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梁思成的发言
在另一个发言中,我同杨廷宝、林克明、朱兆雪三位代表对目前建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几点不成熟的意见。现在请允许我再费各位代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我对整风两个半月来的一点体会,也可以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对解放八年来的一点体会。
我是怎样开始认识党的?
八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渡过高兴愉快的一天。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毛主席。
我永远忘记不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早晨,我家的保姆(那时候我们还叫她做“老妈子”)刘妈从清华大学附近的成府村的家里来开始她一天的工作时,怎样兴奋地叙述了那天清早她打开大门突然发现村子里已经开来了八路,他们说是半夜开进来的,可是连一条狗都没有惊动,怎样在严寒中就在胡同里睡了一夜,怎样连一碗开水都是谢了又谢才接过去喝的。就用她的话说:“我活了六十多了,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人家都说八路好,我就不信。今儿个我可瞧见了!”
我所接触的第一个解放军是一个拿着一个破柳条筐子走三里路去还给一个老乡的战士,同前两天在撤退时把一位女职员的旗袍全部带走了的国民党团长对比之下,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清华大学解放的第三天,来了一位干部。他说假使不得已要攻城时,要极力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让我在地图上注明,并略略讲讲它们的历史、艺术价值。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
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没有党,这些事业作得出来吗?
八年来,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艺术上数不完的光辉成就,差不多每天的报纸都有所报道,也无需我在这里重复。我只讲北京解放初期的两个数目字: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从城里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就是这样两件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更不用说那些大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养成了对党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了。
八年来的成就,哪一件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今年能有五百万吨钢的年产量吗?能有武汉长江大桥吗?能做汽车、飞机吗?能有几十个城市的规划吗?能有新建的一亿四千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尺的民用建筑吗?能在天灾严重的一九五六年使粮食增产到三千六百亿斤吗?这些伟大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姑且放下不提,且看科学、文化艺术方面。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一群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能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吗?清华大学能由一个二千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发展成为一个将近九千学生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吗?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体育运动能年年不断地打破过去的纪录吗?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各兄弟民族丰富多采的歌声和舞姿吗?用一句农民爱说的话: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党批评过我,但那是母亲般的谴责
但在另一方面,过去我在工作中有没有烦恼呢?有,而且不少也不小。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讲演,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我同党并没有抵触情绪。我想:这样“整”我,一定是因为我的建筑理论是不利于祖国建设的。我的痛苦是一个受到母亲谴责的孩子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信任我们的党像我小时候信任我的妈妈一样。我思想没有搞通以前真是痛苦万分,但是党却是那样耐心地同我讲道理。我搞通了,从心底下服气了。我低头;我承认错误。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我是一个回头浪子。我受到这次教育,我就知道我永远永远一步也不会再离开我们的党了。在这次斗争中我得到了很好的教训
今年四月三十日,党发出整风的决定,又一次使我深深地感动。我看见了一个英明伟大的党,毛主席的形象立刻就涌现在我眼前。我憧憬着整风以后的新气象,我们将能更好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岂料不到一个月,右派的谬论就出来了。我感到无比地愤慨,但我的水平实在太低,政治嗅觉实在迟钝,我怎么想得到他们竟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鄙勾当呢?毛主席说: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当初听了体会得很抽象,还认为只是思想意识问题,而且只是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算不了什么。现在我可具体地看到了。这一小撮人的神通真不小,不但有党外人士,甚至也有党员,他们竟能兴风作浪,搅得乌云盖天。更使我吃惊的是:右派分子中竟然有那么多是我多年来尊之为进步的老朋友。他们说:他上了章、罗的当了,我就同情他们,安慰他们。学生批判他们,我就对同学们说,他们是科学家,是老师,要和风细雨一些,不要太猛了。但在斗争中,在右派阴谋之被逐步揭发中,我才逐渐认识到,这已是一场严厉的阶级斗争,他们已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他们是不能有丝毫的温情、丝毫的姑息的。我们必须坚决勇敢地予以无情的反击。
八年来,自己以为立场已经站稳了,马列主义也学到一点了。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幼苗,没有经过风霜,没有经过锻炼,别有用心的人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被他唬过去。我竟然没有成为他们的俘虏,虽说也凭一点认识,但可肯定的是,认识时的分析力是十分薄弱的。感谢毛主席深入浅出的讲话,感谢毛主席给我们的六项标准,感谢党的领导,我已加入了这战斗的队伍作为一名小卒。战斗才开始深入,我更深切地感到党的领导怎样加强了我的信心和力量。我具体地认识到党为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先锋队的正确领导,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不可思议的。战斗已逐步深入,一小撮右派分子的阴谋、丑行将被全部揭露。过街老鼠再没有地洞可以钻回去了。这场战斗将以我们响彻云霄的凯歌结束。凯歌将驱散压城欲摧的乌云。风吹云散,雨过天晴,那时候,我们可以再度坐下来,在和风细雨中顺利地继续除三害。今天我站在这里已经看见了一个更壮大、更纯洁、更可爱的党,已经看见了我们将以多么坚强的力量和信心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我们的党实在可爱,所以我这样爱我们的党!
