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知识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
杨东莼的发言
我想联系反右派斗争，谈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一个多月来展开的广泛深刻的反右派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全体人民之间的一种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同时展开的阶级斗争。这种大是非组成的矛盾是有两面性的，它既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大是非，牵涉到一个性质重大、范围广泛的政治题目，即：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关联到我们国家和全民族的命运，关联到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场斗争中鲜明地表示态度，在斗争的风暴中检验自己的立场。
有些善良的人神魂失去了主宰
应该说，革命的、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在这一场斗争中是表现得好的，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许多善良正直的人，对这场斗争却采取了不是积极的态度：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所表示的严正态度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无动于衷，认为这场斗争与自己无关；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右派的言论起共鸣，表同情；当“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支持工农群众和左派反击右派的时候，工农群众和左派人士无不拍手称快，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却说“社论发表得太早了”，甚至说“社论对右派的反批评太过火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在这场斗争中含含糊糊、躲躲闪闪；他们当中有些人有一种迷惘的感觉，神魂失去了主宰，似乎自己被一条纤细的丝线吊悬在万仞高空；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这场斗争采取保留、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这些情况，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随着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怵目惊心的言论行动的进一步揭露，已经有所扭转。许多人已经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它的严重的政治后果，因而振臂奋起，投入战斗。但是，不管怎样，这次斗争的前前后后，已经充分暴露了知识界思想上的混乱情况。我们生活和工作在知识界中，我自己也算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为这种情况而感到心情沉重，也不能不探索一下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被右派分子灌了迷汤？要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寻找原因
应该说，七年来，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的指导下，依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关怀和帮助，依靠知识分子自己主观的自觉的努力，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他们划清了敌我界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他们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定的聪明才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经过刻苦学习和实际锻炼，已经逐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基本上适应自己社会政治地位的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进步应当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因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所出现的思想上的混乱情况而把知识界的进步一笔抹煞，全盘否定。但是，足够的估计应当意味着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应当是添枝加叶地为知识分子抹粉擦脂。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明明白白立场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但却有人不怀好心地向知识分子讨好献媚，倡言“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费孝通：“早春前后”）。明明白白许多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国家事务还缺乏充分的主人翁感觉，但却有人心怀叵测地鼓励知识分子不要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要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罗隆基：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明明白白知识分子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没有很好地理解一滴水只能放在浩瀚汪洋的大海中才能永不干涸的道理，但却有人恶毒地鼓励知识分子的自大狂，说“十个大学教授可以抵得上十万群众”（罗隆基）。这些别有用心的、对党、对人民翘尾巴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在知识界里面播毒甚广，流毒甚深，以致有不少人被他们灌了迷汤，误认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一间房、两本书”的要求出来了，“马列主义不行时”的怪论也出来了。自然，尽责怪这些狼子野心的知识分子也还是不全面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知识界对思想进步估计过高的现象，还应当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去寻找、去发掘。这些年来，我在高等学校里边工作，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一起学习，习以为常地听到一种“提高一步”的说法。