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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的手脚伸进了天津医学界
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据天津日报报道：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筹委会于3日、5日举行了两次扩大会议，并于7日举行了基层组织干部会议，揭发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在医学界“点火”的罪行。许多人认为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和组织处处长、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杨济时的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农工民主党天津医学院支部主任委员雷爱德等的阴谋夺取党的领导权等，都是在章伯钧直接指使下进行的。
章伯钧直接派人在天津不择手段发展组织
在扩大会议上，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筹委会组织处秘书张瑚说，章伯钧右派集团分子长期以来，把持了农工民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利用组织到处大规模地发展，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来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去年中华医学会等在北京举行代表大会时，章伯钧、黄琪翔等曾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各地的医务界人士，大肆拉拢，这次宴会共花了三千多元。农工民主党中央曾于去年派组织部副部长钟岱亲自来到天津，后来又派了一个由侯瑞桓、吴孟晖等组成的工作组到天津来，积极发展组织。张瑚揭露，李伯球曾经讲过：“发展对象不要光从进步不进步去考虑，主要是积极发展”。
张瑚说，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筹委会主任委员万福恩曾不止一次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言论，他在第一中心医院就说过：“我们医院里今天不是一个党了，今后我们要多负些责任。”他并说过：“每个医院里都要有民主党派”，还说“我真替共产党惭愧，共产党孤立了”。“共产党发展党员很恶劣，不要落后的，我们要。”张瑚还揭露：杨济时今年4月间从北京农工民主党中央开会回来以后，曾对市筹委会的一个干部说：“我们这回开会很有意义，我们天津的工作同各地组织比起来很不简单，成绩很大。”而据别人揭露，在这一次会上，章伯钧曾说过：“天津一下子就发展几百人，天津的发展工作，是我派人去这样搞的”，“我们要准备条件，几年内发展到五万到十万党员是并不多的”，等等。张瑚说，杨济时还曾在第一中心医院说：“我们应该在中下层发展，这个医院的党团员在下层简直就不能推动工作。”钟岱还指示我们，要告诉杨济时等人给外地的医务人员写信，拉他们参加农工民主党的组织。
张瑚还说，筹委会组织处副处长吴孟晖曾主张在“鸣放”期间多开座谈会，利用这个机会多联系人，特别在工程技术界要积极发展，要在各个区同时建立组织。吴孟晖还特别强调“只要人家自愿，咱们就发展。”5月12日左右，吴孟晖到北京去了一次，回来就说：“咱们的发展指标中央说保守了。”
许多人在会上揭露，农工民主党中央在6月11日还给天津市筹委会来指示，要求“抓紧当前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发展”。他们问：当时正是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时候，所谓“有利条件”是指什么？
根据以上事实，许多人在会议上指出，农工民主党在天津市的组织发展工作由章伯钧亲自派人来搞，以后又受到了章伯钧的表扬，并且在发展工作中只顾数量不管质量。他们愤怒地谴责章伯钧大力发展组织是企图对抗党的领导并且利用农工民主党成员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大家坚决要求彻查市筹委在组织发展工作中与章伯钧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一脉相承的联系。
杨济时挑拨党群关系破坏中西医团结
5月底，杨济时也对记者发表了污蔑共产党、挑拨党与群众关系的反动言论。他说：共产党员一入了党就觉得比人高一等，成了特殊阶级。这好像信教的教徒，一念圣经就成了教徒一样。现在，剥削阶级取消了，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了，但又出现了新的阶级，共产党是第一阶级，民主党派是第二阶级，群众是第三阶级。因而共产党员有种种特权可享，不懂业务，可居领导地位。他说，天津这么多共产党员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有几个？揭穿开来看，没有几个，那些共产党员只不过是“空城计”罢了。他还说，共产党提出“中西医团结”这个口号是不太恰当的，中西医之间本来不是仇人，也没有恶感，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好了。他又说，天津市卫生局没有一点对的地方。
雷爱德在天津医学院点火要共产党员下台他当院长
6月初旬到下旬，农工民主党天津医学院支部在雷爱德、郭世绂、吕玉印的主持下，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出刊了“农工论坛”大字报。第一期“农工论坛”即夸大该院党和行政领导的某些缺点，甚至歪曲事实，否定一切。如说该院院长朱宪彝（共产党员）“日夜忙于琐碎事务、朝夕开会”，“既不教学、又不研究”；副院长蔡公琪（共产党员）“一向工作不拘小节、马马虎虎”；教务长武惠（共产党员）是“一团和气，人称好好先生”。“学校领导人物作风如此，请问如何能搞好学校？”第二期“农工论坛”又抓住该院工友“宛德忠事件”大作文章（宛曾因有偷窃嫌疑，被查问过），无中生有地硬说院领导方面曾经“私设公堂、捏造事实”，并表示“无比的愤怒”、“抗议迫害”，要为宛德忠“伸冤”。这样一来，就起了“点火”的作用。右派分子又贴出一张署名“津医共荐”的大字报，主张由雷爱德任院长，吕玉印任政务长（人事处长），于湘湖（民盟盟员）任总务长，查良钟教授（农工民主党党员）任顾问，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幕后提线的是黄琪翔李伯球
