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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李济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
我国自开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于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在这短短期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际地位，全国人民长期以来所渴求实现的共同愿望，现在已经逐步实现。在这一事实面前，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建设经验又十分缺乏，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把我国很快地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是有一定的困难，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也不免会发生一些错误和缺点。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积累经验，改进工作，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力量，我们完全相信，在工作中，将一定能够改正错误、缺点，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那些只看见小的缺点，不看见巨大成绩的人，真可说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至于那些有意地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的人，则简直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了。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少数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自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过去仍然并存的五种经济，已经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物质基础的转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也阻止不了这一股时代进步的洪流。但是，经济的物质基础的转变，并不等于上层建筑之同时转变，也不等于说，人们的旧思想也随之马上转变过来了，思想的转变还须要一个过程。因此，在物质基础转变之后，就得进行加强思想改造，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样，他们才不致于对新事物，在思想上发生抵触。
在这一次巨大的社会主义变革中，曾经长期受到旧社会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和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态度上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有一种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能够跟着时代前进，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性，贡献了力量。另一种人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虽然也起过一些作用，但是他们的思想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因而对新事物认识模糊，甚至有时发生抵触情绪。还有一种人，八年以来，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原封不动，他们总是怀念过去，觉得旧的比新的好，对新社会没有一点感情。他们随时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企图依照他们旧的资产阶级“图式”来建设他们的反动的“极乐世界”，再加上他们个人的恶劣品质和政治野心从中作祟，终于从对新社会的不满，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四八年，他们不是曾经发表声明拥护过召开新政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么？现在他们忘记这回事了。一九四九年，他们不是曾经参加过制订和举手赞成通过共同纲领么？现在他们也忘记这回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以及各项重大的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不是曾经表示无保留的赞成和拥护么？现在他们也忘记这回事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纪念日各民主党派联合敬献的锦旗上，不是大家一致同意写着“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庄严语句么？现在他们也忘记这回事了。以上事实，在我则记忆犹新，而他们则对于过去所作过的庄严政治诺言，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之名，发表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并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是一种“人而无信”、“背信弃义”的行为。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之流，便是属于这一类右派分子的代表人物。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必须向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揭发和坚决的斗争。
但是有不少来自旧社会的人，由于受着旧思想的支配，总不容易了解这一场阶级斗争的严肃的政治意义及其深刻性与尖锐性，因而难免有时产生一定程度的温情主义。我们知道，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是真心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拥护展开反击右派斗争的，但是他们对于在斗争中产生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总不免发生抵触情绪。为什么在他们思想中会发生这样的矛盾呢？这是由于他们自解放以来，虽然经过了八年的思想改造，而政治觉悟的提高，却非常缓慢，远远赶不上时代进步的要求，因而在严肃的战斗面前，徘徊却顾，斗志不坚。从这里使我深深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如果不坚定要求脱胎换骨的意志，痛下针砭并在实际斗争中陶铸锻炼，便不容易破旧思想立新思想，并在革命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是非。
我们当中有不少来自旧社会的人，尤其是民革的同志，对旧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熏染。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虽然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严重的考验。我们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政治考验。我们必须坦白真诚，知过而勿惮改；我们必须信任党，信任政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更须认识思想改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深刻的自我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便不能使新我战胜旧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以此期待于来自旧社会的人们，并以此策励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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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体司法干部团结在党的周围 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史良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想就司法工作讲一点意见。