就是说，每次学习运动将届结束，人们在写学习总结或谈到学习心得的时候，总喜欢说（或者是醉心于过高地估计成绩，不假思索地说），“通过这次学习，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例如：“通过土地改革文件的学习，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文件的学习，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通过镇反、肃反运动，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通过总路线文件、宪法文件、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文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八大’文件、‘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以及十大关系报告的传达，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等等。应该说，人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学习，的确是有所提高的；也应该说，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的确是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但是，奇怪得很，提高一步又提高一步，临到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结果却等于挨了一记“闷棍”，连六项政治标准也心中无底，从高处往低处狠狠地摔了一跤，一落千丈，回过头来还在抱屈地叫嚷“言者无罪”，抱怨地责怪党为什么早先不打个招呼，把六项政治标准揭示出来（这是指好心的知识分子而言，右派分子不在内）。这种情况，除了把思想改造的成就估计过高、把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估计过大、而在每次学习中没有深刻地结合自己的血肉骨髓外，还能够找到其它任何别的解释吗？总之，这次反右派斗争所暴露出来的知识界的思想混乱情况，向我们提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成绩，但知识分子自己把这些成绩估计过高，才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接受一次大大的惨痛的教训！
党对知识分子早有公允的估计和明确的指示
那么，党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呢？
还在去年一月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报告”又接着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因此，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说：“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从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可以明白：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有着足够的估计，党对知识分子现存的缺点和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党对知识分子今后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也有着明确的指示。党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是公平恰当的。对照今天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行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情况，我们一方面感到党的领导的预见性和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感到我们知识分子辜负了党的殷殷期望，“依然故我”，长进不大，我们应该是怀着负罪的心情来向党汇报的。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什么未能尽如人意？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承受严峻的考验
现在应该问：为什么我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未能尽如人意？为什么我们的立场未能改变过来？为什么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界的思想如此混乱？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实际的锻炼，没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承受严峻的考验。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猛烈一些，但当时的政治形势赋予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只是要知识分子划清敌我界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的已不是一般的人民立场，而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采取的是和平改造的、不流血的办法，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和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大变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引起了强烈深远的震动，但对于知识界的冲击却显得小一些。冲击小一些并不见得是好现象，因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知识界在立场方面的转变。未经过风霜雨雪的、未经过深刻冲激的、未改变立场的知识界，一经投入波浪翻滚的沸腾的新生活当中，就不能不时时、处处感到不习惯、不协调、不熟习、不适应了。
为什么罗隆基费孝通的臭气熏天的言论在不少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无他，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而已
正是由于知识界放松了在火热斗争中的思想改造，放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进行立场的转变，所以章罗联盟就把魔爪伸入这片“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培育毒苗毒草。也就是说，以知识界为“垫脚石”，作为他们梦想的“政治资本”和