心底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
最后几句赘言:今天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罗隆基是不赞成盟员入党的。但是一年多以前,当我祝贺我的女儿光荣地入党的时候,她却说,她还不满意。她说她不仅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不知罗隆基对我女儿的话有什么意见?不管你什么意见,我却认为这是新中国的新型孝女所能对她的爹爹说的最“孝顺”的一句话,也是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并肩奋斗的同志间的最友爱的一句话。我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允许我满足我这个可爱的女儿同志的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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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人民伏罪
费孝通的发言
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1、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文教委员会工作。为了要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通过组织各种小型座谈会,邀请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谈,一吐衷曲,并采取不记名,不批评的工作方法。这项工作虽则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黑暗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所起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①鼓励落后和反动思想在组织里露头,不加批判,得到滋长和蔓延。②影响中间分子。③很少邀请进步分子参加,隔离和孤立了进步势力。④不通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来进行工作而采取直接由领导同志自由挑选名单,进行座谈,给野心分子利用合法组织,串联落后分子,搞阴谋活动的机会。⑤搜集了落后和反动意见,作为片面估计知识分子情况的根据,在盟的领导层中造成错觉,提供野心分子所需要的宣传资料,打动了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政治资本的企图。
在这项工作的开始和进行中,曾多次在盟中央向章罗所把持的会议上汇报和请示,得到章罗的批准和支持,他们并且亲自参加了这种串联活动。在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至二个月中,他们并指使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经验推广到地方组织。我在这项工作中实际上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方针,并设计了实行这个方针的工作方法。
2、一九五五年年底,我到南京、苏州、杭州视察,了解知识分子问题,向这些地方的盟组织推广了上述的串联活动,发生了不良影响。
3、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罗隆基那个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发言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4、章罗指定我参加民盟第二届代表大会盟务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报告虽则经过多次修改,但其中后来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的几点,我当时是支持的:①首先列出“发挥潜力”作为盟的主要工作任务。“发挥潜力”就是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岗位工作;而把“提高觉悟”,也就是思想改造,压在其次。②把联系群众作为任务提出,而且强调联系落后分子。③肯定了在各级组织的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下,开展对盟员和盟外知识分子的串联访问工作。④批评了不善于代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上几点在章罗的解释下成了以钻研业务代替政治学习,吸收落后分子扩大势力,上下串联进行组织活动,代表落后要求向党进攻。这些是在章罗指使和影响下写成的,把章罗的反动方针,隐蔽地渗入了民盟的正式文件,为他们的阴谋服务。
5、盟代表大会后,我去西南参加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国务院专家局要我到四川、云南顺便了解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盟中央也要我视察当地盟务。我把这两项任务结合了起来,通过盟员来了解成都、昆明若干高等学校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我又采取了上述工作方法,片面地反映了落后分子的意见。现在证明许多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发言最多的那些人,现在大多已暴露是右派分子。这些人在那个时间受到了我的鼓动,开放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还影响了许多中间分子。我那段工作实质是为章罗阴谋埋下了火种,在落后分子中起了组织作用。
6、我在成都和昆明,在盟内宣传了我对于“互相监督”资产阶级本质的理解,并通过这两地盟组织进行了活动。当时我认为盟组织应当搜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和要求,加以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向党和政府反映。在成都和昆明都这样做了,但采取内部汇报方式进行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盟内外都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这些人所提出的意见不作批判,综合起来,其中必然具有落后和反动的要求,如果用盟的组织名义向社会公开或向党提出,那么盟不就成了一个代表这些落后和反动分子的政治组织了么?不就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了么?不是摆脱了党的领导了么?这不能看成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实在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这种做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野党的做法。章罗看出了这个工作的本质,所以在今年五月里,不惜亲自动手,组织四个小组,采取这个方法的错误部分,来制定他们所需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第一个科学纲领就是这样搞出来的,而且已经公开提出向党进攻。
