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论李世军的三恨
——7月10日南京新华日报社论——
编者按：南京新华日报这篇社论，驳斥了李世军之流的右派分子对我们国家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和共产党员党性的恶毒的攻击。在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我们国家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和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右派分子眼中的三颗钉子，右派分子对这些抱着深仇大恨。李世军是民革的中央委员，现任南京市民政局长。5月23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李世军发出了这些恶毒的攻击。他这种极端荒谬的言论，在右派分子中具有代表性，因此特将新华日报这一社论全文转载出来。
右派分子李世军最仇恨三个东西：第一是公安机关，第二是人事部门，第三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李世军的这种仇恨，在右派分子中很有代表性，不少右派分子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在这三方面滥施攻击，表露出他们具有相同的仇恨。
李世军首先仇恨我们的公安机关。他说我们的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又说“今天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另一个右派分子武思光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还表示了“有朝一日要杀死公安人员”。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说法，暴露了一种心理状态，说明了的确有那么一批人，虽然身居人民内部，却未免有点敌人的心肠。大家都知道，人民公安机关是对付敌人的机关，同时又是保卫人民的机关，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公安机关是“为民除害”的机关，是人民自己利益的保卫者，是最可亲近的人；但是，在人民的敌人看来，事情却完全两样，公安机关是他们的死对头，是他们一切破坏活动的打击者，是“既可怕又可恨”的“老虎”。在这个问题上，敌我看法的不同，真是鲜明已极。而现在，身为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李世军和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武思光，却用后一种眼光来看人民的公安机关，他们也说对公安机关是“既可怕又可恨”，这倒是顶好的自我暴露。事实正是这样，从最近报纸上揭露的李世军的一部分反动经历来看，从李世军至今还私藏大批反动证件的事实来看，李世军为什么对我们的公安机关“既怕且恨”，就不难找到客观根据，就不难懂得李世军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一副心肠。
再说什么“老虎身上的毛”，这也要看对什么人而言。对于人民的敌人，公安机关确实是勇猛如虎的。因为公安机关是一个专政的机关，是压迫反动派、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这当然决不能讲“客气”，讲“温和”，讲了这些，就不能制服敌人，就不成其为一个专政的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对于人民，公安机关就不仅不是“老虎身上的毛”，更不是老虎。公安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保障人民的和平劳动，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安机关正是人民手上的青锋宝剑。在这个问题上，敌我界限也是分明得很。而现在，李世军故意指鹿为马，混淆视听，挑起人民对于公安机关的误解，好像公安机关也对人民实行专政，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个阴谋的实质，就是要削弱人民对公安机关的信任、爱戴和拥护，割断公安机关和人民的联系，取消公安机关的战斗力，从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谁都知道，公安机关如果对敌人不如猛虎，那就是没有战斗力的公安机关，就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而公安机关不与人民相结合，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协助，它的战斗力至少也就削弱了一半。削弱了公安机关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只是意味着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人民公安机关正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机关，是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整个国家政权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李世军的意图，把这个机关软化下去，把这根支柱砍断，把这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割除，那还有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呢？李世军之流妄想从攻击公安部门入手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李世军还仇恨我们的人事部门。他说我们的人事部门是“阎王殿”，“阎王殿里有大鬼小鬼，还有阎王菩萨”，又说材料袋是“生死簿”。另一个右派分子邓昊明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攻击我们人事制度“神秘化”。还有些右派分子，破口大骂我们人事部门是“特务机关”。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也说明了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反动言行和经历，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最怕让党和人民了解他们的底细，因此他们一见到人事部门就心惊肉跳，脸上变色，眼前出现了一个阎王菩萨的幻觉。据说这就叫做“做贼心虚”，好比进城隍庙，见到一个“问过心来”的油漆招牌，都会直打哆嗦。
