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br/>专栏：<br/><br/> 社会主义使“天府之国”更加富饶<br/> 阎红彦的发言<br/>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五个报告。这些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是完全符合四川情况的。现在，我就四川农副业生产、粮食和生猪问题讲一点意见。<br/> 一、农副业生产情况<br/> 四川农业生产，解放几年来，连年丰收。尤其是去年，粮食增产幅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产量达到四百四十五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十。经济作物方面除棉花、油菜籽由于自然灾害和播种面积缩小而减产外，其他甘蔗、烟、麻等都有增产。农村副业由于农业社加强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使合作化过程中，副业生产没有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去年工业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面的扩大、职工工资提高、农产品提价、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对副食品的需要有了增加，形成市场供应的紧张。农村副业产品什么都很值钱。农民卖一只老母鸡的钱，就能做一件花衣服。在这种需要超过供应的情况下，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使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农村家禽、家畜都有很大增加，鸡、鸭、蛋等有时还供过于求。生猪到去年年底已发展到二千万头。因而目前城乡副食品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农村粮食的增产、副业的发展，保证了一九五六年百分之九十二点八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八点八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农村缺粮面有很大缩小。过去每年到青黄不接季节，农村缺粮面一般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今年春季缺粮面只有百分之五至十。<br/> 以上是什么原因能够使粮食、经济作物和农村副业获得这样较大的发展呢？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过了合作化，粮食经过统购统销，以及采取了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系列措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去年农业高级合作化的结果。虽然农业高级合作化还只有一年的时间，组织上还不很巩固，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来看，已经显示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右派分子不顾事实，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br/> 二、关于粮食统购统销<br/> 四川自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现在，五年来共征购了粮食四百六十二亿斤（贸易粮），占同期粮食总产量一千七百零三亿斤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三，除去返回供应农村的八十九亿斤，净征购粮食占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二。五年内购销余差为一百九十三亿斤，这就是四川农民对国家的一项重大贡献。<br/> 从全省几年来粮食统购统销数字看，虽然历年略有增加，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留粮的水平也是逐年提高的。如一九五三年全省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留粮五百零二斤，一九五六年则为五百四十四斤（均包括饲料、种籽）。以上几年中除一九五四年征购粮食占产量百分之三十外，其余几年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因而农民留粮量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是够吃的，农民是满意的。<br/> 从四川几年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来看，成绩是巨大的。首先，保证了城乡广大人民粮食的合理分配，和粮价的继续稳定，并通过粮价的稳定而稳定了其他物价，这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次，国家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在全国范围进行了调动和调剂，支援了工业建设和灾区。再其次，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联系，给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粮食统购统销的这些巨大的成绩，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国家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那是不可想像的。当然，我们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过程中，是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如一九五四年全国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灾情，四川农民支援灾区的热情很高，宁愿自己少吃一点，而多卖些粮食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按计划多统购了十几亿斤粮食。结果造成农村留粮偏紧，副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生猪一项，就减少了一百多万头。执行政策中是否只有偏紧的一面呢？也不尽然。某些粮食供应偏松，浪费粮食的现象，在一个时期中，城乡都曾发生过。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粮食统购统销缺乏经验、对农村粮食情况在开始时也还摸得不够准确。另一方面，这一重大措施是要改变农民长期的历史习惯的，尤其是一部分富裕农民，对这个政策是有抵触思想的。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也给工作增加了困难。在这种主观上缺乏经验、而客观情况又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要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认识缺点和错误，以及有无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决心。事实证明：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自经过实行粮食“三定”政策以后，就有了显著的改进。<br/> 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的意见是：几年来吃的粗粮增加多了，细粮增加少了。