7、从西南回到北京,今年二月,我在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极端荒谬的反党论调。这个发言的记录,我已在这次人代会小组会上自己揭发了。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由于两个盖子没有揭开。这两个盖子实质上是:学术上没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没有开放资产阶级民主。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了我对“百家争鸣”、“互相监督”两个方针的错误理解,暴露了我深藏心底,没有批判和改造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关头上,不但在思想上顽强曲折地表现出来,而且支配了我的活动。这些荒谬论调却为章罗所重视,反复宣传,并且加以发挥。
8、根据那个发言,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经罗隆基看过,他怂恿我发表。这篇文章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我接受并感谢李达、夏康农和杨东莼等三位代表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应当进一步自己批判。
9、今年三月,民盟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提出了盟今后工作应当着重帮助盟员提高业务水平,通过业务进行思想改造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以强调业务来抗拒或削弱改造,这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基本方针。但这时,这种主张已不能满足章罗的要求,没有被会议所接受。章罗那时所提出的方针其实就是一个“放”字。他们要利用盟的组织到处点火。后来他们确是这样做了。我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主张盟应当发生“组织监督”作用,就是在政协或人民代表会议上,盟员应当代表知识分子发言,以盟的组织名义实行对党的互相监督。事实上,我是要求盟组织利用一切公开场合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影响社会舆论,离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曾支持罗隆基在上次政治协商会上代表知识分子发言,正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了我这种主张本质是什么。我还供给罗隆基一部分资料和意见,虽则我有许多地方不同意他的发言的。我在苏州也用同样的主张影响了当地盟的组织。
10、在上海文汇报,在中共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争鸣月刊,我一再反对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要求予以恢复,并且要求及早安排那些改行了的旧社会科学工作者归队。这是资产阶级复辟思想的反映,而且已进入活动。以我个人来说,恢复社会学的主张是被文汇报发动起来的。
11、在江苏视察时期,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我还企图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如果这样做了,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必然更大。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证明,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实际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我提出恢复旧社会科学的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要求。
12、我在视察期间还在苏州和无锡两地盟员座谈会上提倡“大放大鸣”,鼓动他们大胆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章罗阴谋在这些地方点火。
13、六月初刚从江苏回到北京,虽则只有几天工夫,我积极参加了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讨论和起草。我并不是科学体制问题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讨论,而且还为这个小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个纲领在光明日报发表时所附的短论,虽则并不是我所写的,但是我应当承认,我当时是具有这种看法的。我又参加了学校党委制问题小组的讨论,提出了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六月六日我和文汇报记者谈话中(并未发表)甚至这样说:“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都来挑起国家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这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话,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而同工。这也说出了章罗联盟最终的目的,只是并不是挑到社会主义去,而是退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这揭露了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
14、我既然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当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猖狂向党进攻的高潮中,我刚回到北京,就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重要活动。六月五日找到章伯钧门上,六月六日参加了文化俱乐部的会议,我发表了时局紧张,对党不信任,同情肃反分子等言论和严重的反党情绪。这个会议为章伯钧这个野心家提供了错误的分析,使他得意忘形,跃跃欲试,觉得天下即将大乱,党已陷入困境,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六月八日我又附和了章伯钧对人民日报社论完全荒谬的谰言。他把我说服之后,要我在和统战部谈话中转达他可以帮助党来收拾局面的话。我甘心地这样做了。事实上,我被他用来送了一封向党讹诈的口信。还不止此。六月十日我又被章伯钧叫去,他听到我说“言者无罪”的话,坚持要我去盟中央座谈会上发言,还想最后用我作他退却的掩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如果不是党及时一棒子把我打醒,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来。党拯救了我。
