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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宋庆龄
我国今天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绝大多数人民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道路。但是，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作出英勇的努力。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改掉我们旧的思想方法。大家都知道，人的习惯和思想的改变，总是很迟缓的，它们经常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人们为了促成这种变化所进行的劳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但是，习惯和思想必须改变，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前进中的障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的“整风运动”。这和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以及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都是达到我们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人们一致公认，我们国家的生活从这些事情得到了鼓舞的动力。许多人都作了直率的、坦白的发言。缺点与缺陷被揭露出来了。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和物质的伟大变化取得一致。
这些变化，尤其是社会的变化，是以极快的速度在发生着的。它们造成了新的和复杂的情况。我们还缺乏处理这些情况的经验。正如同生活和工作中的调整一样，“矛盾”——各种不同的紧张状态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实上，每一个社会总是经常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在中国，由于矛盾有着新的内容，所以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同时，由于我们国家所继承下来的文化和经济的落后，使我们不能立即满足人民对于更好的生活的全部要求，这些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事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尽管它们有早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宪法，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某种残酷的手段来掠夺它的殖民地或少数民族呢？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不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呢？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了解紧张的性质和原因。我们曾用大炮来对付大炮，把我们自己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却不用武力来解决人民之间的分歧。在旧社会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导向苦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们国家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个项目。他曾经阐明这些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是追求着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的问题。它们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认识这一点，处理得当，我们就可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新的运用。这是基于事实的。在我们国家里，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敌对的阶级关系正在逐渐缩小和消失。这是通过我们历史情况所容许的逐步的、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结果，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广大人民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团结的社会，而积极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的队伍已经削弱和瓦解。因此，我们就有了在我们国家里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和理论的基础。
我们有一个劳动人民掌权的、争取进步的政治制度，因而人民可以把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我们也有必要的条件来扩大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纠正任何错误，对需要解释的进行解释，使我们提高自己去迎接前面的新任务。
这是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这对我们说来还是新的，因为在漫长的革命战斗里，所要解决的矛盾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每一个人，尤其是居领导地位的人，必须取得新的态度和新的认识。这就是共产党号召人民帮助它进行的“整风运动”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由于我们有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全国大团结，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帮助来寻求真理。我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把我们的团结提到更高的高度，认真地互相学习。
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总的说来，这个运动是健康的，它证实了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希望。它正在进行，并且将继续推进。不过，某些发言也显示着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虽然这只是存在于绝少数人中间。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国家解放才不过八年，旧社会的残余还是很多的。有些人弄不清楚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事；也有些人完全反对我们；还有些人，他们了解我们的方向，但是并不甘心与我们步伐一致，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狭隘利益而反对整个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政府已经打开了大门，听取一切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接受每一个意见的义务。有一种判断的标准：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全部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
利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国家基础发生动摇。他们把攻击集中于曾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他们的目的在于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
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间所引起的反应，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以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的孱弱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
