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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代表谈反右派斗争的教训
接受党的领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
费孝通储安平向人民请罪，毕鸣岐黄琪翔龙云作自我检查
据新华社13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分上午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发言的代表们继续集中地斥责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卑劣手法。在上午会议上，毕鸣岐就他的错误言论作了检查。在下午会议上，费孝通、储安平分别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为题作了发言；黄琪翔交代和批判了他同章伯钧的关系。龙云在书面发言中检查了他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上午发言的代表共二十七人。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党不能领导科学、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荒谬言论。他说，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谁能否认，解放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我国史无前例的！这是由于什么？难道只是由于极少数科学家和少数教授们的努力吗？果真如此，那么这些伟绩应该在解放前早就出现了。我们以往的痛苦生活说明了这些成就不是教授治校所能获得的，也不是没组织没领导的若干科学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党领导革命，流热血、抛头颅给我们创造出来的。华罗庚说，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和教育的，不但能领导，照这几年的成绩看来，而且领导得极好。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以章乃器为例，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一贯反党的言论和卑劣手法。他说，章乃器阴狠的反党办法，就是用尽千方百计去歪曲、污蔑、否定党关于资产阶级的根本理论、政策，无孔不入地贩运他的美化资产阶级的论调，从阶级基础的立脚点上根本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
民盟中央委员鲜英在发言中回忆起了1940年到1945年期间重庆“民主之家”的盛况。他说，民盟由于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才奠定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基本胜利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一年地胜利进行的今天，出自“民主之家”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竟企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想窃取广大人民的革命果实，真是破坏了“民主之家”的门风。鲜英说，他做为“民主之家”的东道主，对此特别感到愤怒。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蔡楚生在发言中，谈到了新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的巨大发展和成绩。他批驳了右派分子向人民电影事业猖狂进攻的言行。
财经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国钧斥责了右派分子向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制度、向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正义事业、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发动的猖狂进攻。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他的主要的错误言论，没有一处不是和章乃器的反动论调相同的。他所以和章乃器同语言、共呼吸，正是由于他同章乃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反动思想，因而也就成了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支持者和贩卖者。他挖掘他错误的思想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原封未动，发展到争名夺位。毕鸣岐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彻底进行自我改造。
江西农业劳动模范易瑞生介绍了他们农业社社员生活改善的情况。
有二十位代表在上午作了书面发言。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广西省副省长覃应机，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司副司长王德滋，工业劳动模范郑久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何世琨，四川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谷志标，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工作者王国松、陆士嘉、赵忠尧、钱崇澍、严景耀、顾功叙，甘肃省副省长陈成义等代表的书面发言，从各地区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司法、肃反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回击了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污蔑。
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济南市副市长、公私合营东元盛染厂经理张东木，甘肃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郑立斋，揭发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使用的恶毒手法以及他的反动言行对工商界所造成的危害。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卢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分别讲了文化工作、云南的教育工作，和音乐工作。沈雁冰还特别批判了最近文化界出现的一些荒谬的论调。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郭沫若、陈嘉庚、谭政、谢扶民、吕鸿宾、达浦生、严济慈、黄长水。
