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认真处理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
浙江武汉等地积极改进工作
无锡就九个重大问题订出初步改进方案
新华社杭州11日电 浙江省省级领导机关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浙江省农业厅中共党组根据党外人士徐淡人和余采青的批评,检查了过去领导蚕桑方面的缺点,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徐淡人5月上旬在省政协会议上批评浙江省有关领导部门历年来“重蚕不重桑”,本末倒置,他指出这是浙江省几年来蚕桑生产恢复缓慢的病根。农业厅党组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新成立的蚕桑管理局已决定派负责干部到吴兴县等蚕区进行调查,制定提高桑园产量的方案。农业厅并专门调拨了大批药械到桑蟥为害严重地区,以保护现有桑园,提高今秋桑叶产量。党外人士、省桑苗培育所主任余采青批评省领导上不重视收集研究群众原来饲养土种的工作,以致使许多有特点的土种绝种。省农业厅接受了这个批评,最近已收集到二十五种新品种,准备进行研究。
不少厅、局领导人员的作风也有了显著改进。省城市建设局的几位党员局长,现在遇到有关技术性的问题,总是请总工程师和有关技术人员共同商讨。工业厅订出了各厅长分工联系各工厂、深入下层的制度,一个多月来,党组第二书记、副厅长张光曾两次到金华帮助工作;几个非党员副厅长在党组书记翟翕武的倡议下,也深入基层,检查和帮助企业的生产工作。
新华社武汉11日电 武汉市党和政府领导机关,对前一阶段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正在认真处理,积极改进工作中的缺点。
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已经规定每星期四、五为无会议日,各级机关的干部们利用这两天时间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或者去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市卫生局和手工业管理局过去一向不大重视人民来信和来访的处理、接待工作,现在这两个局除调配干部处理来自人民群众的各项意见外,卫生局还指定一位局长在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同机关和基层干部进行接触。
负责干部的某些不合理的生活待遇也已经开始着手纠正。纺织工业管理局、手工业管理局等单位的局长们主动把多余的屋子让给下级干部住;少数多领福利费的干部也自动地退了出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等不少企业和事业单位,将原来为科级以上干部制订的“特诊制度”已全部废除。现在这些干部和一般干部一样按门诊手续就医。群众认为中共武汉市委办的两所干部子弟学校使干部子弟长期同广大群众隔绝,现在市委考虑到这个缺点,已决定将这两所学校停办。
很多单位还对一时不能办到或由于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而要求过高的意见和要求,作了交代或解释。有些牵涉面较广但又应该解决的问题,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也正在进行问题排队、综合分析研究,以便分别处理。
本报讯 据南京新华日报报道:无锡市6月份召开的市二届人代大会第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全体委员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所提的改进工作的意见,正由有关部门作认真的处理。
无锡市人民委员会在人代会、政协会一结束,就将会上所提的意见按性质排队整理。接着,召集全市各行政、企业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和布置如何根据边查边改精神处理各界人士正确的意见。
市人民委员会组织专题小组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后,已就工商管理、公私共事、毕业生安排、房屋调整等九个重大问题订出初步的改进方案,有些并已着手实行。如房屋调整问题,已成立机关房屋调整委员会;并且已由中共市委、市人委、兵役局、仓储公司等单位干部用紧缩办公室和宿舍等方法让出一部分房屋给缺房子的其他机关和居民使用,单仓储公司一个单位让给居民用的房子就有三十多间。市委第一书记包厚昌和市长江坚等负责同志都带头让出了一部分住房。又如,毕业生安排问题,也已成立中、小学毕业生指导工作委员会,并和本市部分企业和苏州专署等有关单位联系,研究毕业生的出路问题。
市人委所属各个局一般也召开了局务会议,研究了对批评和建议的处理办法,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立即动手解决。如纺织工业局以前下达生产计划时往往拖拖拉拉,影响各厂不能及时编制具体计划;最近该局布置第三季度计划做到及时,并事先对第三季度生产上可能遇到的新问题作了仔细的调查分析,计划比较符合实际。卫生局一些负责干部以前不大下基层,现在接受意见经常往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并决定下放一批干部充实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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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日报揭露章乃器又一反动活动
粮食部长竟然唯恐粮食工作不乱
新华社杭州11日电 “浙江日报”昨天发表了何琼玮写的一篇文章,揭露去年6月间章乃器在他的家乡青田县煽动人民对党不满,进行反动活动的事实。
文章说,章乃器借视察工作的机会,在去年6月6日来到了青田县,一到就找到两个人进行所谓访问。这两个人是:他的老友、当过特务头子戴笠的秘书和国民党政府温州缉私处处长的朱乔松,和国民党青田县党部执行委员郑锡康(本人逃往台湾)的妻子詹琼弟(在管制中)。自此以后,朱乔松到处宣扬章乃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为青田人民办事。”詹琼弟更加猖狂,她公然对当地人民说:“章部长已经讲过,你们对我们太苛刻。你们管制我三年我不怕,总有一天会出头!”