“群众基础”，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正是由于知识界放松了在火热斗争中的思想改造，放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进行立场的转变，免疫力不强，抵抗力不旺，所以罗隆基、费孝通之流的臭气熏天的文章，居然会在知识界的一部分人当中引起共鸣。罗隆基恬不知耻地以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自居，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实质上是一篇反党的、向党挑战的“通牒”。明眼人易于发现这篇发言的意旨，即：一方面向党要挟，另一方面笼络一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要他们自甘落后，对祖国的命运不关心，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关心，对国计民生，丝毫用不着有什么主人翁的责任感，只有静待共产党来“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则是两篇包藏祸心的文章，字字句句埋了鸡骨头，行行段段搀杂了砒霜。他一方面倾泻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纪末的颓废的感情，大谈其自己的“体质”与“气候”的适应关系，以便来感染那些在伟大时代仍然有落寞之感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不怀好意地煽惑人们去揭盖子：先揭“百家争鸣”的盖子，后揭“互相监督”的盖子。他不主张“欲揭还罢”，而主张“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如果人们把他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对知识分子在“春暖花开”时节“发挥政治积极性”的号召，把他在“早春前后”一文中要“冲开”“盖子”的那种气势逼人的姿态，再和章罗联盟的核心骨干以及其他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的事实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费孝通用心之险恶了。一篇发言和两篇文章，出现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本来，透过纸背，人们可以看出右派分子的嘴脸；细审他们的用语行文，人们也可以嗅到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气味。但是，知识分子没有这么作，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在为罗隆基这篇酸臭发霉、“收买人心”的发言喝采，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在为费孝通这两篇专门唱反调的“杂文”叫好。为什么？无他，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而已。当人们揭穿了章罗联盟等右派分子的狰狞面貌以后，那些喝采叫好的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如何自处呢？除了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锻炼自己的立场，提高自己的革命嗅觉和革命警惕，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么？
章罗联盟的丑恶嘴脸揭露以后，那些“好心”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办？不去掉温情主义的面纱是看不清楚路途的
现在，人们应该有理由进一步问：当章罗联盟的丑恶嘴脸揭露以后，那些“好心”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呢？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挽起袖子，坚决撕破他们的肮脏面子，坚决搞垮他们的臭架子，让人们看看：这究竟是一流什么样的货色！有人说，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手软？为什么下不了手？一因人熟面熟，大家相处多年，脸面相碍；一因这些人有些“才”，不要过分使他难堪，还得留点回旋余地，以便他们能在悔罪后有所报效于人民。好一副温情主义者的面孔！你和章伯钧、罗隆基等等人面熟，有交情，你不打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你置六亿人民于何地？你对这批人情深谊厚，对六亿人民情寡义薄，这又是什么立场？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等那么一小撮自高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美留学生的确有“才”有“学”，的确够高深渊博的，但他们心怀贰志，“才”大“学”广，于人民又有何益？你坚决作为右派打他们，如果他们能回心转意，洗心革面，朝向人民，为人民做事，这才算够朋友，讲义气，对人民也才会有好处。否则，这样的温情主义，反映到政治上来，只能是一种毫无是非的自由主义而已。我在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战斗中经常思索一些问题，待到我发现费孝通这位“学者”也在用“温情主义”的幌子来掩盖章罗联盟及其核心小集团的反动言行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温情主义”有如此广泛的“用途”！这就使我警惕，深深地认识到：野性难驯的狼总归是要吃人的，养狼是要贻患的；对右派分子打击得不狠，不坚决，祸害也是无穷的。不去掉温情主义的面纱，自己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来参加这场反右派的斗争呢？
总起来说：从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混乱情况来看，从知识分子对自己进步估计过高的现状来看，从党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的分析来看，从知识分子可能作为政治野心家的“垫脚石”来看，从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来看，等等，都从根本上说明一个问题：一切追求进步的、善良正直的、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学习鲁迅，下壮士断腕的决心，无情地解剖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右派的群众斗争中，加强思想改造，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对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中知识界思想混乱情况的大暴露，的确是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能感到这份痛苦，能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加强思想改造，就能感到脱胎换骨的愉快，否则，一步掉队，百步就跟不上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主席的话是语重心长的！我们应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走。只有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积极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从基本上解决了立场问题，才能死心塌地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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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反右派斗争正乘胜推进