事实上，任何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会知道，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是关怀干部的部门，是团结干部的部门，是培训干部的部门，是正确调配使用干部的部门，是丝毫也不可怕的。许多干部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人事部门最关怀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生活、福利、健康、家庭、子女教育……等等的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帮助他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推动他们进步，所以他们认识到，人事部门是积极爱护干部的部门，而不是消极防范干部的部门。谁如果把人事部门看得那样阴森可怕，那只是说明他心里有鬼。比如李世军，就是隐瞒了许多反动历史的人，他自己就说过，他“解放以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无怪乎他是如此地畏惧人事部门和痛恨人事部门了。
人事部门要了解干部的经历和现状，这首先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大家知道，正确地使用干部必须建筑在充分了解干部的基础上，而了解干部，又决不能凭一时的印象，必须对干部的整个历史和整个工作，作一番全面的、细致的、深刻的了解，必须掌握干部的历史材料，建立干部的档案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使干部学有所用，便于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有什么可怕呢？难道把自己的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变成没有人了解的神秘人物，那才是不可怕吗？当然，人事部门要了解干部的历史和现状，对于那些有心隐瞒历史和现有反动言行、别有用心的人，是未免可怕的，但是应该让这些人害怕。至于还有一些人，由于觉悟不高，讲了一些假话，那只要他们肯坦白交代，那是无须害怕的。我们应当看到，正因为我们有了严密的人事制度，我们总算防范了和查出了许多敌人，使他们无法钻进我们的心脏，无法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这正是我们人事制度的一大功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坏人感到可怕不正是我们应该喜欢的事吗？至于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虽然也存在档案材料中，但那都是为了组织上在了解了我们以后，可以更好地监督我们，帮助我们进步，这对于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到底的人来说，又何怕之有呢？
由此可见，李世军故意歪曲事实，把人事部门说得阴森可怕，甚至恣意地吐出什么“阎王殿”、“生死簿”一类的鬼话来，其目的无非是要挑唆干部反对人事部门，改变人事制度，使我们国家混乱起来，好让坏人有空子可钻，好人无法得到正确的使用，从而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建设。右派分子李世军之流的阴谋，正在于此。还有邓昊明所说的什么“人事制度神秘化”，也无非是想篡夺党和政府使用干部的权力的借口，他们想把人事权夺到他们的手里，然后，那就不是“神秘化”了，那他们就可以到处安插他们的私人，实行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路线了。果真如此，那岂不是人民要遭殃吗？人民怎么可以上邓昊明所谓“人事制度神秘化”的大当呢？
邓昊明、李世军之流妄想取消我们的人事制度，这是办不到的。尽管我们的人事制度还有缺点，还需要改进，可是，它改变了历史上“任人唯亲”的状况，实行了“任人唯贤”的路线。人事的任用、升迁，现在都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决定的。人事部门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具体管理人事工作，执行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选拔和调配干部都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法令为标准，都是以能否和群众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样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是执行国家政令的保证，是不可动摇的。邓昊明、李世军之流现在妄图动摇这个制度，这岂不是说明了他们想从人事制度上来破坏党的路线和国家法令的切实贯彻执行的保证吗？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难识穿的。
李世军还有第三个仇恨，那就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的仇恨。他说“共产党对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共产党冷冰冰的”，“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并说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公安人员和人事干部尤其如此，尤其需要反掉。在这里，李世军之害怕阶级分析，真是跃然纸上。但是现实是不容情的，人的阶级性是一个铁的事实。人们长期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都贯串着阶级性。谁如果想要真正地认识一个人，谁就必须从人们的不同要求、思想、言论和行动中，分析他们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阶级的利益说话的。不如此则不能真正认清敌我，则会变成政治上的愚人，则会受到一些坏人的表面声明、诺言和美丽词句的欺骗；不如此则无异是叫革命者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现在李世军反对“共产党员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就是妄图解除共产党员的思想武装。解除了这个思想武装以后，李世军就方便了。比如李世军说什么“两院制势在必行了”呀，要大事发展、搜罗“政治资本”为上议院做准备呀，等等，共产党员既然解除了思想武装，就失去了敏锐分析事物的武器，李世军就可大有作为了。这就是李世军说这句话的阴谋。