人民司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去年以来，人民司法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全体司法干部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国各地人民法院，认真地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理了大量的刑、民事案件，正确地发挥了对敌人实行专政和调处人民内部纠纷的职能。同时，在审判活动中更进一步贯彻了国家的法制。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选出人民陪审员二十四万六千多人；辽宁、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各级人民法院，已经有80％到90％的案件，依法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实行公开审理的案件，已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其余是依法不应实行公开审理的。除了认真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外，我们积极地建设了人民律师制度，以进一步维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到今年6月底为止，在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人口在30万以上的市和少数农村地区的县城，均已建立了律师组织，现全国已有律师协会筹委会19个，法律顾问处820处，律师和工作人员2，528人。律师工作深受群众欢迎，凡是工作开展得好的地方，法律顾问处接待当事人都是应接不暇的。为了培养后备司法干部，除了高教部领导的设在综合大学内的六个法律系外，司法部还管理有四个政法学院，并在上海、济南、重庆三地建立了三所法律学校；现正加强师资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培养司法干部的需要。此外，人民法院和律师组织，还运用自己的全部活动，广泛地向群众进行了法律宣传。仅据江苏等四个省区的151个单位统计，去年一年，光法律讲演就作了2，474次，听众达百万人以上。这就大大有助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守法观念，有助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纠纷和促进群众之间的团结。这一工作今后必须加强。应当指出，我们的工作虽然有很大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例如：办案质量还不够高，办案也有不及时的现象，有的地方执行各项审判制度还不够认真，司法干部的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实际工作的需要，律师工作的组织与业务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等等。我们热忱地欢迎各方面的批评，我们坚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司法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将得到很大的克服。
右派分子热心作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但是，正当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指示，进一步检查和改进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陈铭枢等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猖狂进攻，其中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王造时、杨兆龙、杨玉清等人向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开展了恶毒的攻击。他们首先集中攻击了我们的肃反工作，说“肃反搞糟了”，“搞错了”，他们到处叫嚷，鼓励反革命分子“翻案”、“叫冤”。黄绍竑对于司法工作表现了异常的“关心”，一直装着人民民主法制维护者的样子，其实他感觉兴趣的并不是怎样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他是利用视察工作的机会，搜集个别的“错案”材料，到处替反革命分子“鸣冤”。这位俨然以反革命分子的“包龙图”自居和反革命分子眼中的“英雄”，不仅在去年的人大和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替反革命分子说话，而且他还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干出违法的勾当。最近报纸上揭发的他庇护反革命分子谢昕等事例，就是最好的说明。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开脱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罗隆基就提出要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企图超越国家法定的人民司法机关并摆脱党的领导，把那些罪恶深重已被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大批放掉。这是一个多么毒辣的阴谋啊！大家都知道，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试问，如果不搞肃反运动，我们今天能够过这样平静的日子，能够安安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吗？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作出正确的答复。当然肃反运动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即有个别错判的案件，但是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而且即令是个别缺点和错误，我们亦丝毫没有放松纠正的工作。各地人民法院对于错案已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严肃认真地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纠正和处理。这在周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的报告中已经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我完全同意他们对于肃反运动所作的估价。右派分子为什么对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视而不见，却偏偏要夸大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呢？为什么那么热心作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呢？原来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右派分子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
