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胜利度过大灾荒，继续争取大丰收
高树勋谈河北省的生产救灾和水利建设
我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且坚决为贯彻实现各报告中所提出的重大任务而奋斗。
现在，我谈谈河北省的生产救灾和水利工作。
河北自然灾害多
河北省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水、旱灾害较多，尤其是水灾，几乎每年发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较大的水灾就有四次，每次淹地都不下三千万亩，特别是一九五六年，雨水过大、洪水过猛，虽然，汛期有两万多干部、一百五十多万民工和数万人民解放军夜以继日地向洪水搏斗，曾保住了一些重要堤防和地区的安全，但是，因为洪水超过了保证标准一倍甚至数倍，下游入海尾闾泄水能力低于上游的来水量的数十倍甚至近百倍，在没法抗拒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河流漫决，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全省淹没耕地四千五百万亩，减产了粮食五十亿斤，棉花三亿多斤；冲毁了不少村庄，倒塌了二百六十多万间房屋；受灾人口一千五百万，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这就给灾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干部党员同灾民共患难
一年来，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向灾荒作了艰巨的斗争。一方面，积极地向灾区运送了大批物资，及时发放了救济款，领导着人民进行了排水种麦，以期稳定灾民情绪，缩短灾期；另一方面，贯彻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大力开展了副业生产。这里，共产党员和干部表现了高度的同灾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站在斗争的前列，那里最苦、困难最大就到那里去。有的党员、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为了抢救灾民和国家物资，为了救灾渡荒忙坏了自己的身体，甚至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通过向灾荒斗争和生产自救运动，保障了灾民有吃有穿有住，情绪稳定、没有发生过外逃现象，饱满胜利地渡过了灾荒。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为争取农业大丰收创造了条件。
没有合作化就糟了
我们在向灾荒斗争过程中，是紧紧依靠农业合作社进行的。农业合作社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当去年灾后，各农业社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组织了群众排水种麦，在短短一个月内，播种了冬小麦三千八百万亩，现在小麦已经收割完毕，缩短了灾期；发动了社员打贮青草、青贮玉米秸、有计划地采取对牲畜放牧、寄养、寄牧和国家调剂等方法，基本上把牲畜保存下来；统一规划了劳力，恰当地安排了农、副业生产，解决了劳力、技术不足的困难和农、副业生产的矛盾，保障了副业的普遍开展。在副业生产高潮时期，参加副业的灾民达四百六十万人，占灾区劳力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到今年麦收以前，灾区副业收入二亿多元，可买二十五亿斤粮食，有力地解决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困难。此外，通过农业社给灾民盖房九十二万多间，使灾民有了住处。
这些，没有合作化是不可能办到的。正如灾民所说：“如果没有合作化的集体力量，不仅牲口保不住；人也恐怕住不上房子，吃不上饭。”回想在旧社会里，每逢灾荒年，不知要有多少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例如：南和县北高村一九一七年闹水灾时，饿死了三百七十多人，外逃六百七十人，妻离子散的二十三户，卖儿女的二十八户，当时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虽然这个村去年水灾要比一九一七年大的多，由于合作化的集体力量，大力搞了副业生产，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好，并且还有富余，在信用社里存了五千多块钱，类似这样的情况是不胜枚举的。因此，可以说合作化不仅经得起灾荒的考验，而且通过向灾荒斗争，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没有粮食统购统销也就糟了
在向灾荒斗争过程中，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由于实行了粮食统销政策，国家才有力量进行粮食的统一调剂，保证了灾区粮食需要和物价的全面稳定。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国家调给河北省的粮食有三十六亿斤，这些粮食，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灾民既有粮食吃，价钱又很合理，一个钱也没涨，有的还落了价。灾民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没有它，人民就不能活！”这真是肺腑之言。不能不使人想起，若是在旧社会里，遇到这样的灾荒年，物价不知要涨多高，不知要有多少人饿死。河北省一九四三年遭了旱灾，当时群众向地主借一斗粮要还三斗，上千上万的人被剥夺了生命。那种惨景与现在恰恰成为对比。可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确实是“救命政策”，为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的。
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