至于说“共产党冷冰冰的”，“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没有人情味”，并说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这只是李世军的有意歪曲和诬蔑。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为：他是自觉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代表者。党性要求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事业献身；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具有最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胸怀，具有坚贞不拔、不为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忠心耿耿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热爱群众，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提高工作能力，培育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等等。这里，共产党人非但不“冷冰冰”，而且是满腔热忱；共产党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难道不是人间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正的“人情味”吗？至于我们某些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不够，还有缺点，那是另一回事，党总是不断在教育党员提高党性。谁都知道，党性越强的人，越是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越是团结群众的模范。李世军企图抓住某些共产党员和党外群众相处中的一些态度上的缺点（这些缺点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把它说成是共产党教育党员“单纯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人”的结果，是共产党人的“党性”，这是对共产党的极大的诬蔑，是有意挑拨离间党和群众关系的十分恶毒的阴谋。
李世军的这种“三恨”，是有联系的，是有来由的。李世军从反对公安机关入手，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从反对人事部门入手，反对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路线和政府施政纲领的组织保证，并且松懈和瓦解我们的人事制度，使坏人得以钻进我们内部，使右派分子的势力得以任意安插，以便实现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李世军又从思想上解除党员的武装，特别是公安部门和人事部门的共产党员的武装，妄图使他们都失去政治原则性和政治警惕性，好让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伎俩横行无阻，“英雄有用武之地”，而碰不到任何阻拦。李世军的“三恨”后面，显然包藏着反共、反人民民主专政、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
李世军的“画皮”应该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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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事手册”是怎样被篡改政治方向的
时事手册编辑 李蓬茵
读了奋若同志的“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一文以后，我作为时事手册的一个编辑人员，感到十分羞愧，十分痛心。正如奋若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时事手册由于在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刊登了两篇对各地“鸣”“放”情况的毫无批判的所谓综合报道，又在第十一期刊登了对党的整风方针作诬蔑性攻击的恶毒的小品文，其所产生的后果，使时事手册在一个时期内严重地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确，不能不使人怀疑：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
时事手册编辑部为什么会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完全丧失立场呢？时事手册政治方向之所以一度被篡改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编辑部的主要人物想把时事手册引导到那里去呢？所有这些已经引起广大读者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所知，向读者揭发。
主要编辑人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不满，与右派分子一拍即合
首先谈谈事情发生的过程：
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民主专政的猖狂进攻下，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主要编辑人员，包括负责人，编辑室副主任于干、编辑刘沉弓、梁明、王志民和邓蜀生等，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改造，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荒谬言论，几乎一开始就加以赞扬和共鸣。特别是顾执中等人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进攻，更得到了他们的响应。从十一期起负责直接领导时事手册工作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共产党员蓝钰也热烈响应。他们开始否定时事手册过去的一切，认为过去登载的东西都是教条主义的，一再说过去的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时事手册“面目可憎”。他们开始咒骂中共中央宣传部对编辑部的指导是“教条主义的一套”。