上了，彻底交代罪行，才是你的生路，否则全国六亿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蔡廷锴说：陈铭枢是一个包藏祸心
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
蔡廷锴说：我以无比的愤怒心情控诉斥责包藏祸心、反动透顶、丧心病狂、忘恩负义、反党反人民的万恶的陈铭枢。
蔡廷锴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领导着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现在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辛勤地欢欣鼓舞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哪一个战役，哪一件建设事业不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先。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怎么会有今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大业怎能够进行。而你陈铭枢却肆意诋毁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谩骂共产党。这种行为无异于向全国人民挑战，你真狂妄到极点了。
蔡廷锴说：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非常谦虚，考虑问题，永远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的，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公认的。而陈铭枢却诽谤领袖，“偏听偏信”，“好大喜功”。陈铭枢，你的诽谤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吃人民的饭，却在那里替蒋介石和反动派说话，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
蔡廷锴说，共产党是伟大的，毛主席是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所未有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们是要歌颂的。为什么不该歌颂呢？不错，我们这一切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在你的眼里，竟变成“趋附之辈”；陈铭枢！你才真正是个趋附蒋介石汪精卫的无耻的东西！你还诽谤毛主席，竟说“有时尚不免为喜乐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这也是毫无根据颠倒是非的，就拿你来说吧！就看你这个“高级干部”吧！你一贯地拥蒋反共；一直到解放前夕还是和蒋介石的特务勾搭着。解放之后人民让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还让你在中南负一部分工作责任。你对人民有甚么贡献能经得起人民这样的宽待？而你呢，不肯努力改造，却一贯对党抱着抵触反抗的情绪，竟发展到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为反动的梁漱溟撑腰。你的反动言行，已经使你失去了人民对你的信任。在1954年协商全国人民代表提名的时候，因本党李主席正在休养，我受委托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协商。根据群众的意愿，由于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民代表的资格，决定不提你的名。还是领导党宽大，为了照顾你，希望你改正错误，还是提了你的名。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党还要耐心说服人民给你自新的机会。你就应该革面洗心，痛改前非，争取立功赎罪，才不辜负党对你的关怀照顾和同志们对你的希望。几年来的事实，你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确凿地证明了你是个忘恩负义，没有廉耻的反动分子。
蒋光鼐继续揭露陈铭枢反共拥蒋的事实
蒋光鼐在会上发言说，他可以作陈铭枢种种丑恶历史的见证人，他完全同意梅龚彬同志给陈铭枢下的十六个字的评语：“名为反蒋，实则反共，名为抗日，实则拥蒋。”接着蒋光鼐补充揭露了陈铭枢几件拥蒋反共的事实。蒋光鼐说，第一，蒋介石在江西大举进攻“苏区”，当时我率部驻在赣州，士兵对陈济棠蹂躏广东，极为愤慨，我想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矛盾打回广东，可是这时陈铭枢从日本回来，蒋介石封他做“剿匪左翼军总司令”，他连忙赶到赣州，阻止我打回广东，坚持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参加“剿共”。陈铭枢的拥蒋反共，这难道不是一个铁证吗？
第二，我在搞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曾经同广东和广西订立了一个军事协议，相约联合反蒋。可是当蒋介石进兵福建的时候，陈铭枢却不考虑怎样坚决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反而又主张去打广东的陈济棠。陈铭枢这个人就是经常这样的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当时他之所以要去打广东，用心是很明显的，就是想对蒋介石来一个“将功折罪”，好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怀抱，真是无耻之尤。