下午发言的代表共有三十人。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今天下午首先作了联合发言。他们严厉地谴责了章伯钧的右派言论和活动，并且向大会、向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保证说：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他们再一次警告章伯钧：必须幡然悔悟，及早回头，彻底向全国人民作出坦白的交代。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李伯钊以她在成都和重庆高等院校视察看到的许多具体事例，说明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是学校中较为普遍而带有根本性的毛病。她要求加强学校的党委制，要求加强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要求加强学校时事政策的学习。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裴阿欠列举事实揭露龙云统治下怒江傈僳族人民的血泪史。
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就贵州省的工作情况发言。他叙述了贵州省几年来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情况，并且谈到了贵州省的肃反工作。
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作了题为“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的发言。梁思成谈到他曾经有过“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的烦恼，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他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的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当他的错误受到批判的时候，党耐心地同他讲道理，并没有把他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他的错误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梁思成说，我知道党对我的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动。梁思成还批判了他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
费孝通在题为“向人民伏罪”的发言中，揭发了他自己从1955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费孝通承认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承认他曾经在民盟提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为罗隆基、章伯钧出谋献策，积极参加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讨论和起草，他曾经利用视察工作的机会，向各地盟组织进行串连点火活动。费孝通说，他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费孝通在揭露他的反动言行以后说，他痛恨自己的过去，必须转变立场；他痛恨章罗联盟，他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一刀两断。他表示感激党对他所进行的仁至义尽的教育。费孝通还说，他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他的罪行和他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检讨他自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了章伯钧的俘虏”。他说，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他的支持的。整风期间，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又帮助章伯钧做了假检讨。
黄琪翔说，因为他自己立场不稳，对人民没有真爱，对敌人也没有真恨，就想替章伯钧解脱，以为这样才算得帮助“朋友”。因此，他在农工民主党内担负领导检查章伯钧罪行小组的工作是不相称的，受到了群众的指责，是完全应该的。
黄琪翔说，他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解放后，他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他的灵魂深处。因此就在行动上表现为敌我不分、投机取巧、对人民工作不负责，直到甘心作俘虏。
黄琪翔表示他立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和章伯钧划清界限，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
储安平以“向人民投降”为题向大会检讨自己的反动言行。他说：“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说：“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他表示要向自己开刀，剥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
储安平承认他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他说，他所犯的错误，实质上为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
他说，他的“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党天下”之说，和事实完全不符。他说，他想用“党天下”这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章罗联盟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
龙云在书面检讨中说，他的反动言论“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他谈到他思想模糊和立场不稳的“根源”，“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渗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