有人公开提出：“时事手册究竟是官方刊物还是民间刊物”的问题，似乎作为“官方刊物”是很不光彩的了。有人提出时事手册也应当“大放大鸣”。这些同志既然赞扬和附和右派的反共谬论，于是就认为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所谓“社会的脉搏”，认为时事手册“不应当站在这个斗争之外”。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们提出了“革新”时事手册的版面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不断地把“大鸣”“大放”的情况加以综合报道，设立“三言两语”的小品文专栏，以及在刊物上搞一些“软性”的东西等等。很显然，这种做法，是同时事手册所固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群众教育的任务，根本不符合的。但是不幸，在这一个时期，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在编辑部竟然占了上风，并且得到了蓝钰的支持。凡是反对这样做，或者是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的意见，都受到拒绝、打击和压制。记得在拟订第十一期报道计划的时候，他们要继“上海在大放大鸣中”一文之后，再来一篇全面的“大综合”，这时，我是提过相反的意见的。我说：“如果不加批判地综合报道，其中一些错误言论就会影响读者。”但于干和王志明说：“我们的责任不在批判，只是把这些言论客观地端给读者就行了”。他们还说：“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作报纸的集纳”。邓蜀生也激动地说：“我们是与社会同脉搏共呼吸呢？还是站在这个斗争之外呢”？结果我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我又指出两点，即“鸣”“放”的意见纵然百分之九十是积极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注意；听说基层现在还不搞整风，我们不应当把“鸣”“放”中的错误意见往下面端，但是这些意见也受到排斥。于是以于干为首的六人就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分工合作写出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文。在看这篇文章的清样时，我虽觉得这篇文章味道不对，但是我却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它，我只在几处十分露骨的地方提了几点意见，于干采纳了我的意见略加修改，把这篇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氛稍为冲淡了一些。我对于第十一期上所载的“文火炖猪蹄”的小品文，也是提过意见的。但是，于干并没有采纳。
更重要的是，在第十一期的编辑过程中，当时毛主席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共青团代表们的讲话已在报上发表，我就向于干提议请人写一篇短文阐述一下“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的思想，但是于干加以拒绝，认为这样做就会妨碍“鸣”“放”。在看清样时，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这件事虽被列入最后一页的要闻简报中，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我向于干提出，他才让我添了上去。这样处理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这里的问题是，于干为什么对右派分子的一派胡言那么感到兴趣，而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却当做耳边风呢？
关于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主要的编辑人员是怎样附和右派的反动言论，还可以提到储安平六月一日关于所谓“党天下”的发言对他们所引起的反应。当时于干和其他几人，对于这个谬论一致表示欣赏，认为“说得很有道理”，“态度是善意的”，是“提供了批评党的一个好榜样，因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提了意见”。相反地，对于报纸上同一天登出的何香凝先生的书面发言，他们却仅仅是说“何香凝也批评了侨委的党员。”我当时曾提醒说，何香凝警告右派分子，不要一辈子作右派。但是他们对这一点却丝毫不感到兴趣。甚至在党报对右派言论开展反击以后，还有人认为报纸和工农群众的批评“不足以说服储安平”，“储安平所说的是事实”，认为“对储安平和葛佩琦应该分别对待才对”。从这些事实中，我很难分辨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与右派分子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人民日报对于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进行批评以后，我曾向于干提出建议，要求对编辑部这一个时期的政治方向和阶级立场作一次检查，我并且在六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全编辑部的整风会上对编辑部的右倾思想和第十、第十一两期刊物上的错误作了批评。但是我的批评和建议遭到了于干的专横的指责，他说：你是站在什么地位来作这样的批评的？你似乎是一个“钦差大臣”。
显然，对于时事手册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在政治立场上所犯的错误，时事手册的每一个编辑（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有不可逃避的责任的，最后审阅稿子的副总编辑蓝钰也应当担负政治的责任，而编辑部副主任于干更要担负主要的责任。
这一个时期，于干和其他几位编辑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的应声虫，这决不是偶然的。于干之所以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对思想改造有对抗情绪，对党的领导，深怀不满。正是这种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使他迅速地与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迎合一起，使他离开了共产党员的立场，站到与党相对抗的地位。其他如共产党员、编辑梁明和党小组长、支部委员、编辑刘沉弓，共青团员、编辑邓蜀生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抵制党的领导，要求“独立”行事