这少数人说，我们的国家是有限制的。我要问他们：哪一个国家没有限制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规条。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社会。一切法律规条都是要实施的。问题是：它们的执行是为了谁的利益？国家所反映的是它的经济基础，所采取的限制是有利于控制经济的那个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少数人控制了提供多数人工作和生计的生产手段，那些限制是有利于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提供所有人以生计的东西已归公有，限制就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利了。
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不满意我们的政府、不满意政治协商的人究竟怀着什么目的呢？他们希望用什么来代替我们的东西？社会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人们说到民主，也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正如同没有“第三种势力”一样。政权不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吗？如果是，他们就是要求在中国使资本主义复辟。
我认为这种论调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消灭从远古以来就使社会分裂的阶级对立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是他们现在所主张的等于要求恢复最尖锐的阶级对立——要恢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造成世界范围的财富消耗和从未见过的战争浩劫的最尖锐阶级对立！如果一个人竟看不出，这同邀请帝国主义者卷土重来再一次蹂躏我们国土和人民相差无几，他在政治上就是太幼稚了！而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比中国的资本主义强大得多——虽然它不能和我们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团结在一起的人民力量相较量。这些人要在我们国家里贩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行的。你不能采用一种制度而不要它的经济基础。历史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
让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国人民对这些论调的答复吧！即使是那些老实地对我们国家和制度若干特征还模糊不清的人，也在嘲笑地加以驳斥。我们要前进，不是要后退。我们要有一个为一切人、首先是大多数人所行使的民主。我们是要让所有人而不是仅仅少数人过比较好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没有共产党，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希望也没有了。共产党为此作了最大的斗争和牺牲，因此受到了热爱和尊敬，在我们国家生活里应该居于首位。我们人民当前的目标就在于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它更深刻、更广泛。我们今天的愿望就是帮助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支持它，因为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的贫困和落后的唯一办法，是我国在国际上独立与尊严的唯一保证。
难道没有别人能够领导走向社会主义吗？答复是：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上从未见过一个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领导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它把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在坚持实践中运用到中国革命中。正如事实所一再证明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我认为上海的工人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不是说，其他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历史上就没有地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呢？显然不是这样。那样想法也是脱离实际的。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我知道党的政策是非常尊重一切有志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人的。我们知道，党在今天所奉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这就是党主张中国一切民主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想法的基础。
在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事业。为此需要集合一切的力量和每一个人的知识。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党派的“共存”与“互相监督”、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这一切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为了国家利益进行真诚合作和有效配合。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我们全国力量的伟大团结和运用，历史已经使得共产党具备了领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现在有人企图对这些条件表示怀疑。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共产党是完全不懂科学和技术的，所以共产党人不能领导这一个或那一个机构。我从过去历史中已经充分看到，共产党人怎样学会了他们所不懂的东西，他们不但应用了所学的，并且还把所学的更向前推进。我认为，党一定会学会科学和技术，同时党还会对科学和技术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贡献。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有党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号召他们勇敢地对付面临的问题的鼓舞，我们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现在，“整风”、“鸣”、“放”正依循两条密切结合的道路进行。一方面，我们在极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在决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和希望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那些人之间划出一道深刻的界线。我们在面临思想进攻时如何站稳立场上学习了很多有益的教训，也学习了如何全面地看问题，如何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至于在那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照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福利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同时，中国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和社会主义的朋友们，在思想上都认识到这个运动对每一个人的教育意义。他们明白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些共产党员的身上，这些病菌也存在于每一个对自己的工作不充分尽职的人、由于过去的成就而居功自傲的人、把自己看得比国家更重的人、以及脱离群众、沾满了官僚主义恶习的人的身上。
中国人民不但通过当前的运动来批评共产党员，也通过它来鉴别自己。他们以爱国者的身份来检查自己——努力去熟悉他们目前所担任的、以及他们未来所要面临的工作，他们在学习怎样谦虚、正直、诚恳、谨慎、永远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正在帮助共产党在整风运动中取得成功。我们自己也在努力仿效他们。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引到进步的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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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百三十多位人民代表昨日踊跃发言