文章说,章乃器还在万山区中心小学校长朱序智的面前说:“你年轻,不知道这个学校的来历。这是赵志尧办起来的。赵志尧的确做了好事。”而赵志尧是陈诚的亲信,做过七省纵队副司令、伪国防部预算局局长,是青田人民心目中的大仇人。
文章又说,这个粮食部长还在农民中煽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不满。他碰见家乡人就说“啊!你们怎么这样瘦呀!是不是粮食不够吃呢?”章乃器的旧邻、老农民叶三明对他说“粮食定量不多不少、正够吃。”章乃器冷笑一声,问道:“你们定量多少?”叶三明回答说:“不分大小每人平均全年四百三十五斤。”章乃器还说:“我每餐有鱼有肉,米还不够吃,你们光吃饭,四百三十五斤是不够的。”这时富裕农民林朝水乘机问他:“不够吃怎么办?”章乃器挑拨说:可以告到中央来。你们把呈子做好,寄到北京粮食部。我来为你们想办法。懒汉叶在明这时也诉起苦来,说是定产太高。当场有农民陈宝珠等反驳他,可是章乃器却一味支持落后不满的意见,说:“定产是过高的。统统告到中央去好了。还有干部作风不好的,也可以告来。”章乃器走后,果真有人不住地向这位“青天”投了不少“呈子”。这些人多是地主、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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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个单位联合批判顾执中
顾执中承认自己素来有政治野心
据新华社11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社会主义学院、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天联合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顾执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新闻日报邹凡扬根据陆诒交代的材料,揭发了顾执中在今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的反动言论。
在陆诒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晚上,顾执中又约陆诒去吃咖啡。他指示陆诒今后要积极起来,先在新闻日报内部搞好群众基础,然后真的作到“当家作主”。顾执中又分析说,金仲华不过是挂挂名去当官的,新闻日报的党员人数又不多,要陆诒先抓民盟支部这一环节工作,要在鸣放中积极干。有事多找王造时,说王造时“经验丰富”,又叮嘱陆诒多找彭文应谈谈。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政协广西省常委吴克清揭露了顾执中的反动言行。他说,顾执中污蔑党破坏宪法。他捏造了许多事实,说宪法在1954年通过后,有的条文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吴克清说,顾执中是在打着“护法运动”的旗帜,来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同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一个小组学习的刘丙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举出顾执中最近的表现,说明顾执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死硬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刘丙吉说,当上海的右派阴谋活动已经开始暴露,同志们要他交代他与王造时、陆诒等的关系与反动活动时,他却说他与王造时、陆诒等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在同志们的质问下,他却说,王造时、陆诒故意把他拉出来,并且说,陆诒出卖了他。刘丙吉问:如果你和王造时、陆诒等没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又说人家出卖你呢?