金仲华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
在全国人民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大家都很注意到上海。上海是右派分子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个基地。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右派头目和骨干分子，一向是互相策应、互通声气的。从去年下半年到最近，这些野心家在上海活动得非常猖狂。但是，上海人民，首先是强大的工人阶级，还有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并没有放过这些野心家伙。在党的号召下，群众已经起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这些丑恶的右派分子已经原形毕露。在强大的斗争火力下，右派分子陆诒不得不老实交代，开始揭露了右派集团罪恶活动的内幕。这是上海人民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大胜利。现在，正在乘胜追击，争取更大和彻底的胜利。
右派分子早就待机而动
右派分子在上海搞些什么阴谋活动呢？
解放以后，有些右派分子留在上海，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抱着消极态度。党和政府对于他们，总是从团结出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思想问题，所以尽可能在政治待遇、工作安排以至生活等方面，多多照顾他们，希望他们逐渐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别有用心，从来不表示满意。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观察气候，待机而动，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去年党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提出了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们以为时机快要来了。去年春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以后，到秋间波匈事件发生，跟着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以为国际形势对他们有利了。今年2月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着党中央召开宣传会议，宣布开始整风，他们更以为时不可失，应当立即行动了。他们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到处放火，企图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来“整”垮党，脱离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这样做法，不是冲昏头脑了吗？是的，正是冲昏了头脑。因为，在他们脑袋里作怪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蜉蝣撼大树，他们是动摇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但是从我们上海的经验说来，这一场斗争还是十分复杂而尖锐的。
右派分子由分散活动到紧密勾结
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的活动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而且有战略步骤的。上海的右派分子本来分散在各方面：属于罗隆基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彭文应和陈仁炳，盘踞在民盟市委会；另外两个民盟右派骨干孙大雨和陆诒，一在高教界，一在新闻界。在上海的一个右派头目王造时，是“七君子”之中的伪“君子”，无党派，以大学教授和政法界的活动人物出现。农工民主党有个夏高阳，九三学社有个王恒守。其他不列举了。本来他们分散活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接触频繁，互通声气，摸政治气候，商量发言稿，策划进攻和退守的战略，同北京的右派头目也密切连系。章罗联盟结成以后，上海这些右派骨干也勾结得更紧密了。
他们活动的方式，是专找党和政府处理上有困难、虽然花力很多而客观上不易一下子解决的问题，提意见，找岔子，挑拨党政领导上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例如，彭文应以“卫生专家”自命，专从医疗卫生问题上做文章；陈仁炳着眼在艺术家、演员等的工作安排和待遇问题，他在上影、人艺、京剧院和国画家方面，到处挑拨放火，挑拨艺人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孙大雨把高教界、文艺界党内党外五、六十个知名人士都说成“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检举，无中生有，存心捣乱；陆诒针对着上海市公共房屋调配困难的情况，在报纸上连续发表煽动性的报道，煽动群众向房管处要求配给房屋；王造时专门在政法界方面下功夫，拉拢旧司法人员和社会失业知识分子，挑起对政府不满；夏高阳利用商业部门包给国画工作者画檀香扇和国画院的问题，不断挑拨是非；王恒守则在高教界、科学界下功夫，污蔑党和政府领导高等教育的工作是“乱、偏、糟”，讥笑党员干部不能领导科学，等等。总之，他们常常夸大事实，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作为民主党派的骨干，他们不是联系群众，帮助党和政府做好工作，而是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
杜勒斯脑袋里的东西成了右派的行动纲领
他们有什么纲领呢？今年三月王造时来北京会见罗隆基，交换关于国际局势的看法，决定了行动纲领。他们的共同看法是：一、国际局势未必趋向缓和，而要趋向紧张；二、和平解放台湾没有可能；三、中国闹成匈牙利第二，未始不可能。根据这样分析，罗告诉王：“越是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越要起来担当责任。”这种看法，实在不像是中国人头脑里的东西，而更像是杜勒斯脑袋里的东西；但是，从罗隆基、王造时的脑袋里反映出来，难道有什么可奇怪吗？从这两个右派头目的口气看来，他们俨然要等待天下大乱，来收拾残局了。
