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
华罗庚的发言
首先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
我现在以“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为题作如下的发言。
科学家和教授解放前过的什么日子？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些个人回忆。我相信，相类似的或多或少的苦难经历，正是我们这一代很多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所都有过的。像我这样一个中等年纪的人，回想当年和大学教授头衔而一齐俱来的，已经不是什么尊荣、愉快和学有所用，而是穷愁、被鄙视和专长莫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的偏僻乡村里，与六畜为伍的斗室中的情况，白书则群蝇密集，黄昏则一灯如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搞出一些东西来，不但得不到任何鼓励，连个出版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的昆明可以住的房子并不是没有的，但是穷教授的全部薪金那里够付房租呢！电灯也不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它的功能似乎是为了“打麻将”，而不是为了读书，搞科学研究用的。
书籍杂志不必说了，无有！助手也不必说了，无有！即使有，也早已跑仰光做买卖去了！是的，那时节倒似乎无人“领导”，可以“自由”！但真的无领导吗？不然，那时候的暴君却迫使着我们“自由”地走向死亡，让科学种子“自由”地趋于绝灭，当然更不要说什么全面发展，互相配合，把科学成果与祖国建设结合等大原则了！这些原则，那时候只是奢望，只是梦想！虽然如此，学校里还充满了倾轧，教授会里的勾心斗角活动，使每一个教授都不能置身事外，这种蜗角之争，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求之不得的乐事。把以往的回忆写起来可以成为一本书。但就这一些也就够了！已经足够说明当年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的悲惨命运了。
谁使穷愁潦倒和专长无所用的日子一去不返？
但是现在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发出了谬论，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不能容忍的。在那些言论中更有不少和我们知识分子切身有关的。他们说：“中共组织退出学校”“在大学里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荒谬的言论，总起来一句话，就是否认党对科学、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领导。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健忘，毫无天良，便是别有用心，这是全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更是全国科学界、教育界所坚决反对的！
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谁能否认，解放后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我国史无前例的！这是由于什么？难道是由于极少数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的努力吗？果真如此，那末这些伟绩应当在解放前早就出现了。我们已往的痛苦生活说明了这些成就不是教授治校所能获得的，也不是没组织没领导的若干科学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党领导革命、流热血、抛头颅给我们创造出来的，历史教训我们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时候，是一筹莫展一无所成的，已往的情况已经肯定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成绩更证实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工作条件如何？图书杂志有了，助手有了，继承我们科学事业的青年们也有了，这不是党带来给我们的吗？党的领导已经给全国科学界教育界带来好处，它还将带着我们走上更光明的未来，我们永远地追随着共产党，他将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上一个胜利。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吗？
所谓“外行”（指党）不能领导“内行”（钱伟长说），这是一句极为荒谬可笑的话，只要反问一下，其穷自见，请他自己提吧！提出一位大学校长的候选人，我看他无法提得出来的。退一步请他提一位系主任的候选人，如果他有些科学常识的话，也无法照他的原则提出适当人选来的。近代科学分工之细是谁都知道的，不但是精通全部科学的科学家是不存在，就是全通一门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也是极少见的。因此，也就选不出合乎他的条件的系主任，更谈不上选校长了。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义便是否认了领导科学的可能性，当然更是反对党的领导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的党不能领导我来领导的阴谋诡计。
我们的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正就是科学的普遍真理。因此，党的本身就是科学的产物，由于它的科学性强，所以才能领导全世界人民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斗争，获得胜利，当然我不是说，党了解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的专题，我是说：一般的方向，特别是有指导性的政治思想，方针和政策。因为党时时刻刻地考虑着人民群众的利益，高瞻远瞩掌握全面，所以唯有它能够指出国家所需要发展的重点和方向等。
没有组织的科学进军是不可想像的事，会无效率，会不能密切配合国家需要。而有组织的科学进军却需要“总参谋部、总司令部”。这正是我们的共产党所能担当而且应当担当的责任。党是完全能领导科学和教育的，不但能领导，照这几年的成绩看来，它领导得极好。
对于培养青年和派遣留学生方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荒谬意见，他们忘记了培养青年的目的性，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将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走的道路是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决不允许培养出来的青年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共产党的。片面地强调业务，而忽视政治条件是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其目的在于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后备队伍的政治质量，从而削弱和篡夺无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权。再重复一句，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不但是应当精通业务，而且是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