右派分子说我们是“无法无天”，是“重人治而轻法治”，说我国不及“美国法治认真”，原来他们所要的法治同我们所要的法治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他们又说镇压反革命是“违宪”、“违法”，这是违的什么人的“宪”、什么人的“法”呢？如果说我们是违了国民党反动派之宪、之法，那是事实，而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永远和彻底地废除了蒋记宪法和整个伪法统，这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十七条中作了明文规定。如果要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宪、之法，那末，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而像黄绍竑之类这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和罗隆基所要成立的“平反委员会”，却正是违反了宪法关于坚决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规定。右派分子反对我们肃清反革命，反对我们发动群众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是完全徒劳的。全国人民和人民的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对于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坚决加以肃清和依法处理的，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坚持“有反必肃”的方针。我劝右派分子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是人民的中国，早已不是你们所向往的反动统治的旧中国了。
右派分子大声疾呼要为旧法“招魂”
右派分子不只是反对镇压反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人民民主法制。他们说司法改革对旧法官、旧检察官和其他旧法人员是“一棍子打死”，责备我们对旧法不“继承”，他们大声疾呼要为旧法“招魂”，要旧法人员“归队”，使旧法复活，旧司法人员上台。他们说我们的审判人员，特别是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审判人员“不懂法律”、“中文水平低”、“不会写判决”，说旧法人员的工作质量“还是今天司法机关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因此，他们就到处叫嚷要人民的司法干部“下轿”、“下台”。那末要谁“上台”呢？他们是要右派分子“上台”，罗隆基说出了心底话：“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这些右派分子企图篡夺人民司法机关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的阴谋，不是非常明显的吗？我严正地警告右派分子，人民民主政权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牢牢地保护它，国家的审判权，一定要紧紧地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右派分子要夺取是妄想。事实上，在广大群众的声讨下，他们的阴谋是完全破产了。
所谓“民愤”不过是右派分子之“愤”罢了
司法改革的巨大成绩是人所共知的，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了我们的司法机关，对于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我在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曾做过报告。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彻底地废除旧法统，坚决地批判反动的旧法观点，并把那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不适宜作人民司法工作的旧司法人员，清除和调出人民的司法机关，那末，我们的司法机关，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司法机关，我们的司法工作，就不能合乎人民的要求，合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当然，旧法人员中有很多是愿意改造的，我们批判旧法观点，也正是为了帮助他们能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司法机关担负着镇压敌人、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秩序的严肃而又繁重的任务，一切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必须是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严守国家法纪的人。我们现有的司法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勤恳、谨慎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敌我分明；他们在法庭上对诡计多端的罪犯进行着坚决而机智的斗争，对人民的利益则谨慎而仔细地保卫着；他们为了调查弄清案情，往往登山涉水，跑很多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虽然他们的工作那样辛苦，但仍然是热情饱满，积极工作。人民司法干部所有这些优良品质，岂是国民党反动衙门和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法院中的法官老爷们所可比拟的吗？他们中虽然有些人还缺乏足够的法律科学知识，政策水平还不高，但在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中经过培养和锻炼，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我们除了举办了中央和东北、西北、中南政法干部学校外，各省、市还开办了干部轮训班。几年来，在职司法干部经过中央和省一级的业务训练机构训练的干部已达两万余名。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在职干部的业务自修，广大在职干部都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等基本知识，和各项现行的法律、法令及有关的政策。去年以来，还加强了业务学习，推行了表扬先进工作者和推广先进工作经验等制度。所有这些，不正是说明我们的司法干部在基本上是能够依法正确地处理案件并正在努力提高吗？那么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到处造谣咒骂我们这些干部，说我们“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呢？试问，我们的司法干部有什么“民愤”呢。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坚决地执行我国人民民主法制，镇压了反革命，反对了残存的旧法观点和旧衙门作风，因而使右派分子颇为伤心。如果要说是“民愤”的话，那显然不是人民群众之“愤”，而是右派分子之“愤”罢了！
不让青年上他们的当
右派分子为了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司法机关的组织成分，他们还企图控制和把持政法院系的教育。他们把法学教育的改革和院系调整叫作“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说教学改革是“把旧法学家一棍子打死了”，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说我国法学教育“已经倒退20年”。请问，20年前法学教育是怎样的呢？当时教的、学的都是些什么？培养些什么样的人才呢？我是在旧的法律学校当过学生的，据我所知，旧的法学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而且有许多学生不上课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今天，我们的政法院系，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训练“人才”，而是为人民政权培养政法工作干部。我们把旧的资产阶级的法学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对学生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开设了许多新的课程，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其内容与性质更是与过去根本不相同的。所有这些，难道是“倒退20年”了吗？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要学校的学生去学习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律，而不要学习社会主义的法律、为人民服务的法律。他们为此还拟定了一套恢复旧法学教育的方案，并且准备了右派分子掌权的名单。他们要在政法院系中