值得注意的，在罗王谈话中，罗还劝告王，要多为知识分子说话，博取知识分子的拥护；要“争取群众，就靠写文章和讲话”。就是说，要扩大宣传，争取群众。章罗联盟控制了两党两报，两个报纸是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它通过储安平控制“光明日报”，通过女将浦熙修控制“文汇报”，大量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上海的右派分子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又指使陆诒进攻“新闻日报”。他们要陆诒在“新闻日报”推广徐铸成在“文汇报”的“拆墙经验”，赶走党员干部，夺取报馆的领导权，让他们自己“挂帅”。在“新闻日报”的鸣放大会上，陆诒大声狂叫：“最后关头到了”，“民主党派要当家作主！”但是，这个打头阵的右派分子并没有完成他的战斗任务；相反的，他在群众起来反击时首先投降，而且把右派集团阴谋活动的底牌都交了出来。
到处点火 南北呼应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时候，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斗争非常剧烈。他们天天开会，分析情况，组织不满分子向党开炮。会前，他们放出空气，说市委“怕放，要收！”会议期间，大鸣大放了，他们又放出试探气球，问这是否“放长线，钓大鱼”呢？王造时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对于进攻和退守的策略是很花功夫研究的；他企图混水摸鱼，又害怕自己变成了大鱼。但是，当陆诒告诉他有些工人、学生在闹事，市委要求不打乱生产任务，决定有步骤地整风，暂时不推向基层的时候，他以为时机来了，立刻上台发言，要求“鸣放到基层”，煽动在基层放火。另一个右派健将陈仁炳也上台大声号叫：“让每一个基层都鸣放起来，挑几个（党员）出来算算旧账！”就是说，要到处放火，要赶走党员，要整垮党。这不是有些匈牙利闹事的味道了吗？可是，这几个冲昏头脑的野心家，完全计算错了。现在大家在跟他们算账了。他们都是倒挂户、破产户，算不得账的。王造时也在后悔，不该太冒进了吧。我不知道他是否算得上一条大鱼。但至少，他已经原形毕露，像一条小泥鳅了。
这是宣传阵地上的一场战斗。在斗争最紧张的时候，北京的右派分子还为上海的右派分子打气。顾执中写信给陆诒说：“我在北京放了一‘炮’，你在上海放的‘炮’我在北京也听得见。”好大的口气！现在北京新闻界和九三学社、社会主义学院已在检查顾执中这一尊大“炮”，看看它装的是什么火药，要他像陆诒一样交代。
到处撒网 搜罗落后分子
另一方面，是组织路线上的一场战斗。去年章伯钧提出要发展盟员一、二百万，后来又狂夸要达到八百万盟员，这使得上海民盟市委领导上冲昏了头脑，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作为上海市民盟副主委兼秘书长的陈仁炳，事实上把持一切，大肆活跃。他提出民盟发展的对象，是“中间和落后分子”，实际上他的底牌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他专找在“三反”、“肃反”和思想改造中被斗过的人、有委屈情绪的人、对党不满的人、有思想包袱的人，表示要给他们撑腰；他在座谈会上挑拨他们对党的不满；他用请客、登门拜访、答应给予政治地位等资产阶级政客的方式来拉人，发展组织。这里应该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这个期间民盟发展的成员，都是陈仁炳心目中的“落后分子”；但是这种右派路线的危险性，是十分严重的。
猖狂到极点
他们猖狂到了极点，对党疯狂进攻。他们连络其他右派分子，打击积极分子，污蔑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是“桥头堡”、“护城河”。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拆毁桥头堡，填平护城河”。他们要使进步人士不敢靠近党，从而孤立党。他们向党直接挑战。陆诒在“新闻日报”的鸣放大会上，看到一个共青团员说了党的坏话，就向外扬言：“一个团员起义了”。陈仁炳在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走什么一条路呢？不是叛党反党的路是什么？他还荒谬绝伦地主张什么“火线入盟”，就是准备在党的整风会上放火，争取叛党反党的堕落分子入盟。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了吗！
值得注意的，所有这些右派分子，都是臭味相投，搞在一起的；他们分工合作，分路向党和人民事业进攻。陆诒在交代的材料中承认了：上海右派野心分子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有纲领、有组织和分工的：陈仁炳和彭文应抓民盟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和杨兆龙进攻司法工作，陆诒抓新闻工作，孙大雨和许杰则在高等学校放火。其中陆诒是“军师”。民盟上海市委在这一段期间，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和右派分子的把持下，成了向党进攻的“指挥部”。当然，“军师”之上还有“军师”，“指挥部”之上还有“总指挥部”，那就是北京的章罗联盟。这一路反党队伍着重在争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另一个右派头子章乃器率领的反党队伍，则着重在争取工商业者、资本家。这两个反党的右派队伍，还有其他右派分子，事实上是密切配合、互相呼应的。
右派集团已被打开一个大缺口
各位代表：这就是这些右派野心家对我们猖狂进攻的事实。他们不要党的领导，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问，他还要不要人民的立场！现在，人民已经向他们发出严重警告。反右派的斗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上海，斗争展开的声势浩大。右派“军师”陆诒已把他“锦囊”中的材料交代出来了，右派集团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们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赶快回头，老实交代，向人民投降，转回到人民的立场来。右派分子只要愿意回到人民立场上来，还是会被欢迎的；他们应该做的是彻底交代，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倒出来。
这次的反右派斗争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后一次意义深刻的斗争。从政治上的彻底揭发到思想上的深刻批判，将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为什么要把右派分子彻头彻尾加以揭穿呢？还是为了挽救他们，要他们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对右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抱任何姑息容忍的“温情主义”的态度。为什么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思想要这样彻底加以批判呢？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要他们认识到必须改造自己；所以任何蒙混和包庇“过关”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毛主席说，毒草可以做肥料，右派的错误言行也可以使人民得到一面镜子，用来检查自己、教育自己。