应当指出，他们不仅在言论上作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并且在行动上还反对党的领导，争取时事手册的“独立”。
时事手册这个刊物原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0年10月创办的。半年后交由新华社领导。1954年1月，党中央宣传部鉴于这是一个通俗期刊，决定把它改属通俗读物出版社领导。同时，中央宣传部在宣传方针上一直注意加以指导。但于干等对于这个决定一直深怀不满，把这个决定看成是“强迫婚姻”，叫时事手册“寄人篱下”。于干早就打算要使“时事手册”独立。1955年和1956年，以于干为首的几个人曾一再上书中宣部，请求改变这个决定。中宣部鉴于这是一种缺乏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的行为，曾经责成通俗读物出版社党组织对时事手册的党员和非党干部进行教育。通俗读物出版社曾经在时事手册编辑部进行了一次思想批判。但是于干没有接受，竟认为这是通俗出版社想“压服”他们。
从这以后，于干、梁明等在表面上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实际上是从各方面抵制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最明显的例子是公然排挤由通俗出版社调到时事手册的原在中宣部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毛勤同志，说毛勤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危害的典型”，是上级派去“监督”他们的，就在各方面对她实行歧视和攻击。
这次整风刚一开始，新闻出版界的右派分子就放出了办所谓“同人通讯社”、“同人报纸”和“同人杂志”的言论，企图夺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而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也提出了重新“改组”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的论调。这些论调完全投合了于干等人的口味。他们认为摆脱党的领导，争取时事手册的“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整风开始以后，以于干为首的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大多数人首先和一再提出的问题就是所谓“独立”问题、所谓“何去何从”问题，也有人说成“归口”问题和“出路”问题。他们是在反对上级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借口下，提出所谓时事手册的独立要求的。于干公开声言时事手册要“摆脱”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不称职”的领导，要有一个“独立行事的编辑部”，要有一个“独立负责的环境”，一个“归口”，不过他又说，这个“归口”并不是“从人事到编辑什么都来过问”的关系，也不是现在“通俗”对我们的这种“审稿”关系。他说编辑部应当是“独立活动、独立负责的”。有人则明明白白地说，要有个“归口”，因为要领薪水、要住房子，这些事总得有个地方管嘛！于干自己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什么‘归口’不‘归口’，党政工团有个地方管，有个地方过组织生活也就行了。”于干嘴里虽说“摆脱”通俗出版社的领导，不见得就会“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就会“游离于社会主义之外”，但是这种作法和想法，却明明是抵制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活动互相呼应的。
他们草拟反党的“申诉书”，企图以“社会压力”反对党
为了达到时事手册编辑部“独立”的目的，以于干为首的编辑部还曾决定把时事手册的问题“诉诸舆论，争取社会同情”，以社会“压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在六月六日时事手册编辑室整风座谈会上通过的，当时并推举了由梁明执笔，草拟一个“申诉书”，于干自愿“帮助”。这个“申诉书”是准备送人民日报刊载的，如果人民日报不登就送光明日报、文汇报。如果仍不登就在时事手册拿三、四页篇幅来登。这个计划事先就得到了蓝钰的支持。只是因为不久以后就开始了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这个所谓“申诉书”才没有来得及完稿和送出。
这个“申诉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的东西。它一开头就说：“亲爱的读者，你们绝不会知道时事手册编辑部的遭遇，‘三害’给它造成了多大损失”。申诉书说：“为了挽救刊物的命运，我们不能不诉诸社会，要求广大读者给我们以支持和力量”。“申诉书”把上级改变领导关系的决定，说成是把时事手册“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申诉书说“通俗出版社对时事手册是‘三害’俱全”，说“对于文化部和出版社这两个高高在上的上司”，“没有一点好感”。“申诉书”甚至企图拿新闻纸供不应求，出版局一度决定限制时事手册及其他刊物发行数量这件事，来对读者进行煽动。于干和梁明都是共产党员，人们看了这个所谓“申诉书”，谁会相信这是出于两个共产党员的手笔呢？谁又能相信，这些共产党员竟会借资产阶级右派对党进攻的压力（即所谓社会压力）来达到反党的阴谋目的呢？
为了达到所谓“独立”的目的，党员于干、刘沉弓、梁明三人，在编辑部的整风会上，曾对上级领导机关大肆攻击，对于领导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和咒骂，在非党同志中有意识地进行煽动和挑拨。作为时事手册整风座谈会主持人的于干首先指出时事手册的遭遇是所谓“典型的三害”，某某非党同志又是“典型的‘三害’的受害者”。他并号召在肃反或其他方面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号召这些同志“吐苦水”，“自己保护自己”，又说某某两个非党同志，“是因为没有人要”才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于干对于上级所作关于整风中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的指示非常不满，说“这等于又要我‘鸣’‘放’又要我嘴上贴上封条。”党小组长、支委刘沉弓说，他“从旧社会带来了一个叛逆的性格”，他并引用高尔基反抗沙皇统治的名言，说“人到世界上就是来反抗的”。他说他在入党之前，曾经受过“宗派主义”之“害”，入党后，自己又把这种宗派主义之“害”反加于别人。