我这两年来究竟搞些什么?究竟为了谁?现在我已明白,我是为章罗这两个野心家服务,我是为资产阶级,那个已经死亡的阶级的阴魂服务。我危害了党,危害了人民。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我现在还在深刻反省,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党的教育,没有进行应有的改造,以致跌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我感激党为我们犯了错误的人,跌在右派泥坑里的人,敞开着翻改的大门,而且仁至义尽地教育我们。让我勇敢地投入这个门,走上生路,彻底改造自己,创造向人民赎罪的机会。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今天只能向大会继续揭露我的罪行,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证,向人民伏罪。我将继续反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学习,改造自己,我决心接受党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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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求人民的宽恕
黄琪翔的发言
请允许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发言。
我在农工民主党的职务是副主席兼秘书长,和章伯钧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对此愿意彻底交代和批判。
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
我和章伯钧过去多年相识,解放以后,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钧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早已察觉到了。八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冒头,而且有很多阴谋活动,我竟丝毫没有感觉,这是对人民事业完全不负责的态度,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章伯钧的罪行被揭发以后,我迟疑观望,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和章伯钧有不少共同之点。我经常自负,以赤胆忠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实际,则一切都变成假象:人家骂共产党我无动于衷;人家说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我也无动于衷;人家说苏联不好我默认;人家说资本主义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说明我对共产党没有真正的感情,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热爱。我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章伯钧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出来并且受到了严正的谴责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只是思想问题;大家批判,我也批判,实际上是不愿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问题。不但如此,我因为立场不稳,认识模糊,对人民没有真爱,对敌人也就没有真恨,所以就想替章伯钧解脱,以为这样才算得帮助“朋友”;因此揭发也好,批判也好,根本上软弱无力,令人不能忍耐。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在农工民主党内负了领导检查章伯钧罪行小组的工作,显然是不相称的,工作方法也不可能不是错误的,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指责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我在此表示接受群众对我有益的教训。
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从何而来呢?他原不过是一个流氓马路政客,解放以后,人民待他不薄,为什么他还不满足而要想入非非甚至不惜与人民为敌呢?这就说明追求最高利润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性与危险性是难以想像的。俗话说的“做了皇帝想神仙”和今天帝国主义者以原子战争威胁来维持剥削制度等等,都是从这种反动的思想发展起来的。拿我个人来说,为什么会跟着章伯钧走呢?我认为主要的就是我的思想方向和他是相同的,我在向他学习。思想相同,行动就不妨彼此互相利用,因此我很自然地支持了章伯钧是不足奇怪的。
章伯钧六月十四日在报上发表的“检讨”,我是起了参谋作用的。十三日夜里他把我接到家里去,说是有人告诉他形势紧张,应该赶快做检讨,以免农工民主党受影响,并且要我帮助他。当时我知道他思想上还不通,没法检讨,但又认为他表示承认错误是好的,“堡垒”投降(章伯钧自己说的)也是好的,因此我没有拒绝帮助他。一直到最近以前,我还以为这事并没有做错。经过同志们指出,我终于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不仅是替章伯钧改假检讨,假投降;在思想上来说,我就等于替自己做假检讨,假投降,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一种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人民事业不负责的态度的具体表现。
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渗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就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我暴露了:
1.章伯钧和我经常接触,经常听到他的反动言论,而我毫不在意,这不仅是说明我对他完全失去警惕,而且说明了他的思想毒素已经毫无抵抗地侵入了我的脑子里。
2.我发觉了章伯钧的荒谬言论,既不和他争论,又不及时反映,这说明了客观上我是包庇了他的,我有严重的政治责任。