新闻日报胡星原说,顾执中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多少年来就想掌握两个工具,一是办报纸,一是办学校。有了报纸,他可以招摇撞骗,有了学校,他可以培植私党,搜罗人才,挤上政治舞台,升官发财。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揭露,1947年前后,顾执中和王造时、彭文应等在上海搞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同志会”。他希望顾执中交代这个组织在解放后是否继续活动。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问:可不可以再有新的党派出现?他又说,现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起作用了,主张成立新的政党。
九三学社成员、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杨慕之揭露,顾执中企图利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内九三学社的组织在该社“放火”。杨慕之说:顾执中鼓动高等教育出版社内九三学社的成员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举行联席会议,自动搞黑板报。联席会上,顾执中污蔑民主党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毫无作为,一向有名无实,他振臂喊叫:“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呵!”野心勃勃地企图利用整风,反对党的领导,要高等教育出版社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顾执中在到会者的指责下,曾在会上表示要交代问题。但是,他的交代大多是已经被揭发出来的材料。他承认他素有政治活动的野心,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重庆纠合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组织“民治学社”;今年1月,他写信给他在上海的朋友,倡议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同盟”,3月,又和右派分子王造时、陆诒等,图谋乘大鸣大放的机会,恢复“救国会”。他说,“我们有分工,在上海、北京分头进行”,“我们在两地的言行,多是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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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谭惕吾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编辑同志:
最近在东单区人民法院的公审会上,一个名叫王裕丰的罪犯在被判徒刑的时候这样说:“访问我和要我写对领导意见的材料的人就是右派分子谭惕吾。”
王裕丰是石油工业部的技术员,在工作中一贯不好好工作,不服从领导,谩骂领导;高兴时就上班,不高兴时就不上班。从1956年1月起,他竟连续达六个月不上班,而工资却照领。这因为他对社会主义怀着极度的仇恨。他说:“我过去过的地主生活标准如果是200%,在日伪时期只有130%,而现在竟降低到60%。”因此他公开说:“生活的改变决定了我应该拥护什么,走什么道路?”部的领导干部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育,同事也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他不仅不改,而且谁去帮助他就骂谁。
石油工业部看到王裕丰已不可教育,只得把他开除出机关。被开除后,王裕丰就到昆明、成都、重庆等地招摇撞骗,冒充共产党员,冒充工程师;住宿、吃饭都不给钱。或者沿街谩骂共产党,谩骂领导干部。中共重庆市委发现后就把他送回北京。王裕丰回到北京后,便四处写信“控告”石油工业部的领导干部。“人大”常委会接到王裕丰的信后,就派谭惕吾去了解这一事情的真相。
谭惕吾接受这一任务后,先去找王裕丰谈话,然后叫石油工业部的领导干部向她汇报和检讨。向“人大”作汇报时,谭惕吾不是根据全部材料,而是根据王裕丰的谈话,和石油工业部个别领导干部的检讨;并说石油工业部开除王裕丰是错误的,应该恢复王裕丰的职务。
石油工业部的同志对这种作法非常气愤,马上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要求谭惕吾下来了解真相,听听大家的呼声。谭惕吾却始终没有来。现在我们才了解,谭惕吾真下来了,就没有戏法可变了。谭惕吾是否真不清楚这回事呢?当然不是。这因为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裕丰得到谭惕吾的支持后,态度就更加恶劣,公然在大街上贴反动标语,叫喊要杀共产党员……。在一个晚上,王裕丰假装喝醉了酒,冲到李部长的宿舍里大吵大闹、捣毁物件,并企图行凶,后经公安人员制止。石油工业部为此一面向法院提起诉讼,一面将这情况向谭惕吾反映。这时谭惕吾说现在只有由法院来处理了。当夜谭惕吾却又赶到王裕丰家里去商量事情。王裕丰被逮捕后,谭惕吾就到法院去替王裕丰辩护,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侵犯了王裕丰的人权,要法院释放。
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王裕丰之所以这样目无法纪,敢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要行凶杀人,这与谭惕吾的怂恿、支持分不开的。我们不禁要问:谭惕吾是人民代表,不站在人民的立场替人民说话,反而去支持王裕丰。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这一类问题上你为什么不作检查呢?