龙云在批判他的反苏谬论时，强调他的言论是在客观上发生了不好的效果，他说，“不论我主观的愿望怎样——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好，或是从考虑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提出也好，但这种荒谬言论在客观效果上，引起了‘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关于他发表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谬论，他承认“产生了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他说他“十分对不起云南人民和云南少数民族”。不过他说有些问题的提法，他是把民族与籍贯的涵义“混同”了；有的是由于“道听途说”。
龙云说，云南人民原是恨他入骨的，但在党的说服和谅解下，他在政治上得到“重视和优待”，在生活上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不过，他说，“由于忝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因此“言过其实，一错再错”。龙云说，他今后决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在下午大会上发言或书面发言的还有十八位代表，他们是：工商业者乐松生、浦洁修、朱继圣，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委卢子鹤，美术家刘开渠、吴作人，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旅大市副市长乔传珏，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奎璧，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嘉庚，江苏省副省长吴贻芳，中央卫生研究院副院长白希清，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总工程师褚应璜，抚顺矿务局总工程师费广泰，工业劳动模范张子富，中共会泽铅锌矿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李桂英。
主持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黄炎培、徐特立、马明方、蔡廷锴、邓初民、胡耀邦、欧百川、果基木古、梅兰芳、周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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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
局部地区出现涝情和旱象
新华社13日讯 目前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但局部地区由于雨水过多或不足也出现了涝情和旱情。为争取今年农业的丰收，这些地区的人民正为排涝和抗旱而斗争。
目前因雨水不足而仍呈现旱象的有辽宁和江西等省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正为战胜干旱而努力。辽宁省自4月下旬发生旱情后，各地相继组织了抗旱组织，采取了各种抗旱措施，到6月底，旱田作物的播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江西省南昌专区出动了十多万人与干旱斗争，使二十多万亩中稻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和安徽省南部等地因本月初连续地集中地下了几场暴雨或大雨而发生了涝情。这些地区有几百万亩农田受涝。到目前为止，在百万农民日夜抢救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下，排涝保苗斗争已获得巨大胜利，苏州、松江、嘉兴三个专区五百万亩涝田已有四分之三排除了积水，农业社社员们正在进行扶苗、补苗、追肥和除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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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皖南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据新华社合肥13日电 新华社记者石正章报道：安徽省皖南地区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农民最近与特大洪水进行了一次非常艰苦的斗争。由于抢救及时，终于战胜了多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部分受灾地区现在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7月初，皖南青弋江、水陼江、秋浦河、青通河、郎川河和漳河等流域，由于暴雨集中，山洪暴发，河水普遍上涨，出现了1954年型的特大洪水。在洪水威胁着沿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各级党、政负责人都率领大批干部，赶往险要地点领导防洪抢险工作。安庆专区在江南的各县，在党、政负责干部指挥防洪抢险下，没有溃破一个圩。目前这些河流的洪峰都已下降，各地干部又和农民一道整修堤防，加强防汛工作。
这次强大而集中的暴雨，使郎溪、广德、宣城等部分地区遭受了洪水灾害。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已派出工作组，分赴受灾地区慰问灾民，并拨发了一批救济款和口粮，支持灾民生产。中共芜湖地方委员会也指令有关部门拨下七百万斤粮食和十九万元贷款，帮助灾民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现在，受灾地区农民正在突击排水补苗，恢复生产。
本报郑州13日电 7月6日至10日，河南省连续两次大雨，降雨中心在伏牛山区。据方城、南阳、鲁山等十一个县的测量，一天的降雨量平均为一百公厘至二百公厘。这是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首次遇到的大雨。
这次降雨的特点是强度大，最多一小时降雨八十七公厘。因此，虽经广大干部和群众日夜抢险、排涝，仍有部分地区受到灾害。根据漯河、襄县、叶县等十七个县不完全统计，被洪水淹地一百四十一万多亩，内涝淹地五十九万多亩，塌房三万多间。被水包围的村庄，仅叶县和民权县初步统计，就有二百八十多个。现上述十七个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紧张地同洪水搏斗中。
中共河南省委12日召开常委会议，检查了全省防汛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年气候变化无常，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工作。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已对受灾地区和积极参加防汛群众发出慰问信，勉励大家坚持与洪水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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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风中逐步改进工作