在向灾荒斗争过程中，中央先后拨发给河北省急赈款、救济款一亿一千多万元，以工代赈工程款七千万元，贷款一亿一千元和调运了大批救灾物资，帮助解决灾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困难。只救济款一项，就相当去年河北省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的两倍多，相当去年全省农业税收的多数。有二十多个兄弟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和许多兄弟民族，节衣缩食，并为河北省灾区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而爬山涉水，披星戴月，经历了重重困难。我们能够胜利地渡过灾荒，是与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代表河北省人民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衷心致谢。
很明显，国家拿出巨款来解决人民的困难，全国各族人民能以发扬如此高度的阶级友爱，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没有的事情，只有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当了家做了主的人民，才能作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河北省四千万人民深深体验到：有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天大的灾荒也是可以战胜的，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近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硬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党和政府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生活苦得很”、“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糟得很”等等谬论，采用最阴毒的也是他们惯用的诬蔑、造谣和骗人的手段，企图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饱经事变的中国人民，爱憎是分明的，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为维护党的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坚决向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作无情的斗争，任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水利建设已有很大成就
河北省由于水、旱灾害较多（主要是水灾），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每年国家要从各地调入大批粮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粮食自给自足，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措施，就是必须要根治水患，开发水利。这不仅是河北省人民最关心的事情，而且也是中央和全国各地很关怀的事情。解放几年来，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在水利建设上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作了土方工程17000万公方，投资三亿多元，（不包括中央直接在河北省举办的官厅水库工程）相当国民党时期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八年全国水利总投资的八倍。在防除水患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和陡河水库；恢复和加固了各河堤防，整理了中、下游河道；开辟了独流减河和青甸洼等滞洪区，挖了三十多条较大的排水工程；同时在山区修建了谷坊四十多万处、小型水库五百多座、以及多种多样的水土保持工程，目前已在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起到了保持水土作用。在群众性的防涝方面，完成了土埂畦田、沟洫畦田等三千万亩，洼地改造六百万亩。在农田灌溉方面，除了新建和扩建了一些较大型的灌溉工程外，几年来共打井一百三十万眼，建立了抽水机站二百多处，再加上小型渠滩、水柜等，全省浇地面积已由解放前的一千二百三十五万亩增加到二千七百万亩。这些工程，在防洪、防涝和防旱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上述水利建设，全省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等方面已有了深刻的体验，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使农业增了产。如张家口地区几年来用洪水淤放了一百四十九万亩，农作物长的很好。天津专区根据洼地的特点，改造和改种四百二十万亩，据其中的二百一十万亩的统计：即增产粮食四千八百万斤，产麻一千四百万斤，一九五六年虽然遭受了严重水灾，而该地区在五十个洼地收获粮食即达八亿多斤，占全区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六，比一九五四年全区产量还要多。又如满城县由于进行了全面规划和综合治理，一年来山区水土保持已经初步控制了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八；平原和洼地修了三十九万亩的沟洫畦田和台田，使十年九不收的“蛤蟆坑”、“后悔地”也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亩产一、二百斤粮食，丰产地达到八百多斤。