全省有二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是红苕主产区。红苕占农民口粮的一半左右，所谓“红苕半年粮”。这类地区大多是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产区。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要求多吃细粮。对这类地区，我们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照顾不够。今后需要积极设法解决。解决农民多吃细粮的根本办法，当然是增产细粮。但从粮食工作上注意加强调剂，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今年准备多收购几亿斤粮食的红苕，由粮食和服务部门研究红苕和其他粮食加工成混合粮，抵作城市定量供应的一部分。小城镇在红苕产新季节少供应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粮食，由供应户直接向市场购买红苕。这个办法去年在部分地区试行效果很好，今年红苕主产区可普遍实行。我建议粮食部今后从四川外调粮食中，调出一部分红苕干、淀粉、粉丝等，协助四川处理一部分红苕。<br/> 三、关于粮食调运保管问题<br/> 四川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粮食的调运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全省除征购期间粮食入仓的运输以外，供内销和外调的粮食就有七、八十亿斤。运输这样大量的粮食是一个很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要将这些粮食集中到城市和交通沿线，除了汽车、木船等运输外，每年还要动员民工几千万人次。而且调省外的粮食增加速度很快。如一九五三年为九亿三千八百万斤，一九五四年为十六亿八千万斤，一九五五年为三十亿三千四百万斤，一九五六年为三十六亿二千四百万斤，一九五七年计划调出五十六亿斤，而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还不能完全相适应。今后需作妥善、全面安排。否则就会造成运输上的紧张，影响其他物资的交流和粮食外调任务的完成。<br/> 关于粮食保管和建仓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几年来，在粮食库存大量增加、仓容不足的情况下，加上工作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粮食霉变损坏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需要引起注意。<br/> 在建仓上，粮食部强调大型基建仓，要求统一设计、统一材料使用规格，忽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结果修建的五百万斤大型仓，因仓身太矮，不适宜南方情况，容易传热霉变，仓容太大，增加翻仓的困难，造成粮食霉损。仓容分布方面，过分要求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对粮产区收纳仓的需要就考虑不够。结果占全省仓容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九交通沿线的仓库，不能充分利用，而农村每年粮食征购时仓容感到不足。<br/> 四、发展生猪生产问题<br/> 四川人多地少，每人不到两亩地，而自然条件较好。耕地少，要用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有困难的。但自然条件好，可以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复种面积来增加生产。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复种指数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提高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扩大了播种面积三千三百一十五万亩。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逐年虽有所提高，但因肥料不足，提高并不算大。因此，提高单产和扩大复种面积，除解决水利和各种技术措施外，主要是解决肥料问题。肥料的来源，在目前化肥还不能大量供应的情况下，主要靠养猪。养猪是要吃粮食的。我们换算了一下猪吃的粮食和猪粪所增产的粮食，根据农业试验所试验，增施一挑猪粪可以增产三斤到六斤粮食。即以三斤计算每头猪的粪可增产二百七十斤粮食。再从一般农民经验来看，从六亩地一头猪增加到三亩地一头猪，粮食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至十五。每头猪吃多少粮食呢？把粮、糠、麸、红苕等全部折算成粮食，也不过二百斤到三百斤。从各方面算，在一定的条件下，猪吃的粮食不会比猪粪所增产的粮食多，可能增产部分比猪吃的还多，或者可以相抵。<br/> 四川农民有养猪的习惯，猪的质量高，平均每头重量在一百五十斤以上，而且具备了大量发展的条件。一九五六年底全省有生猪二千万头，今年预计可达到二千三百万头到二千四百万头。但这个数量与农业生产和国家的需要，相差很远。当前发展生猪，主要是解决饲料问题。根据现在农民留粮水平，要大量发展生猪是有困难的。必须使农民留粮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才能满足生猪发展所需要的饲料。<br/> 发展生猪不仅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关系，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一九五六年农民养猪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占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猪肉、猪油又是广大人民的重要食品。一切副食品供应紧张不紧张，都是以猪肉带头。猪鬃、猪皮、肠衣等又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猪的生产发展，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四川屠宰税是主要税收之一。此外，四川生猪发展以后，还可更多的支援外区和出口。今年外调活猪三十五万头，加上罐头盐腊肉等折合计算，总数将近一百万头。明年预计可外调一百二十多万头。如果四川生猪到一九六二年按计划发展到三千五百万头，交通运输问题又能解决的话，就可外调三百万头猪。这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作用的。<br/> 右派分子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极端仇视的。不管我们工作做出了多少成绩，他们总是要颠倒是非，将成绩说成缺点，将缺点夸大成为严重错误，甚至说我们比国民党还不如。右派分子当事实无可否认的时候，他们就动员他们的党羽，只准说错误，不准说成绩。试问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四川能运出这样多的粮食和猪，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不管右派分子如何进行恶毒的欺骗，但是人民的眼睛是蒙不住的。