第三，吴茂荪同志上次已经谈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前方的军情正十分紧急，陈铭枢却打电报给我，要我去南京。我知道蒋介石是反对抗日的，去南京没有好事，就置之不理。所以陈铭枢对于十九路军的抗日，并无寸功可言，而十九路军之能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抵抗，也完全是由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鼓励和支持。可是陈铭枢却一直把十九路军的抗日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到处招摇撞骗。
第四，大家都知道陈铭枢无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同文化教育界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近年来，他忽然对文化教育热衷起来，到处去搜集情况，拉拢人，联络人。他从上海点火回来，我曾去质问他，你不是教育界，为什么要在这方面乱搞，他说：“现在政治不太好搞，我今后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多做些工作。”章伯钧、罗隆基著重在文化教育界放火。罗隆基还说他想当高教部部长，为抓高级知识分子，而陈铭枢也在文化教育界点火，说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陈铭枢，你为什么会同章伯钧、罗隆基这么一致呢？你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你和章、罗联盟究竟有些什么关系？
蒋光鼐接着说，右派野心家一切活动都归结于反对共产党，陈铭枢更进一步，他反对党而首先把箭头对准了党和全国人民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太阳”，“是救星”，陈铭枢竟诬蔑我们的领袖不察国家大事，不联系工农群众，不知民间疾苦，不关心知识分子。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而陈铭枢却把毛主席同德意志军国主义的鼻祖俾斯麦，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伊藤博文来相提并论，这和杜勒斯、麦卡锡、蒋介石之流，诬蔑我们的领袖是大独裁者，岂不正是同一声调吗？可是陈铭枢还不以此为满足，或者还怕别人不能明白他的意思，还集中地提出了毛主席的“四大罪状”，所谓“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你这种歪曲和污蔑连三岁小孩子也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也要举起他们的小拳头来活活把你打死。
陈铭枢偷偷到上海点火
又要别人“保守秘密”
陈其瑗说，今年六月初，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陈铭枢竟然秘密到上海，还要张苏同志为他保守秘密，不要上海的报纸登载他的行动。陈其瑗问陈铭枢：“为什么要守秘密？你在上海有那些活动？新沪中学闹事，你出了些什么主意？”陈其瑗还说，1927年春天，陈铭枢任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搞分裂活动。当时武汉方面曾要陈铭枢、陈公博等去见蒋介石，要他不要闹分裂。可是陈铭枢一去杳如黄鹤，结果投降了蒋介石。
甘祠森在发言中揭发，陈铭枢到上海自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向非党人士求师访友”和章乃器的一篇文章，最有分量，共产党员也在学习这两篇文章。陈铭枢找过二十多个对党不满的坏人谈过话，其中有景克林（民革开除的党员）、余巴林等。陈铭枢对周一林说：“共产党不给你作历史结论，民革给你作结论。”又对余巴林说：“是共产党搞你的，不是我陈铭枢搞的。”陈铭枢曾把在公私合营企业所得到的股息，送给余巴林六百元，送给周一林六百元，送给刘姓反革命分子家属三百元。陈铭枢和罗海沙秘密商量夺取上海民革领导权，认为赵祖康不好，某某等好，向统战部推荐，企图控制上海民革组织。
陈铭枢必须彻底交代反党阴谋小集团
聂轰说，我在上次发言中，曾经指出从同志们的揭发，可以看出陈铭枢有一个从历史上有重大罪行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一些不满分子如罗海沙、王次甫、罗伟之之流为骨干的阴谋集团，据说当天下午陈铭枢就通过他的秘书王之南把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了罗伟之，跟着我就接到了罗伟之两封带恐吓性的信，要求我声明我的发言是出于“误会”，否则就要负刑事责任。我要问陈铭枢：你是不是同罗伟之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指使罗伟之来威胁我，使我不敢进一步来揭发你的阴谋？去年冬天，陈铭枢写过一封四、五万字的信给李雪峰同志，这封信集毒草之大成，对党和党员大肆污蔑和诽谤，是他后来公开提出撤消学校党委制的张本。石油学院的罗伟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郑可，还有一些其他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都为他搜集了大批的材料，参加过他组织的秘密座谈；罗伟之和郑可还参加了那封信的起草。现在知道罗伟之在石油学院也要求取消党委制，同石油学院的一个反党小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郑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猖狂向党进攻，是工艺美术学院一个反党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此外，陈铭枢在上海还有一个以特务罗海沙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他去上海还要罗海沙去香港活动。我要问陈铭枢：你的阴谋集团在哪些地区和哪些学校有分支机构？负责的是什么人？跟章罗联盟有什么关系？你们怎样配合向党进攻？你写给李雪峰同志的信还保留两份，你要赶快交出来。
