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是弥天大谎
周礼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和彭副委员长、董院长、张检察长的报告。
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政府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蒙着“向党进忠言”的青纱，阴险恶毒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获得的伟大的成就一笔抹煞，其中之一就是说什么“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苦不堪言”。为了粉碎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我想在这里概略介绍一下湖南八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这里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湖南省统计局在三十四个县五百一十户中所进行的经常性的农村收支调查，以及我自己先后在八个县视察所获得的材料。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符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的。
湖南工农业生产大发展
解放八年来，湖南省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工业方面来看，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电力由一百零六万度增为四千五百七十一万度，增加四十二点一倍；原煤由十万吨增为二百八十六万吨，增加二十七点六倍；棉纱由一万一千件增为九万五千件，增加七点六三倍；棉布由二百七十二万公尺增为七千五百零四万公尺，增加二十六点五倍。从农业方面来看，一九五六年遭遇了近百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八百万农业人口和一千一百万亩土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但即使以旱情灾情如此严重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也可看出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一九四九年全省粮食产量是一百二十八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为二百零六亿斤，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一多。棉花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十四万担，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九万担，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生猪由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五十万头，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六百零八万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三，预计今年年底存栏猪将达八百万头。此外，一九五六年茶叶、油菜子、花生、甘蔗、苎麻等作物的产量也都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六、七十乃至一倍以上。
农民的生活显著改善了
由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所刺激起来的农业生产的急剧发展，湖南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程度不同地显著地改善了生活。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农民的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和主要生活资料的消费量、农村阶层的变化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提供一些必要的生动的数字。
占农村总户数87％的家庭过着中农、富裕中农的生活
首先，我们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一农民全年的纯收入达到八十三元二角，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比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一九五二年还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一。农民中比较富裕的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每人每年的纯收入在九十元以上，相当于过去富裕中农的水平；一般的户占百分之六十二，每人每年的纯收入约七十至八十元，相当于过去普通中农的水平；这就表明，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八十七的家庭过着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生活。还有百分之十三的户比较困难，每人每年的纯收入五十至六十元，和过去贫农阶层的一般水平差不多。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原来就是贫农中最困难的，现在较之解放以前也还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一部分条件较好、没有遭灾的地方，为数不少的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一百元以上，也有个别二百元以上的。一部分条件较差、遭灾很重的山区，平均收入就更低一些。例如新化桥头乡桥头社，连续二年受旱，去年秋收的粮食产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经过努力生产自救和政府救济，平均每人收入仍有三十至四十元，在节约度荒的原则下，能够维持生活，正常的进行生产。
农村居民购买力五年增长了一倍多
其次，再看农民的购买力和主要生活资料消费量的增长。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全省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按每一家庭成员平均计算，由十五元九角增至三十二元八角，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六。农民对主要生活资料的消费情况，按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以一九三六年（历史上消费量最高的一年）和一九五六年（近百年未有的旱灾年）相比，粮食由四百七十六斤增至五百五十六斤，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食油由三斤增至四斤五两，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八；肉类由八斤十一两增至九斤六两，增长百分之七点九；食盐由八斤八两增至十三斤三两，增长百分之五十五；棉布由九点三尺增至十六点六尺，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四。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棉布，最小的为肉类。如果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增加的比例还要大得多。
贫农和中农的收入都增加了