第11版()<br/>专栏：<br/><br/> 决不放松对章乃器的批判<br/> 胡子昂的发言<br/>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br/> 周总理在报告中，用许多具体的数字、生动的事例，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在解放几年来，已经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谁能说，这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吗？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去年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提前一年完成并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这不是党和政府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有这样一个飞跃的发展吗？去年，我们的国家遭到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荒，受灾田地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七千万，但是全国农业总产值仍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粮食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不是由于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与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能够经得住这样严重的灾情的考验吗？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解放以来的生活逐年上升，去年一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一九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在七年中，国家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全国职工工资在近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所未有的。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国人民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生活吗？<br/> 我们过去只要曾经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人们，都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景况，尤其是蒋介石把重庆当作最后魔窟的时候，盗匪横行，白昼抢人，朝天门纵火打劫，特务赶人下水，四大家族一面由香港派飞机装运金元券、银元券大肆抢购黄金美钞，一面挨门挨户搜括金银手饰，那种人吃人的世界，是多么可怕的时代！反动政权从来不谈建设，蒋介石统治几十年，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许多地区的人民吃杂粮、吃盐都成问题，还有什么生活水平可说。解放才八年，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还正在继续不断地改变中，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就是最有说服力量的新、旧社会的鲜明的对比。<br/> 章乃器妄图倒转历史车轮<br/> 但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储安平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睁开眼睛说瞎话，有意抹杀这一切，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一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妄想取消党的领导，按照他们的反动纲领来改变我们国家的制度，把我国人民拖回旧中国的道路。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恨。<br/> 这里专谈在我们工商界找市场的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歪曲党和政府用和平改造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挑拨引诱工商业者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br/> 我们认定，工商业者在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存在剥削关系；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章乃器硬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我们认定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有本质的差别，不能把这两个阶级的界限混淆起来。章乃器硬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资本家毫无留恋地交出企业，就是大公无私的品质”。我们认定从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章乃器硬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我们认定要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必须同时帮助他们认真进行改造。章乃器硬说，强调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所得到的只能是消极性，而绝不会是积极性”。我们认定，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死敌。章乃器硬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总之，我们要帮助工商界彻底改造，走社会主义的路，章乃器却死心蹋地顽强地把历史车轮推向后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br/> 章乃器反共、反社会主义由来已久<br/> 我们了解：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本有源，决非偶然。全国解放以后，他早就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是光荣的”；工商界积极、进步一面的思想，“已经接近工人阶级的思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大体上消除了”；民建会的一切都应该“为资产阶级服务”；章乃器还在民建干部会议上讲，既然四大阶级联合专政，何必一定确认谁领导谁。又有一次在全联的会上，上海简日林、刘念义两位同志，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家的家庭，自己的父亲，如何剥削起家。章乃器大不为然，认为这两位没有站稳资产阶级立场，不惜来到住室叩门相告，劝他们老实点，不要想入非非。他常把工商界接受改造，说成是盲从，拥护共产党，说成是起哄。他的这些反动的论调，到了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时，进一步有了发展，到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红色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反对过他的这种美化资产阶级，模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界限的说法，认为对改造是不利的。