在这儿我也乘此机会谈一谈民盟所谓“科学规划小组”的事。在章罗联盟策划下，不经民盟中常会通过，不征求主席和其他副主席的意见，在民盟中央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现在看来这是点火小组）。其中之一称为“科学规划小组”。他们指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搞出一个所谓“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稿。（关于经过情况已经由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三人在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检讨，并以“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为题发表在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上了。）这篇文稿的性质诚如郭老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
在这文件中用“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来离间科学家和党及政府的关系，用“一视同仁”的口号来对青年进行挑拨和欺骗，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六月二十六日的初步检讨为深刻。
虽然我和童第周代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会，并且没有参加定稿（后来知道就是定稿也是被人篡改的，这一小组是曾昭抡主持的，篡改定稿是由曾昭抡邀来的不属于五人小组的费孝通执笔的；后来六月五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更荒谬地去向章伯钧汇报情况，因而产生出臭满全国的六月六日六教授紧急会议的丑剧），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
这次“科学规划小组”给了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以一个深刻教训，我们的政治嗅觉不灵，不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结果就为民盟的章罗联盟右派分子们所利用，被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我们包括千家驹、童第周及我三人）提出了这一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我们已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教育科学工作的进展有目共见
我还记得，在一九五○年我刚回到祖国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他先以为共产党是以农村起家的，可能不会搞城市工作，但是现在证明了他们是会搞的，但是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还得看一看。”但是没有多会儿，市场大稳定，物价不上涨，工业建设更是井井有序的大踏步前进，到了今天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首位了。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共产党，在任何战线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
近年来教育和科学工作的进展都是众所共见的，量的增加短短八年可以抵得上以往几十上百年。另一方面，百年树人，质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所易于见功的！因此有人就举偏以概全，全般地否定了教育与科学的成绩。例如荒唐地认为解放后的科学事业倒退了，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这些话也许只反映了他自己，由于已往的“根基浅腹内空”滥竽教授，在十二年内没有赶上世界水平的信心，因而，转移责任。我旁的不了解，就数学而论，解放以来论文的每年的平均篇数大大地超过以往的篇数，不但如此，每年优秀作品的篇数也超过了以往的优秀作品的篇数，但优秀作品的比重可能略低些。但是这正是因为新进者多的现象，这现象是发展中应有的现象，他们会继续提高质量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就每年毕业生的人数来说大大地增加了，其中优秀者的数目也比以往的优秀生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但是优秀生的比重可能减少了些，但这是发展中应有的现象。现在提高质量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绝对数字和比例数字方面都超过以往的。（也以数学为例，解放前一校每年毕业生从三、五人到十余人，而今天却几百人，在几百人中优秀者岂能少于几十人。）
尽管右派分子们在说泄气话，对我国科学发展前途缺乏信心，但客观的事实是摆在面前，我国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稳步前进，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都是有信心，我们能够如总理去年在政协所指示的，在十二年内在主要的学科方面赶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作为我个人来说，仍然如在去年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提出的保证，保证在十二年内在数学的三个分支中培养出达到世界水平的青年。就今天的情况来看，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由于青年们的无比积极性，提前完成这一保证是完全可能的。
离开共产党，知识分子就会一事无成
再总说一句：党是一定能够领导科学事业，领导教育事业的，并且一定能够领导得好的。
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科学大进军中的一个战斗员，首先必须端正立场，立场稳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决心不再动摇了，我们就不会有意无意地反对领导我们的共产党了。我们也必须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方法，关心祖国的命运，这不单能使我们提高思想水平，并且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也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是通过科学工作来为祖国服务的，业务的精通，日新又新地学习，日深又深地钻研，正是对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要求。
久经考验的党已经给我们指出光辉的前途，我们时刻记住离开了党的教导，我们就会一无所成的。
欢迎代表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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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