市筹委会委员兼组织处副处长刘绍武代表市筹委就天津医学院支部问题所组织的检查小组，在基层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中除进一步揭发出雷爱德等的反动言行外，并揭发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市筹委会的某些负责人在幕后支持雷爱德等的一些事实。比如，黄琪翔、李伯球来津时，都曾到过医学院支部，杨济时也去过几次，并与医学院支部某些成员在饭馆吃过饭，到底他们干了一些什么，是值得怀疑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吴孟晖对雷爱德等反党活动的幕后支持。吴孟晖曾对雷爱德、郭世绂等人说：“‘农工论坛’大字报不要用支部的名义出，这样就被动了，可以用个人名义出”。吴孟晖并曾要求该支部总结“帮助党整风”的经验，以便向其他支部“推广”。后来，“农工论坛”的反党言论被揭发后，吴孟晖还说“错误不大，与右派言论有原则的区别”。并且安慰雷、郭等人“不要紧张”，还说“不要打击吕玉印的积极性”。6月20日晚上，吴孟晖唆使医学院支部向中共医学院委员会进行试探，说“把草拟的检讨书给党委看看，党委如说发表，就说明问题严重；党委如说你们自己考虑，同样说明问题严重；如党委说毋须发表，则表明问题不严重。根据党委的态度可以测知后果。”
刘绍武在报告中说，医学院支部进行反共活动决非偶然，更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根据以上事实，不难使人看出，医学院支部以及雷爱德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与章伯钧右派集团以及农工民主党市筹委会杨济时、吴孟晖等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一脉相通的。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筹委会一再推广雷爱德篡夺领导权的经验
该党市公共卫生局支部副主任委员汤沐华在发言中说，市筹委会过去一再推广医学院支部的“经验”；直到5月30日，市筹委会还以第三期“工作简报”着重介绍了医学院支部的“经验”；万福恩在一次基层工作汇报会上，也特别推荐与赞扬医学院支部的“经验”。汤沐华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杨济时、吴孟晖、侯瑞桓等在会上都发了言。吴孟晖在发言中虽承认参加过农工民主党中央很多次重要会议作记录，还替章伯钧写过很多私人信，很得章伯钧的赏识。但谈到今年3月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时，他只是说章伯钧在那个会议上的报告给了他两点“印象”，一个是强调“政治自由”、“组织独立”等口号；一个是强调农工民主党组织今后要大发展等等。对于章伯钧的种种反动活动，他却轻描淡写，不老实交代。
市筹委会干部胡照南当场就揭发说：“吴孟晖对章伯钧的反共言论一向是欣赏的，并且还常赞扬章伯钧有‘政治家风度’。在光明日报发表章伯钧的‘代论’的时候，吴还大肆宣传，叫曹大洲（筹委会干部）去买三十份光明日报，要发到各支部学习（后被别人阻止）。”究竟吴孟晖和章伯钧之间是什么关系？必须彻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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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仁炳承认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本报上海12日电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最近初步交代了他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一些活动。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中央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的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抡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中央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还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抡，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总比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因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来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改变想以陈仁炳代彭文应。
陈仁炳说，照他分析，这个集团的纲领是：（一）结合一些将自己和小集团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在盟内进行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以与进步的靠拢党的同志对抗，与党的领导对抗。（二）公开的或隐蔽的反对苏联，反对教学改革和各方面的进步措施。（三）仅仅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新事物、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璧、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陈仁炳自己供认，他在电影、京剧、地方剧、文学、出版、阅览等方面都放过火。他利用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和言的丈夫失业问题，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在文学界，他曾特地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谈话，后来就利用谈话材料，加以夸大，到处渲染。在音乐界，有一个乐团要买一套交响乐唱片共十二张，领导上批准买了四张，陈仁炳据此到处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教育界，他在民盟一次座谈会上，主张中小学教师要大放大鸣，不要害怕，并说全校数职员大会，不算大民主。在国画界，当檀香扇问题已由政府合理解决后，他仍和右派分子夏高阳商量，想再度煽起艺人对政府的不满。在民盟机关内部，陈仁炳专门发展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入盟，作为政治资本。他还想改组盟市委组织部，缩小其职权，把各专门工作委员会独立起来，以便他直接控制。陈仁炳说：“我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扩大这一集团在盟内的势力，夺取更多领导权，在文艺界、文化界结集更多落后的不满党的领导的分子，作为对抗党的领导的基础。”