他曾经在同志们的严词驳斥下，一度放下武器，但到去年又抬了头，并公开歪曲毛主席的讲话，胆大包天，当着同他一道听毛主席讲话的同志面前，捏造毛主席同意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真是一派胡言，诬蔑领袖，当场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拿出日记本找出毛主席讲话的笔记，辨明毛主席并不是那样说的。他在无可抵赖之下，无可置辩，但依然坚持错误不肯改正。<br/> 我把解放以来这些年代里，章乃器的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在会内破坏团结、使会务受到损失试作一个回忆：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之间，是他与施复亮同志之争。施复亮同志病后，又转到与黄炎培同志之争。到一九五五年，可以说已经到了章乃器与全会之争，这一斗争从去年民建常委扩大会议、二中全会以来，以至最近一次章乃器与民建会、工商联全体常委之争，算是章乃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之争到了顶点。延至今天，章乃器不仅是与民建会、工商联之争，章乃器的资产阶级的毒火已经蔓延到与工人阶级之争、与共产党之争、与全国人民之争。这已经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予以严厉反击、猛追，一直追到他低头认罪、彻底改正错误为止，如不胜利决不收兵。<br/> 这些年来我们为了团结争取章乃器，曾经若干次地个人劝告，小组进言，圆桌聚餐，主副委碰头，由房间小组到常会大组、到二中全会，及最近的两会常委联席扩大会，我们为了工作，为了对私改造，也为了挽救他，我们谨守着毛主席的教训，和风细雨，耐心说服。但是，我们的风越和，他反扑的声音越大，我们的雨越细，他的头抬得越高。很多时候很多人同他谈到团结，谈到会务，他总是衔着烟斗，向天花板出神，摆出一付满复经纶，高不可攀的面孔。首先把他所讨厌的人痛骂一顿，任凭怎样说，他始终坚持他的一套。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我们很多同志在这段时期，只看到他的极端的主观主义，疯狂的骄傲自大，并没有从章乃器的立场观点、思想根源，从章乃器这个人的本质加以深刻的解剖，总是团结争取，结果完全落空。<br/> 章乃器是另有用心的。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是彼此呼应，配合作战的。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广大工商界揭穿了这个谜。章乃器为什么一定要穿起社会主义的外衣，仇视工人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就怪我们过去没有更深透了解章乃器的思想体系，摸清章乃器的脉搏。他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早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根源，那就是章乃器头上只能容许戴一顶资本主义的王冠，除此以外，一切都将是不合尺寸的。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解放以来原封不动，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总要大肆活动，放射他的政治毒素，实现他的野心。<br/> 章乃器把政治赌注押在日趋没落的市场上，必然一败涂地<br/> 章乃器的一系列反动言行，已经在工商界中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他的煽动工商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最近暴露得更较明显。他专以脱胎换骨这一句话用尽心思，不惜恶毒曲解，用脱凡胎、换仙骨、抽筋剥皮等语句挑起工商界的不满。果然很多受到诱骗，成都赵瑀明同志，认为共产党是把资产阶级当成不成器的东西，要用鞭子来抽筋改造。重庆康心如说共产党要工商界学道，头顶上出婴儿，这只有二辈子做妇人。杭州民建会的一个支部负责人，在支部会上大肆宣传“章乃器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公开反对“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并号召支部成员把“忍了好几年的气”，都讲出来，他愿全力支持。尤其荒谬的上海有个黄苗夫，最近他把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片面地加以夸大，编印成小册子，到处分发，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章乃器写信告诉黄，我一定尽棉薄之力为你撑腰。看来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是有一定的市场。他们的市场的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但是，章乃器估计错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挖掉，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你的市场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垂死的东西，特别是经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只会日益暴露它的落后性、反动性。这不是你的市场，而是葬送你的坟墓。当你正在欣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两篇“谬论”的时候，李康年已经撤回建议了，吴金萃已经开始检讨了。同时你在四川代表小组激起了工人、农民代表的愤怒，他们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工人农民得到了幸福生活，章乃器要用那些谬论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我们是要与你斗争到底。章乃器要夺取我们的幸福回到过去的老路，我们坚决表示要同你这个反党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这些严正的声音，代表了全中国千千万万个工农人民拥护共产党、捍卫社会主义的力量，这是任何人不敢忽视的。我们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如果把政治赌注押在这个日趋没落的市场上，肯定没有前途，必然会一败涂地，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握着拳头在等你，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br/> 右派分子一天不投降、我们反对右派的斗争一天不罢休<br/> 工商界的朋友们，接受改造犹如登山，必须步步前进、稳扎稳走，不摇不摆，坚持到底。百尺杆头还要再进一步，交出了生产资料，还要进一步交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最后才可能走上坦途。章乃器这位右派分子的英雄，他不愿看到我们登山将要到顶，光明已经在望，手执黑旗在那里大声叫喊：李康年你是好的，定息不是剥削，再拿二十年也没有错；吴金萃是对的，可以不向工人阶级学习，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样，都要改造。他用这些说法阻止大家前进，这是多么危险，这是多么恶毒。难道章乃器这种说法和做法，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难道章乃器的这些行为，还能够保证他骨头烧成灰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分吗？