石油工业部工程师 江辅济
秘书 周齐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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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自我批评
(在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
文艺报总编辑 张光年 副总编辑 侯金镜 陈笑雨
5、6月间,就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猖狂进攻、本报内部矛盾也闹得非常尖锐化的时候,从我们的周刊上,放出了一批毒草;其中包括反映了右派思想的文章,煽动性的报道,和资产阶级小报式的、进行人身攻击的短文。当然,有些毒草是我们有意识地放出的,准备批驳的;但有些却不是这样。我们对有些毒草没有及时认清它的危害性,没有及时组织有力的反驳。在编辑部右派思想和右倾情绪的压力下,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妥协和让步。在这些问题上,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
我们对第七期以后的刊物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现在在这里做出负责的交代。
(一)可以一眼看出来是反映了右派思想的文章,有以下几篇:第七期:“打开窗户说亮话”;第八期:“有种好像永远都是正确的人”;第九期:“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第十期:“豁然开朗的笑容”;“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第十一期:“从一篇杂文的遭遇谈到‘今不如昔’的问题”。
(二)煽动性的报道和文章有以下几篇:第九期:“能用带兵的方式带剧团吗?”;“张权同志的‘关于我’一文发表以后”;“致刘芝明同志”;第十期:“闷在盖子里的声音”;第十一期:“长影的第一个声音”;“首长首次到京剧院去”。
此外,第八期上“让歌唱家演奏家们,鸣起来吧!”、第十一期上“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第十二期上“嘤嘤求友声”这三篇报道,对部分的错误发言做了客观主义的报道,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第十期、第十一期发表部队作家揭露矛盾的文章的时候,连续用了“让部队作家从清规戒律里解放出来”的大标题,也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带有煽动性的。
(三)我们的“文艺茶座”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责难。当然,它也受到另外一部分人的怪声叫好。“茶座”里虽然并不都是坏文章,但是像“自己人都好办”、“扇形地带”、“演员求见记”、“一次个别谈话实录”、“封嘴记”、“身价十倍”等篇,都决不是与人为善的批评,都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小报式的、进行人身攻击的东西。其中“自己人都好办”和“封嘴记”,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了不分清红皂白的恶意攻击,显然是来意不善的。
(四)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像“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这两篇文章中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某些论点,特别是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类问题,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从第七期到第十五期为止,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大大小小近两百篇文章,其中很多是好文章。在整风期间,党内外同志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批评,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绝大部分也是好的,必要的,尽管有些意见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我们至今仍然是欢迎的,感谢的。这些决不能和右派思想和煽动性的言论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刊物,正当前些时天空闹得乌云乱飞的时候,我们也发表了一些和文汇报上的毒草不相上下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当在这里说明:有些毒草是有意识地放出来的。像前面举的第一类的文章,和“茶座”中攻击人民出版社的两篇文章,有的是当成毒草放的,有的是在大样上看到了,或出版以后看到了,认为是不好的文章,也是要准备反驳的。当然,其中有一两篇文章,我们对它的毒害当时没有看得很深切;同时,由于编辑部内部的尖锐矛盾拖住了我们的手脚,我们没有及时地组织反驳。现在应当立即来纠正这个错误,自动浮到水面上来。
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对本报记者的几篇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作了妥协,对“文艺茶座”里除“自己人都好办”、“封嘴记”以外的几篇文章,认为“问题不大”而同意发表了。
我想特别谈谈本报记者的报道。当然,我们的记者是很辛苦的,有些报道是好的,或问题不大的,但也有煽动性的报道,特别是“长影的第一个声音”是带有很大煽动性的。这篇报道我们事先没有看到,居然同意发表在封面的最突出的地位。后来在大样上读到了,觉得不妥,又怕更动太大,延误出版日期,就仅仅告诉艺术部做了个别地方的修改仍然发表了。应当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严重的失职行为。
