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
专栏:

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马卓洲介绍河北肃反运动情况驳斥右派谰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现在我仅就肃反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最近时期,许多党外朋友,为了帮助共产党的整风,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党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有益的批评。但就在这个“大放”“大鸣”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以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揭下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丑恶面孔,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他们有的讲:“肃反搞糟了”,“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有的讲:“肃反是庸人自扰”,“成绩谈不到,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们制造了这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议论之后,提出了要组织一个什么“平反委员会”。他们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这些反动议论,河北省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同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表现了极大的愤慨,许多机关工作人员说:“我们不需要这种人看我们的成绩,只让他看看事实就够了”,有的群众说:“这些先生们难道不是在替反革命说话吗?”肃反运动究竟是搞糟了?还是搞得很好呢?为了驳斥右派分子的谰言,让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河北省的肃反运动的一些情况。
河北省的肃反运动是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始的。现在除少数地区和少数单位尚在继续清查外,从全省范围来看,肃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就目前已经定案的来说: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共六千零六十一名。在河北省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中清查出六千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我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都是一个巨大胜利。这个胜利,使革命组织纯洁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前进。
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
回忆发动肃反运动的初期,当时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处在谁战胜谁的重要关头,阶级斗争是异常尖锐的。那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他们的失败,为了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他们千方百计地或明或暗的进行着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以厂矿企业、基建、财贸系统发生的破坏事故而论,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强;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又比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疯狂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不仅有一般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有人民群众称之为“活剥皮”、“活阎王”等罪恶昭彰、血债累累的杀人罪魁;不仅有隐蔽较深、活动巧妙的派遣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分子,还有在我们机关、企业、学校等系统内部发展组织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反革命小集团。这里可以顺便举出如下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如河北省农业厅清查出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田铁平,一九四五年打入了我通化专署司法科后,即曾积极搜集我方情报,并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和指使下制造了通化暴动事件,伤亡干部群众近百名,暴动被我平息后,田还将我俘虏的暴徒和敌我伤亡情况向其上级特务机关作了报告。直到肃反运动中,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还隐藏着手枪五支。丰润县从中学教员中清查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关任千,日伪时期曾当过警察局的股长、科长,日本投降后,又在东北笼络顽伪人员成立合江省府特派专员本部,任副专员,指挥其部下刺杀了我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和公安局副局长高英杰同志,这一个长期追捕未获的反革命杀人犯,也是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
唐山启新水泥厂有一个暗藏反革命分子冯汝贤,在解放前夕接受了中统特务组织的潜伏任务,埋伏在工厂里以组织护厂队建立通讯小组为名,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五年春天,正当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之际,他积极制造旋坏了风车轴的破坏事故,又同潜藏在该厂的另一反革命分子冯德忠策划、指示他们的伙伴偷出了本厂“八代斯”烈性毒药,阴谋撒在饭菜中,毒害车间支部书记常庆兴等人,由于被及时发觉,破坏了他们的阴谋,我们的支部书记才免遭反革命的毒手。
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剥削阶级中少数抵抗改造的分子,由于固有的阶级本性,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终于发展成为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新生长的这些反革命值得我们严重注意。承德市小学教员于锡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是被斗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一日即先后发出恫吓信四封:他写给承德市委书记的信中说:“听了你在承德市作的关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告,使我对你更加愤恨……我告诉你,你再痛骂胡风组织,恐怕你有危险……,我们要为先烈复仇,消灭共产党,打到北京去”,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剥削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并且要向我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有帝国主义存在、有台湾的国民党存在,敌人派遣特务间谍的阴谋活动就不会停止。张家口市医士学校附属医院清查出来的张玫生,就是接受了“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任务的一个特务分子,挂着医务人员的招牌,曾千方百计地搜集我军政机关设施、飞机场以及“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各个方面的情报。
以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必须展开肃反运动来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加以清查吗?右派分子的所谓“肃反是庸人自扰”不正是替这些反革命分子辩护又是什么呢?右派分子反对肃反,其居心不良,不是明明白白的吗?那些口口声声反对肃反运动的人,企图夸大缺点错误,抹煞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动摇革命的成果;显然,这些人并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是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残余,极端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幻想复辟的一种表现。
动员广大群众清查反革命的必要性