朱蕴山揭露陈铭枢近一年来到处收罗党羽，储备向党进攻的“弹药”
朱蕴山在发言中，首先说明陈铭枢这一年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到了自绝于人民的边沿。接着，他揭发了陈铭枢仇视党、反对党的一些新材料。他说，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攫取民主党派的领导权，首先就要打击靠拢党的进步分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也是这样，而他的手段是恶毒的。他讥笑进步人士所写的文章是“出于秘书之手”，“言不由衷”；有的本来和他接近的同志，因为认清了他的面目，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就说“没有朋友了”，意思是怪别人不够朋友。其实知道他最深最久的同志，早已不愿和他做朋友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他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说卢郁文是小丑。对于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竟污蔑他们“只会造成隔阂”，并恶毒地咒骂“党员参加民主党派的工作，为专制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
朱蕴山说，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本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但陈铭枢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政府事先布置好了，得不到真实材料。”因此，去年冬天，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秘密视察”。在各学校专门挑选对党不满分子，一批又一批的约到他家去开会。他诬蔑肃反运动，诬蔑学校党的领导，诬蔑共产党的一些所谓“材料”，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得到的。他采取这种方式，不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借此收罗党羽，一方面是要储备向党进攻的弹药。陈铭枢应该将这些情况彻底交代！听说他在今年春天还写了一封向党进攻的万言书，陈铭枢应把这个万言书交到民革组织上来审查！
朱蕴山说，帮助党整风开始后，陈铭枢向党进攻的活动加紧了。5月中旬，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了几次荒谬言论之后，就匆匆跑到上海去，鼓动他的党羽罗海沙等在新沪中学闹事。根据上海民革成员吴艺五、张胞等同志的揭发，陈铭枢和罗海沙等反动分子，是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陈铭枢应把他去上海的目的和活动情况，以及陈罗反党集团的真象，彻底交代。周范文发言说，有一次在西单商场吃饭时，陈铭枢说：“我看，斯大林将来要变成一文不值。”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但是陈铭枢不感兴趣，一直把斯大林看成千古的罪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陈铭枢却说：“匈牙利事件是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而爆发的，是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
张治中的发言，对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和谭惕吾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批驳；并对从旧社会旧政权来的人进行思想改造问题，谈了他的一些感想。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吴信达、贺贵严、侯镜如、王葆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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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中国京剧院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14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世恺报道：中国京剧院连日来举行四次座谈会，揭发了李伯球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章伯钧亲自指挥下，积极拉拢演员向国家剧院猖狂进攻的阴谋活动。