还配说爱护党向爱护眼睛一样吗？（驳章乃器语）请大家注意，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不要听信右派分子的谎言，谨防从半山上跌下来了。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识破右派的阴谋诡计，右派分子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罢休，社会主义改造大门是敞开的，如果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那将自绝于人民。工商界朋友们，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趁早划清界限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造，坚决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毫不回头地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勇往迈进。<br/> 两点希望<br/> 最后，我谈两点。这些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团结国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着深远的积极的意义。我认为，在提出这一方针的同时，必须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内各个方面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为了使各民主党派今后能够担当起它的责任，实现同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殷切地期望党加强对我们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我们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必须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努力工作，贡献一切力量。<br/> 其次，由于工商界的两面性还存在，由于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力加强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就是十分必要的。毛主席在前年对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的讲话中就已指出，党委宣传部门要管工商界的思想教育工作。一年多来，党中央宣传部对这方面的工作管得不多，有的地区甚至还没有管。工商联、民建会向他们要宣传教育材料没有，支持不够，我们希望改变这个情况。当然，工商联、民建会过去在对工商界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担任两会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责任，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克服这些缺点和毛病。我们特别是期望工商界的朋友们，认清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和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刻不停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思想领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劳动者。同志们，努力吧！
第11版()<br/>专栏：<br/><br/> 把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br/> 保密制度是需要的，有毛病也是应该改进的；档案资料不便利用，主要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不能只是怪保密制度不好。<br/> 曾三的发言<br/>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就国家档案工作向大会作一个汇报并提出一点意见。<br/> 我国的档案资料，数量是十分庞大、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是集中保管便于利用的还是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政权时代的档案，现在已经集中保管的，只有一部分，更大量的档案还分散在各地各机关，光上海一地，估计就有数千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由于革命与战争的关系，保存下来的已不多，而且分散，现正进行收集。这两部分档案，是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宝贵资料，也是向全国人民进行历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工具，因为它们有的是反映了旧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活动，有的又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各级机关所形成的档案文件，数量也很大，而且天天在产生。这些档案，不但产生这些档案的机关在工作中还经常要调阅和参考，而且国家建设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在长久的年代里也需要研究和利用它们。例如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仅行政案档，而且各工厂、矿山和其它企业有关基本建设和安装工程的设计资料和底图都是宝贵的档案、资料，把它们科学地整理和保管起来，对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以后，能很快地把大城市恢复起来，就是由于使用了集中地管理着的一切档案资料。这一点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再拿做好档案工作对于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揭发的郑殿章事件，就与档案工作没做好有关系。革命残废军人郑殿章一九五○年遗失了残废证，要求补发，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在沈阳市民政局的档案里查一下过去的转移介绍信和领取残废金的存根，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们了解，沈阳民政局的档案管理不好，只查到登记簿上有郑的名字，没有查到介绍信，就认为证据不足，采取了不负责任的做法，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后，才在整理档案时找到了郑殿章的介绍信和领款存根，而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天津等处有些机关在整理积存档案时，也发现过没有办理完毕的文件，甚至是苦找而不可得的文件。<br/> 总之，档案工作对于政治斗争、思想工作、科学研究、国家建设和机关实际工作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国家档案科学地进行收集、整理、保管和组织利用，乃是国家档案工作的极其繁重而又光荣的任务。