肃反斗争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工作的根本路线,当然也是我们搞好肃反工作的根本路线。正是由于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才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因而,全省收到了经群众揭发检举的大小问题的材料达九万多件,有了这批材料,我们才较为顺利的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例如通县女师教员宋光弼,由于伪装的巧妙,已经骗取了“模范教员”的称号,就是经群众揭发和查证,才弄清他是国民党黑龙江省代理书记长和哈尔滨市特别党部书记长的。又如涿县教员李肇熙,还曾一度伪装为肃反积极分子,也是经过群众揭发和查证,才弄清了他是一个中统特务分子。事实说明,如果不发动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只靠专门机关孤立的来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反革命分子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被孤立和暴露出来,要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是根本不可能的。动员广大群众清查反革命的方法,还可以避免只靠专门机关少数人员去肃反容易发生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即使发生了某些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更不用说群众通过斗争锻炼,提高了警惕性这方面的好处了。因此,那种反对发动群众搞肃反斗争的人,不是不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就是实际上不愿意把肃反斗争进行彻底。
帮助大批人员查清了历史卸下了包袱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还查清了一大批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帮助他们放下了包袱,分别作出了结论。据全省不完全统计,有九万多人向组织上坦白交代了自己隐瞒的各种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对分清敌我界限,扩大我们团结范围,暴露和孤立反革命,调动积极因素都有重大意义。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对于大批的旧知识分子与旧人员进行了巨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收到了伟大成绩。但有少数人因为隐瞒了他们参加过反动组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或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政治关系,或平素有反革命言论,当组织上还未查清他们这些问题时,就极易影响着对他们更好的团结使用。每当运动到来,常常因为这些人的敌我界限不清,而牵挂了他们。有一些人则背着历史包袱,对革命组织怀有戒心,存有隔阂,工作情绪不高,在机关中形成了一个所谓落后层。而正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政治上历史上的污点,也就常常成为敌人利用活动的对象,他们也就容易上反革命分子的当。这样的事实在运动中揭发了不少,如何使这些人划清界限,放下包袱,扩大我们的团结范围,缩小敌人的活动基础,堵塞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漏洞,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次肃反运动把这一问题解决了。当查清了他们的问题,对他们作出正确的结论后,使他们放下了包袱,很多人政治进取心空前提高,对党和政府表示感激。如沙河县孔芳斋说:“我原来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会相信我。现在我才认识到党对人民的关怀与爱护,我决心把晚年贡献给社会主义。”再如峰峰市文教系统袁子良的血债嫌疑,经查清予以否定后,袁感激的说:“共产党真英明,我的问题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能弄清的。”总之,这样就消除了以前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调动到积极方面来。这是运动中根本的积极的方面。当然有些人在运动中曾经被斗争过,有的还斗得厉害了一些,一度伤了感情,但我们相信,经过必要的解释工作,他们是会明白这些道理的,他们是会更加向党靠拢的。
广大群众在运动中提高了政治觉悟
几年来,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处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存在右倾麻痹思想和不问政治倾向,使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机关的某些角落中找到了市场,甚至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机关中公开散布反动思想。对此,我们平时麻痹,觉察不够,在肃反运动中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揭露了机关内部的一些所谓“阴暗角落”,发现了一些反动的流氓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起了很大的腐蚀与破坏作用。他们散布反动思想;有的拉拢落后,打击进步,对抗领导;有的两面态度,利用弱点,制造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有的发展低级趣味,追求下流生活,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腐蚀干部。从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这些小集团活动曾是敌人欢迎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分子组织的。我们在揭发这些小集团的斗争中,从中也确实找到了反革命,比如:张家口市原华北地质局以反动地主反革命子弟陈柳星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反动组织,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七月已发展了七人,其成员有反革命子弟,也有犯过错误的及其他思想落后的分子。当然,这些小集团的成员不都是反革命,但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多数却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对这些反动的流氓的小集团活动,给以严肃的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提高群众觉悟,增进内部团结,打击邪气,提高正气,都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清查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提高了觉悟,积累了经验,因而运动的结果,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具体工作中确实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
如上所述,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成绩是巨大的,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这个正确的论断,是无论怎样也推翻不了的。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具体工作上确实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秋天肃反斗争的高潮时期,部分地区和单位,曾经一度产生过斗争面过宽的偏差,错斗了少数好人,就全省来说,大约占当时的肃反清查对象百分之五左右。一九五六年的运动,错斗好人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今年开展运动的单位,基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
在运动中还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人本身确实存有一些问题,群众对他们的行为有所怀疑和不满,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这些人受到清查或斗争,虽然最后定案不算反革命分子,但清查或斗争他们是应当的。为了便于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可以举出这样两个例子:石家庄市华新纺织厂助理技术人员孙汝林,一九五○年在唐山中学时曾参加反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建国党”,一九五一年该案被破获,孙潜逃。后来隐瞒历史混入革命阵营,肃反中经群众小组帮助,交代了这一问题,最后定案时,考虑当时孙年纪还小(十六岁)又不是该组织的骨干分子,参加工作后再无其他活动,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又如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周敬侪,因伪造历史,工作中散布落后言论,肃反开始时公开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辩护,并写匿名信谩骂省文联编辑部,因而一度被确定为肃反清查对象并且被群众斗争了。这些人经过反复查证,甄别定案,最后都实事求是的做出了恰当的结论。这对国家对他们自己难道不都是有好处的吗?在群众运动中这些人被清查或被斗争,难道是不应当的吗?