不许右派倒算社会主义革命
据新华社12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分上午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代表们继续用各地区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事实，批驳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的种种反动言行。有的代表曾经丧失人民立场，散布过右派错误言论，今天在会上作了检讨。
上午发言的代表共七十一人。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黄长水在发言中说明解放前后华侨在国内外截然不同的地位，并且对人民政府一向关怀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利益表示感激。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揭露和分析了右派分子在上海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的阴谋活动。他说，这些丑恶的右派分子在上海人民的猛烈反击下原形毕露了，现在他们应该向人民彻底交代，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倒出来。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说，目前全国人民热烈地进行着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说明全国人民坚决拥护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他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自己，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邵力子在发言中还建议尽快地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孩子。他特别强调要在农村中大力推行节育工作。
广西省副省长李任仁代表陈此生、莫乃群、雷荣珂、蒋在球、莫寿全、杨文贵、陈基义、赵乐群、蓝昌法十位代表作了联合发言。他们表示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倡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贯彻民族政策情况发言。他说，解放后新疆地区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根本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友爱的新的民族关系。
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说，中国基督徒热爱祖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同右派分子流传在基督教内的影响展开斗争。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在会上揭露了罗隆基从历史上到现在的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同时也批判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主张。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韩兆鹗，在发言中检查了他在陕西为章罗联盟扩大阵地，以及章伯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些事实。他说，直到这次到北京后，他还受章伯钧的指使，去见领导同志，想试探对章伯钧问题的处理办法，想为章伯钧解脱，这是极端错误的。他表示现在要坚决地同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
今天上午还有五十四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蓝公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水利部设计局局长须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副校长陶淑范，国务院参事张砺生，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副主席马兴泰，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作家谢冰心，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王葆真，福建省代表刘永生、林一心、李质忠、侯振亚、郑依牳、谢雪红、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山东省省长赵健民，上海交通运输局局长蒉延芳等代表的书面发言，都从各地区、各方面的工作成就，从视察结果和亲身体验，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
山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宋子纯，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安徽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潘锷鏱和鲁定华、傅子诚等代表的书面发言，还着重批判了章乃器的反动言论。
田德民特别揭发了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韩国屏“伸冤”的事实。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茅以升、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辽宁省副省长车向忱的书面发言，分别讲到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学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们的重大的教育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水利部设计院总工程师汪胡桢，天主教南京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胡文耀，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和广州市建筑工程局局长林克明，医务工作者徐佐夏、柯麟、黄家驷、章央芬，医务工作者王淑贞、林巧稚、何碧辉、俞霭峰，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财经出版社董事舒新城，政协河北省副主席李国伟，中华造船厂总经理杨俊生和造船工程师萨本炘，哈尔滨医学院教授石增荣，成都市卫生协会主任王文鼎，北京大学教授马坚，黑龙江省副省长李延禄，青海省副省长扎喜旺徐，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等代表的书面发言，报告了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情况，对有关方面的工作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罗荣桓、李雪峰、刘格平、荣毅仁、崔建功、舒舍予、黎锦熙、桑吉悦希、朱顺余。
今天下午继续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李济深等六十七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必须向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揭发和坚决的斗争。
司法部部长史良对右派分子向人民司法工作的恶毒攻击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她说，右派分子黄绍竑利用合法地位，公开替反革命分子“鸣冤”，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行，是违法的行为。罗隆基所要成立的“平反委员会”，是违反了宪法关于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规定。她说，我们按照宪法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右派分子反对我们肃清反革命，完全是徒劳的。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在发言中揭露了章乃器企图离间挑拨工商业者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的卑鄙目的，他指出了右派分子散播的毒素对工商界的严重危害。