河北省人民几年来以巨大的热情进行的各项水利建设，并且凭借着这些水利工程向水灾、旱灾进行的艰巨斗争，获得了重大成效。就以水灾为例，一九五六年河北省是有水文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比一九三九年要大的多，但是，一九三九年全省淹没了七千一百万亩地，洪水浸入天津市两个多月；而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三九年淹地少，天津市安全无恙，京山、京浦等线正常通车。这就是个鲜明的对照。
水利建设中偏重于“线”忽视了“面”
当然，在水利建设工作中，我们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主要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不够。在治水当中偏重于“线”的治理，忽视了“面”的控制，有些工程修成后遗留下一些新问题，形成了上下游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在举办工程上，治“本”工程少，而是长期以来处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被动状态；在领导思想上，对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因素注意不够，存在着单纯依靠国家投资举办工程的思想；再加上对群众治水的丰富经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推广，因而影响了群众性的水利工作的广泛开展。这些，必须提起高度的注意，认真克服。
为了有效地减轻河北省的水旱灾害，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在水利建设上，我们认为，必须全面规划和进行综合治理，把国家举办的大、中型工程和群众性的水利建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把群众性水利建设推进一步
一、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因素，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特别是在近期，则要以群众性、综合性的水利建设为主，达到多、快、好、省的要求。对于群众性的小型防洪、防涝和防旱工程，近两年来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合作化后带来了有利条件。今后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我们已根据海河流域规划总的要求，草拟了全省以群众性水利建设为中心的近期水利规划，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规划年限，并着重安排了一九五八年的工程项目。现在，已到专、县、乡和群众中间征求意见，印证情况，搜集资料，作进一步补充修正。我们计划：在山区继续大力搞水土保持工程，特别要多修小型水库，因为小水库对发展山区灌溉、控制山水径流是很有成效的，尤其是在常年有水的沟谷里作，可以蓄水浇地，能够结合当前生产需要，群众积极性就更高，这是发展山区水土保持的重点。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地搞些整修梯田、培育林木、淤地坝、鱼鳞坑、水平沟等工程，使之同小水库配合起来，全面发挥水土保持的作用。今年要求修成小水库四百座，植树造林一百二十万亩，连同谷坊工程和其他田间工程共可初步控制流域面积五千平方公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通过各种水土保持措施，把全省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山区面积初步控制五分之二到二分之一。为了做好山区农、林、水、牧的综合治理，我们已经成立了山区生产建设委员会，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其发挥综合领导的作用。在平原地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防涝除涝工程，开展沟洫畦田、土埂畦田，整修排水沟渠，充分利用坑塘蓄水，控制地面径流。低洼地区的改造和利用，也进行了全面安排，开展台田、围田或排灌工程，并且根据洼地生产条件，推行作物改种。今年上半年已修沟洫畦田、台田和低洼地区改造工程八百多万亩，秋后还要继续大力开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解决五年一遇的雨水不致成灾。在防旱方面，当前以发掘与利用地下水源为主，大力发展水井、开挖灌渠，扩大浇地面积。初步计划在五年内再发展二千万亩。到一九六二年，灌溉面积扩大到四千七百万亩，全省农民每人平均有一亩多一点的水浇地。为了实现以上计划，准备在今年秋后，发动县、乡、社普遍制订水利规划，并且要求今冬明春，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水利运动，把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推向高潮。大中小型水利设施密切结合
二、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水利建设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举办大、中型水利工程，使大、中、小型水利设施密切结合起来。群众性的水利工程在防洪防涝和防旱方面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它的设计标准低，御洪御涝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像河北省河流这样多，汛期暴雨集中，地形复杂，一遇大雨大水就没法控制。因而必须修建枢纽性的大型工程，全面地根治海河水系。这样，不仅能解决水灾对河北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保障首都、天津等城市和铁路交通的安全，也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根治海河水系，最近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海河水系治理委员会，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几年来，我们看到治淮的巨大成就和治理黄河的伟大开端，令人十分鼓舞。我们迫切希望海河水系的系统根治工作也能够按照计划尽早开始。鉴于海河水系范围很大，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都非常繁重，远非一省力量所能胜任。现在公布成立的海河水系治理委员会，还是一个联络机关，下边没设办事机构，我们希望在委员会下设立实职机构，建立固定组织，配备足够的干部力量和技术力量，对全流域的治理规划、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直接掌握进行。