3.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不求甚解,而只片面强调了团结,放弃原则,不敢批评,更不敢斗争,遇事迁就章伯钧,以致造成严重的错误。我的思想根源是愿意和章伯钧胡混在一起,作个人打算,而没有把人民事业放在眼里。
4.当六月十三日夜里章伯钧来接我去帮助他作假检讨的时候,明明站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一个敌人而还看不清,甘心给他利用,这说明了我的温情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稳稳地占了征服的地位,以致失掉了人民的立场,为章伯钧打掩护,混过关。客观上就是攻守同盟。
5.在工作方法上,我从来就犯主观,急躁,脱离群众的毛病,这是和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的作风分不开的。与章伯钧问题的严重性揭发。我的拖拉软弱的领导方法以及揭露不彻底的事实受到了群众的怀疑以后,我十分苦恼。但自以为是,不虚心找人商量,也不向领导方面恳切表示斗争的决心和请求具体帮助,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恰好,这时农工民主党和民盟中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竟在前门饭店四出活动,说有人要把章伯钧一棍子打死,表示“抱不平”,而且私自提出检查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向人征求同意,企图为章伯钧解脱。韩兆鹗和章伯钧的交情是并不好的,为甚么他这次偏偏那样卖力气走非组织路线为章伯钧图解脱呢?刚说温情是不够的,实际上是有不可告人之隐的。韩兆鹗既然决心脱裤子,就应该把这事内容源源本本彻底交代出来。至于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教训,是我知道了韩兆鹗的阴谋活动,只采取鄙视态度,不加制止;反而沉不住气,借故把他批评一顿,而自己的思想也陷于混乱,因此便加重了工作领导方法上错误的严重性。
代表们,经过深刻反省,我认为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责任是无可逃避的;我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罪恶活动,我的思想深处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而且还有不少的封建残余,因此行动上就表现为敌我不分、投机取巧、对人民工作不负责以及温情对人直至甘心作俘虏等等,这种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而毫不自觉。
章伯钧的罪行已经揭破了,全国人民正在继续对章伯钧的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并且继续和章伯钧及一切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我对此愿意正直地向代表们表示:我承认自己的错误,警惕自己,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并且立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和章伯钧划清界限,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感觉到,反右派的阶级斗争,对我是毕生第一次大痛苦,同时又是幸福时代的开始;没有这个斗争,我就不可能摆脱旧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可能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没有这个斗争,我就难免终于掉在泥沟,成为时代狂流中的残渣,而自绝于人民。今后我只有加强学习,加强改造,以争取不断进步。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二十年间,我逃亡,我投蒋,我反蒋,我抗日行动表现动摇,但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始终深信不疑的。解放八年以来,我满足于人民和我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如果说我思想上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地位过高,生活过优,而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我有善良的愿望,而决无反共之心;我有爱国的热情,而决无反社会主义,自搞一套的“雄才大略”。我爱共产党,我爱社会主义;我愿意永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事业而奋斗;我更愿意永远生活在美丽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的怀抱里。除了一心一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以外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代表们,我是犯了错误的,任何批评,我都接受,特别是对于当前的错误的批评。我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只是我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失足而不是由于自愿,因此我有勇气来请求你们,不要遗弃我这曾经迷失道路的浪子,并且请求你们宽恕。最近以来,我的心情沉重难以语言刻画的;我觉得自己受到冤屈,因此我彷徨、悲观、失望、痛苦,我几乎失掉了对于人间一切的信心。我羞愧到不敢在我的亲爱的人:我的年老的母亲、我的贤良的妻子、我的天真活泼的女儿的面前睁开眼睛。我怕他们怀疑我,憎恨我,最后离开我。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认识到只有乐观奋斗彻底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才是人们走上光明自救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是敌人是朋友,是真爱是假爱,自有客观事实可据,任何隐瞒和狡辩,都是枉费心机;个人得失荣辱,更不应该介意。
敬爱的代表们!让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决心投入思想战线上的残酷战斗,和章伯钧反动政治路线彻底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加强学习,加强改造,争取不断进步;请求你们伸出手来,批评我,帮助我。我并且还向你们保证:坚决以行动来拥护共产党,坚决以行动来拥护社会主义;为着这个,我毫无保留地随时准备着贡献出我仅存的最后一段生命。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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