杨东莼在发言中联系反右派斗争着重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分析了知识界在反右派斗争中产生混乱思想的最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没有经过实际的锻炼，没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承受严峻的考验。因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还没有转变。杨东莼说，七年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但是这种进步不能估计过高。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界思想混乱情况的大暴露，是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一切追求进步的、善良正直的、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右派的群众斗争中，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来自云南的十五位少数民族代表作了联合发言，他们是：刀京版（傣族）、召存信（傣族）、余海清（彝族）、李光华（拉祜族）、李和才（哈尼族）、李桂英（女、彝族）、和万宝（纳西族）、胡忠华（佧佤族）、张子斋（白族）、裴阿欠（傈僳族）、雷春国（景颇族）、赵偅奇（回族）、熊开友（苗族）、龙明传（侬族）、龚绶（傣族）。联合发言由张子斋宣读。十五位代表在联合发言中严正斥责了龙云的反苏谬论和企图离间少数民族同党的关系的阴谋活动，驳斥了龙云的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的反动论调。
联合发言揭露了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犯下的滔天罪行。联合发言说，龙云统治时期，是云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他把多民族的云南，变成暗无天日的“民族监狱”，变成举世闻名的“鸦片王国”。在抗战时期，黄金、美钞、鸦片是所谓的“三宝”，而龙云就是这“三宝”的大户，人民称之为“三宝太监”（这时全场不断发出笑声）。就在那个时候，龙云曾把他搜刮的大批金钱存到美国银行。联合发言说，解放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并未认真同龙云算旧账，只希望他靠拢人民，为人民做点好事，即使做不了好事，也不要再做坏事。但是龙云并没有从人民的宽恕里得到应有的教育，一直冥顽不灵，坚持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联合发言警告龙云：必须幡然悔悟，向人民投降，重新作人；否则，人民是绝不能允许的。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光英揭露了毕鸣岐和章乃器一唱一和，在整风中发表一系列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荒谬言论。
华侨代表蚁美厚、苏振寿、周铮、伍禅、谢应瑞、马玉声、吴桓兴、吴益修、廖胜、方君壮等十人作了题为“华侨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联合书面发言。发言中说：我们华侨代表已经接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联合通知，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打击右派分子的一切恶毒企图。
作曲家贺绿汀在书面发言中就如何在机关、团体和学校中建立保证每个人都能积极工作的制度提出了意见。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吴春安、申纪兰、郭玉恩、曲耀离在联合书面发言中表示，欢迎中小学毕业生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工作的杨廷宝、林克明、朱兆雪、梁思成四位代表，就建筑工作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联合书面发言，提出了批评建议。
在今天下午会议上单独或联合发言或书面发言的还有：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轻工业部橡胶工业管理总局总工程师林文彪，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席林志澄，广东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林锵云，甘肃省交通厅厅长杨子恒，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载涛，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谢立惠、柯召，冶金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鞍山总院设计总工程师孙德和，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电影工作者徐肖冰，工业劳动模范刘英源、李永、李树森、刘德珍、刘世梅、黄润萍、郭树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工程师蓝田，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朱继圣，江西省农学院院长杨惟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王德安。
下午大会执行主席是：沈钧儒、林枫、赖若愚、熊克武、胡和勒泰、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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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委员会通过两个审查报告
新华社1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今天上午分别举行了会议。
预算委员会通过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这两个委员会将分别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这两个审查报告。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只收到提案二百四十三件。所有提案都先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有关的专业审查组分析研究和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再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详加审查，逐案通过。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逐案通过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草案”，并将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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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副主席接见埃及约旦伊拉克和平人士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于今天上午接见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来我国参观访问的埃及阿·路·依·艾尔库利、哈·法·依布拉欣，约旦雅·依·哈穆德、依·胡·哈玛德，伊拉克哈·阿·奥马尔、丹·雅西姆、阿·沙里夫七位和平代表。
陪同接见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包尔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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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彭真设宴欢送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1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晚上在北京设宴欢送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彭真在酒会开始的时候致词。他说，通过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加深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彭真代表北京市和全中国人民向代表团的访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他们把北京市人民和全中国六万万人民的友谊带给卡拉奇的市民和全巴基斯坦人民。