解放军许多部队官兵生活打成一片
云南省和昆明市各机关出现勤俭节约风气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在整风中注意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
南京驻军政治委员唐亮上将不久前在驻南京部队、机关、学校代表会议上，宣布了关于改变首长用车、住房、看病等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首长有私事不能用小汽车，住得靠机关近的上班可以几人合乘一辆；取消娱乐场所留票、留好位置给首长等特殊照顾，今后看戏、看电影首长和大家一样排队买票；取消校以上军官看病不挂号的规定；对首长和某些高级干部住房过多的不合理现象，应进行调整。
海军领导机关和广州驻军领导机关已经初步调整了住房。海军领导机关的许多科、处合并办公后，挤出了一批房间，改作干部的集体宿舍。广州驻军领导机关的一批干部，已经搬进了首长让出的宿舍。
还有许多部队采取措施使官兵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某部建立的首长接见士兵的制度，大受士兵欢迎。不少士兵主动去找首长，谈出他们对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某部首长假日帮助厨房工作也已形成制度，每星期日都有干部下厨房帮助炊事员做饭和做菜。这个部队还推行了机关干部常住连队，及时帮助连队和士兵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士兵们对于军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很受感动。
中共北京部队后勤部党委研究了后勤系统高级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后，采取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措施。如保证非党干部充分实施职权；尽力解决向科学进军的图书资料和物资器材等。对每条意见都作到了有答复。
新华社昆明12日电 云南省、昆明市各机关正在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逐步改进工作和领导作风。
目前，省、市级政府机关都陆续成立了包括党外人士参加的专门组织，负责整理和研究前一时期群众提出的意见，拟定改进工作的具体方案。
现在已经改进的如：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市委已经取消了门卫制度，省人民委员会也简化了出入手续。从7月份开始，省人民委员会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已经由一位副省长亲自领导起来，各厅、局也分别指定一个负责干部直接领导这一工作，他们将每月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亲自批阅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
省、市级机关已经出现了一片勤俭节约的气象。各机关领导干部已经普遍做到上、下班不坐汽车，私事不用公家汽车。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殊待遇也都已经取消。许多领导干部并主动地让出了多余的房子和多余的家具。许多机关公布了过去一个时期的福利费的使用情况，有的干部主动地退出了不合理的生活补助费。各机关近来还普遍检查了行政费用的开支情况，分别采取了改装电路和改小灯泡、分清公私用水、取消不合理的会议招待费用、清理库房利用旧料等措施，大大减少了机关经费的开支。最近中共云南省委每月的电报、电话费支出只占预算的60％左右。
许多党员干部也正在自觉地改进工作作风。所有省、市级机关，目前都分别和附近的工厂、农业社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昆明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正在逐渐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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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
本报讯 清华大学在13日召开了批判右派分子、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北京各学校的许多代表。在大礼堂里和许多教室中，以及礼堂门前的大草坪上都坐满了人。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全校师生员工也收听了这个大会的实况广播。
今天的会议是由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主持。陈士骅首先作了简短发言，接着即由右派分子钱伟长做第五次检查交代。在他发言过程中，会场上不断递上条子来要他老老实实的作彻底的交代。
接着，许多教授、学生以及职工在大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钱伟长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他们着重谈到了钱伟长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提倡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策划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煽动要求理工合校大签名等反动活动。
张子高教授列举事实说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尊重，驳斥钱伟长挑拨党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的谬论
张子高教授说：5月17日人民日报登了“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那篇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钱伟长在那里制造了许多矛盾。首先是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问题。他并且引用梁思成先生的情况为例。后来梁先生对整风的体会文章发表了，大家看到梁先生还是很积极的，是拥护党的。现在我要问你当时是何居心？是不是想拉拢一些人为你作证呢？党屡次鼓励我把中国化学史研究工作抓起来，当我生病时，党团员在周围照顾我，使我感激流泪。后来蒋校长、刘副校长也都到我家来慰问，这难道是人情味薄吗？就我所知，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先生，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先生，这几位老先生都是学术上得到很高的尊重，有病时又得到非常周到的照顾。最近有两位老同学来看我，都是七十左右年岁的人。他们在安徽矿业学院工作，都是兴致勃勃地在干。这难道不是积极性的表现吗？再拿你钱伟长本人来说，职位荣誉那一件不比解放前来得高许多，这难道还说党估计作用不足吗？