再次，我们来考察一下农村各阶层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大多数农民生活的改善。据典型调查，土改时的贫雇农，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户，现在的经济地位已上升到上中农或下中农的水平。把各阶层一九五六年的平均每人收入和一九三六年（战前最高年）作个比较，则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中农都有很大增加，贫农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中农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富农则减少百分之十三点六，地主减少百分之四十点八。在中农阶层中，也有个别富裕中农的收入略有减少，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轻微剥削的缘故。
各级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几倍
最后，我们还来看看全省文化教育事业的情况。单以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来说，一九五六年小学学生的人数为一九四八年的二倍，为一九五○年的三点三倍；中学生人数为一九四八年的一点七倍，为一九五○年的四倍；大学生为一九四八年的三倍。自清末湖南开始有现代学校起到解放前夕的五十多年间，湖南的中等学校修建的校舍面积只有五十万平方米，而且这些校舍大部分是利用原来祠堂、庙宇、书院、试馆改建的。解放后八年内，新建校舍面积达七十四万平方米，为过去五十年修建的校舍总面积一点四倍。现在，一个农民家里有两三个孩子上中小学已经是很普遍的事，试想，如果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会有这样多的孩子上学吗？
解放后生活水平下降了的是地主富农
以上的数字和事实肯定不移地说明：湖南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经大大改善。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挖空心思的右派分子无法抹煞的。试问：占总农户百分之八十七的家庭达到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能够找到先例吗？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难道不是弥天大谎吗？他们这样攻击共产党，除了别有用心以外，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得通的。如果说右派分子的论调也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就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解放后不能再压迫和剥削农民，生活水平确实降低了。至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是清楚地知道谁好谁坏的，他们是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对党和政府也有一些意见，但只是工作上的意见。右派分子想利用这些对工作上的意见，煽动农民和他们一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真是白日作梦。
不可能奇迹似地“一步登天”
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农业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这一年虽然承受了苦旱的考验，锻炼了社员，减轻了灾情，但要真正把农业社巩固起来，还需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从事十分艰巨的工作；我们的家底单薄，尽管农民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改善，但总的来说，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够高的，困难还是不少的；我们的人口增长很快，一九四九年湖南人口为三千万人，八年的时间已增至三千五百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我们全省的耕地只有五千六百二十五万亩，虽然还有些荒地可以开垦，但仍感耕地面积不足；同时，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十分稳定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所有这些，都使农民的生活只能稳步地、逐步地改善，不可能“一步登天”。也正是由于有着这些困难因素，目前还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生活比较困难，其中最困难的占百分之三至五。对于这些人和一部分五保户，农业社在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和救济。我们的任务是：更加深入工作，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办好农业合作社，发展生产，尽可能地、不断地改善生活。
领导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几年来，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工作中，曾经发生了一些错误和缺点：
有一个时期，我们集中力量抓紧了粮食作物的增产，忽视了开展农副业的多种经营。抓紧粮食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今后必须继续努力的，但忽视开展多种经营，就必然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去年我们开始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调开展多种经营，酌情地提高了一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适当增加社员自留地，实行油料定产定购办法等。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示出可喜的成果。如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湖南的生猪产量曾一度下降，在调整价格和自留地以后，就迅速回升。一九五五年全省只有五百七十二万头生猪，一九五六年底达到六百零八万头，目前估计已有七百余万头。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我们曾经认真地抓了一下农业生产的远景规划，但是没有匀出手来继续抓紧，更好的把农业社的年度生产计划和远景规划结合起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方针，没有深入人心地予以反复宣传；对于澄清在生产关系大变革、经济大改组中群众思想上所产生的一些错觉，我们也还作得不够。因此，在农业社的生产方面和社员的生活方面，发生了一些只顾当年收入，不顾长远建设；只图眼前多花钱，多享受，不注意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的现象。
在推广良种和改进技术方面，我们作了不少的工作。特别是改种双季稻，对于农业增产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五六年，全省双季稻已推广到一千二百万亩，单这一项措施，大约增产十亿斤稻谷。但是，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我们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我们盲目地推广了二十三万亩青森五号，结果大部分减产，大约少收稻谷四千多万斤。我们也曾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结果在水田中不适用，虽然没有在生产上造成损失，但是积压了资金，脱离了群众。这些错误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对此，除了已经检讨改正并向群众赔偿损失外，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这一严重的教训。