拉赫曼团长接着致词说，我们就要离开中国了，我们是带着下边这样的心情离开的：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中国人民是要同巴基斯坦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和平相处的。拉赫曼说，你们的国家发展得很好，你们的发展是这样迅速，以致任何的亚洲国家都引以为骄傲。拉赫曼还表示，代表团将把中国人民良好的祝愿和问候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以及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共九十多人。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及夫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及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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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内也有右派分子
曾彦修蜕化变质了
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
本报讯 7月11日，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举行座谈会，揭露和驳斥身为共产党员的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
他污蔑党已经蜕化变质，沦为保护既得利益的宗派集团，群众对党“怨声载道”
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宋家修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6月2日答人民出版社黑板报记者问，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
在这篇向党进攻的答记者问中，他污蔑党“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怨声载道，人民对当权的政党不满而愤怒”。他甚至混淆黑白，拿我们的党和祸国殃民的国民党相提并论。他说国民党腐败惊人，而共产党呢？“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要把持政权”。因而“党和非党相隔十万八千里”。他在5月30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国民党1927年取得政权，‘九一八’时人民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我们取得政权现在七年，虽然还没有人喊出打倒我们的口号，但已有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了。他又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回到南京、上海，大搞其‘五子登科’，一两个月就威信下降。我们党虽未像国民党，但入城七、八年来，已有类似迹象”。他又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骂党员腐化了。他对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大声喝采，支持他们向党进攻。
人民出版社地理组编辑黄世绵说，曾彦修的反动言论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起了里应外合，向党进攻的作用。人民出版社校对科副科长、民盟盟员张仲恢说，曾彦修说“党和非党相隔十万八千里”，我作为一个非党干部，体会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党在各方面还是注意联系群众的，虽然工作中有缺点，但不能那么说。曾彦修还说什么“群众怨声载道”不知根据什么？事实上，解放以来，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试问那些人“怨声载道”？人民出版社经济组编辑钟远藩说，曾彦修反复讲党员干部有“保守主义”，他说的“保守主义”并不是工作上的保守主义，而是说共产党要“把持政权”，“思想深处要保持自己相当地位和身份”，说什么“有十几年党龄和一点文化，少不了当一个科长”。曾彦修总是把共产党看成为一撮保护已得利益的宗派主义集团，看成为蜕化变质的党，他把我们党的性质、党的根本目的和反动透顶的国民党混为一谈了。事实很清楚，不是党蜕化了，倒是曾彦修本人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变质蜕化了。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王济庚说，曾的答记者问，起了两种作用：一、号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等于号召右派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二、对党内说，是号召党员叛党。
人民出版社行政处副处长王志明、党支部书记邢显庭、编辑王淑吉等纷纷揭发了许多事实，证明曾彦修的特权思想严重，例如计较生活、地位，小事情就发大脾气骂干部，而且交党费也要三催四催，党小组长通知他开党的会议，他常常不愿参加。副社长周保昌列举事实来证明人民出版社的党支部是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也有缺点，但曾彦修说支部蜕化了，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
人民出版社编辑黄士绵说，储安平说“党天下”，曾说“把持政权”，互相呼应，没有两样。人民出版社党支部书记邢显庭说，曾是向党进攻的急先锋，较储安平有过之无不及。
他诽谤中央宣传部，企图否定出版事业八年来的巨大成就；还主张“砍掉”出版局，办“同人出版社”
大家还指出了曾彦修无视事实，毁谤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否定八年来出版事业的巨大成就，说出版工作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后更糟糕了。曾彦修说，“解放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面是没有方针，没有领导的”，“中宣部从未正面指示出版方面应出些什么”。人民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赵晓恩说，我认为曾彦修的这种说法，不像出诸于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共产党员的口中。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方针，没有领导，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是完全自流、盲目地进行的吗？我对全面出版的情况不了解，单就人民出版社来说，只要举一个事实，就证明曾彦修是胡说。1954年党中央批转中宣部的报告中，专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任务，作过既具体又明确的指示，我们是循着这个指示来进行工作的。这个指示下来时正是曾彦修来我社担任工作的时候，怎么会忘记了呢？为什么要说没有方针呢？他列举了几年来所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学术著作，有力地驳斥了曾的造谣毁谤。
不少同志揭露，曾彦修主张取消直接领导国家出版工作的文化部出版局，他说：“把这个局砍掉，中国不会亡”。同时，又主张办“同人出版社”。许多人说，有些右派分子不是在主张削弱，甚至取消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吗？这不是里应外合，又是什么呢？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与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蓝钰一呼一应，一口否定八年来出版事业的成绩，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挑起出版界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进攻和诽谤。
人民出版社计划财务室副主任邓步城指出，曾主张办同人出版社，是和右派分子要办同人通讯社、同人报纸没有分别的，那就是恢复新闻出版的资本主义自由，这是他完全否定党的领导以后所提出的纲领。
曾彦修的反苏言论也受到大家的批判。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周保昌和其他同志的揭露，曾彦修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在出版工作上学习苏联经验，认为过去就是因为学习苏联把出版工作搞糟了。
曾彦修在会上作了简单的发言，他说：“我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今天大家这样说，当然好像我就是最坏的人啦。我应当再三考虑”，大家对他这种拒绝批判，毫不交代检讨的态度，非常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