海河水系的治理步骤，应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力量和劳力等方面的条件来规定。近期应首先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从河北全省看，漳、卫、南运河和子牙河、大清河等三条河系，包括着冀南、冀中广大粮、棉产区，历年为害最重，应先期治理。在编制流域治理规划当中，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程措施，曾提出着重治理南运河、子牙河和大清河南支的任务，河北省人民和河北代表小组，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希望能在五年内全部得到实现。如果国家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可能的话，我们要求中央将以上三条河的根治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的国家计划之内实施，以解除这三条河流的水灾，解决粮食的自给自足保障农业大丰收。
以上意见，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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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蚕桑问题和工商业者改造中的若干问题
姚顺甫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秘书长在本次会议上的报告。
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又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能更好地辨别是非，认清前进的道路。我们国家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短短七年多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光辉成就，我们工商业者的心情同全国人民一样，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而欢呼。可是也有些人的心情不是如此，这些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不要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无耻的利用人民给他们的合法地位，进行非法的活动，到处散布心怀恶意的言行，致使一部分思想模糊的工商业者沾染着右派分子的毒素，产生出许多不利于自己改造的谬论。现在周总理报告中已经作了严正的批判，唤醒了我们。我们极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反右派分子的正义斗争。这个斗争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刻了，我们工商业者在这样富有活力的政治生活中，受着严重的考验和锻炼，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我们要永远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加强学习，积极自我改造，继续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我下面还想谈两个问题。一为浙江蚕桑问题，一为有关工商业者改造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浙江蚕桑问题
先谈关于浙江蚕桑问题。
一、蚕丝事业的前途
蚕丝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已有四千余年历史，产区遍及二十三省，曾经占世界第一位。解放几年来，对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起着很大作用。出口生丝每吨可换回钢材九十二吨，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的五年中，全国可出口的丝绸（内销不计在内），可换回当时全国铁路的全部钢轨。以浙江一省来说，解放八年来丝绸产量如果全部出口，可换回钢材二百五十四万吨，可以铺设一百四十八条沪杭铁路。这一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同志替我国蚕丝事业忧虑，认为：人造丝生产愈来愈多了，品质愈来愈进步了，蚕丝前途是否会黯淡无望？人造丝是否会取而代之？我认为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现在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第一，从人民的爱好和需要来看。在外销方面，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丝绸的需要逐年有所增长，以苏联为例：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六年生丝需要增长为一百五十，绸缎需要增长为二百零九，因而目前我国的供应，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新国家要丝、要绸，仅能满足他们要求的百分之四十。而且都要求真丝绸缎，对人造丝交织品要求不高。特别是由于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外销市场正在逐渐扩大，亚非地区有二十八个国家，远洋西欧有十六个国家，同我国互通贸易。何况美帝的禁运政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外销供应更趋紧张。