应当特别谈谈“文艺茶座。”这是在改进工作的干部会议上,我们接受某些同志的建议而开辟的。但是对这一栏的方针和内容,缺乏具体的安排,对它的影响和后果,也缺乏应有的警惕。这一栏,实际赛过了文汇报。从这一栏里抛出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对整风有害无益的、进行人身攻击的东西。我们总说这一栏的性质要转,要改变,并且和“茶座”的编辑同志订出了计划,但是没有坚决地促其实现。这也是我们的错误,对我们的事业是造成了很大损失的。每一个对党、对文艺事业有责任心的同志,想起来是不能不痛心的。我们已经和这一栏的编辑同志说过了,今后的“茶座”应当将功折罪,应当成为揭露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的尖兵。
在前一个时期,以唐因、唐达成为代表的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同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作风影响了我们编辑部的很大部分同志,编辑部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可以说,我们的斗争是相当艰苦的。但是,难道因为这样可以原谅我们的错误吗?不正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才需要共产党员来坚持自己的阵地吗?可是我们在内外斗争非常紧张的时候,却放弃了某些重要阵地,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团结,避免编辑部的分裂,对右派思想和右派情绪做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在一部分工作上表现了失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可耻的投降!去年,我们在发表“电影的锣鼓”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党中央对我们敲过警钟,我们没有从中取得深刻的教训。这说明右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并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能经得住严格的考验。我们虽然一直和右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托。
同志们!决不要灰心丧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一方面拿起锄头,锄掉我们亲手放出来的毒草,一方面摆开阵势,和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让我们在这一场斗争中进一步地考验自己。同志们,坚决地和党站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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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大右派分子碰壁记
本报记者 甄为民 史越峨
南京大学全校五千多名师生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考验。现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已被打退,各种荒谬的反动的言论已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右派分子完全陷于孤立。
右派分子发动了总攻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时,南京大学的党政领导部门号召全校师生帮助党消除“三害”,校党委先后召开了十七次座谈会,绝大部分教师,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
这时,部分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就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右派分子刘敬坤(历史系讲师)在“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一文中,把人民的南大和解放前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伪中央大学相比,说南大“破落了”;说“今天五老七伤,断腿残足的南京大学和昔日的堂堂中央大学不相称了”。中文系助教刘地生(真名刘锦)则叫嚣要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他发表了一套反对党的领导的纲领,其中主张“学校中的党派,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外文系副主任林文铮(民革成员)煽动学生说:“学校搞大民主,党应负责,学生行动是被逼出来的”。地质系学生雷戡(真名司徒坚)提出了反革命的“二十条纲领”,内容有:“力争民主自由”;“拥护罗隆基委员意见”;“马列主义要选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应与中共平等”;“反对党团特权”等。外文系法文组学生汪云辉狂妄地叫喊:“依我意见,这次整风,一千二百万党员要杀掉一千万”。“如果这次动起来,我一定要杀个痛快”。他妄想动员学生上街游行和到省委去请愿,却得不到多数学生的支持,响应者只寥寥十余人。
到报社门口去贴大字报,遭到群众痛斥
南京大学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特别表现在发动三十多名学生到新华日报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情上。他们在大字报上强硬地质问新华日报,为什么不登他们校内学生“民主高潮”的消息,说文汇报报道了北大的“民主墙”,新华日报为什么不报道南大的民主墙,并谩骂、讽刺报社记者和编者。但大字报贴在报社门口,引起过路群众一片反对声。一个姓范的工人愤慨地指责学生说:“你们学校整风,整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内部矛盾”。另一个工人问周围的群众,撕掉大字报大家同意吗?群众一致喊:“同意”。这样,大字报被撕去了一部分。一位老太太说:“你们是学生么?国家人民养活你们,就叫你们干这些事的吗?”一个学生辩解说:“这是我们的自由?”老太太激动地说:“你们妨碍了人家的交通自由,还说什么自由。”两个围红领巾的小朋友责问大学生说:“你们这些大哥哥将来还要做我们的老师,怎么不守纪律。”
电业局一个工人同三个学生争辩了一个钟头,最后两个学生被说得哑口无言,一个学生觉悟了,他对工人说:“我支持你的意见”。