以上这些是陈仁炳在复旦大学整风小组上交代的，但他的交代极不彻底，对许多重大问题仍避而不谈。复旦大学民盟整风小组责令陈仁炳继续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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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有死
刘积学一贯反动妄图复辟
据河南日报报道 在7月6日民革河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深入揭发了右派分子民革河南省副主委刘积学的反共罪恶历史和解放后的反动言行。
段若虹说：刘积学自被迫投降人民以来，对共产党始终是仇恨的，因此他常常散布荒谬言论，恶毒地向共产党进攻。1951年学习中国革命读本时，他曾说：“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把‘士’摆在前面，是因‘士’为四民之首。工人‘既穷且愚’，这样的人怎能领导呢？”1950年，当大家都在欢乐地庆祝共产党生日的时候，刘积学却大骂“共产党是啥东西”。史锡荣说：有一次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同志作报告，有人问“这是谁？”刘积学说：“还不是穷嘴呱?舌的张玺吗！”段若虹说，这很明显，刘积学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辱骂共产党。
段若虹继而揭发了刘积学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活动。他说：刘积学不仅解放前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就在解放初期刘积学担任民革河南组织召集人时，他认为那是聚集反共力量的好时机，在他的参谋长李静之、大将王友梅、宋聿修等的主谋策划下，大肆吸收反革命分子参加组织，企图把民革形成反共基地。其中包括早已被镇压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孙尚阳、王友梅在内。他还准备吸收郭筱白。郭筱白得知这个情况，随即去四川与新蔡县外逃匪首展俊甫、郭筱舫（伪三青团部主任）联系，他对这两个匪首说：“我将到开封工作，这可有机会了，我在那里活动，你们在外边活动，以后看机会里应外合”搞暴乱。前些时，刘积学和他的参谋长李静之，还企图降低条件来发展民革组织，把“三反”对象、“肃反”对象、被清洗的和对党仇恨分子，吸收到民革组织中来，以便扩大队伍作为和共产党对抗的政治资本；主张民革到小城市发展，及发展青年人。共产党开始整风，他们又共同策划到处搜集、歪曲和捏造事实，向共产党进攻。
刘积学一贯抵触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段若虹说：在土地改革时，刘积学很不满意地说：“多少年来都是地主养活农民，要不然农民早就饿死了。”1954年刘积学还说：“土改时说地主剥削农民，这‘剥削’二字我就不通，自己干事挣来的钱，买地是合理合法的，那时佃户给地主种地还要感恩，不叫种地就要饿死，给地种是对他有恩。”还说：“所谓‘封建’地主，这句话也不通，‘封’是‘封疆’之封，‘建’是建邑之建，皇帝封某地给某人，赋税归他，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钱买地，谁封的他？谁建的他？要分地也可以，我主张和平分田，不必斗争。”由于刘积学反对土改，所以省里开的两次动员土改的重要会议，他都中途退席。段若虹说，刘积学对党和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极力反对、大肆诬蔑。他曾说：“现在粮食统购统销，要饭就没处要，只有转个圈回去。”刘积学的反动立场、恶毒阴谋，还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他曾说：“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怪好，实际上问题不少。”又说：“社会主义走的太快了，农业合作化走的太快了！”看，刘积学说这话的目的，还不是煽动群众反对新社会，让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吗？
刘积学对镇压反革命是非常不满的。他说：“我个人虽未受过过火的压迫，但是乡间革命非刑吊打、逼死人命、坐班房押起来是有的。”刘积学并把群众雄伟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以暴易暴”。段若虹说：刘积学所代表的是他的亲朋厚友，如他的朋友陈贯群，是在保定枪杀过几十个学生的刽子手，而当他见到该犯被镇压的布告时，却表示很惋惜；还有，反革命分子郭筱白、段厚甫、梅子美、张建华和竹沟事件的刽子手王友梅等，都是刘积学的亲朋厚友，或得力的大将；刘积学的侄子刘残蕚、刘佩之，叔伯兄弟刘庆元等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都是刘积学为之喊冤的，都是刘积学恶毒污蔑乡间革命过火的事实根据！
发言者广泛地揭发了刘积学反共的罪恶历史。
贺升平说：我和刘积学熟识的很早，我对他的认识也最清楚。刘积学从历史上就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又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们是以反共起家，以反共为他们的终身事业的。当孙中山先生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时，刘积学这一派便站出来反对。孙先生死后，他们更是明目张胆地公开地支持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事件。像戴季陶、张继、谢持、邹鲁和刘积学等都是主张杀共产党人最坚决的人。贺升平气愤地指出：刘积学先后作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河南省的参议长二十年，他一举手就有无数的人头落地。刘积学所举的那只手，的确沾满了劳动人民、革命志士的鲜血。
别光典说，解放前，刘积学在河南有许多爪牙，他们是最顽强的反共、反人民的集团。像郭仲隗和已被镇压的王友梅，都是这个集团的大将。他们长期以来，盘踞在河南的反动政治舞台上，压迫剥削人民，无恶不作，河南人民叫他们为“地头蛇”。刘积学就是这一伙伙的头子。这一伙人都听刘积学的话，在他的指示下，王友梅勾结宛西大恶霸别廷芳，在宛东一带也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郭仲隗在刘河事件中也杀害了不少革命同志，这真是罪恶滔天。高仰源、房西华等揭发河南解放前夕，刘积学一手掌握制定“治安方案”，还吁请蒋介石派五个军常驻本省“清剿”，并要组织省防军三至五个师，集中使用；提出强制捐献粮款充“剿匪”经费；主张集中一切力量从事“剿匪”工作。开封解放前夕，刘积学还在信阳指示亲信组织散匪合力反共。
座谈会中，许多人发言要求右派分子刘积学、李静之彻底交代其罪恶活动，否则将自绝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