王芸生说：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的六项政治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和办报立场
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这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谁知道这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搞起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场斗争中，章罗联盟的攻势最凶恶，他们不仅占据着两个党的领导地位，还篡夺着两张报纸。章罗联盟在一个期间内篡夺了光明、文汇两报做他们的宣传工具，这个客观存在，就说明着办报的路线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个客观存在，我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还有人未完全懂得这两种报纸的区别，因此，就有个别的报采用资产阶级的办报手段，把报纸当作纯商品性的东西，用带毒素的东西争取读者。近一个时间内的文汇报就是这样的。
报纸是有充分的政治性的，它和读者之间不仅是几分钱买一张报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个路线问题，是不可寸步离开的。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必须一清二楚的。毛主席指示给我们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标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项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立场。在储安平担任总编辑时期的光明日报和近一个时间内的文汇报，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路线，耍种种花样，来破坏这六项标准。
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两个野心家是知道报纸的重要性的。章伯钧担任着光明日报社长的职务，利用党撤退党员总编辑的机会，与储安平沆瀣一气，就把光明日报搞到资产阶级方向去了。文汇报原是一张很进步的报纸，就因为徐铸成不肯老老实实地在社会主义路线上办社会主义报纸，把文汇报变成章罗同盟的凶恶工具。党和人民支持文汇报复刊，徐铸成却感恩于章罗之门，参与密室策划，派人四处点火，报上天天刮风，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文汇报上兴风作浪，徐铸成掌握着文汇报编辑部，是卖了极大力气的。
徐铸成有多年办报经验，也有聪明才力，在解放八年之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光辉胜利和重大成就，为什么他倒加入章罗联盟一伙闹资本主义复辟呢？约略分析，徐铸成有三个毛病：一好名。他对于名很计较，他不满意被推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候补代表，自称“盛世遗民”。其实，谁若是真正为人民效了力，真正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辜负他的。二重利。徐铸成为了办文汇报，多方拉关系弄钱。最近他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他有一次曾经想通过章伯钧的关系，拉一个人向文汇报投资，因条件未谈好而罢。他这次接受了章罗联盟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有所“利”的。这种作风是很危险的。三反对党的领导。徐铸成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讨厌所谓“教条八股”，排斥左派人士的文章。徐铸成在文汇报内一贯排斥共产党员，他排斥过宦乡同志，他所吹嘘的“拆墙经验”，就拆掉了两位党员领导干部，最近他又把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同志调到闲散位置，由他自己掌握版面。这是他排斥党的领导，以便大闹资产阶级方向。
在这期间，大公报也犯了一些错误，性质虽与文汇报不同，我们正在认真检查大公报编辑部工作，有错误就向人民做交代，并引以为警惕。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个人是受了一场活生生的教育。我认为以下三点教训是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的：
第一、新中国的报纸，尤其是非党报纸，必须真正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遵守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办社会主义的报纸，丝毫不能含糊。
第二、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文汇报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哪里没有了或者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哪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现实告诉我们，在我国，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要长时期地存在，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一下子就抛弃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有所进步，除了在工作和生活的实践中锻炼自己以外，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新闻工作者尤其要继续改造，否则，他就不能办社会主义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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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亲眼看见的事实 驳斥右派分子的胡说
蒉延芳说：章乃器分明是想引诱工商界走入死胡同。我们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同右派斗争到底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愿为彻底实现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重大任务而提供最大的努力。
今年五月，我视察了浙江省宁波和舟山地区的渔业生产情况和渔民的生活情况，一共视察了三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我感觉非常兴奋，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渔民兄弟姊妹谈谈家常。我是一个知识平凡的老年人，广大的劳动人民和我一样，不懂得高深的理论。但是，我们在一道谈话，有共同的语言和体会，大家懂得一条简单明了的根本道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翻不了身，国家也翻不了身。可是反动的右派分子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破坏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愿把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向大会汇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粉碎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