钱伟长做了副校长，就同校长搞对立，钱伟长把老清华搬出来，和新清华对立，一概以为今不如昔。新清华是与老清华有所不同，新清华承继了一部分优良传统，批判了一部分不良的习惯，同时培养出一部分新生力量。青出于蓝，一辈胜过一辈，正是发展的现象。我爱老清华，我尤其爱新清华。钱伟长则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对，究竟你是何居心？
钱伟长还说过，另外一条路线比它（指党的工作）走得快，这就是他的反党路线，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路线，要和党的路线，也就是社会主义路线赛跑。当然，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这样提，他总是用偷天换日的，换汤不换药的，表面上一套，骨子里一套，来达到他的目的。
在科学体制问题上，钱伟长身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利用党对他的信任，把委员会对科学规划建议的内容拿了出来，在章伯钧指使之下，和其他右派分子曾昭抡、费孝通大加篡改，加入一些资产阶级的毒素，作为民盟工作小组的建议。他们不要党在科学研究中的领导，他们不要科学研究计划性，他们不要科学研究结合我国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他们不要对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是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否定了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的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光明日报还发表一系列与钱伟长论调相同的报道和文章，对我校杜庆华、李酉山肯定教学改革的文章，则一字不提，企图造成对钱伟长有利的气氛。钱伟长还借种种机会在各地散布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到整风运动中，向党的进攻更加猖獗。
何成钧副教授在会上也把他和钱伟长的关系做了初步交代。他说，我在整风鸣放期间，由于长期与组织对立，站在反动立场上，犯了大错误。6月2日，学生会的同志邀我到自由论坛上去讲演，我怕情绪不对头，话说错，出乱子，就推辞不去。后来钱伟长对我说：“去讲也好，可以扩大影响！”我现在要问钱伟长：“你要扩大什么影响？你是否想要学生上街，制造混乱局面，然后你来收拾残局？”钱伟长还同我讲，中央对清华这条线就是不肯放。
张光斗教授认为钱伟长参加制定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企图使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张光斗教授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反动纲领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等所起草的，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等的意图是要摆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他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在高等学校中攻击科学院“一家独占，占而不为”，要以高等学校作为研究中心；在科学院那里他又攻击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两面放火，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
张维教授揭露钱伟长为制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所作的长期阴谋活动
张维教授说：我要揭露钱伟长贯彻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阴谋活动。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们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中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我们这样肯定他们的活动的这种反动性质，是有根据的。这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长时期以来钱伟长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广泛了解情况，进行挑拨煽动。他反对党对于科学研究的领导由来已久，长时间来他花了许多力量在摸各地科学家的底，了解那些人对党有些什么不满情绪。他用了费孝通的串联方法各处发动。第二，他有组织、有计划地拟定和贯彻这个毒恶的科学纲领。他从3、4月间就开始进行活动。以后假借民盟中央名义成立的“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就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主谋的。章伯钧认为这个纲领是一件大事，在他把持下的光明日报在6月9日发表这个纲领的同时，就写了短评，说这个纲领“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的道路，是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民盟这件工作还只是这一新工作方式方法的开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共产党已然不能代表科学家的正当利益了，明明宣布以后还要其他方面的纲领，这只是第一次的开端，右派分子狂妄到了极点。可见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这一文件的重视。科学规划委员会原定在6月13日开会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的。钱伟长和曾昭抡利用是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的职务，将科学规划委员会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摸了底，就在6月9日前连续开会商量，赶忙将这些问题也放在他们的反动纲领内，做为外衣。其实，纲领核心是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主张。他们利用两面派手法想争取群众对他们反党的科学纲领的支持。更毒辣的是他们在向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这一假借民盟名义的方案之前，就赶忙在光明日报发表，向科学规划委员会，也就是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猖狂进攻。第三，钱伟长在看到阴谋暴露后，又用两面派手法，打掩护，撤退。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的第一天，他们还是气势汹汹，要科学规划委员会将这一反动科学纲领提至大会讨论，到了第二天（6月14日）民盟副主席史良揭发了章伯钧的反党阴谋的发言登在报上后，钱伟长和曾昭抡就缩回去了。第三天他又换了一副嘴脸说拥护党的领导。难道钱伟长睡了一宿觉，把他那科学纲领中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科学院做火车头等项主张全都忘记了吗？不是的，他是要掩护撤退。张维并质问钱伟长说，7月11日晚曾昭抡在高教部中的一次所谓检讨中，还说到这个反动的科学纲领的自然科学部分实际上多是钱伟长在出主意主持，因此我们要问钱伟长和曾昭抡，到底情况如何？