曾被右派分子迷惑的某些演员，在党和同志们亲切的帮助下清醒过来，擦亮了眼睛，在座谈会上揭发了章伯钧、李伯球等右派分子在北京戏曲界“放火”的活动，引起到会的演员及所有艺术干部极大的愤怒，纷纷表示要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坚决向章伯钧、李伯球等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李伯球、李健生（章伯钧的妻子）等6月5日和13日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和北京饭店召开了两次戏曲演员座谈会，煽动演员们向国家剧院进攻，又派出他们的亲信三番五次地坐了章伯钧的小汽车到一些演员家中去发展组织，企图夺取中国京剧院的领导权。章伯钧派出他的亲信邢文鑫在召开座谈会前就到处奔走，煽动一些演员对共产党不满；并宣称说，有些演员在5月12日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上发言显然有顾虑，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在剧院内更不好说，所以农工民主党出来召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演员们把不敢说的话都谈出来，还表明这是章伯钧指示的。邢文鑫曾对一位演员说，京剧院整风没有民主墙、大字报和开大会斗争是领导上有问题，是铜墙铁壁。李伯球亲自邀请个别演员到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饭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不整风不成了，像火山一样，硬按住就得爆发，那就成匈牙利事件，所以一定要把火喷出来。”
演员李慧芳在中国京剧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揭发李伯球、李健生等召开戏曲演员座谈会的内幕时说，开会时老艺人先发言谈到艺术改革问题，右派分子眼看不合他们的心意，就相互递条子示意把“点火”的锋芒转到中国京剧院的党的领导方面。当时，有些人立即对京剧院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有的说，全国戏曲界所以搞不好，存在许多缺点，是由于中国京剧院的关系，而中国京剧院没搞好是因为党员的副院长马少波领导不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好。有人甚至说，不打倒马少波，京剧界不能大放光明。李伯球大声疾呼：“只管放，有农工民主党给你们作主！”有的人竟然诬蔑说：“中国京剧院的演员还没有解放”，“中国京剧院是集中营”，“共产党员是特务”等。当时，在座的右派分子不断地帮腔喝采，一再为这些“大胆的发言”鼓掌。
曾经受到右派分子拉拢的演员叶盛长在揭发章罗联盟向京剧界进攻的种种事实后，表示十分痛心地说，我当时不知从哪儿来一股“邪气”，在李伯球等主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部是歪曲事实，还无中生有地说出京剧院有“铁幕”，共产党员打人等诬蔑性言论。他说，在那次座谈会后，李伯球等人有意留下一些人请吃饭的时候，章伯钧刚拔完牙也不顾痛地匆忙赶去，一进门就向大家拱手道辛苦。李健生立即向他汇报座谈会的情况，一再表示会开得成功。
有的演员也揭发说，在那次酒会上，李伯球认为当天的座谈会发言“热烈”，可惜人数还不多，当场就讨论下次座谈会邀请那些演员的名单，不仅要上层演员，也要请基层演员。有的演员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我们吃了人家酒饭，也就把一些对剧院不满的演员的名字都告诉了他们，作为下次邀请座谈的对象。
演员们还相继揭发出章伯钧指挥他的亲信用拉、骗等方法在中国京剧院发展组织建立据点，企图夺取共产党领导的情况。章伯钧派邢文鑫假借学“十五贯”的名义去拜访主演“十五贯”的演员叶盛长，怂恿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以后又对他说，光你一人参加也不起什么作用，需要成立支部，各团有了支部，全院就可成立总支，即使推翻不了京剧院的领导，至少作到以支部对支部（指农工民主党对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因此，必须继续发展一批主要演员才起作用。又说：“章伯老亲点叶氏三兄弟
（即叶盛兰、叶盛章、叶盛长）参加组织。”邢文鑫还扬言说：“以叶盛兰的声望，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就可当市委委员，又可选上中央委员，那时，章伯钧在统战部说句话就能推荐盛兰当京剧院副院长。”章伯钧又派出他的亲信乘小汽车登门拜访名演员和老艺术家，携带参加农工民主党的申请书和他们出版的小报“前进报”进行游说，劝演员赶快参加农工民主党。他们在积极活动发展组织时，主张“向落后开门”，把对剧院领导不满的人列入他们发展的计划中，他们向一些对共产党组织有意见的人说，有了组织，你们的发言才有力量。在中国京剧院成立支部的时候，可告诉你们的院长，我们不是小集团，是大集团，是合法的政党。章伯钧的亲信谢维汉也对演员们说，萧长华、郝寿臣都是发展的对象，北京有萧老、郝老，上海有盖老，这就是说在戏剧界这一环，我们作出成绩了。
右派分子用花言巧语和封“官”等诱骗方法在中国京剧院演员中发展了两个党员。邢文鑫就向他们传授一些斗争的策略，他说，“你们是农工民主党党员，应当想法先取得中共的信任，将来工作就好做了。说话要有技巧，在会上发言要把党员和党组织分开。”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有的演员才觉到上了当。右派分子又多方面劝说安定他们，叫他们“不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退缩，站稳立场不能作逃兵”，阻止被右派分子迷惑的演员转过头来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在会上还揭发了右派分子企图拉老艺人下水的恶毒阴谋。邢文鑫曾两次到萧长华家中动员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和参加他们召开的座谈会，都被萧长华拒绝了。萧长华的儿子萧盛萱谈到这个问题愤怒地说：
