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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
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
本报讯 民主同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小组在11日晚召开整风扩大会议，由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曾昭抡交代他同章、罗的关系，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会上民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沈一凡首先说：曾昭抡是民盟的中央常务委员、北京市民盟的常务委员、高教部副部长，又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和政府是多么尊重他，可是他并没有珍视党和人民对他的尊重和委托，反而同章、罗一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曾昭抡一定要彻底交代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向人民认罪。
1948年和章伯钧携手同走中间路线
曾昭抡开始交代。他说，他从1948年起才同章伯钧有政治上的联系。当时民盟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那次会对民盟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决议跟共产党走。那时章伯钧表面赞成跟共产党走，但他要两面派，民盟三中全会闭幕后，他进行了许多活动，一方面表示同共产党合作，一方面背后主张走中间路线。曾昭抡说，那时他从国外回到了香港，在香港被章伯钧拉上了关系。章伯钧当时主持了一些右派性质的座谈会，他因思想上也留恋中间路线，就被章伯钧拉着参加了那些座谈会。
和罗隆基的关系更久更密切
曾昭抡说，他同罗隆基的关系比较久一些，有一段时间和罗往来很密切，主要是解放前在昆明搞民主运动。两人都是旧清华的学生，美国留学生，意气相投。罗隆基对共产党是一贯反对的，他曾经有条件有办法到解放区去，可是他不愿意去。上海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参加民盟四中全会。他想搞宗派活动，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就开始搞小集团。曾昭抡说，他就是那时被罗隆基拖下水的。当时小集团中的人有罗隆基、张东荪、潘大逵、刘王立明、陈新桂和他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费孝通、吴景超等是后来才和罗在一起的。罗在上海的小圈子是赵文璧、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等，另外在苏州有陆钦墀，武汉有马哲民，长沙有杜迈之，山西有王光文，江西、青岛等地都拉了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拉的紧，有的差一些。
罗隆基阴谋把吴晗挤掉，让曾昭抡掌握北京的民盟组织
曾昭抡说，罗隆基曾经常同张东荪在一起发牢骚，对人民政府不满，不满新社会和他的地位。罗隆基认为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太低了，他应该当部长。他们经常对国际局势发表谬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等等。罗隆基的阴谋是抓各地民盟组织，排挤别人，安排自己的亲信。当时民盟在六个大行政区都有支部，华东在史良同志的领导下，本来可以组成华东民盟总支部的，但罗隆基却加以阻挠。罗隆基活动的中心是想抓上海、北京和四川，想把彭文应、陈仁炳安排在上海，具体替罗跑的是赵文璧。在北京方面，吴晗负责民盟的工作，他的威信很高。可是罗隆基在北京的阴谋是想让曾代替吴晗，把吴晗赶掉。从1950年到1951年罗隆基的小集团搞的最凶，几乎每天见面，罗隆基对马哲民最为欣赏，因为马对罗的活动最有力。三反运动时，罗隆基企图利用机会搞乱三反，当时他和章正在争权夺利，发现章伯钧在交通部有些公私不分，便想乘机打击章伯钧抬高自己。当时张东荪、罗隆基、浦熙修三人到处奔走想打下章伯钧。曾昭抡说，1952年民盟中央机构改组，罗隆基要他抓组织工作。1953年他到华东视察工作时，罗要他安排当地的民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各地民盟组织见了面。因他当时有些事没有按罗的意见办，回来后罗曾大发脾气，从这时他和罗的关系相对地疏远了些。曾昭抡说，1953年民盟北京市组织选举时，罗隆基支持陈新桂竞选，他也支持了罗隆基的主张。
曾昭抡说，罗隆基的小集团也是有变化的，罗看谁使用价值大就拼命拉紧谁，否则，就疏远不理了。有一时期罗拉他很紧，想把他安排在民盟文教领导岗位上。
他承认自己同章罗一起安排盟内人事工作
曾昭抡说，章伯钧、罗隆基做了民盟副主席以后，他们就想利用民盟做政治资本，但最初对民盟工作并不热心做。从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以后，他们两人对民盟的工作热心起来了，这时同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也接近了。从1956年上半年起，章伯钧、罗隆基合作了。1956年民盟开会补选中央委员，章伯钧和罗隆基对安排李健生和浦熙修的问题上，虽然引起了争论，由于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关系，她们二人终于都成了候补中央委员。
曾昭抡说，他从去年民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他“开始”参加人事安排工作。他说，民主同盟西南区的负责人楚图南调中央以后，是由罗隆基布置潘大逵代理的。去年要正式产生负责人，原打算安排彭迪先担任，但觉得对潘大逵不好办。他就去同彭迪先谈，彭说他工作忙，表示不愿负责民主同盟的工作。于是由潘大逵任了民主同盟四川省的负责人，以后潘就在四川出了一系列乱子。
曾昭抡说，1954年罗隆基刚任民盟的副主席时，仍然是受到章伯钧的排挤的。因为沈钧儒年纪大，所以民盟开会时，会议的主席总是由章伯钧把持的。去年夏天以后，章伯钧、罗隆基两人关系大变，谁主持会议都无所谓了，但也总由他们两人把持。另外两位副主席高崇民和史良，从没主持过会议。他说，去年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人选的增补，也是由章伯钧、罗隆基垄断决定的，别的副主席和秘书长都不知道。继又决定由千家驹办“争鸣”刊物，黄药眠任民主同盟中央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章伯钧、罗隆基垄断决定的。