在内销方面也同样是供不应求，以浙江情况来说，上级指定浙江负责供应任务，还有江西、安徽、福建三省，一直处于难以安排的情况中，如果要满足四省的要求，则供应量还要增加三倍。这说明内销也是十分紧张的。
特别我们应该估计到，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绸缎的需要逐步增加。以苏联为例，目前丝织品的需要水平每人每年为二点八公尺，波兰更多，为四点三公尺。而在我们中国则少得可怜，把全部的丝绸都用来内销，每人分配不到一点五公寸。因此，要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必然要大力发展蚕桑，生产大量丝绸。
其次，大家都知道，人造丝是有缺点的，一般的人造丝，牢度不好，经不起摩擦，伸缩性大；以合成纤维尼隆来说，强力虽好，但吸湿率很差，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左右，因此对夏秋服装并不很适宜。但也要肯定人造丝尼隆的优点，这种优点，也正在被蚕丝所利用着，例如用人造丝来织造绸缎的花朵，可以染成不同颜色，或者用交织来增多绸缎品种，提高了绸缎美观，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所以人造丝并不可怕，相反的我们要求在祖国赶快建立人造丝厂，提高品质来满足丝织原料的需要。
在这里我还想说明一下，蚕丝生产更重大的意义，拿浙江情况来说，按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产茧指标为五百万担，制成生丝，其中以半数原料织成绸缎合计产值约十二亿元，而浙江粮食生产指标为三百二十亿斤，产值为二十二亿元左右，但所占种植面积则不同，桑园仅占浙江全省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现在只占百分之三），所以，我认为对蚕丝经济作物应该有足够的重视。
二、当前情况及存在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说明我国蚕丝事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浙江蚕丝事业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如以战前（一九三一年）鲜茧的最高年产量为一百，到一九五六年只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二。同其他经济作物来比较，如粮食等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平，茶叶等产量也接近战前水平，相互比较，蚕丝事业显然远远落在后面了。人所共知，浙江是一个蚕丝基地，但去年春蚕发种八十三万张，今年只发七十九万五千张，还因桑叶不足而倒蚕约六万张，桑叶价格涨至二十元一市担，今春收购蚕茧只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江浙两省现有丝厂将有停工待料的危险。这一基地的景象竟如此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对蚕丝生产没有被摆在恰当的地位，因此，便产生了粮食同桑叶“打架”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片面强调粮食增产，对蚕桑区域的三定政策的定产不够合理，造成蚕农“重粮轻桑”的思想，不得不动脑筋，把桑园变成了三定政策定产的“保险地”间作了其他作物，严重地影响了桑叶的产量。加上施肥量很少，采桑次数又过多，桑叶产量势必逐年低落，扼杀了无数蚕宝宝的可贵生命。但是桑园间作物的收获，远远不能抵偿蚕茧减产的重大损失。浙江省本来是一个缺粮省份，增产粮食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但对大力发展蚕丝生产，换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工业化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没有足够掌握因地制宜，就会出偏差，桑园面积仅占粮食面积百分之四，“粮桑打架”实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各级政府经常认真重视起来，把蚕桑生产放在必要的适当的地位，浙江蚕桑生产今年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这是主观主义的毛病，要深刻的接受这个教训。
根据一九五四年发种纪录，嘉兴专区的九个产茧县占全省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四，可见浙江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这个专区，只要下决心是可以领导得好的，管理得好的，技术上也肯定是有办法的。
偏差不只是“粮桑打架”，还反映在蚕茧收购价格问题上。早在去年，我曾提出了合理调整蚕茧收购价格的意见（提案第八十六号），国务院五办也曾派员到浙江来调查，但农业部根据国务院财云字第三十四号“关于蚕茧收购价格的指示”决定说：“按照目前蚕茧的收购价格水平，农民种桑养蚕的收益同种粮食的收益比较，除四川省显得较低外，其余各省一般说来已不算低。一九五七年全国春茧价格除四川省……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七外，其余各省仍维持一九五六年的水平，不再调高”。