“右派分子看到我父亲有声望，说话有号召力，就想拖下水上他们的圈套，这种野心是恶毒的。”叶盛长还揭发了右派分子所以拉萧长华、郝寿臣是为了控制北京的两个戏曲学校的阴谋。右派分子还哄骗演员说，盖叫天参加农工民主党后，周总理才去看他。事实上，盖叫天并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是右派分子捏造的。盖叫天的儿子张剑鸣（小盖叫天）听到这个谰言后非常气愤，在会上严正地驳斥说：“周总理看我父亲不止一次，说明党和政府领导同志对老艺术家的尊敬，右派分子想利用我父亲作为他们发展组织的号召是决不容许的。我的父亲经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是共产党，从没说过是农工民主党呀！”
在中国京剧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演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田汉、梅兰芳、李少春、叶盛章、叶盛兰、张春华、云燕铭、言慧珠、郑亦秋、范钧宏等。这样的会还在继续进行，参加会的人都表示决心追击右派分子，斩断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家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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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举行座谈会
粉碎右派分子对电影事业的进攻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于12、13日在北京召开两次座谈会，反击右派分子对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的进攻。
座谈会是联谊会主席蔡楚生召开的。他在讲话中揭发了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进攻的阴谋活动；指责了“文汇报”所发表的许多挑拨党和电影界人士关系的文章和消息。蔡楚生指出：解放前的进步电影即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解放后，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1951年就彻底排除了盘据中国影坛几十年之久的帝国主义有毒的电影，而以我国自制的影片和译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来占领阵地。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工农兵劳动人民已成为电影作品主要的表现对象和主要的观众。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也在大量生产。他说，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工作中所存在的某些缺点也正在大力改进，明天的人民电影事业也必然会获得更辉煌的成就。他要求到会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次斗争中从各个方面来揭露右派分子对人民电影事业进攻的阴谋，并驳斥他们荒谬的言论。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一致对现已开始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电影界点火的阴谋活动表示万分愤慨，并表示要大力支持上海电影工作者反右派的正义斗争。大家在发言中警告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如果再不彻底交代，决不和他干休。演员魏鹤龄揭发他在上海参加陈仁炳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情况，他说，陈仁炳操纵会场，挑拨党群关系，煽起演员对党的不满情绪。会刚开完，陈仁炳就动员我入盟，做他的工具，好在我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因而没有落入这个右派分子的圈套。还有许多人揭发了北京有些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右派分子企图在电影工作者中间点火，挑拨离间，以不正当手段拉人入盟、入社等事实。演员石联星等人指出，电影界内部居然也出现了吴茵这样的右派分子，这是全体电影工作者所不能容忍的。
到会的许多电影工作者还在发言中指出在“文汇报”发起对电影的讨论后，电影界有些人受了极坏的影响，甚至把凡是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的都认为是“教条主义”。他们要求“文汇报”编辑部作深刻的检查，向读者说明真相，挽回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
陈播、马守清、陈怀凯等人揭发了“文汇报”别有用心地发表了许多歪曲事实、损害人民电影事业的文章和新闻。“文汇报”在去年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时，就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对人民的电影事业恶劣地加以污蔑，说成一团糟，比解放前还不如。不久以前，“文汇报”对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开始整风的报道，还歪曲事实而且带有煽动性。