曾昭抡承认，去年8月章罗联盟在北戴河活动时，他也在那里。他同章、罗谈了如现在报纸上所揭发的一些事情，特别谈到他将要积极搞盟的工作，还拟出刊物，名称拟叫“民主评论”，他表示可以担任编辑工作，但没有谈人事问题。他说，7月10日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说的罗隆基还曾和曾昭抡密议如何安排盟内人事，完全是捏造的。他说，他在北戴河还见了高崇民，也表示要积极为盟工作。至于章、罗在北戴河还有些什么活动，他说他不知道了。
今年民盟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曾昭抡说也是由章、罗操纵的。以后大鸣、大放，各地就出了毛病。他谈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由沈志远向盟内传达的，但他也作了补充传达。他说，补充传达的内容是从高等教育部听到的，传达以后给印出来发到各地盟组织去了，没想到其中许多措辞有毛病。
他承认反对党领导科学工作的活动是他发起由他负责的，钱伟长和费孝通最积极
曾昭抡谈到他最近有两件错误的事情。第一件是“科学规划小组问题”。他说，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后，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有分歧意见，在一次会议上他给费孝通写条子说，民盟可不可以讨论。费孝通把条子交给章、罗看，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决定约请一些人召开科学体制问题的座谈会。他说，所以那个会的确是我发起的。5月间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碰到罗隆基，罗问他“想谈什么”？他回答要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肃反问题。一是鸣放向基层贯彻的问题。罗发言以后，见到他时兴高采烈，并对他说，我讲的“平反委员会”是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他说，另一次遇到章伯钧，又谈起了关于科学体制问题进行讨论的事。以后他就接到民盟干部通知开座谈会。到了会上，他说感到有点奇怪。临时才打电话给史良，她却拒绝出席。同时章伯钧提出要研究取消党委制问题、有职无权等问题。关于座谈科学体制问题是由他负责的。他说，他约萨空了也参加了那天的会，但萨说“我像个外人似的”。有职无权问题是章伯钧亲自抓的。科学体制问题以后还开了几次会。童第周参加过一次；华罗庚参加过两次，提过点意见；他和钱伟长去的次数最多。社会科学方面，千家驹也参加了。他说，科学体制问题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于他、费孝通和钱伟长。在他们设计的那个“意见书”里，保护科学家的提法是钱伟长搞的，还有总的部分和自然科学部分也主要是钱伟长搞的，但他也同意；社会科学部分原是千家驹负责的，但费孝通给篡改了。在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章伯钧还讲了一大通话。后来就把那个“意见书”送光明日报发表了。
他说：“六教授会议”上钱伟长讲话很多，但始终没见他交代
曾昭抡说，第二件是6月6日章伯钧召开的紧急会议，是使他最感痛心的。这之前他们开过一次关于北京几个大学的情况的汇报会议。6月5日，开最后一次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会议。吃饭后，钱伟长很激动地拉着他谈清华大学的情况，说闹的很厉害，说觉得在学校不好自处，想到统战部请示。他说，“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钱伟长当时为何那样特别激动。”章伯钧听了钱的话很兴奋，讲了一大套，说“合作化工作搞的不好，农民骂毛主席”，他还忙于去找李维汉部长。他说，杨秀峰部长去上海前，他向杨部长说了可以找民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组织，因交大迁西安问题，主要是民盟、九三、农工党的一些教职员工有意见。他说，6月6日的会是为了向党进攻。那天，章先讲了对时局的估计。他说，“我也从坏的角度作了一些估计：一、知识分子问题，我感到三反、肃反的做法错误，违反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二、我谈了章伯钧所谓施工、设计的问题，实质上是我同意了章的意见。三、我也不赞成谈“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说他说过，“我觉得可能出问题的是学生”。他还说过西安交大闹事的问题等。“目前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的话是他说的，是“最要不得的”。他说，6月5日、6日钱伟长讲的话是很多的，但始终没看到钱交代。如5日，钱曾说：“北京学生的问题很不好解决，因为蒋南翔是彭真一手提拔的。办法是动员三百万解放军，可是不好；或收，也不好；唯一的办法是民主党派出来讲话，继续鸣放，内外一起讲。”
曾昭抡说到罗的为人，和章不一样。章是十足的两面派。罗表面上好像什么话都讲，实际更阴险。罗对什么人都瞒一手。知识分子问题，罗说“主要是党和非党的矛盾”，说“民盟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发挥更大作用”。罗要他多做民盟的工作，经常拖住他，想各种办法拉他。1956年罗做了森林工业部部长后，不能再做人大常委，罗就硬要推他做。罗因为要利用他，就这样拉他。他说，他介绍了华罗庚入盟，罗就到处说“华罗庚是我的朋友”。罗曾经夸大说“留学生在马路上修表”，夸大说去年的评薪“大家意见很多”。罗说，“党与非党，就是高级与低级的分别”。
曾昭抡说，章罗活动的手法是：一、不满镇反、肃反等运动，有机会就发表他们的谬论；二、歪曲中央负责同志的言论。
会议主持人沈一凡最后说：曾昭抡初步交代了他的问题，但解释很多，具体的东西很少。因时间关系，会议改一天继续举行，希望曾昭抡好好想一想，老老实实地作进一步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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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中央和工商联集中揭露
毕鸣岐利欲熏心破坏改造