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胡说。一九五六年舟山地区的渔业，基本上都已组成高级合作社，入社渔户占全区总渔户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一九五六年的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全区一百七十四个高级社中，百分之九十九增加了生产，百分之九十五增加了收入，平均每个社积累一万八千二百元，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五百三十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最高的后头村渔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一千二百元。普陀县桃花区蚂蚁乡二千五百六十四人中有二千零七十六人从事渔业，妇女普遍投入生产。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五百七十七元。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平均收入是七百六十九元。普陀全县渔民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一九五一年只有五十四元，一九五二年一百一十九元，一九五三年四百七十九元，一九五四年一百八十元（因为有灾情），一九五五年五百四十元，一九五六年五百六十四元。嵊泗列岛上的五龙乡渔业生产合作社，全乡六百五十八户，全部入社，社员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收入七百三十二元，最高的一千五百元。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渔民的生活水平年年提高。我还亲眼看到妇女们在工余之暇，穿着呢绒衣服，愉快地走在街上。听说冬季每人至少有绒线衣衫二件。解放前，渔民收入少，不少人还喜欢赌博，经常袋里空空，负债累累。解放后，不仅收入增加，赌博也根绝了，因而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我看到渔民们丰衣足食，绝不是偶然的。
我在一九五五年到定海县视察过，时隔一年，这个地方的建设情况大不相同了。全专区普遍建造水库，国家投资四十八万元，已完工的一百三十只，未完工的五十只左右，不仅可以供应渔民食用，便利灌溉农田，而且有些乡还发展了淡水养鱼，城市的卫生清洁工作也做得很好，满街看到衣履齐整干净的男女居民。普陀县桃花区蚂蚁乡解放前只有小学生七十余人，而现在的一所小学，有学生四百余人，在中学读书的六十余人，在大学读书的一人。乡里建立俱乐部一所，还有二层钢骨水泥造的大礼堂一所。过去百分之二十的茅草屋，现已基本消除，道路由大石板铺成。并设有诊疗所。苏联“真理报”一位记者曾到这个乡视察。称赞它是“小苏联”。在礁石上耸立的灯塔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夜间灯光四射，便利行舟。船上一般地都备有无线电，可以收听气象报告和紧急警报，采取防避风暴的措施，减少意外损失。不少的船都增加了新式渔网，因而增加了产量。机帆船的数量也年有增加。
以上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渔民翻身”的具体事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前面，任何人都上了社会主义教育的一课。我们工商界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也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但是，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丧心病狂、有组织、有计划地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企图拉我们工商界倒退。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严重的考验，考验我们是拥护社会主义呢？还是反社会主义呢？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呢？我们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才能明辨是非，分清黑白；我们要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不应该含混模糊的。没有共产党，就建设不了社会主义。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来污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破坏社会主义，我们在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要坚决地、无情地对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及行动进行反击。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我们工商界中曾经有过市场，他们麻醉我们放松改造，挑拨我们抗拒接受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欺骗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做资本主义的俘虏，搞资本主义，分明是引诱我们走进死胡同，这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害处的。随着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深入展开，他们的本来面目和阴毒企图，在我们面前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还须进一步分析和驳斥他们的反动言论，彻底揭露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底细，揭发工商界中所有的右派分子，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李维汉部长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应当紧紧记住这句话，我们应当更明白，只有诚心诚意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右派分子是凶险的，毒辣的，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现在正在遭受我们的强有力的反击，他们正在可耻的失败的过程中。从没落到死亡，聚而歼之将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在粉碎一切右派分子的蠢动的同时，我们国家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各个战线上，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