老演员魏鹤龄、赵慧深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为电影工作者在新旧社会的处境作了鲜明对比。魏鹤龄说，他十九岁就进入戏剧界，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解放前电影公司常常欠薪不发，大多数演员生活贫困不堪。解放后党和政府不但把旧的电影公司的原班人马全部接收下来，而且把过去早被资本家抛在电影圈外的老演员找回来，像王汉伦、范雪朋等人现在都受到党的照顾。他说，电影工作的成就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的，新近挑选出来的“五四”以来的四、五十部优秀影片，哪一部不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摄制的？
赵慧深在会上沉痛地讲起两件往事。1943年，进步戏剧工作者沈硕甫因发心脏病死在重庆马路上；1945年，优秀的导演贺孟斧患了肝病，因当时物质条件太差，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而死。她本人和司徒慧敏在重庆为演出“清明前后”甚至去借高利贷。她说，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过的优裕生活根本是过去所不能想像的，党哪一点上亏待了我们。党对我们太优厚了。
许多人列举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成就的谎言。郑伯璋等人举出许多事实说明我国电影在技术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旧中国所没有的电影工业已经在短短八年里开始建设起来了，1953年起就大量生产放映机。洗片机和新闻摄影机也能制造了，还有不少旧中国从未接触过的技术问题也在进行研究。他说，只要把解放初摄制的和今天摄制的影片拿来比一比，就可以看出无论在声音、画面、光线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还有许多人在发言中说明了党对培养电影界新生力量的重视，几年来的成绩是很大的。导演石岚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摄影师，大部分是后起的青年，他们都是党在这几年里培养出来的。陈怀凯和黎铿说，他们就是党培养出来的青年导演、青年演员。谢添说，现在青年演员在党的培养下很快成长，像赵联他们都已经具有一定艺术修养。
出席座谈会的有司徒慧敏、陈荒煤、张水华、海默、贾霁、吴本立、李恩杰、王人美、黎莉莉、陈明、李景波、葛琴、林艺等六十多人。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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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出版界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
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上海新闻、出版界连日来分别举行座谈会，开始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参加这两个座谈会的许多人都揭发了以“老报人”自居的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向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猖狂进攻的事实。整风期间，许君远以“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党报“只顾说教”“摆着一付党员面孔”；并说“大家都在‘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他借口“新闻自由”、“放宽新闻尺度”反对报纸的党性，煽动报纸为右派放火服务。许君远还反对公方派人参加公私合营出版社。他在鸣放中利用文化出版社对体制问题的讨论，怂恿这个出版社内的原私方人员恢复“广益”、“北新”、“国光”等私营出版社，借此搞垮文化出版社。他高喊要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报社”、“同人出版社”。
会上许多人揭发了许君远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反共头子于斌的私人秘书，以反共亲美起家的反动历史和他挑拨党同非党群众关系的一系列言行。
学术月刊的石啸冲、邬烈勋揭发了学术月刊常务编委尚丁的荒谬言论。尚丁是顾执中、陆诒的学生。在鸣放期间，他唯恐天下不乱，鼓吹“毒草必须培养论”，甚至主张把学术月刊办成专门刊登毒草的刊物。
新闻界座谈会上，文汇报副总编辑刘火子等揭露了徐铸成等人的一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铸成别有用心地说，“凡是现在说正面话的，都是过去有问题的人；凡是现在说反话的，却都是过去的进步人物。”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吕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恶毒发言，文汇报编辑部认为有问题，没有全文发表，徐铸成大为不满，屡次说“应该登”。徐铸成反对文汇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硬说文汇报“社会大学”一栏的理论宣传是“教条主义”，并蓄意限制它的版面。
新闻界座谈会上还揭发了文汇报记者范琰和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行。范琰受章罗联盟的使命，到湖南、四川等地放火，为流沙河的“草木篇”翻案。陈伟斯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组织污蔑政府政法工作的“我国重要法典、刑民法为何迟不颁布”的讨论，吹嘘右派分子王造时、杨兆龙的反动法学理论，并在工商界三次放火，挑拨公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