<br/> 在管理国家档案工作上，几年以来，我们参考了苏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国家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在中央和各地都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各级国家机关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归档制度和档案室工作，整理积存档案；正在调查和收集散存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时代的历史档案；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历史档案系；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档案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许多部委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对已经集中的历史档案进行了部分的整理和利用；正在兴建中央档案馆等等。自从去年四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后，各项工作都有了更快的发展，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做得很不够，而且发展也不平衡，离国家对档案工作的要求还是很远。自从去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档案工作的落后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档案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又对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支持，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br/> 档案是国家的财富。必须由国家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分别集中保管，才能将国家的全部档案财富完整地保存下来，便于利用。各机关对档案的整理、保管、处理和使用，都要按照国家统一的制度进行，并使所有档案第一步集中地保管在机关档案室，经过一定年限（例如，十五年）后把应该永久保存的部分集中到国家档案馆。在机关档案室和国家档案馆，除整理、编目和保管外，都要做汇编资料等系统研究工作。国家档案局便是要组织这一工作科学地进行，最后要达到了解国家档案所有全宗（一个机关的全部档案叫一全宗）的情况，使一切国家机关和科学机关得到利用档案的便利。这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系列并不简单的工作，现在还只是开步走，并且我们在进行这些工作中，缺点很多，困难也不小。我国档案馆事业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十分落后，用国家规模来集中统一地管理档案工作的制度，过去是没有的。因此遗留下来的档案，很分散，也很零乱，并且还有不少的档案已被随意销毁或者分散了。现在要把一切档案从各个角落里收集起来，整理好，就不容易。开国以来，中央对档案工作是重视的，但是，不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旧习惯，还残留在不少人的身上，因此许多建立了七、八年的机关却没有把档案工作建立起来，许多人不愿做档案工作，不少档案人员调动频繁，以致他们的工作没有积累经验，他们的档案材料虽是保存着，但是调不出来，系统地提供利用就更加困难了。<br/> 至于科学和技术资料如何集中管理和统一利用，我们做的工作更少，经验更感不足。由于这些资料的管理和利用不但需要档案资料的业务知识，而且还需要各种资料所属行业的专门知识，因此它必须分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提出的，由技委、建委、地质部、农业部及国家统计局分别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地质、农业、经济等方面着手建立初步的统一的资料管理工作，我认为在目前是加强资料工作的必要步骤。一九五六年四月建设委员会曾召开工程技术人员会议，在会议上交换了二万余项技术资料，估计能节约数十万个劳动日，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分系统统一管理技术资料的好处。<br/> 有的人认为目前档案、资料的不便利用，只是由于保密制度有缺点，我认为这是不尽符合事实的。保密制度是需要的，有毛病也是应该改进的，国务院保密委员会正在予以研究，但是从上述情况说来，档案、资料的不便利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科学的整理和管理方法，大部分档案、资料尚未统一地集中地保管起来，还缺少一套编辑资料和组织利用的办法。整理档案、资料的方法，不仅仅要考虑到一时的利用方便，而且要保持档案、资料的固有联系，以便在任何时间都能找到它。如果“各取所需”，使档案资料分散，割断了它的固有联系，在长久的利用上就必然发生不便。这当然不是说，在未完全整理完毕以前就不能利用，而只是说要大家迅速进行整理与集中，迅速进行汇编资料的工作，边整边用，来便利和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国家档案局和各级档案资料机构，当然要努力工作，同时也希望各级机关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把本单位的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我们也希望历史家、科学家帮助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参加收集和整理档案的工作。<br/> 我们还要求保存有大量历史档案的各单位，能够组织力量开展整理工作。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的南京史料整理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公安部门也清理和整理了大批敌伪政治档案，这是值得赞扬的。还希望代管着许多旧档案资料的机关都能这样做。文化部门所属的沈阳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和其他保存有大量档案的图书馆、博物馆，也都希望能够加强保管和整理工作，并且同国家档案局和地方档案管理机构取得经常的业务联系。<br/> 最后，我认为档案馆事业在我国既然基础非常薄弱，目前又这样迫切需要发展，希望各有关部门把它看成一门新兴的事业，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国务院和财政部去年批准我们建筑中央档案馆，对于档案馆事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是，我们要求在财政预算中把档案事业费列为一个专门的科目，尚未得到批准，这就是一个缺点。我希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预算中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机关加强档案和资料工作，是并不需要多少经费的，只要能把有相当能力的工作人员放在档案和资料工作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建立专业思想，钻研业务，提高工作，它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从长远来看，还会获得精简节约的效果。<br/>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希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