这次斗争将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生命力前进
我相信，通过这次斗争，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面貌有进一步的改变。通过这次斗争，党的整风运动将更能正常地进行。它将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更良好的贯彻执行的条件。它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着生命力前进。
正当反右派斗争猛烈展开的时候，上海人民以百分之四点三超额完成了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计划的成绩，来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将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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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坚决地斗争，一面彻底地改造
谢冰心的发言
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两篇文章中，我们感到了彻骨春寒的阴郁寂寥的空气！他说是在谈知识分子，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的老朋友的心情”。他戴上了浓黑的眼镜，把“一时之感，一隅之见”概括扩大到解放后的八年光阴，到新中国的四极！这样就模糊是非，混淆视听，使得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的人，不加思索地起了共鸣，推波助澜地作了右派野心家的应声虫，结果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的路子！
像费孝通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种知识分子，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到底占多大的比例？从事实上看，我们可以坚决地说是极少数的，可以说是万分之几，而右派野心家却自欺欺人，想靠他们来篡夺安如泰山的人民政权！右派野心家的利令智昏的愚蠢程度，是高得惊人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计划是彻底失败了的，他们遭到了人民的迎头痛击。六亿的工农兵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爱国人士都很清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政权不但推不倒，而且是摇不动。“蜻蜓撼石柱”，折翼伤颈的是蜻蜓，石柱还在巍然地屹立着！
我们再看看费孝通文章里所说到的那些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人，是些大学教授，在抗战以前过的脱离群众、纸上谈兵的校园一角养尊处优的生活，抗战以后到解放以前过的颠沛流离欠薪卖书的生活，在贫病相煎饥寒交迫的环境中，他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因为他们切身的利益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他们是尊重爱惜的，在千头万绪的忙碌建设之中，还念念不忘于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改造，因为党肯定能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有很大贡献的。在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喘息甫定，也有一时期的欣悦宁静的心情，但是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雪地上滚大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根深蒂固地盘踞充塞于脑海之中。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转变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起了一定的矛盾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们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却始终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路上。他们戴上了深厚的资产阶级的大黑眼镜，来看周围活跃前进的一切，尽管眼前是一片艳阳天气，鸟语花香，他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自囿于“一隅”牢骚、怨望、消极的心情里面。
这些人不肯在自己已有的浅薄基础上继续前进，像毛主席所指示的：“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却不去熟悉劳动人民，熟悉工农兵，以求和他们同呼吸同命运，使自己和他们情投意合，逐步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他们是
“腼腆”地不敢去靠拢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却自己关在屋里啃书本，理论始终没有联系实际，永远弄不清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唯物的那一套。而自己头脑中很完整的资产阶级一套理论体系，往往突围而出，当他们苦恼彷徨寻求出路的时候，右派野心家如罗隆基、章伯钧之流，就伸下魔爪攫取他们作自己的政治资本。于是这些把自己拘囚在“早春天气”小圈中苍白无力的知识分子，一呼即出地出来“批评领导”了！
在这触目惊心的事实中，我们更痛切地感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挖尽，没有扫清，在乌云乱翻之中，就会迷失了方向，作了右派野心家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牺牲品。我们必须一面坚决地向右派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一面深刻地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必须抓紧这学习、改造的机会，在反右派的胜利歌声中，跟着党，跟着六亿劳动人民，一同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我们也希望那些右派分子，能像周总理所指示的：“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人民是不咎既往的，他们应当痛改前非，向人民赤裸地承认自己严重错误，“败子回头金不换”，天清气朗，花木葱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向着他们敞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