“驱逐党棍子”，咒骂老干部是“吃党饭”，说他们不能搞法律教学工作，说“政法学院老干部把旧知识分子看成地主、资本家，采用的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甚至说教旧法的人好像“奴隶”一样。事实上，党对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老法学家是重视的，在政法院系中，现在不但有不少老教授正在开课教书，有的还担负着更多的重要职务，而右派分子竟然抹煞事实，恶意地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挑拨法学界的党群关系，反对共产党。他们还在政法院系的学生中，造谣点火，说不是党团员不能当审判员，政法院系的毕业生只能当书记员等等。我们就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来看吧！这个法院里共有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52人，其中党员17人，团员11人，其余24人都是非党团员。这怎么能说政法部门“清一色”呢？我们再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几年来先后分配到该院的政法院系毕业生共10人，现在都担任着审判员的工作。应当说明，书记员的工作，是整个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当书记员，我认为是必要的，这对于培养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使他们熟悉审判业务，都有好处。现在有些人轻视书记员的工作是错误的。政法院系的培养目标，其中有一项就是培养能够担任审判工作的人才的。右派分子竟企图以此来煽动政法院系学生闹事，乘机篡夺党对政法院系的领导，我们必须坚决地予以反击，不让青年上他们的当。
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罪恶阴谋
由上可见，右派分子的阴谋是要在我国恢复旧法统，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法制，以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罪恶的阴谋，现在是无法再掩盖的了，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粉碎！人民的司法工作，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必须进一步地为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全体司法干部，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同时，我们希望右派分子及早悔悟，不要自绝于人民。
最后，我还要严正而明确的讲，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要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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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赵寿山以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事实，驳斥右派分子对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恶毒的攻击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也完全同意李副总理、薄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彭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过去一年来，我们国家的进步是很快的，我们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总理的报告对过去一年来政府工作的估计，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是严正公允的。陕西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将积极地为实现总理报告中指出的各项任务和方向而努力。
博得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喝采的右派分子的谬论，已经引起了全国广大人民无比的愤怒和正义的谴责。因为，他们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抹煞了成绩，夸大了缺点，捏造了事实。右派分子的谬论中，有一部分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根本否认农村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已经改善的事实，否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工作的成绩，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这当然是一种毫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荒谬的、恶毒的攻击和诬蔑！请听陕西地区铁一般的事实，对照一下右派分子谬论的叫嚣吧！
陕西地区的农村同全国一样，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就开始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组织了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一九五五年冬和一九五六年春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今年春季，全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已加入了合作社。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与上述工作的同时，政府又以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在生产上对农民实行了有力的援助。从一九五○年起到一九五六年，这七年间，不算间接用于农村的文教、卫生经费、农业的科学研究经费，仅发放农贷和水利、水土保持、农业、互助合作等几项的投资，即达三亿零一百多万元，相当于同期全省农业税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一九。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援助是逐年增长的。除过农贷；仅农业、林业、水利、水土保持、气象等五项的国家投资，如以一九五○年为基数，到一九五七年即增加了四十一点二倍，每年平均增加五点八倍。而在领导农民群众发展多种经营、改进耕作技术、供应优良品种等工作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能以数字计的。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在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生产量得到了急剧的提高。
为了说明问题，摆一摆数字是完全必要的。
陕西是粮、棉的主要产区，我们就以这两项作物的产量为例吧。以抗日战争以前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六年六年的平均产量为基数，那时，陕西粮食的产量每年平均为六十三亿九千万多斤，棉花的产量是一亿一千万多斤。解放以后如何呢？解放以后粮食的产量：一九五○年为七十四亿多斤，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四；一九五一年为八十四亿七千万多斤，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四；一九五二年有灾，为七十九亿五千万多斤，产量仍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一；一九五三年为九十四亿八千多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点四；一九五四年是大丰收，为一百亿多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九；一九五五年遭灾，产量为九十亿零一千多万斤，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一九五六年灾情较重，产量却增加最多，为一百零八亿七千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点四，比一九五四年还高百分之八点七。