当然,错斗了好人,确实给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应该有足够认识的。但这个错误,一经发现,我们都做了纠正,有的还正在深入反复的检查和采取各项善后工作的措施。我们相信,由于这个错误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是完全可以消除的,产生的某些不良后果,也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漏的错误。一些单位由于发动群众不够充分,或者调查研究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以致有少数暗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被清查出来。在大放大鸣中,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更加证实了这种情况。这个方面我们也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肃反斗争进行彻底。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为着彻底纠正我们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更好的巩固成果,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省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份就提出了复查善后工作,并相继数次召开了专门会议具体进行了部署,强调领导干部亲自阅卷,弄清问题性质,做到定案有据,处理适当,强调及时处理申诉案件,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结论。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除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律依法交司法机关处理外,对于那些在运动中被错斗过的好人,都诚恳地分别向他们进行了赔礼道歉,恢复了名誉。取得他们的谅解。事实证明:肃反运动即使在个别地区单位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一经复查,缺点错误都得到了纠正,损失也得到了弥补。我还要说明,在几次复查和善后工作中,不仅查出了错案,也查出一些被漏掉的反革命分子。因此,在坚决纠正缺点错误的同时,仍然要贯彻有反必肃的精神,不能有丝毫麻痹。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抓住个别案件的错误缺点,就加以片面夸大,企图从个别的少数的事实中引伸出肃反运动搞糟了的结论,从而达到否定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恶毒的目的。可是这只是右派分子的梦想,他们的论调,是经不住驳斥的,因为他们既没有事实的基础,也没有群众的基础。他们的材料和它的来源是可疑的,他们是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说话。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示我们说:“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我们正告那些攻击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应当从毛主席这个指示中,得到教育,彻底转变反党、反人民、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
为了把肃反工作做得更好,继续纠正错的和漏的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我们热诚的拥护毛主席提议的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在今年或明年对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的指示,这对改进工作,正确地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健全我们的法制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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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何遂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近两年中,我去过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各地视察,处处看到人民生活都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连塞外的敦煌也是一样,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伟绩。人民都是拥护政府、热爱党的。右派分子所说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的反党谬论,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现在我就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提几点建议。我对于历史,是一个门外汉,这次视察听到一些反映,自己也有一些意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请予指正。
不可“贵古贱今”
第一,我国史学界一向有“贵古贱今”的风气,尤其是对现代史,被视为“新闻”,史学家多不愿搞这一套。因此,现代史的研究就成为我国历史科学中很薄弱的一环。这个事实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一九五三年刘大年先生在苏联所作“中国历史的现状”的报告中,即已指出:今后要“着重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实际考察一下,这几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状况,并无显著进展。迄至目前,许多大学搞现代史的教研组,对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仍是摸不清楚。向来,这些方面,只是作为讲革命史的背景而提出探讨的。所以除了一个概括的结论外,很少有人真正下功夫去搜集、摸索这方面的具体史料。以我今年三月视察过的武昌东湖历史博物馆来说,武昌是辛亥革命发源地,这一段史料竟付缺如。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谁要多讲了些国民党方面的史料,便被认为思想上有问题,这样片面的看法影响着现代史研究更全面和更迅速的开展。
中国现代历史,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反抗三大敌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从镇压革命斗争走向崩溃的历史。前一方面肯定是主要的一方面,但是如果对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的历史弄不清楚,又怎能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怎能真正弄清革命史中的一些基本道理呢?我建议:史学界应号召史学家们努力作这方面的钻研,积极的收集史料,进而编写一部更完整的“中国现代史”。
加强资料工作
第二,资料是科学研究的“空气”,许多大学的先生们都苦于资料不足,不敢发表研究文章。我建议:
1、现代史不比古代史,有许多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曾经是历史过来人,譬如在座的许多代表就是曾参加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和以前及以后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我想,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了解这一时代的面貌,我们曾经亲历过一些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应该把自己的见闻经历,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发表出来,供给史学家研究(李六如代表的“六十年的变迁”即是一个好例)。