据新华社12日讯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在8日和12日举行两次联席会议，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的反动言行。
在这两次会议上，共有四十多人发言，毕鸣岐也在会上作了两次检讨。在8日会议上，天津市工商界青年特地推选十四个代表前来揭发毕鸣岐的丑恶言行。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朱继圣在8日的会议上说，毕鸣岐是个充满着政治野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者。1950年天津市工商联成立时，毕被选为四个副主任委员之一，但是他很不满意按票数多少安排为第四副主委，以后国营企业的代表李之楠自愿降为第四，由毕鸣岐当第二位，他才满足。去年民建天津市委改选的时候，原来民建天津市委的主任委员李烛尘因工作繁重，不能在天津任职，毕鸣岐看中了这个时机，就主张天津市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要一元化，并且对别人说：“我是真正能够代表工商界的。”企图抬高自己，博得工商界对他的信任。政府曾经安排毕鸣岐为天津市畜产公司经理，他却说出“安排为畜产公司经理等于失业”的怪话。去年全行业合营以后，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同天津市工商联多次协商，对天津市工商业者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毕鸣岐在传达这个安排意见的时候，只字不提统战部，仿佛是由他一人之力在安排的，有意地抹杀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照顾。这次整风开始后，毕鸣岐对人说，现在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他曾要唐宝兴写文章赞助章乃器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谬论。
朱继圣还指责毕鸣岐惯于玩弄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他说，在推销公债的时候，毕鸣岐表面很积极，背地却对人说“公债是吸工商界的血”。对于定息，毕鸣岐说，如果政府按他目前的生活水准，每月给他一千元，他就可以不要定息。而当定息确定为五厘的时候，他又怂恿别人出面提出解放以后开设的企业定息应高于五厘，因为他的新民化工厂是在解放后开办的。
田玉璞揭发毕鸣岐一贯漠视党的领导，有一次别人批评毕鸣岐不尊重党委领导人员，而毕鸣岐说：“工商联是独立的，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
毕鸣岐第一次的空洞的检讨，遭到与会者的批评。今天毕鸣岐作了第二次检查，他说，他在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就在洋行当买办，帮助帝国主义者剥削中国人民，因此他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名利观念和虚荣心。解放以前爱的是钱，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全行业合营以后，名誉地位观念很重。他的工作表面上是积极的，但骨子里却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打算；表面上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分子自居，实际是个假君子，假进步，脑子里装的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他在检查中列举的几个事例大都是大家已揭发的。
在会上有三十多人向毕鸣岐提出质问和批评，要求他具体交代，还揭发许多事实要求毕鸣岐答复。
王光英说，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毕鸣岐对李烛尘说，“抗美援朝，工商界还是不搞的好，免得惹火烧身”。天津市有位工商业者自愿去参加土地改革，而毕鸣岐要他留个字据，说“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可负不了责任。”王光英问毕鸣岐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作检查？
田玉璞揭露当哈尔滨工商界人士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判了毕鸣岐的谬论后，毕对他说：“东北解放得早，共产党控制得紧，统治的严，反映的不是工商界的真实情况。”田玉璞要毕鸣岐说明讲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
车重远在会上念了一段天津市工商联一位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揭发材料。这个材料说，在4月底，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毕认为时机已到，一面装出一副进步面孔，说工商联也要参加整风；一面在工商界中点火煽动。在5月初，毕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在天津市视察，千方百计地煽动工商业者向党进攻。如在新天津染厂私方副厂长张子衡等提出政府应加速取消私有制，给私方人员摘帽子，吸收私方人员参加工会的时候，毕立即表示支持，他说：资本家的帽子戴在你们头上不合适，我一直主张给你们摘帽子，向中央提了好多次，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答复。他还说：我也愿意摘帽子，可是政府非叫我戴着不可。毕在另外一个厂召集私方人员开会时说，你们厂的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比工人创造的财富多，比工人强。
刘士增揭发今年4月，毕找天津有名的田瞎子算命，田说，毕可能在今年当上部长。于是毕就做当部长的准备，并向别人许愿封官。
陈叔通、李烛尘等许多人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毕鸣岐的检讨很狡猾，人家说一句他答一句，说小不说大、谈一般不谈重要的，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又批评别人。只承认思想问题，不交代重要的事实。他们还责问毕鸣岐“要把西北、西南工商界抓过来”是什么企图？他们要求毕鸣岐在会后再深思猛省，及时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