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的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经过许多老教师的揭露，这种论点已经没有立锥之地。钱伟长提出这种论点的用意何在呢？许多教师通过学习苏联，教学水平提高了。讲课再不是经院式的，而是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我们现在做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题目，都是来自企业部门的实际的题目，学生用的参考资料是工程师们用的参考资料。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比从前提高了，从前叫学生做一个能用的设计是不可能的。
钱伟长标榜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六亿人民坚定不移的道路。
钱伟长说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取消党的领导，在文教部门为资产阶级右派打开缺口呢？大家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赶跑蒋介石匪帮，不可能在短短的八年中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石的，共产党不仅是工农的命根子，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命根子。我们知识分子要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决不允许右派分子推翻共产党。
常迥检讨自己的温情主义，他说看清楚了钱伟长是章罗集团在高教方面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常迥教授在会上检查交代了他和钱伟长的关系和他受到钱的许多影响，他的检查交代虽然还不够深刻，但还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常迥说，自从钱伟长领导无线电系的工作以来，他就处心积虑地想从无线电系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他向全校进攻向党进攻的桥头堡。由于我的立场不稳，我受到了他的煽动。在反右派斗争中，我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我包庇了他。现在我已经看清楚钱伟长是章、罗集团在高教方面进攻的急先锋。钱伟长知道我在教学改革讨论当中有许多观点和他的看法有相同之点，他就拉拢我，也就从那时起，别有用心地挑拨我和党的关系和对领导的看法。他跟我说，他的教学观点，全国只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不同意。他说，这还不清楚吗！这两个学校的领导都是教条主义者，没法说通。他这些话明明是胡说。钱伟长还别有用心的要把无线电系吹起来，做为他的政治资本。就在这时，钱伟长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击领导，他说学校怕检讨教条主义，说组织人来打击他。我当时因为思想上被钱俘虏，我也认为把教学问题说成阶级斗争、两条路线，这真是教条。现在想起来，当时钱伟长、孟昭英和我三人都否认教学讨论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对于无线电系修订教学计划的问题，钱支持孟昭英的意见，我虽有些不同看法，当时也就没有争辩。我们在向学校领导汇报以前，几个人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也就是形成一个联合阵线。
钱伟长和孟昭英在教学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政治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因此，到了整风期间，钱伟长和孟昭英借整风机会，大胆地向党进攻。在系里，孟昭英表现得独断独行，目空一切。他总想把系里的党领导压下去。而钱伟长则在系外，借系内宗派主义的问题，大肆渲染，做为向党进攻的口实，里应外合，配得很好。就在这时，钱伟长不但自己到学生自由论坛上大讲教学问题，还鼓动孟昭英和我去给学生讲话。这无非想争取群众，和党的教学方针相对立。
当无线电系教师座谈会在“新清华”上发表以后，系里有几位教师和党员之间有了意见。钱伟长就乘机大肆挑拨。他说：“赶快出张大字报，写新清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我们概不负责”。他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群众对“新清华”的不满，我们当时没有听他的话。后来写大字报的时候，钱伟长又多变了个主意，教我们多写些好话，如“我们是忠实热爱党的”，他说这样就戴不上帽子了。
6月1日晚上十二点，我听到钱伟长家小孩在门口吵吵闹闹，我爱人以为钱家出了什么事，赶快出去看，只见钱带着小孩去贴大字报。钱伟长见我们门还开着，就跑了进来，像疯了似的，大骂一阵：“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指第一次质问钱伟长和章伯钧的关系的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他还说：“走，一定要离清华，到科学院去。做研究工作比教学好，你也走！孟昭英反正已经去科学院，让马世雄也走。我们还有许多人要走，看蒋南翔怎么交代。”
学生赵葆初揭露钱伟长煽动学生“闹事”，一手制造理工合校大签名
工程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赵葆初说：现在我想揭露一下钱伟长一手制造的理工合校六千人大签名的情况，这是他政治阴谋活动中的一部分。在6月1日晚上，我们班二十多位同学去访他，他有声有色地向我们吹嘘了解放前的学生质量多么高，说什么三、四年级写出像样的论文根本算不了什么，又吹嘘老学风。接着有人提到说科学馆前面在搞理工合校签名，钱问“有多少人签名了？”我们说六百多人了。钱说“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还差不多，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而且他再三强调要斗争，经过斗争总会胜利的。有人问，钱先生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呢？他说，我出面不方便，你们去搞好，高教部已经承认这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错误。钱伟长当时还提出了几个方案：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来，或者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其它和人大合并叫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的牌子挂到人大去，把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钱伟长还说，就是不能和北大并，至少要唱对台戏才好，只要清华搞起理学院来，很多名教授都会来的，有的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只要清华搞就一定会来的。