（请参阅“提案办理情形报告”第五号第十八页）。事实怎样呢？全体代表们，请听听浙江蚕农的呼声吧！他们说：二颗茧子比一颗枇杷，六颗茧子比一颗梅子。减价不够合理，可想而知了。正因为茧价的不合理，有些蚕农倒掉蚕儿，出卖桑叶，因为今年桑叶价最高到达每市担二十元，但是极大部分蚕农是以十余元一担的桑叶买来饲蚕，照牌价出卖茧子，硬着头皮亏本给国家，像这种爱祖国、爱蚕丝事业的心情，使人感动的事例太多了。有些蚕农留茧自用，改作丝棉（好茧做丝棉，是大材小用。一百斤蚕茧可做丝棉十五斤，按中百牌价每斤八元，可得一百二十元；如按自由市场价格每斤十二元到十六元，平均以十四元计算，可得二百一十元，但一百斤蚕茧价格，只值九十元左右）。倒蚕卖桑，自留剥棉，所造成的损失是何等重大！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价格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浙江桑园每亩产桑最高为三十担，最低仅一至二担，平均也不到五担。如果以三十担的产量来说，茧价还可以相应调低；但以每亩平均产量四百五十九斤来说，茧价必须适当提高，以刺激生产鼓励蚕农积极性。这些实际情况，主管部门为什么不很好地作一番调查研究呢？我认为，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蚕茧的收益不能单纯地同种粮食的收益比较，应该同其他经济作物比较，还要同其他日用商品的价格比较，这里还要着重看看七年来浙江省提高茧价与提高蚕茧质量和生丝本身均匀度的提高，得到什么变化？值得比一比，茧价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一，茧质提高，降低缫折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提高生丝均匀度百分之十一（这些变化当然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提高了科学技术水平，改善企业管理，发挥劳动生产积极性有它的因素在内），但对提高茧质，降低生丝成本的关键也不能轻易忽视的，并且要结合各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反复研究，慎重订定收购价格。如果不这样做，便会脱离实际，便是主观主义，便会造成对国家、对人民的严重损失。我们认为应该吸取教训，纠正偏见。
三、今后意见
建议中央帮助解决五个问题，并请中央规定浙江蚕桑生产的任务：
1．要求中央明确地安排浙江蚕丝生产应有的地位。
2．为了大力发展蚕丝生产事业，要求中央：核减浙江省粮食任务一亿四千万斤，即严禁在约一百四十万亩的桑园种间作物；并在杭、嘉、湖蚕桑经济作物重点区合理供应蚕农的口粮。
3．每年保证供应蚕桑专用化学肥料一万一千五百吨（一九五六年规定有七千吨）。
4．在桑园单位面积产量没有均衡提高之前，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茧价，以鼓励蚕农栽桑、养蚕的生产积极性。
5．要求将浙江蚕茧改进费全部拨归浙江使用，作为充实科学研究，并培养蚕桑丝绸技术人员之用。
明确浙江的蚕桑生产必须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为完成一百二十万市担鲜茧的生产任务而努力！
工商业者改造中的若干问题
其次，再谈谈有关工商业者改造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八年多来，由于党和毛主席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教育，由于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使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途程上走完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目前正在继续向劳动者过渡的方向迈进，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若干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我提出如下四个问题，建议政府加以考虑，研究解决。
第一，关于私方实职人员生老病死、退休、退职的生活福利照顾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毕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是有关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而问题的存在，足以影响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举例来说，某些女工商业者由于产假没有明文规定，请假须扣除工资（有的企业按百分之五十发给），她们为了生活，不得不于产后几天就做工，影响了身体的健康。又如病假工资，前一时期为了工龄问题，反映意见很多，最近国务院规定不以工龄计算，而规定发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但在具体执行中仍难于划分杠子。有的人因工伤事故不能工作，也得扣除工资，他们反映积极工作得不到合理照顾，如杭州重工业泰新祥记电焊厂有个私方叫李时年，工作很积极，后因工作轧伤了手，不能享受医疗待遇，请假期间还扣了工资，从此工作不肯积极。类似情况决非少数。因此有的人患病后为了怕扣工资，带病上班，敷衍了事，于公于私都是不利。去年陈云副总理在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
“企业核定资产虽然超过了二千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可是在具体执行中，根据反映，执行得太刻板，真正困难的得不到解决。又如死亡后的善后问题，由于没有明文规定，致陷某些人的家属生活于困难。像杭州市新华颜料店一个私方甘珊仁病故之后，每月定息不到四元，一家五口的生活处于困难的境地。又如某些合营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年老体弱的私方人员原可照章办事，退休、退职，但没有具体办法使老有所养，就很难动员，而对这些年老体弱的人来说，“力疾从公”，于公于私，也没有好处。因此，为精简机构，整编人事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对发展生产，增加积累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或者有人认为目前有些地区已举办了生活互助金，遇有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可在互助金中解决，但这仅是治标的办法，何况各地举办生活互助金还不够普遍。根本的办法，就需要研究一套规章，俾使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有所依靠。与这一问题密切关连的是私方人员的工龄问题，因为若干生活福利措施，特别是退休、退职或死亡，就会牵涉到这一问题。