2、应加强现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过去出版过不少史料书;但数量不大,不被珍视,不能满足各地研究工作的需要。我想,一些确有参考价值的绝版书(如扪虱谈虎客的“近代中国秘史”,陶菊隐丛书等),应该予以选择整理重新出版。
3、有许多历史事件是带有地域性的,如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的地方,又如护国战争与云南的关系最大。事实上,各地几乎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外地的人是较难调查整理的。而且各地都有一些熟悉当地历史掌故的老年人,其中不少自己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编写。因此,我建议:分布在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应该抽出力量来,分别地进行调查整理当地史料。
4、我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安师范学院等处,听到这样一条意见:即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中了数量可观的材料,但缺乏人去整理,而各地大学历史系有人也较有时间,就是缺乏材料,这个矛盾需要解决。希望能把材料按地区分下去,大家来整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加强人力配备
第三,科学研究是要人去搞的,据了解,目前各大学真正能搞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先生们是很少的,有一位教现代史的先生说:“只要配备人力,给予时间和必要的资料,就能搞出东西来。”的确,如不加强人力配备,是很难获得很大成果的。我建议:各个有条件的大学历史系,可附设现代史研究的独立机构,这样也有利于培养青年的史学工作者。
最后,我感到,近年来,现代史的园地似乎嫌寂寞了一点,因为现代史涉及到许多革命的基本问题,“争鸣”的顾虑可能大一些。我热切地希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照耀下,中国现代史的园地也能作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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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
丁贵堂说:我在旧中国海关工作了三十四年,解放后继续留在海关工作。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告诉我:“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热烈地拥护周总理、李、薄、乌三位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和彭秘书长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我们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每年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最近一年所获得的成绩更是空前的。就是联合国也承认去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是举世第一的。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对这样伟大的党和政府还能不衷心热烈地拥护吗?而右派分子竟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有计划、有纲领地挑拨煽动,发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猖狂进攻,并硬说在国家工作中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们妄想篡夺党的领导,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有“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等的谬论。周总理已给了这些谬论以最严厉的正确的批判,给了右派分子以当头棒喝,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拥护党,爱护国家,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国人民必须与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给予他们坚决的毫不留情的痛击。
我是一个海关工作者,在旧中国海关工作了三十四年,解放后继续留在海关工作,现在将近八年,前后两个阶段对比一下,给予我的感受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我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得到解放,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会再一次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奴役,更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斗争总是不能达到彻底的胜利。就拿我亲身经历比较深刻的海关的例子来说,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人民的海关,海关就要永远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旧海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大家都知道,海关是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因之一个国家海关的管理权,对那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旧中国海关的管理权从一八五三年起就被帝国主义篡夺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为止,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旧中国海关始终由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谓海关总税务司所统治。全国各地海关主要职位,也一向由上千的外国人盘据着。所有旧中国海关的章则法令都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条款而制定的。除不平等的条约条款外,帝国主义代理人,又随时为便利洋商任意制定特别办法,以辅助他们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所有反动政府的法律、法令未得所谓外交团和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的同意,不能在旧海关中实行。所有海关的税收都被扣留作为外债赔款的担保,没有总税务司的同意,反动政府不能提用一文。旧中国海关并不受反动政府法律法令的约束,它在旧中国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但是反动政府并不以丧失海关主权为辱,在剥削中国人民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上,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统治者是一致的,而且是密切合作的。反动政府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是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的。他们与帝国主义历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完全证明了这点。除掌握旧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外,总税务司对于旧中国的政治外交亦常代表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进行干涉。因此,中国海关在鸦片战争后一直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和政治侵略的直接工具。