一个学生曹大可辩不过一位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卓洪哥,骂这个妇女“无耻”,这个妇女拖他到派出所评理,最后这个学生认识到了错误,向这位妇女表示道歉。
一个南京大学学生责问群众为什么要撕标语,群众反问:“你说贴得对不对”!学生只得说:“不对”,群众说:“贴得不对,撕得就对”,许多群众并责令贴大字报的学生亲手撕去,群众拍手欢迎这些学生和一群小朋友撕去了他们所贴的大字报。
第二天又有几个学生偷偷地到报社门口去贴大字报,又被群众包围。贴大字报的学生见势不妙,偷偷地拿下南大校徽,碰壁而归。
二十条反动纲领被驳得体无完肤
右派分子的言论虽然一时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但不久就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围攻。右派分子雷戡的反动的“二十条纲领”一贴出来,就有人反驳。6月1日的一次辩论会上,雷戡的谬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第一个发言的人反驳雷戡所谓“力争自由民主”的谬论。他说:“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中,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享受大学生应享受的自由,党提出百家争鸣,学校内部又开放了自由论坛和支持我们贴大字报,难道这些不是民主自由吗?”发言者接着说:“雷戡要求‘民革与中共平等’,如果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是已经给予民主党派很高的平等权利了。如果是指领导权问题,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民革的成员也是举手同意了的。”他又说:“雷戡反对把马列主义当必修课,我认为绝大多数青年和各民主党派都不会同意的。人民的大学生不是糊涂虫,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把马列主义作为必修课,正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雷戡说,反对党团特权,如果是反对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一般地反对权威,反对党的领导,那么他就是主张无政府主义。”
在真理面前,谎言和谬论是站不住脚的。经过几次辩论会,雷戡最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右派分子刘敬坤低头了
6月8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激动人心的社论后,南京大学师生反右派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决了。
7月1日、2日的全校五千多人的集会上,历史系教员蒋钻放、祖庆年、党委会濮齐恒等人揭发了右派分子刘敬坤的反动言论:刘曾对历史系的党员说: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已开始腐化了,不再革命了,因此,他要另外成立“党中央”,由他自己当
“主席”。刘敬坤认为“国民党办了好事,发展了生产力”,因此他要写“中华民国史”,做“中华民国史专家”,他曾对历史系某教授表示,想到香港去当共产党的“批评家”,写一本“我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要揭露党的“黑暗”。
许多教授听了揭发材料后深为震骇。历史系主任韩儒林用亲身的经历驳斥了刘敬坤的谬论。韩儒林在前中央大学执教五年,身为法学院院长,因贫病交迫,加上教学工作紧张,常常吐血。韩儒林教授提起往事,不觉泪下。他说这就是刘敬坤所谓国民党的“黄金时代”。韩儒林教授又说:“解放后我的生活起了根本变化,思想开朗了,精神也愉快了,受到了国家空前未有的尊重和爱护。”蒋孟引教授说他是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的,他历述了二十年间目睹许多师生受国民党迫害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经营中央大学二十年有成绩的谬论。南大副校长李方训也以五年来南大制编了一百种教材,在今年的科学研究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百二十篇论文,培养了三千一百多个毕业生的事实,驳斥刘敬坤所谓南京大学“破落了”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刘敬坤也不得不低头了。
在另外几次全校性的群众大会上,右派分子刘地生、汪云辉的错误言论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还只是初步胜利
目前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深入。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写匿名信,还有人在背后干肮脏的勾当;有的右派分子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如右派分子林文铮是民革成员,他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用心恶毒,可是民革南大支部并没有对他的言论进行有力的批评,表现了姑息养奸的态度。
7月5日,南京大学三千三百零二名同学签名的“致全省人民和同学的一封信”上说:“现在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一些右派分子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有的还在公开抗拒,有的则还隐藏着、蜷伏着。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斗争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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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烦恼皆因不出头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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