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不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奠定，而且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今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有了可靠的保证。同时，湖南的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良好，适宜于从事多种多样的农副业的生产。目前湖南水田、旱土的潜在地力还很大，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还可以大大提高。湖南的山林，池塘也利用得很差，油茶垦复和其他技术作物的推广，养鱼、饲养家禽牲畜等副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只要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同时，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减少和消灭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缺点和错误；全国规划，加强领导，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逐步克服困难；进一步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开展广泛持久的、内容多样化的农、林、鱼、牧副业生产运动，我们就能够把农民的生活水平稳妥地、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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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眼科医生要面向农村，搞好防盲和救疗工作
石增荣的发言
我从学习苏联防治盲人工作的经验中，得知苏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万名居民中约有二十名盲人，迄今四十年来已减少到三名。
我们国家大城市眼科设施虽尚可，但广大农村因为没有眼科医生，农民砂眼特多，及其他各种眼病亦均未受治疗，以致有很多不能从事生产的双目盲人。据我们黑龙江省最近在十八个县二十万多居民中按人逐户调查的结果：每万人中约有四十一至五百一十六名之多，如以其平均概数为一百计算，则我省一千万农民即有十万双目盲人，此中约半数以上可救治，且其中大部分系中壮年人，救治后可重上生产战线。这一工作并不如何之难，我省八年来曾利用各县的医疗组织抽调部分医师或医士加以训练，共组织防盲训练班及进修班十一次，培训了三百余人次，给省内六十多个县中之四十多个县建立了五官科或眼科。省卫生厅自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来，将防盲工作纳入行政规划，由局部试点工作开始转入全面，边调查、边治疗、边培干，同时建立各县防盲机构网，培养区卫生所医生及合作社卫生员等。所以说我们的防盲工作至此已开始走上新的轨道，至少计划在过渡期间在我省农村先消灭重砂眼，解放可救治的盲眼病症，给今后进一步的防治砂眼、改变眼症全体面貌打下有利基础。
全国方面，如湖南湘潭人民医院也曾深入农村调查治疗，发现在贫困缺水之某一山区居民，万人中约五百名，而于该县之交通便利、生活较好的郊区则为二百三十名，由此可推测大多数地区的老乡们还未能与大城市医疗机构起到联系，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国五亿农村劳动人民，如以黑龙江省之标准计算，则有五百万盲人，以湘潭县郊区为标准，则为一千余万。老乡们无论在知识和经济方面多是无力到大城市医治的。今天政府虽已号召防治砂眼，但是既不能完全免费治疗，也不能强迫命令，所以只有在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多多解放盲人，给国家变消费者为增产粮食的生产者，并且由于复明效果，老乡们乐于接受卫生宣传。据各位实地参加工作的人员听到老乡们反映：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今天，医生才会下乡。因此，希望全国各地的眼科同道们，奋勇参加，抽出部分力量深入农村，为搞好防盲工作竞赛而努力吧！
次谈救疗工作：检盲必须配合治疗，否则老乡是不会欢迎的。一切的宣传方法当然是必须的，但最有效的还是在于治疗效果。如白内障、倒睫等，生效快而显著的手术最为必要。八年来哈尔滨医学院每年利用冬暑假教学不忙之农闲期下乡，共施手术八千来次，加上各县自己所作的约计两万多次。据不完全统计，约复明万名以上。预计今后十一年内我省约计五万名可救治的盲人，其中之大部分将有被救治出来的可能。由于防治的结果，盲眼病症的全貌，将会因之发生改变。如据苏联葛罗汶氏记述，由于砂眼角膜软化症、白内障、天然痘而盲的是百分之百可防治的，眼外伤、青光眼、翼状胬肉、梅毒等也约在三分之一以上。按他的计算法，我国的盲眼病症约有百分之八十可列入可预防、可救治之内的，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先将这一基本工作搞好，即在普及基础之上来提高，然后再在提高的基础之上再普及。
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全国各县虽已有了医疗设施，但是止于内外科而已，五官科尚属空白，我们有责任用抽调进修、集中开训练班或者就地检盲治盲同时培干的办法，帮助建立五官科或眼科，使之成为专科医生，并可规定每年开展一至二次防盲月工作，在农忙时期下乡巡回诊疗，并培养外区医生及合作社卫生员工作。大城市各眼科诊疗单位也要一齐动员起来，协助厂、校医务人员开展防治砂眼及防伤工作，并为老乡们作到好、省、快有计划性的治疗工作。
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发布以来，是否会有更多的医生和学员们羡慕留在大城市离开岗位生产工作专搞研究（副博士）的想法呢？看中华医学会偏重大城市吸收会员，强调科学研究水平，限制会员资格，而忽视了各外市、县的普及提高搞好岗位工作。几年来医药卫生设施无论在工厂、矿山、农村数量上确实有了巨大发展，不过美中不足，对于发挥作用上还远未能赶上要求而已。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消灭对国民危害最大的多发病、地方病，既属人民迫切需要，又利于增产。今后多注意普及提高质量工作，实属刻不容缓。中央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有责任正视这些工作！例如各省医学院、校为了很好的配合实际作好教学工作，向科学进军应置于重协作制度，给学员的实习基地打好基础，给介绍有教学意义的病人作好联系，给集体科学研究打好基础，认真学习苏联上级医院帮助下级医院作培养工作，拿出部分力量作补修及进修工作，各省成立地方医学会或扩大中华医学会地方组织，便于作好普及提高工作。
最后谈谈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的体会在学习各国先进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时，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这是十分必要的，须知我们是有六亿人口经济落后的穷国，要使之富强起来，必须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才能作到，因此不能要求过高。
科学工作者们应该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必须深刻体会毛主席的指示六条标准，尤其最重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项。我们党外人士不但要提高认识与右派划清界线，作坚决的斗争，并应该自动参加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尤其像我们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不这样作我们很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建议，这仍然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在科学上应当保持慎重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的作结论，这样的态度是可以帮助科学得到顺利发展的。
学习周总理的指示，明确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作斗争，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分轻重缓急，不是单搞一套，而是要贯彻协作、增产节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