在钱伟长煽动以后，第二天上午工程物理系八班一个规模浩大的理工合校工作组成立了，设正副组长五人，下设同学、教授、宣传、后勤等工作小组，人力不足，联合了物九，光靠同学还不行，要教师帮助，决定在全校大搞，到每个班上去组织签名，而且多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例如访问系主任、名教授，组织论坛及教授报告会，写出大量大字报，印签名纸……等等。一出来，就要声势浩大，全校震动。工作组由钱伟长亲自指挥，钱非常得意，工作组具体计划都是他同意后才执行的。当时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请全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华罗庚来讲话，因为钱伟长是非常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和华罗庚的话是同学们听得进的。只要他们说理工合校好，大家签名就会很踊跃。这个任务由钱伟长亲自负责，华罗庚当时刚从医院里开完刀，身体不适于作报告。钱伟长说，这是小病，可以讲，还是要去请。后来大概没请到。对钱学森，钱伟长知道他不愿讲理工合校这个问题，当时就决定表面上去请钱学森来做技术科学的报告，实际上在会上叫人递条子逼着他回答这个问题。钱伟长就是这样阴谋策划煽动的！
钟士模教授认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谬论，钱伟长不但事先知道而且曾共同策划
钟士模教授说，我现在要揭发右派分子钱伟长是储安平“党天下”谬论的重要同谋者。钱伟长在学生自由论坛上曾经说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与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有什么关系。可是就在储安平发表“党天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的第二天，钱伟长就在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开扩大筹委会的休息时间用很肯定的口气对我说，他对储安平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赞成的，他还说每一个单位都按上一个党员做头那怎么能行呀！丝毫也听不出他有半点反对储安平的议论，相反地他的言语声调神态完全表明他是储安平谬论的积极支持者。他不仅赞成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而且事先也知道，并且共同策划。钱伟长在第三次的交代中曾经露了这样的马脚，他说储安平5月26日来清华找他谈到要在人大提肃反问题，谈到要摸鸣放的底，要向毛主席提意见等等。那天钱伟长表示过学校中鸣放的主要内容是宗派主义，储安平就说“到处都如此，真是家天下”。储安平在交代时说他在发表“党天下”谬论之前是与罗隆基、钱伟长商量过的。右派分子之所以要说“党天下”，不就是在反对党的领导吗？不是要使各种工作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吗？我们知道脱离党的领导会给人民带来很大灾害。我们是决不会忘记历史上的教训的！假使按照右派分子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要我们人头落地！
夏镇英讲师说，钱伟长与曾昭抡的关系，到底如何？你自己说只是最近有联系，只是科学规划是政治问题，其他接触都不是政治性的。这能使人相信吗？曾昭抡曾要你摸文教界的底，这不是政治问题吗？你是怎么摸的？你在3月初当太原高等学校毕业生对毕业设计有意见时，3月12日你坐飞机到太原，13日对数千学生讲话，试问谁让你去的？谈了些什么？你又在太原科联分会成立大会上做报告，这又是谁要你去的？你借着陪专家访问、考察机会，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与盟员接触频繁，在广州几千人大会上讲话。这是不是政治性问题？其次你与章伯钧的关系，你讲接触不多，为何6月6日一次会就一见如故？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说你在6日会上的发言最激烈，以致曾昭抡也受了感染，激动了好久。曾昭抡说当你们分析形势后，你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这些话你为何不交代？再有，你说你和罗隆基的关系，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这显然不是事实，曾昭抡谈过你对知识分子工作热心，而罗隆基过问知识分子事情多，因此罗和你接触较多，为什么也不交代？你还说你与储安平只一面之交，但你们谈的都是政治问题，“党天下”事他与你商量过，只一次之交，何以谈的如此之深？
热工实验室技工李永禄说，我们职工没想到现在有这么一批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他们乘整风运动散布各种谬论。钱伟长主张教授治校，我们职工都不同意。我要问钱伟长你办学校不要职工行吗？我们绝不允许再回到教授治校的旧大学，因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今天的新大学里，我们职工才受到了重视。
现在，职工们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平等。世界上除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还有这样的民主吗？居然，还有人叫唤所谓还政于民，是不是将人民政权还给钱伟长？
旧社会的坏处说不完，新社会的好处说不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为了他们一撮人的利益，还要骑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头上。我们职工告诉右派分子，你想夺人民的政权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我们职工在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坚决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
这次大会从上午八点钟一直开到下午六点钟，会上发言的还有汪坦、马良、金兰等教师。因为要求发言的人还很多，大会将在14日晚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