我认为私方人员的工龄可以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算。因为：解放之后，工商业者在政治上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反对帝国主义，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在经济上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先后走上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几年来，对供应产品和城乡交流、交纳税款、培养人材等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作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际上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也为我们自己接受改造创造必要条件）。如果这一说法没有错误的话，那末一般从建国之日起算工龄（其中不同的情况，还得作出不同的具体规定），比较符合事实，也符合赎买政策的原则，因此我认为对工龄问题作出合理的规定，既可以消除私方人员不少顾虑，也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第二，关于中小工商业者私方人员摘帽子的问题。根据杭州市调查，清产核资户除八个大厂不计在内，股东人数为六千七百七十五人（包括不在职股东），其中资金在二千元以下的，共五千零二十七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七十四，平均每人资金为四百七十九元，每人每年定息收入平均不到二十四元，每月不过二元。这二元钱的收入，就意义上来说，已经失去了“不无小补”的作用。他们目前生活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工资收入，他们急于要求摘掉帽子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小摘帽子，不要登报，不要搞高潮”；但是，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摘掉帽子的要求，正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负责工商联工作的感到处理十分困难。处理，没有规章，无所依据；不处理，群情迫切，难以说服。为了更有利于改造，有利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愿向政府郑重提出建议：凡在工作上有积极表现，并在思想上有显著进步的私方人员，请政府提前考虑他们摘帽子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以符合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从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再就企业核定资产在二千元以上到一万元的工商业者来说，他们内中有部分人也想摘掉帽子。根据杭州市的调查，这一类型的工商业者共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占清产核资户总人数六千七百七十五人的百分之二十点三（如加上清产核资在二千元以下的私方人数，则占核资户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每人平均资产为四千四百七十元，平均每人每年的定息收入为二百二十三元，以每月计算，平均不到二十元，这部分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想放弃定息，摘掉帽子。这一问题，我也建议政府加以研究。
第三，关于资方代理人和家庭工的名称问题。自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已根本上起了变化，资本家已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了，而资方代理人和家庭工的名称却仍然存在。以资方代理人来说，名义未变，但已无资可代，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靠工资，而这部分人员大多数具有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再以家庭工来说，过去多数是一方面搞家务，另方面协助搞些企业工作。高潮后经过经济改组，都已经专职在搞企业工作。由上述可见，资方代理人和家庭工根据实际情况，已是名存实亡。既然是徒有“虚名”，不如取消这一名称。更符合于实际，且可发挥积极作用。我还认为：他们之中，思想觉悟比较高的人，建议工会可否加以吸收（即使在与私方人员同一厂店内工作），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第四，关于小业主多劳多得的问题。政府在去年对小业主统筹安排，在货源、资金、税务等各方面均得到了适当的照顾以后，除少数的还有一些困难之外，一般的来讲，都已经普遍好转，由亏损变为盈余。但是由于对多劳多得的方针，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有的小业主仍然是按照过去的工资支付（小业主的工资一般是比较低的），对于盈余作为企业的积累；而有些小业主却认为既是多劳多得，略有盈余，就任意挥霍。由此引起了不良的政治影响，认为老实的吃亏，调皮的便宜。我认为，为了鼓励积极经营，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是应该贯彻的。因此，建议可否参照过去四马分肥办法的精神作出具体的规定，利润如何分配，请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税收，另方面可以鼓舞小业主的经营积极性，而使消极经营的可以受到教育，这是有利于对小商贩的改造的。
以上四个问题，我认为都有关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问题，也涉及到方针政策。为了社会主义，我不甘缄默，提供政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