帝国主义利用旧海关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还表现在中国关税的不自主上。每个国家的海关税则应该是按照国内生产的发展需要来制定的,凡是独立自主的国家都有关税自主权,以便随时自由地调整海关税率,以保护国内生产而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旧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一八四三年起就被帝国主义取消了,在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解放前一百零六年的长时期中,旧中国海关税则始终受帝国主义的限制和束缚,不能独立自主。所有税率不是保护国内生产的,而是便利帝国主义倾销物资、收购原料。生产器材与消费资料征收了同样的进口税,甚至有些生产资料比消费资料的进口税率还高。这就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
帝国主义多年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种种的优惠便利,并利用旧中国海关的很低的关税税率,向我国大量地输入商品,其中主要的是消费品,并吸收我国的廉价的原料,以进行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在解放前七十三年的时间,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每年都是大量的入超,直到一九五○年新中国才将这个逆差扭转过来。帝国主义又利用所谓机制洋货免税的特权和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又在我国设立工厂制造消费品,如卷烟、火柴、棉布、面粉、肥皂等等,并且在市场上倾销,以抵制中国自制产品,使中国脆弱的轻工业被绞杀殆尽。
海关本有缉私的责任,而旧中国海关在帝国主义把持下,不但不缉私,而且处处便利走私。从一九三一年起,旧中国海关表面上虽设有查私机构及大批陆海武装力量,但是那是帝国主义借缉私之名以掩护他们自己的私运和企图控制我国国防。同时,并用来对付我国人民,使帝国主义及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既能垄断对外贸易,又能掩护他们的走私。
帝国主义通过旧海关长期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不但摧毁了旧中国非常薄弱的工业,并且打垮了我国社会经济所固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更使我国加速地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情况益趋恶劣。美帝国主义的商品更大规模地用各种隐蔽和公开的方式由各地走私进口。加上所谓“剩余物资”和“救济物资”的倾销,使旧中国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工商业受到更严重的摧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广州织布、橡胶、卷烟、火柴、电池、五金等行业,被迫停业的竟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上海机器制造业被迫歇业的竟达百分之八十,其他如制革、毛织、制袜、火柴、造纸、食品、纸烟、新药、水泥等业都因美帝商品的倾销,受到沉重的打击,国内其他地方工商业也大半朝不保夕,纷纷减产或停止生产。工人失业,农村破产,全国经济濒于绝境,国家的命运已岌岌不可终日。因此,旧中国海关的历史与在解放前百年来中国人民被侵略、被压迫、被掠夺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解放后海关才真正变成了中国的海关
为了收回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未能根本达到目的。只有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才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相结合的统治,中国海关才变成了人民的海关,才真正掌握了中国大门的钥匙。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要想取得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挽救中国于灭亡,更是不可能的。
海关是这样,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也都是这样。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也不能保护革命胜利的果实,不能保证不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反动派重新奴役中国人民。面对这些历史的铁的事实,右派分子还能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吗?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事件,对党的这种英明、伟大、谦虚和诚恳的措施,广大群众不但表示热烈欢迎,而且直接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我们深信,通过这次整风,党将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壮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帮助党整风,很多非党人士毫无保留地给党提出了意见。虽然有些意见,包括我个人的在内,由于看问题主观片面,个人的观点不同,感觉不同,把缺点夸大或批评得不恰当,但都是从团结出发的,党是欢迎这些意见的。
对右派分子不应当留情
右派分子就不然了。他们对党一贯不满,到处说党的坏话,到处攻击党,放明枪、射暗箭,冷嘲热讽,在党群之间极尽挑拨离间的能事。他们不论是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的也好,使用两面手法暗地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阴谋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内心一直就是向往着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整风运动一开始,这种人就认为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借口给党提意见而到处放火,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夸大缺点,歪曲事实,发表荒谬的言论,组织进攻集团,策划活动,企图把党整垮,以便达到他们野心家的目的。对于这种右派分子,人民决不应当稍有留情的,对于这种人“言者无罪”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完全粉碎他们的阴谋,彻底批判掉他们的荒谬言论。我们必须坚决地和他们划清界线,和他们作斗争,不获全胜决不休兵。右派分子们,现在是你们赶快回头,彻底交代的时候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对你们还是开着的,如果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彻底交代向人民认罪,那么人民必将决不能饶恕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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