刘沉弓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地大肆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大肆攻击党的纪律。他说党过去有宗派主义，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党过去对干部所作的德、才、资的标准“不适用”了。党过去对干部所作的结论和鉴定等等都“不合适”了，应该把这些档案“公开”，“重新估价”，以示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视同仁”。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养着一批“没有能力”的“不称职”的老干部，这些人应该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给社会创造“自由选择职业”的条件。假如他们这些话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就是党组织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不认识这样一些挂着共产党员称号的所谓共产党员的真面目，对他们还当做共产党员看待。
自反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上述于干、刘沉弓、梁明等的反党活动虽然被迫停止了，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对党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反右派的斗争，是表示抗拒和怀疑的。刘沉弓竟然说：现在驳斥右派，大概还是党内某些高级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不通的原故。梁明也怀疑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是不是“过火”了，认为民建等发起清算章乃器的思想，把整风矛头转向右派分子是不是对的。
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时事手册编辑部，在一个时期内是为于干等叛变阶级立场的反党的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操纵了。我们必须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把时事手册引回正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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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揭发罗隆基爪牙的破坏活动
本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全体同志，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连日来集会座谈，揭露该院的民盟小组长戴涯和盟员文燕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在罗隆基的直接指使下，利用党的整风，到处放火，对党进行诬蔑；为了扩大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实力，大力发展组织，想和党“分庭抗礼”，并企图恢复以“中国旅行剧团”为名，阴谋拆剧院的台。
据现在已揭露的情况：整风开始后，罗隆基曾两次找文燕面授指示。第一次，罗隆基以请文燕到他家吃饭为名，让文燕汇报剧院盟的工作，指示文燕：“要大发展，你回去把要发展的名单拟出来送我一份。”罗隆基出国前，二次接见文燕，文燕送发展名单给罗审阅时，罗隆基看了名单后很为不满，说：“你们工作太保守了，应利用客观形势大力发展，曲艺界发展了许多，话剧界落后了。”又说：“以前我们发展中上层，今后要发展中间和落后的，你回去要传达这个精神。”罗隆基并具体提出“风雪夜归人”一戏里的四个演员“可以发展”，还叫文燕带话给戴涯，他要亲自接见戴涯。
按照罗隆基的指示，戴涯、文燕计划把剧院主要的非党员导演、演员和部分主要行政干部全部网罗进去，以便在剧院造成实力，和党争领导权。他们用挑拨党群关系的办法，煽动某些人对党不满，争取他们入盟。据现在揭发的：他们物色的发展对象已有二十几人。戴涯早在1954年冬天，就用民盟小组的名义向剧院提出，民盟应该有代表参加剧院的院务会议和艺术会议。剧院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请戴涯列席了院务会议，参加了艺术会议，但他还不满足，他认为这些会议只不过是“征询一下意见而已”，至于“方针大计”都是党组“决定好了的”，所以他居然要求参加剧院的党组会。罗隆基大发展盟的指示，正中戴涯的下怀，他想马上拉一批人成立盟支部，作为夺取领导权的“资本”。戴涯特意去拉焦菊隐入盟，并拉梅阡（民主促进会会员）跨党入盟。他说：“我要把焦先生拉过来，那盟的地位和我的地位就不同了。”文燕一面煽动某些演员对领导不满，一面表示要他们入盟。她并用卑劣的手段，对他们要发展的人，施小恩小惠。
他们在大力发展组织的同时，又到处活动，准备以恢复“中国旅行剧团”为名，计划从剧院拉走一批人，企图彻底把剧院搞垮。抗战时期，戴涯曾在西安胡宗南的战干团剧团当副团长（胡宗南兼团长），是上校衔，拿少将薪。他一方面对人说：“民革是搞军事的，民盟是搞文教的，我们要组织剧团，民盟给钱。”一方面，他散布：“剧院缺乏人和，党缺党性”，领导都是“飞扬跋扈、大权在握、顽固不化、心胸狭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民主。我过去领导过二十年剧团，过去的剧团也有矛盾，但可以用感情消除。现在各种长走马上任是官，是治人的，群众是民，都是挨治的。”他还装作被压抑的样子，以博取同情说：“我潦倒了，没落了，每遇到老朋友我不得不老泪横流，在人廊檐下，怎能不低头。”舒绣文揭发，她刚到剧院，戴涯便对她说剧院领导如何如何不好。她质问：“为什么要这样挑拨？”戴涯并给剧院党组的田冲写信，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文燕自来剧院后，便拿着薪金养了近两年的病，领导上对她多方照顾，病好后她演了不少戏，平时连她自己都说有“忙不过来的高兴”。但她在整风后，却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党是婆婆，团是小姑子，盟是童养媳妇”。并诬蔑剧院的党是一团漆黑。
在座谈会上，大家非常愤怒地纷纷揭露戴涯、文燕的反动活动。前一时期曾被他们欺骗的人，也猛醒过来，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座谈会还在继续进行，大家正对右派分子进行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