棉花的产量，除一九五○年略有降低外，也是逐年增加的。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一九五四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点二；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点三，比一九五四年还高百分之五点五。
这个情况已经充分地说明，解放后，农村的生产是一直在发展着，产量是一直在增加着；而合作化的结果，则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和增加的速度。
社的增产的结果，是社员收入的增加，社员生活的改善。一九五六年决分的结果，全省百分之六十七的社员户比一九五五年单干、互助组和初级社时增加了收入；不增不减的社员户是百分之十四；减少收入的社员户只有百分之十九（灾区占的比例最大）。农业和副业各项收入合计，每人平均分得七十五元四角五分，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一八。这个数字，是扣除了国家公粮和社的四扣以后社员个人的纯收入。除开重灾区和特贫山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困难外，大多数人是过得很好的，或至少是不愁吃穿的。
表示农民生活已经改善的，收入增加是一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就是：（一）农民吃粮的水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二）农村的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一九五六年的农村社会购买力，等于一九五○年的二点一五倍。（三）商品销售额中生活资料急剧增长。仅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为例，一九五○年该系统的生活资料销售额为一百九十八万余元，一九五六年即增加到二亿九千一百八十八万余元，增加了一百四十七点三倍。（四）农村储蓄余额增加，一九五○年农村的储蓄余额为一百九十六万余元，一九五六年增加到七千四百零五万元，即增加了三十七点七倍。（五）缺粮户减少了。许多地方的社，在组织的初期，不少是缺粮社，经过一九五六年大部分变成了余粮社；还有少数的社做到了“耕三余一”、“耕二余一”，个别的社甚至做到了“耕一余三”。（六）国家销给农民的粮食减少了。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少销一亿三千七百万斤。
这些情况说明，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农民生活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因此，农民群众是热烈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人是十分满意或者基本满意合作化的；对合作化这一样或那一样不满意，这一点或那一点有意见的人，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反对合作化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我们在咸阳县四个村子作了调查，这四个村子三百一十户中，后一种人只占百分之一点三，即四户。其中地主一户，富农一户，漏网地主一户，上中农一户；并且这四户人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这就是解放以后，经历了两次所有制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建立以后的农村的面貌。这个事实向人们表明的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村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决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右派分子却否定客观现实，把农业合作化说成一团糟，把农村工作说成漆黑一团；把农村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武断地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归咎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则伪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农民的同情者”，用明枪暗箭对共产党大肆进攻，对社会主义大肆攻击，对人民民主专政大肆攻击，企图煽动农民对共产党的不满，对合作化的不满，企图使农民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妄想“天下大乱”，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这种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阴谋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我们陕西地区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已得的成果，决不容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必须捍卫我们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捍卫共产党在国家一切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对陕西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在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国务院的指示和法令中，还有主观主义，在某些问题上不善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工作中还有片面性，还不善于在复杂、纷繁的现象面前，抓住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得不够、对勤俭办社的方针贯彻得不够彻底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我们决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相反地，我们要常常在注意、发现和检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来自任何方面、任何人士的批评，并且决心改掉它！
缺点和错误，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对于批评我们缺点和错误的人，过去欢迎，现在欢迎，将来也欢迎。对于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产生的，都要改正，并且也一定能够改正。
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但是，我们决不容忍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有片言只字的攻击！我们认为，右派分子的谬论，不是批评，是造谣，是诬蔑，是阴谋诡计！我们要及时驳斥，坚决斗争！
有人认为反击右派，不符合我们“言者无罪”的原则，这是给右派分子打掩护的错误的说法。右派分子的言行已超出了言者无罪的范围。他们已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动行为。这是关系着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大问题，不能有丝毫模糊。我希望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一致起来，无论与右派分子是父子、夫妻、兄弟、亲戚、朋友的关系，都应该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与他们作坚决的无情的斗争，以维护六亿人民的幸福生活，顺利的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人类理想的持久和平。不妥之处，请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